世凯孙女家第生平资料

姓氏整理

袁家第（1903年—1989年）又名袁慧泉，是袁世凯嫡出的长孙女，父亲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母亲是晚清湖南巡抚、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大澄的六小姐吴本娴。
人物简介编辑
袁家第 女 出生在天津是袁世凯的孙女。父亲袁克定，母亲吴本娴。
袁家第小时候在天津袁府里读私塾，同时跟母亲学刺绣和贴花（把布艺花样缝到合适的衣服上）。袁家的私塾规模很不一般，一同读书的孩子很多，因为袁世凯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袁家第的十三姑和十四姑都比她年龄小，还有几个叔叔年龄也都比她小，另外袁世凯的孙辈有四十七个（袁家第还有一个庶出的弟弟，也是马彩云所生），这还不包括外孙辈，所以私塾生活并不感到寂寞。
袁家第最喜欢书法、中国画和古典文学，在13岁时就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了，绘画在名师的指点下也日有长进。她擅长山水和花卉，房间里常年放着一张大画桌和一个收藏画件的大橱柜。书画的爱好她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从她晚年留下的书法和绘画作品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2婚姻家庭编辑
袁家第的小姨妈吴本静比她的母亲吴本娴小三岁，排行老七，是吴大澄最小的女儿（吴大澄原本一儿六女，儿子不幸早夭，所以过继了吴湖帆为孙），嫁给苏州城里著名的书香门第费家。她们同父同母，但是性格脾气绝不相同，一个敦厚老实，性格内向，不多说话；一个机灵活泼，遇事果断，说一不二。但姐妹俩感情非常好，虽然一个远嫁北京，一个仍在苏州，相隔几千里，她们一有机会就带了孩子来回走动。[1]
吴本静生了三儿一女，老大费福焘，老二费福熊（后改名费巩，字香曾），老三是女儿费令宜（1943年去美国），老四费福煦。其中老二费巩最讨大人喜欢，不仅在学校里功课很好，人品也好，为人很正直、厚道。吴本娴非常喜欢这个外甥，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就向妹妹提出，想把自己唯一的女儿袁家第许配给亲外甥费巩。吴本静也很喜欢自己的外甥女，于是一拍即合。袁家第与费巩是表姐弟(差两岁)，从小一起玩，两小无闲猜，大人们一说合，他们也不反对，于是袁家第的小姨妈转眼变成了婆婆。当年袁家第的妈妈从苏州远嫁北京，这回袁家第又从北京嫁回苏州，两家自是皆大欢喜。
1925年，苏州费家要迎娶袁世凯的孙女作媳妇了，这在当地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费树蔚为长子与二子的婚事，张罗着买新房（原先住在混堂巷长庆里），挑来拣去，最后看中了桃花坞大街76号的大宅院，据说这是当年唐伯虎的老宅子，宅子后面有很大的花园（解放以后政府在里面办起了新华小学）。费家买下后，大加整修，还买来世间稀有的巨型灵壁石置于花园的梦墨亭中，使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更有灵气。这是费家卖了不少田才盘下的，在这个很文学、很书卷、很典故、很气派的地方操办了两个儿子的婚事。
婚后，袁家第改名为袁慧泉。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他们这对夫妻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亲，但始终非常恩爱，因为彼此知根知底，相敬如宾。照理说，袁家大孙女嘛，娘家有钱有势，还带了五间屋子的嫁妆到婆家，不仅是娘家的掌上明珠，也是婆家的摇钱树，该是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的主儿。可事实不然，袁慧泉在母亲的影响下，知书达理，很有教养，不骄不躁，继承了传统中国妇女的美德，相夫教子，孝敬老人，贤惠得出了名。
1927年费巩复旦大学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想出国留学，可是那时费家已经开始家道中落，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因为公公费韦斋是个地道的读书人，不会打理产业，正在逐年变卖祖传的两千亩地。袁慧泉见此情况，立即拿出一把首饰交到丈夫手上，补其川资不足。在她看来，留学是大事情，事关丈夫的前途，她在大事情上总是头脑清楚的。于是费巩得以成行，1928年先到法国，后又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研读政治经济学，于1931年毕业回国。
