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查氏氏家族商业传奇（谱牒资料）

查修谱

查济民和金庸二人，一个纵横商界，一个纵横文坛，都开创了各自的天地



查懋成

香港查济民家族是在中国政商学界举足轻重的财富家族。查济民与金庸（原名查良镛）都出自浙江海宁袁花镇龙山查氏，康熙帝曾亲笔御题查氏家族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他们共同的先祖是被称为“清初六家”之一的诗人查慎行。

金庸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写到查氏先人，比如在《鹿鼎记》中写过查继佐和吴六奇，查继佐曾被卷入着名的明史案。

查济民和金庸两人曾经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合作提出了着名的“双查方案”。二人因此分别受到过邓小平接见。其中，查济民曾两次受到邓小平接见。

查济民和金庸二人，一个纵横商界，一个纵横文坛，都开创了各自的天地。后来，在查济民主持重修海宁查氏族谱时，正是在他的劝说下，金庸才详细地把他这一支的家族传承关系写清楚并交给族谱编撰者，完成了族谱重修工作。

查家族谱



目前，查济民家族已成为立足香港、产业分布于全球的大型跨国集团，旗下拥有金融投资、房地产、纺织工业等诸多业务。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兴业”，香港联交所上市代码：0480）和兴胜创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胜创建”，香港联交所上市代码：0896）是其家族拥有的两家上市公司。

查氏家族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也作出过重要贡献。1994年，查济民出资2000万美元，成立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以下简称“求是基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数学大师陈省身、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医学权威简悦威教授等人都是求是基金的顾问。

求是基金奖励过的科学家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其中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查济民也是最早捐资支持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企业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就向中国航天捐赠了4000万元。

查济民在政商学界作出的突出贡献赢得了世人的尊重。2007年3月，查济民去世时，为他扶灵的八个人中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时任中联办主任高祀仁、时任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和杨振宁等重量级人物。

查济民的夫人刘璧如也是巾帼不让须眉。1998年10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把国际编号为3960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查刘璧如星”。



查懋声与查懋成夫妇合影，左起：查懋成、查史美伦、查懋声

查济民和刘璧如共育有七个子女：查美龙、查懋声、查美利、查美庆、查美娟、查懋成和查懋德。目前，查懋声和查懋成两兄弟是家族事业的主要掌舵人。其中，查懋成负责的香港兴业是查氏家族最重要的资产板块。

在查氏家族二代中，公众知名度高的包括查懋成、他的夫人史美伦和他的姐夫周尚林。2018年4月26日，史美伦成为香港证券交易所史上第一位女主席。早在2001年，史美伦曾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她是有名的“铁娘子”；周尚林于2004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



1987年，查济民在袁花镇故居

民族大工业家外祖父刘国钧

查懋成的外祖父刘国钧曾是民国时期与无锡荣氏家族齐名的民族大工业家。他创办的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行销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等市场，成为对当时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大型民族企业。日本军部、蒋介石大舅哥宋子文等势力都想要侵占他的产业。刘国钧对于女婿查济民和女儿刘璧如的培养、扶持，成为查氏家族日后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国钧是原常州府靖江人士。相传靖江是岳飞抵抗金兵撤退时所修建的驻地，后来发展成为城市。在刘国钧的家乡，乡人视岳飞为神明，家家都会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并供奉着岳飞的生祠堂。

民国时期，纺织工业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常州解放后第一任市长诸葛慎曾说，刘国钧之于常州，如荣德生之于无锡，既是经济支柱，也是民生支柱。在查懋成兄弟姐妹们都很小的时候，刘壁如就经常跟他们讲刘国钧的事迹。

1937年，刘国钧与荣德生两人商议，荣德生由无锡西取洛社，刘国钧由常州东向横林，20年后，无锡、常州连成一片，日里烟囱相接，夜里灯火相连，建成东方第一纺织城。

刘国钧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企业家。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大成公司在中国纺织工业市场的地位令日本军部垂涎。日本军部和日本丰田公司派出特工人员，对刘国钧进行威逼利诱，要求强行入股大成公司，均遭到刘国钧的坚决抵抗。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得不到大成公司而恼羞成怒，于当年11月18日，派出日军战机对常州大成一厂、二厂、三厂进行定点毁灭式打击，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成公司被炸成断垣残壁。

