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献：中华聂族“一谱一图”蕴藏大合谱信息

谱文整理

中华聂族大合谱是全体同胞共同的夙愿，但多数脉派打开史料都是“别子为祖”各谱其谱，对于数千年来的远古祖先也只记载了数位名人的名字，有些甚至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本以为中华聂族因史料不一合谱甚难，然而，近年通过阅读、研究迁自江西樟树鳌溪的湖南隆回县六都寨族谱中的《聂氏历代本源总图》和迁自江西吉安府太和县的双厚聂族之谱，感觉大合谱之期不远了。因这“一谱一图”蕴藏了大合谱的重要信息。
一、“一谱一图”说明
1、“一图”即邵隆聂族所刊的江西鳌溪版《聂氏历代本源总图》，其从第一位汉人先祖卫大夫弼（又称“奭”，可能是一字一号，有些人指为错讹是不对的）受姓至今，直系未漏一人。此后又传出了安徽六安、江西上饶珠山、江西九江等族谱载的《历代本源总图》，但从人物曾经生活的时间段推算偏差甚多。总之，无论如何，能有邵隆这样一张完整的世系图是很宝贵的文化遗产，祖先代代相传总是有其依据的。现在，只要把所有聂氏群居地的族谱和传说收集到一起来，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接国史，应该说是不难确证的。如历史上的聂友、聂师道、聂夷中、聂昌、聂冠卿、聂致尧等，到底是何关系，因为是历史名人，真伪易辨。
这个图遗憾的是没有先人的出生年月与墓地记载，但让人欣慰的是，江西永丰恩江聂族苗裔、明正德皇帝的老师（太子太傅）聂豹公曾进行过考证，并为秦汉以来的多数先祖确定了籍贯、配氏、生年卒月和墓地等信息。这一史料在江西泰和县桃源、湖南衡山等聂谱中有记载，衡山特记为《永丰抄谱录》。
2、“一谱”即双厚聂族通谱。双厚聂族于北宋淳化4年即公元993年从江西太和县早禾冲迁入，已传36代，今人口5万余，且都是元朝末年4位原字辈族兄弟的后裔，而属第12代的原字辈不包括祖上迁外而在双厚出生的就有40多人。该谱从始祖聂祥发而下至第14代文字辈，即约明朝永乐1402年末期，历410年，所有人员都既有名、字、号，又有按出生先后顺序排列的具有不重复性能的郎号。双厚聂族老谱对未来大合谱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这个郎号不是双厚独立编制的，而是江西吉安老家家族统一编制的，双厚只不过抄录了老家的资料，并完整保留到现在。
双厚聂族从吉安太和县（包括今泰和及周边县的部分乡镇）迁到湖南衡阳县金兰镇的，人口真正稳定下来是清朝乾隆年代即公元1799年之后，1799年之前，大量人口象“走马灯”一般外迁。加之他们自正德4年二修谱后，一直等到294年后的乾隆38年才三修谱，所以，中间大面积的人员被在父母名下记载为“失考”。
这800年间的大量人口外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康熙至乾隆年间清政府的强制移民，即“湖广填四川”，外迁同胞主要以云贵川陕鄂桂为目的地。这次移民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当事人不诚愿，结果如同后来国民党“抓壮丁”一般，把手“捆绑于背后”，全部弄到湖北的麻城、孝感两地集散；其次是估计有钱人都花钱打点官差，结果移去的大多是不识字的文盲。以致过了200来年的三四代之后，后人因无文字记录也就误把麻城和孝感当成了故乡。这在双厚聂族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记载了入川人员与家乡的亲情割舍之痛。聂思斗乾隆年间新婚不久即与妻邹氏分手而移民四川，当邹氏70岁苦等丈夫50年不回时，她写下了《聂贞妇辞》，现网上能搜到《我用一生来等你》的译文，且至今仍催人泪下。二是根据后来的史料证实，元末明初，双厚12至14代的原、永、文三辈先祖多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其中有大将军、大元帅多人，高中级军官不计其数，按区位估计应是陈友谅旧部，因而与朱元璋不睦，而赶在明初洪武元年即1368年前夕纷纷外迁隐居了，双厚老家为防灭九族遂对家谱资料作了刻意伪装加工。但今天对照双方老谱史料，很快便能察看出来。这次外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举家外迁者都是按常规要求安稳的富有家庭。