回国后先是在中国公学任教，继而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的政治制度。从1933年起，在浙江大学任副教授、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全家随之搬到了西子湖畔，直到抗战爆发。
这期间，他们夫妇先后有了四个孩子，二男二女，最聪明懂事的二儿子五岁时因病夭折，剩下三兄妹——费滚若、费川如、费莹如。夫妇俩一个埋头教书，一个相夫教子，一家三代，其乐融融。这大概是他们最美好的一段生活。
挺身而出作担保
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应复旦大学之邀前去讲学，在路上——重庆千厮门码头（现朝天门码头）不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不久被秘密杀害，并毁尸灭迹。
丈夫的无辜被害，对袁慧泉来说，客观上促进了她政治上的觉醒。她坚信丈夫的品德和学识都堪称优秀，一直都是受到师生们拥戴的，这样的人，只有见不得人的黑暗势力才感到畏惧，以至于致其于死地。看来政治上的事情，你不管它，它还是要来管你的。她没有被黑暗势力所吓倒，反而更加接近进步群体。
在临近解放的日子里，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的活动越发猖獗。她家对门有家汤医生，平时邻里关系挺好，袁慧泉的孩子有了小毛小病，都是汤医生给看的。汤医生的大儿子汤国强（后改名汤兴伯）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学校和社会上组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
有一天一帮警察来汤家抓人，汤国强得到消息纵身从屋顶翻墙头逃走了，但是特务们抓不到人不算完，逼着他父母亲交人出来，否则就呆在汤家不走人，等他儿子回来，除非有人出来担保才行。汤医生夫妇救儿子要紧，想来想去想到了袁慧泉，认为她虽是位女性，但是最仗义，或许肯出来帮忙。果然，袁慧泉听了二话没说，毅然答应了，面对警察，她从容地立下字据，警察这才离去了。她那关键时刻大义凛然、一脸镇静的气度，把汤家人深深地感动了。
若干年后，汤家人一直念及袁慧泉的恩情。解放后，已经是外交部高级官员的汤兴伯说：“费家姆妈，我的一条命是您救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有空来沪时总是来看望费家姆妈，袁慧泉总是淡淡地笑笑：“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特殊身份的居委会干部
解放后，周总理非常惦记袁慧泉一家，1950年派专人到家中慰问，并作出决定，给予教授待遇的优抚金，每月一百五十元。这给袁慧泉带来极大的精神安慰，不仅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不用紧紧巴巴地过日子了，孩子们都可以上大学了，而且她作为烈士的遗孀，政治上也获得了肯定，她开始露出了久违了的笑容。
她觉得自己不能白拿国家的钱，强烈的报恩思想，使她走出了家门，走上社会，主动要求出来做居委会的工作，她要以自己出色的工作来报答政府的关怀。于是，她这个特殊身份的大家闺秀，一方面是袁世凯的孙女，另一方面还是烈士遗孀，成了静安区街道里弄的干部、妇联主任、居委会副主任，整天活动在居民中，不是带领大家搞公共卫生、发动居民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就是忙于调解邻里纠纷，还要常常开会听报告、传达上级指示，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甚至昏倒在演讲台上。她那积极认真工作的样子，人家还以为她是党员呢。
从1950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崭新生活，袁慧泉像是换了一个人。其实她过去在家里除了绣花和缝纫，是从来不做家务活儿的（孩子的裤子膝盖磨出了洞，她会绣一朵花缝补上去，手艺巧得很），也从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现在走出家门一上任，居然令人眼前一亮——她走上讲台能宣传鼓动，调解矛盾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对待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袁世凯的孙女，没有上过正式的学堂，想不到她竟如此能说能干，无不对她刮目相看。其实世人不知道，她当年在袁家私塾里学的东西，并不比正式学堂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