半生心血付诸东流，刘国钧站在大成公司的废墟上，心痛不已。按照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市值计算，此次轰炸造成大成公司直接经济损失513.9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277.6万元，累计经济损失1791.5万元。

值得庆幸的是，早在日军轰炸前，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四川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已经派人帮助大成公司把最先进的一部分机器设备转运至武汉，成为后来刘国钧事业东山再起的基础。

1938年，刘国钧以大成上海办事处为基础，在英租界成立了安达纺织公司，刘国钧、中华书局创始人吴镜渊及他的女婿刘靖基是公司的常务董事，吴镜渊把中华书局印刷厂的旧厂房租赁给安达公司作生产场地，安达公司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万两千枚瑞士“利妥”牌纱锭。

1939年2月，刘国钧与卢作孚又在重庆合资创办了大明染织厂。卢作孚是董事长，刘国钧任总经理，刘国钧女婿查济民担任厂长。当年，大明公司实现盈利35万元。



1940年，查济民夫妇、查老太太与同事们摄于大明染织厂门前

大明公司步入正轨后，刘国钧干了一件轰动全国商界的事。早在抗战前夕，刘国钧以大成一厂作资产抵押向陈光甫的上海储蓄银行借贷了250万元。陈光甫是民国上海滩有名的金融大鳄，也是刘国钧的好朋友。

后来，大成厂毁于日机轰炸，250万元贷款便成为了一笔死账。战时，上海储蓄银行的资金回收政策是“舍息求本”，退后一步也可“本金打折”，但刘国钧坚持本息一分不少地归还，挽救上海储蓄银行于资金断裂之危，此举让陈光甫大为感动。陈光甫由此成为刘国钧最坚强的事业后盾。

1941年4月，刘国钧和长子刘汉堃二人飞赴香港，在九龙购得一处房产，创办了香港大孚建业公司，作为进军南洋、联络海外业务的窗口。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大成公司先后在河内、仰光、曼谷、加尔各答、孟买等城市发展了经销商，建立起了跨国的营销网络。

刘国钧的商业才干和爱国之心得到了黄炎培等社会名流的认可。在战时，黄炎培在陪都重庆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时聚集了黄炎培、章乃器、马寅初、冷御秋、陈光甫、范旭东、杨卫玉、潘仰尧等社会贤达。彼时，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银行家和实业家。

刘国钧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成员。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扩充纱锭计划刍议》万言书，希望能够振兴中国纺织工业，与日商一决高下，振奋人心。

但由于民国政府不关心，刘国钧心灰意冷。卢作孚、陈光甫二人建议刘国钧向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大国学习。

1944年12月，刘国钧携带一百多万美元远赴海外学习，为战后复兴筹备纱锭、棉花、发电机、印染机等机器和物资设备。正是这先人一步的超前布局，使得大成公司成为战后最快投入生产的纺织公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国破家亡的抗日战争中，大成的逆势发展简直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曾得到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盛赞。

大成公司除了1938年亏损1.22万元之外，1939年盈利49.33万元，1940年盈利44.48万元，1941年盈利208.36万元，1942年达到281.8万元，1943年攀升到343.83万元，1944年为292.71万元。1945年，大成公司的纯资产达到2375.14万元。

1946年，由于日商被清除出市场，中国纺织工业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大成公司的业绩也直线上升，注册资本金达到7.5亿元法币。但这种短暂的繁荣很快因内战而中断了，刘国钧和家人也奔赴香港躲避战乱。

1950年9月16日，多方因素考量下，刘国钧携夫人鞠秀英回到大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周总理接见了刘国钧。在黄炎培的介绍下，刘国钧加入了民主建国会。抗美援朝期间，大成公司捐赠了50亿元人民币旧币，个人捐赠了2.65亿元人民币旧币，折合战斗机3.5架。

1954年，大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一家完成公私合营的公司。当时它的庞大资产就规模和重要性而言，与无锡荣氏家族产业不相上下。