双厚原字辈约有40多位族兄弟而仅留下4位，以致后来的六七代人稍有作为都远离家乡。这种“全族大逃亡”的现象，在元末明初的全国聂族乃至中华各家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从双厚族谱记载的先人运粮、作战足迹可知，当时的古战场在双厚以北与湖北以南的湘乡、长沙、岳阳洞庭湖区及江西九江鄱阳湖以西等广大地区。这应该属陈友谅势力范围。
三是宋朝中页，双厚第5代祖“时”字辈的聂时教、字寇卿、讳宗卿、号士则，为宋大学士。这上下几代应该有些族兄弟或后人为官外去定居了，但可肯定，时教公时期与江西老家和外界交流甚多，以至在后人的排郎取名上，有了江西大家族与千山万水之外的双厚、湖南印溪、广东江门、福建泰宁等支脉的统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按人类30年一代的生育节律推断，聂寇卿与聂冠卿、聂昌等诸公应是同时代人，彼此是何关系暂不知晓。
二、“一图一谱”的对接范围可基本涵盖全聂族
1、“一图”，可以说，大多数聂族都可以对接得上。如有多脉谱都提到自己是聂友公、聂师道、聂冠卿、聂昌等的后裔，而上图上都有这些人名。泰和桃源聂族称自己为师道公胞兄师德公之后，尽管图上无师德其人，但现在添上去就是了。总之，我们先理顺这张图的正确性，把一些父子关系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然后，各脉派分支从流溯源进行对接，最后再全族进行整合。估计这有60%左右的人口可对上。
2、“一谱”，主要是以双厚谱为蓝本，展开大比对、大合谱，然后与鳌溪的这“一图”对接。对于合谱的前提是，有确凿证据能摆出事实的直接对接，没有确切证据，但从正反两方面推断合乎逻辑的，道理充分的，也要认可。比如，重庆长寿和贵州仁怀与四川泸州富顺的聂族都提到他们有一位先辈与明嘉靖皇帝对对联“朱帝八牛开山开水开社稚，聂臣三耳听天听地听君王”，但这人一说叫聂贤，一说叫聂汝受。这样一件相去不到500年的大事，虽未查到正史记载，但按照大事很难出错的常理，那就可判定聂贤就是聂汝受！中国人本来就有名、字、号的，而且常使用的是学名，辈份名字因为避讳一般不公开使用。而这两个名字也显示聂贤是学名，聂汝受是辈名。
中国在元以前的封建社会里，人一出生，家族都要进行人口登记，真正到大修族谱实行按字辈统一取名还是唐宋朝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后。那时，为避免人名重复，同辈人都按出生的先后顺序排郎，即第一个为一郎、接下来是二郎、三郎，以此类推。为区分长辈和晚辈关系，通常以第一代为一一郎、一二郎，第二代为二一郎、二二郎，第三代为三一郎、三二郎之前代后数的法则编排，再后来，因家族扩大了，族兄弟多起来不便区分，于是就编一首诗，与辈份不同的诗，用在同一辈人的郎前。这首诗通常是每一小房为一单位使用，再后来为显示出全族统一的兄弟关系，才再编了班行诗。如双厚的原字辈在长房以受字排郎，二房以仲字排郎。明朝以后，因为人有了名、字、号和辈份名等多个名字，人口流动性过大不可能按顺序登记到族兄弟，也就终止了排郎的传统，而一律使用班行字辈诗。这一习惯双厚等谱上有明确显示，但福建闽清、闽侯的厚仁聂族至今沿用“两套字辈”。实际上这一套是郎序，另一套是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