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征明的人品与艺品（宗亲企业）

文族业

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可谓群星璀璨。文征明是当时苏州文坛画界继沈周之后享有宗师地位的人物，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绘画史上的“明四家”，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同为“吴中四才子”。文征明等人把明代书画引入了全盛时期，不仅在中国书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后改字征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出身官宦之家，父亲文林曾官居南京大理寺丞及温州知府。他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桢，学画于沈周，早年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被录取，于是致力于诗文书画。五十四岁时，文征明被推荐进京，授以翰林待诏名衔，参与《武宗实录》的编修。进入官场的文征明，在功名利禄面前，显得从容而淡定，面对声色犬马，也能泊乎无心，断在其中，万变于前而不动，出乎淤泥而不染。为时不满四年，他深感官场的黑暗和仕途险恶，于是上疏求退，回到苏州专力于诗文书画等艺术创作，过着平静优裕的风雅名士生活。他性格热忱而谦逊，谨慎而正直，始终保持着高洁的操守，不恃才情而傲世骂俗，不因退隐而放浪狂诞，正所谓在山林而不放浪，处江湖而不狂狷。这种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精神对后代起到了为人师表的作用。经过屡次赶考的失利和在京城为官时对仕途险恶的亲睹亲历，文征明情愿在故里闲居，从字画之中寻找一方净土，作为精神寄托。当江西宁王朱宸濠派遣使者来礼聘时，他表现得十分淡泊，没有像唐寅那样欣然应邀前往。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明代严酷而又腐朽的政坛上，正直的人很难有立身之地，仕途并非人人皆能走得通。进入封建官场并有所作为，不仅需具备超人的文才和对封建吏治的精通才干，更需要从政的手腕和智慧，以及宠辱不惊的从容心态和圆通玲珑的周旋能力。正是因为他持有清醒认识，才避免了一场潜在的政治风险，而唐伯虎从宁王那里脱身返回苏州后，仍然受到一些牵连，常有官吏来问，过得十分不安宁。



文征明诗、文、书、画兼能，人称“四绝”全才，但其成就和影响最大的首推绘画，并尤以山水画著称。他在绘画上最大的成就是促进了文人画的复兴，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自元代以来文人画的发展脉络和艺术风格的衍变。

他学画的直接老师是沈周，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元代画家赵孟𫖯、王蒙、吴镇等人。他学沈周、吴镇的粗笔面貌，世称“粗文”；学赵孟𫖯、王蒙的青绿重染，人称“细文”。他早年以工细为主，中年以后粗细兼善，越到晚年越工整，苍劲与秀润兼具，其中尤以细笔为主。不管是细笔还是粗笔，其画作总的特点是景物平和恬静，很少有动荡奇异的气势，画面布局层叠向上，纵深空间变化不大，其笔墨清秀含润，没有雕琢和刻露的痕迹，既有文人画家的天真生拙，又有浓厚的抒情味道和书卷气息。他的小青绿山水，室宇人物和墨笔古木竹石，明显从赵孟𫖯画法变化发展而来，而其萧疏幽淡的情调、层层叠叠不重纵深关系的布局、棱角分明的矾头等特征，又与黄公望、王蒙、倪云林的绘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更体现了文征明本人的审美情趣和性格气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江南文人的思想情操和审美爱好。从苏州博物馆收藏的《五月江深图》看，其渊源从元代王蒙而来，而精神气派则完全是其自家本色，不失为其细笔中的精品。他最常表现的还有元代形成的书斋山水和明代流行的纪游山水。这些作品的现实成分突出，运用“夺造化”、“师自然”的艺术手法，将吴门的山水之美呈现于纸绢上，如《石湖图》、《天平纪游图》、《洞庭西山图》等皆是受人称道的佳作。由此可见，他的画作师承中又有变化和发展，一改元人孤寂、清空、萧条，“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山水基调，以文人特有的赏画品茗、寻友赋诗等现实生活与苏州园林合成一种清新、温馨和恬静的人情氛围，形成了明代文人山水的新格调。其作品风格融合了唐宋以来文人画、院体、浙派中工细缜密的一路画脉，发扬文人之典雅、文静、秀逸的特性，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画风。

尤为可贵的是，文征明与其师沈周一样，都非常强调人品与画品的关系，为后世文人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品评标准，即“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沈周对他很器重，曾在赠诗中给予极高评价：“老夫开眼见荆关，意匠经营惨淡间。未用荆关论画法，先生胸次有江山。”明代闽派诗人代表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卷十五中曾写道：“文征仲作书画有三戒，一不为阉官作，二不为诸侯王作，三不为外夷作。故当时处刘瑾、宸濠之际，而超然远引。二氏籍没，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亦可谓旷世之高士矣。”文征明的年寿比沈周更长，其作品数量多，流传甚广，晚年的画甚至超过了沈周。通过各类古籍翻查统计，其作品多达一百五十余幅。因此，称其为吴门画坛的巨擘无可非议。

文征明亦擅长花卉、兰竹，且以水墨见长，远法宋元，近师沈周，劲健之中又显秀逸之感，将元代文人水墨花卉画的意趣发挥到了新的高度。他所作的墨兰潇洒飘逸，人们名之为“文兰”。文征明还善画人物，他和唐寅、仇英的人物画开创了后世人物画的模式，不仅为晚清的画家开了画路，同时在民间工艺美术的人物绘画中也无不以其三人的仕女画为范本。他的《湘君湘夫人图》仿顾恺之画法，塑造了屈原《九歌》中两位女神的形象，线描高简流畅，人物间顾盼呼应和缓缓行进的动态，流露出真挚而细腻的感情色彩，显示出画家迥出时流自成一格的特色，不愧是一幅传世名作。历代名家对文征明评价甚高，吴宽曾评价：“文征仲书画为当代宗匠，用笔设色，错综古人，闲逸清俊，纤细奇绝，一洗丹青谬习”。董其昌也曾称其为“精工古雅，有唐、宋名家风格”。

沈周去世后，吴门画派便进入了文征明时代，这也是吴门画派最辉煌的时代。此时，画家师从吴门画派较之沈周在世时更多，且出现了许多大家。文征明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尤其注重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也由此促进了文人画的这一优良传统更臻完美、普遍，有力地影响了明代后期乃至清初画坛。通过他们不断的艺术实践和大胆的艺术创造，文人画创作适应了时代变化，走上了“雅俗共赏”、“文质相兼”的发展道路。此外，文征明对后辈的影响尤不可小觑，仅文征明家族传派就有十一人，如儿子文彭、文嘉，侄子文伯仁等，加上门生等多达三十余人。其弟子大多是能诗善文擅画的文坛名流，如钱毂、陆师道、陆治、陈道复、朱朗等，他们组成了一个文化名人群体，使得吴门画派的影响力超越了苏州地域范围，在全国画坛上形成了左右画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