与此同时，原安达公司的常务董事和经理、也是大成公司重要股东的刘靖基则是上海地区最早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民族资本家，后来成为陈毅市长的座上宾，他也是上海最早响应公私合营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1956年，刘国钧被选为江苏省副省长。而刘靖基后来则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也是爱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股份，600643.SH）创始人。

刘国钧后来把自己珍藏的395幅书画捐赠给南京和常州的博物馆，将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的园林私宅捐赠给国家，比如苏州的耦园。

查懋成直到24岁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祖父和外祖母。1973年，广州举办春交会，刘璧如从香港回来参展时就申请去南京看望父亲。那时，刘国钧还是江苏省副省长。查懋成说，“妈妈很久没见外祖父了，应该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见她自己的爸爸。所以她一进大门自己一个人就跑到楼上去，一看见他就跪下来大哭。” 查懋成对此印象深刻，他也终于见到了母亲口中“崇拜的偶像”。

查懋成还记得，外公当时对他说，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所有好一点的面料，都是要进口，“他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

刘国钧一生都把岳飞视为神明。他曾三次大修岳王庙，1978年临终前对女儿刘璧如说的最后的遗言也只有一句，“重修岳王庙。”

刘国钧大力培养女婿

刘国钧和夫人鞠秀英育有三子一女：刘汉堃、刘汉栋、刘汉良、刘璧如。刘璧如出生于1919年，被视为掌上明珠，在她幼年时，刘国钧曾经聘请被称为“江左大儒”的晚清刑部主事钱名山和文化名流苏涤尘等人担任塾师，教她中国古典诗词。

查济民出生于1914年，比刘璧如大5岁。海宁查氏以“诗礼传家，讲信修德”闻名，人才辈出。明清两代，查氏考取进士、举人、贡生的人数达到133人之多。

康雍干三朝，查家在翰林院任职的先后有查嗣韩、查嗣蹂、查慎行、查嗣庭、查祥等。“一门十进士”与“兄弟三翰林”，海内荣之。尤其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叔侄七人同任翰林，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之说。

康熙帝曾给查家题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还亲自书写匾额“嘉瑞堂”赐予袁花查氏宗祠，又先后书写“澹远堂”和“敬业堂”匾额分别赐予查升与查慎行。

查慎行是查济民和金庸共同的直系先祖，他是明末大儒黄宗羲的弟子。查氏家族祖上很显贵，但到了查济民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吃了很多苦，“我爸爸小的时候很穷，只有三分田，还有一头牛。” 查懋成说。

1927年，查济民进入了浙江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中学染织（含纺）科读书。1931年，他以最高名次毕业。在民国最着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介绍下，查济民进入上海达丰染织厂工作，蒋百里的夫人查品珍与查济民是同宗关系。

1933年，刘国钧把查济民挖到大成公司担任技师。那时，大成公司的发展如日中天。1934年，大成公司已成为常州最大的印染企业，销售网络分布在广东、四川、湖北及南亚等地，被当时的经济学家称为奇迹。

刘国钧非常器重查济民。1935-1936年，刘国钧曾两次安排查济民前往日本学习技术，而查济民也不负众望，他勤奋、踏实，成长为大成公司重要的技术骨干。

在长期的考察中，刘国钧认定查济民品行端正、好学多思、技术精湛、富有领导和决策才能，是十分难得的人才，决定把女儿刘璧如嫁给他。当时，常州地区豪门大户到刘家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但刘国钧还是认定了查济民。

刘国钧和卢作孚在重庆合办大明染织厂时，年仅24岁的查济民成为厂长。1939年11月4日，刘国钧在给卢作孚的一封信中写道：“小婿济民皆蒙我公垂青，谬膺重寄。此子年事盛轻，深少历练，还祈我公时予训导，弟则求能勿陨越已万幸矣。”

卢作孚也十分喜爱查济民，常常昵称他为“娃娃经理”。在查济民的努力下，大明公司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纺织染齐全的着名企业，为抗战胜利和日后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查济民受邀出席了南京侵华日军受降仪式，后来又被上海工商界推选为纱布接收大员，开始在工商界崭露头角。1946年，查济民升任大明公司总经理。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在刘国钧的安排下，查济民携家人到香港避难，并在荃湾创办了中国染厂，逐渐成为香港及东南亚最大的印染厂。后来，查济民又在新界创办了新界纺织有限公司，成为亚洲纺织大王。



1957年6月14日，查济民与刘汉堃先生（左）在新机启用活动上

查氏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魏元孙是跟随查济民工作多年的老员工。他在20岁时就进入中国染厂，“当时香港的纺织印染红火得不得了，有四个最大的纺织印染厂”，中国染厂面积四万八千平方米，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建筑物，做出来的产品比日本对手的质量更好、品种更多、价格更便宜，“只要客户来，我就不让你空手回去，一定可以满足你，这个是我们的原则。”魏元孙见证了中国染厂在香港事业腾飞的全过程，他说，查济民常跟他们说，一定要学习最前沿的科技，“不会就学。”

当查氏家族只有纺织印染产业时，查济民告诉查懋成，“这是一定要做的产业，不只是要做好，还要发扬光大。”

1964年起，查济民夫妇把生意延伸至非洲大陆。当时，尼日利亚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英国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成立了一个英联邦共同体”。1965年，英联邦秘书处在伦敦设立，尼日利亚独立后派出招商访问团到香港。由于中国染厂在香港及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查济民参加了一个到访尼日利亚的考察团。

回到香港，查济民显得很兴奋，他说那个地方真好，“他们有大概几十个亿的英镑外汇储备，人口又很少，但却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产棉国家”，查济民观察，“那边的老百姓一个人穿一件衣服，要十米的布”，“家里有钱的人，他们不相信钱，就是买布，一匹一匹，一大堆一大堆屯。”查懋成听父亲说，“这样好极了，我们应该到那边去开场。”

查氏果然成为了“非洲纺织大王”。其中，查氏在尼日利亚创办了纺厂5家、织厂6家、染厂4家、合成纤维厂1家、轧花厂2家，合计18家工厂；在加纳开设针织染厂3家；在多哥开设针织厂、染厂3家。

同时，查济民还在美国进行了积极布局。他在美国设立了无纺布厂，在加利福尼亚州买下了一个约六万亩的大农场，并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建造一幢当地最高、最豪华的办公大楼，成立了在美事务管理公司。

以英国、印度等地遍布全球的纺织产业为基础，查济民成立了香港中国染厂国际集团，这是其家族第一个跨国公司。

2007年，查济民去世时，查氏家族已经拥有三个大型跨国集团公司。目前，查氏集团资产包括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力集团”）、香港兴业、查氏纺织、查氏公益、CMCCapital Coporationg等公司。

其中，名力集团专注于策略投资，为集团和业务伙伴提供增值，积极参与珠三角地区和其他亚洲城市房地产发展的调研和决策，主导与有实力的内地资产管理机构、投资机构和大型企业合作，其旗下有上市公司兴胜创建；香港兴业旗下拥有地产发展与投资、酒店业务、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查氏公益包括求是科技基金会、桑麻基金会和其他慈善捐助项目；查氏纺织目前在非洲仍然有7间蜡染工厂，在欧洲及美洲的成员公司专注于创新纺织技术的研究和发展；CMC Capital Coporation负责科技方面的投资业务。

2018年，查氏家族在全球共雇用超过25000人，其中数家成员公司在亚洲及非洲交易所挂牌上市。

现在，查氏第二代分别打理家族的各个产业板块。查懋成介绍，“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是老六。大哥查懋声主力负责名力集团和查氏慈善事业，大姐王查美龙则负责查氏纺织，弟弟查懋德负责CMC Capital Corporation，而我则主理香港兴业国际集团，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彼此主力负责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其他兄弟姐妹都各自有自己的事业，不参与家族企业日常的运营和管理，但他们基本都是查氏慈善基金的受托人。”



查济民夫妇与邓颖超晤面

见证父母在港创业艰辛

查懋成出生于1949年，正是父母创办中国染厂，在香港事业起步期，他从小见证了艰辛的创业奋斗历程。

儿时的记忆，定格在九龙城的一幢楼里，很有周星驰电影里的城寨画面。查济民、刘璧如初到香港，没有置办自己的房产，租住在一户人家的其中一个单元，那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共有六个单元，我们租其中的一个单元，有父母、祖母、阿姨和其他六个兄弟姐妹”。查懋成记事后，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响声，因为这个房子离启德机场很近，“飞机就在楼上飞过，降落的时候响得要命”，那时的居住条件还是很艰苦。

不过，那时候的人情关系却非常好，“过年过节的时候，有吃的大家一起分。”其中有一家买了一台电视机，晚上7点钟大家就围坐在一起看电视。

其他单元里住着五户姓郑的人家，楼里面孩子多到记不得名字，只能用数字代替，“整栋楼里面一共有45个小孩”。有时候他们一起玩捉迷藏，可能需要三个小时甚至半天，“因为有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地方，躲起来要找很久。”现在，查懋成碰到儿时的玩伴，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记得数字。



查济民与家人合照

很多时候，父母忙于创业，长姐查美龙就代替了妈妈的角色，照顾弟弟妹妹。查懋成佩服自己的父母，“他们很勤奋，我妈妈也在厂里工作，妈妈小的时候在我外公的厂里也工作，他们这种拼搏的精神一直存在，从来没有说换了一个地方就不干了，或者生了小孩就不干了，她总是事业心很重。”

查济民、刘璧如的事业发展很快。他们在荃湾的中国染厂是当时全港最大的建筑。后来，查氏全家都搬到厂里去住，“厂子有四五层楼高，厂房很大，我们就住在最高的那一层。”可以说，查懋成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从小就是在工厂的环境中长大的。



1958年中国染厂面貌

有时候，查济民、刘璧如会在下班之后，在厂里的天台上，“把我们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念诗唱词，比如《满江红》，中国传统诗词当中蕴含很多正面的价值观，忠孝、仁义、正直等等，这些对我们后辈的影响都很大”，这是难得的属于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查懋成迷上音乐，也是因为受到厂里职工的影响。染厂有一个职工，拉小提琴。每次拉琴的时候，查懋成都要坐在他家门口听，实在忍不住就跟刘璧如说，自己也要学拉小提琴。

查懋成发现父母创业虽然很辛苦，但他们却总是很开心，“对新环境、新市场开发有一定难度”，“但总比国内抗战的时候，要来得安静一点，没有死人、没有炸弹。”而且，当时在香港聚集了一批国内顶尖的纺织行业的企业家，他们都与查济民很熟悉，相互之间交往频繁，比如原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爸爸唐翔千，“他们都认识，所以我们就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什么的。”

上世纪50年代，世界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纺织行业迎来了全球性的繁荣，“不但是国内的市场，国外欧美等市场其实也是（很好），但是香港的货都比较便宜。”查济民、刘璧如经常对子女说，“只要肯干，就没有饿死的人。”慢慢地，查家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生活富裕起来了，“本来什么都没有，鞋子都没有一双好的，后来也多了一些物质方面的东西。”

在时代机遇面前，与查济民一起搞纺织的朋友们也都发达起来了，查懋成看到这些人都非常的努力，当时每一家从内地到香港的时候，“都是带着一部分家里的钱，拿到香港来发展，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但是这些人的价值观却都非常的像，“大家都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要努力地去干”。

但是，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让他们得到社会的尊重，像高尔夫球俱乐部这些地方，“我们中国人走不进去，也不接受你”，“对他们大人来讲，这种感觉更不舒服。”

1964年，查济民、刘璧如把事业拓展到非洲。查懋成在香港读到中学四年级后就去了英国寄宿学校读高中，查懋成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暑假都是去尼日利亚跟父母过的。

查懋成说自己小的时候对于未来“没有细细地想过”，家庭教育也没有要求他“一定要这样或者是那样”，父母亲告诉他，“不管你们做什么，要实实在在地去做，要为国家，要为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事业增光。不管怎么样，做好就行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查济民要求查懋成去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纺织工程（Textile Engineering）。按照父亲的要求，查懋成已经完成了申请，当时他的姐夫周尚林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当数学系教授，让他去看看。也正是在那里，查懋成邂逅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史美伦。



1971年，查济民的儿子查懋成举行婚礼，如今他主理香港兴业国际集团

大学毕业后，查懋成并没有想回到香港接班，查懋成完成史坦福 MBA后，曾留美国工作，但拗不过父亲的安排。1985年，36岁的查懋成回到香港，父母的事业版图已经做得更大了，家族产业从纺织行业进入房地产行业，拿下了香港最大的一块地皮，面积约相当于香港岛的8%。

查济民安排查懋成进入中国染厂（现在的查氏纺织）工作，“父亲有意让我从基层做起。我那时做的是最基层的技术工作，工资也很低，但是在基层岗位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也为日后管理公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89年，查济民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查懋成办，那一年，他正好40岁。当时，中国染厂位于荃湾的老厂已经使用了40年，准备在元朗开办一家新厂，投资规模为6000万美元，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大的一笔投资，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静态估算，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亿元人民币。

查懋成面临巨大的压力，“从头到尾都是我要做的工作，我又是外行，所以我天天买很多书（看）。”魏元孙当时协助查懋成负责新厂建设，他见证了当时的困境，“新厂从零开始，我们要在市面上重新找客户。”经过艰苦奋斗，新厂建成，“工人从八百多减到了270个左右”，效益却比老厂时候还高，三年后，“一年赚一个亿。”魏元孙佩服查懋成的才干，“他有很多想法、灵感，更活泼、视野广。”

查懋成的能力也获得了查济民的认可。1991年，查懋成被任命为中国染厂的董事总经理。查懋成说，“如果没有基层的积累和锻炼，也难以在许多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



1990年，查济民观看孙儿下跳棋

愉景湾大开发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查济民安排查懋成进入香港兴业，这是查氏家族在纺织产业之外，最为重要的资产。

香港兴业原本属于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1973年，王永祥计划在大屿山开发房地产，所以成立了香港兴业。三年后，他与港英政府签约购买了一块面积达650公顷（650万平方米）的土地，约相当于香港岛总面积的8%，规模相当于790个国际标准足球场，后来命名为愉景湾，并计划将这里开发成旅游胜地。

但是，由于愉景湾没有配套的市政工程，缺少水电气和道路交通，在这里开发房地产成本巨大。王永祥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中。为了寻找资金，他把项目开发主体公司香港兴业的大部分股份抵押给了莫斯科纳罗尼银行（Moscow Narodny Bank）。1977年4月，王永祥借贷的3000万港元贷款到期，由于缺乏还贷能力，纳罗尼银行随时可以通过以股抵债方式获得愉景湾地块。

中国政府委派《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与香港朋友商量对策。金庸在《大公报》工作过，与费彝民是好朋友。查济民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了消息，正在尼日利亚的查济民立刻通知在香港的刘璧如以3000万港元拿下地块。



查济民（左一） 与查良镛夫妇合照

由于此前没有开发房地产的经验，查济民便找来香港“的士大王”胡忠的儿子，中央建业有限公司的胡应滨联手发展愉景湾，胡应滨的兄弟是香港着名实业家胡应湘，也是港珠澳大桥的倡导者。

1977年5月，查济民和胡应滨联合成立了丰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利公司”），收购香港兴业八成股权，偿还纳罗尼银行欠款。1978年2月，丰利公司收购香港兴业剩余的两成股权，并还清了全部债务。1979年，查济民买下胡应滨手里持有的丰利公司股份，全资拥有香港兴业，成为当时全亚洲发展最大单一私人土地的开发商。

远在尼日利亚打理家族纺织业务的查懋声也回到香港，帮助父亲发展愉景湾。

由于项目开发资金巨大，香港兴业引入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下简称“汇丰银行”）和万泰制衣（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泰制衣”）作为股东，其中，查氏家族占股80%，汇丰银行、万泰制衣分别持股10%。

万泰制衣创始人田元灏家族被称为香港“江南四大家族”，与董建华家族、唐翔千家族、荣智健家族齐名，现在万泰制衣也已转型为房地产开发商。田元灏的两个儿子田北俊、田北辰也都是商界精英，其中，田北辰曾担任香港政府全资拥有的九广铁路公司主席，也是服装品牌G2000的创始人。

愉景湾开发初期非常困难。大屿山缺少与外界相接的陆路交通网络，只能坐船出行。愉景湾第一批器材就是通过海路运送进去，当时，连码头都没有。

在建设过程中，查济民父子认为，在荒地开建度假区，必须先建造所有基础设施，如此需要投入的成本非常庞大，而度假地产不是必需品，销售速度也非常慢，会影响公司资金回报时间，进而影响全公司运作。从实际情况出发，查济民父子将愉景湾定位为一个景色优美、配套完善的大型住宅及度假社区。

为了做好项目规划，查氏父子派遣规划团队先后前往世界各地考察，包括美国多个城市及法国东部蔚蓝海岸的格里摩港（Port Grimaud）。“香港长期存在人多地少、生活环境拥挤、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 ”查懋成说，他们父子要“敢为天下先”，在城市森林中建一座世外桃源。

1979年3月，愉景湾启动前期平整地基和建造第一期住宅。当时的工程量之浩大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反映出来：挖掘的土方超过600万立方米，出动了96万架次渣土车，建设工程的高峰期有3000人同时施工。

1980年，项目第一期开盘时，当时的售价为最低4300港元/平方米，平均7500港元/平方米，甚至比同期屯门的楼价还低，受到市场的追捧。售楼申请表被炒卖到2000港元一张，所有单位在数小时内全部售罄。

1983年，愉景湾首期项目竣工时，查济民特意邀请汇丰银行主席沈弼（Michael Sandberg）一起主持了盛大的开幕式。后来，第一期建筑设计单位王董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凭借此项目获得了香港建筑师学会当年度建筑设计奖。

1985年，二期销售，而当时的市场环境并不理想，全球经济处于滑坡阶段，香港回归正处于谈判过程中，前景未明，香港出现信心危机，楼市和股市崩盘。愉景湾销售也受影响。

2001年，查懋成升任香港兴业董事局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开始主导愉景湾新的发展方向。查懋成带领下的香港兴业品牌风格更加鲜明，他帮助公司构建了新的公司文化以及统一的南欧设计风格，另外，他也帮助香港兴业进一步完成了国际化布局。

查懋成在父亲查济民的人生哲理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在面对每一个项目的时候，他都抱着“敢想敢拼”的精神去创新。



1979年，在香港大屿山的土地开发第一个物业项目，其后命名为愉景湾

2000年，查懋成主导了香港唯一私人兴建和管理的愉景湾隧道开通，全长630米，打通了社区与外界的陆路交通线路。截至目前，愉景湾已经开发至第16期，拥有约两万名常住人口，其中外籍人士占到50%，居民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环保意识”是查懋成着重强调的。社区内禁止私家车出入，只能乘坐电动巴士或者开高尔夫球车通行。2016年，香港兴业与香港环境局签署了《节能约章》，为此，香港兴业购入了12辆符合欧盟5期或6期标准的全新单层巴士，并规定在预定开车时间前三分钟才启动巴士引擎。

目前，在愉景湾开通了7条内外部巴士线路。由于愉景湾对于环保的重视，它成为亚洲首个环保城，并且连续多年在香港“资本杰出发展商大奖”中荣获“城市设计及总体规划”和“环保绿化发展”奖项。

目前，香港兴业在香港除了愉景湾项目外，还开发了众多楼盘。在住宅项目上，有沙田的低密度豪宅项目“尚珩”，有西贡甲边朗的豪宅项目，有位于屯门的经济适用型项目“?寓”，在大埔有住宅楼“菁泉雅居”，有东涌的“蓝天海岸”，还有其与新世界共同开发的、位于荃湾的大型住宅区“愉景新城”；在商业地产上，有改造后的“中染大厦”、长沙湾的西港都会中心等。

此外，香港兴业在海外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和项目。比如在泰国拥有住宅项目The Sukhothai Residences，在日本也拥有丰富的土地储备。“香港兴业国际集团业务的发展目标是中国内地、香港及亚洲各占三分之一，重点发展策略是在亚太地区进行多元化的发展。”查懋成说。

长线布局中国大市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兴业就已经开始在内地寻找机会。当时，香港兴业投资了天津和平区的津汇广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商业地产项目，由购物中心和平大悦城、日航酒店和办公楼组成；在上海，也全资投资了一个服务式公寓嘉里豪庭二座。

2002年12月，香港兴业拿下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商圈核心地段大中里地块的土地开发权，及后邀请太古地产共同打造兴业太古汇。这里曾是上海最大规模的石库门建筑群，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

在拿下大中里地块之前，香港兴业在国内考察了多个投资项目，在仔细研究后，才最终锁定大中里这片62800平方米的土地。

当然，静安区政府对于大中里开发商的资质要求也非常严格。2001年，相关负责领导带队到香港愉景湾进行考察。考察后，静安区政府才放心地与香港兴业签订了开发协议。

从拿下地块到正式开业，兴业太古汇用了15年时间，对于内地房地产开发商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整个开发过程中，香港兴业遭遇了大量挑战和困难。2003年，非典期间，所有动迁工作暂缓，停工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查济民告诉查懋成，“赚钱只是市场经济中的指标，而不是目的，对事业成败的责任和如何使事业健康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查懋成选择“站位高一点，眼光放远一点”来看待暂时的困难，以严谨细致的态度进行开发，为上海打造新的地标。

2006年，香港兴业为了主动配合上海整个城市发展升级的需要，提出改变原三分之二住宅用途的土地性质，重新规划为纯商业用途以作长期持有营运。

住宅开发回笼资金速度快，而商业地产投资回报周期长，香港兴业做出规划重大调整，是以牺牲短期利益来兼顾长期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事实上，改变土地的性质，也是对我父亲的一种致敬”，查懋成对于查济民经商理念理解得非常透彻，做生意要看重长期利益和社会效益。

兼顾长期利益和社会效益带来的财务压力是巨大的。查懋成不愿意违心地说没有财务压力，没有焦虑，“当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若没有一颗愚公移山的决心和拼劲，恐怕大家也看不到今天的兴业太古汇，这颗上海的明珠”。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香港兴业还对大中里的很多历史文化和建筑进行保护性开发。比如，对项目内的一座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了保护和修缮，命名为“查公馆”，并于2018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我们还牺牲了部分商业空间，精心保护了一棵拥有百年树龄的白玉兰古树，以便使它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生命力。”

更为难得的是，香港兴业的合作伙伴太古地产高度理解和配合这些商业决定。

查懋成对于怎么和合作伙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有自己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敬重”，“凭借这份敬重，我们才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取长补短发挥协同效应”，他认可商业合作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存在，但“确保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抓大放小，求同存异”。

2017年11月，经过15年开发后，兴业太古汇正式开业。开业时兴业太古汇两座办公大楼香港兴业中心一座及二座出租率达80%，大型购物中心兴业太古汇出租率逾90%。

当年12月，全球最大的星巴克海外臻选烘焙工坊Roastery在兴业太古汇开幕，马云和星巴克董事会执行主席霍华德·舒尔茨都曾到此打卡，成为2017年热门商业事件。

目前，香港兴业除了在上海开发兴业太古汇，还积极在长三角地区开发地产项目。查懋成认为，“长三角区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房地产市场也较成熟，有利集团发展。”

如今的查氏后代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商业操盘方法论。他们也意识到“查氏”这两个字和这个家族对他们的意义，还有责任。

查懋成记得小时候随父亲一起去金庸家做客。他被金庸书房里的图书数量和种类震惊到了，“就像图书馆一样，一个人怎么可以读那么多的书？”那时的他天真地问金庸，“查叔叔，你会功夫吗？”金庸笑了笑，答，“不会。”

后来查懋成才知道，金庸写华山论剑之前，并未去过华山。金庸融汇贯通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给查懋成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时的查懋成，正和家族成员一起，为整个查氏家族打开商业想象和实干的大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坚实的家族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