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与卢见曾（文化资料）

惠姓氏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初为吴江生员，后改元和(今苏州)籍。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初五日，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二十二日。他出生于四世传经的经学世家，受其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治经的家学影响，尊信推崇汉儒经说。他一生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表彰并恪守汉代经师对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易微言》、《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红豆山房古文集》、《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等。惠栋整理濒临失传的汉代经学，对于清儒治经风气的转移影响甚大，正如稍后著名学者钱大昕所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③

卢见曾网罗饱学之士于幕府，这些学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帮助他刊刻《雅雨堂丛书》等一批经学著作。《雅雨堂丛书》全书始刻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竣工，虽以卢氏署名，实则选书、校勘、撰序等，均可见惠栋的辛劳。沈大成、戴震等幕宾亦参加了该丛书的编校，然而对于此丛书尽力最多者当首推惠栋。该丛书共包含有《郑氏周易》、《易释文》、《周易干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郑司农集》、《高氏战国策》、《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北梦琐言》、《文昌杂录》等十三种。“皆世间罕见之本，卷帙宏富，楮墨精好，洵足珍秘。”④阅读该丛书书目便可以看出，此套丛书主要为解经之作，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⑤为著录主体，以表彰汉学经书为该丛书的核心。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该丛书有十一种古籍都由惠栋主持校订。“惠栋……公重其品，延之为校《干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见闻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钞》诸书。”⑥并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的校勘工作。惠栋在卢见曾幕府中鼎力帮助幕主校勘大量古籍，可谓辛勤之极，功劳卓著。

惠栋宣扬汉易的为学宗旨，在《雅雨堂丛书》中对《易》学诸书的校勘理念上充分体现出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丛书》刊行，卢见曾在《刻郑氏周易序》中这样写道：

郑氏之学立于学官，自汉魏六朝，数百年来无异议者。唐贞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易》用王辅嗣，《书》用孔子(疑作安——引者)国，而二经之郑义遂亡。今传者惟《三礼》、《毛诗》而已。然北宋时，郑《易》犹存《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载于《崇文总目》。故朱汉上震、晁嵩山说之俱引其说，至南宋而四篇亦佚。于是浚仪王厚斋应麟始裒群籍，为《郑氏易》一卷。前明胡孝辕震亨刊其书，附《李氏易传》之后。往余读《五经正义》所采郑《易》间及爻辰，初未知爻辰为何物。及考郑注《周礼•太师》，与韦宏嗣昭注《周(疑作国——引者)语》，乃律家合辰、乐家合声之法。盖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错，《干凿度》所云，间时而治六辰，故谓之爻辰也。汉儒说易，并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⑦

卢氏所说与惠栋《易汉学》之所论如出一辙，而且他特别强调该书为惠栋整理，记曰：

第厚斋所集，尚有遗漏，吾友元和惠子定宇，世通古义，重加增辑，并益以汉上、嵩山之说，厘为三卷。今依孝辕之例，仍附于李传之后，用广其传于世。⑧

同样的道理在《刻李氏易传序》中亦有体现，卢见曾重申：

两汉传《易》者数十家，唯费氏为古文《易》，今所传之《易》乃费易也。费长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颇得圣人遗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后荀慈明祖述费学，亦以十篇之义诠释经文。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传荀氏学。九家亦以荀为主，虞仲翔注《易》，其说六爻升降之义，皆荀法也。二家之业为两汉最，故唐资州李氏撰《易传集解》共三十余家，荀、虞独多。先是王辅嗣《易》专尚黄老，谓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韩康伯因之，《易》之大义始乖。六朝王氏之义与郑氏并行。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为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谓李氏刊王存郑，此误解序义也。为辨而正之。乾隆丙子。⑨

卢见曾“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的观点，显然来自惠栋的《九经古义》。惠栋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说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⑩

卢见曾刊刻汉代经师郑玄为之作注的《周易干凿度》，亦为传播汉《易》，以其去圣未远，家法犹存，而不以其是纬书而薄之。

《周易干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京房之注大衍，亶诵之用甲寅元，陈宠之论三微，张衡之述九宫，许慎之称君人五号，又郑康成注易谓《易》一言而含三义，注礼谓三王郊用夏正，以易之帝乙为成汤，咸本《干凿度》。一行言卦气之说，出孟氏章句，而不知《干凿度》已言之。此皆易之大义也。或曰纬书非学者所尚，是不然。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干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干凿度》，非以其醇耶？此书前明刊本，流传而多缺误。兹得之嘉靖中吴郡钱君叔宝藏本，不失旧观，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11)

乾隆十九年三月至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惠栋在卢见曾幕中，还与沈大成等幕宾精心校雠，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未刻部分的校勘工作。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1629-1709)著《经义考》300卷，全书上起两汉，下迄清初，以存、佚、阙、未见四门，通考历代诸儒说经书目，自《御注》、《敕撰》始，至《自序》终，分类共30种。每书先列撰者姓氏、书名、卷数，次列题注，标明存、佚、阙、未见，再列原书序、跋、诸儒论断及著者爵里，最后则附以朱氏考证按语。该书是朱彝尊晚年萃其一生穷经所得，考镜源流，梳理历代说经书目之作。康熙三十八年(1699)草稿粗就，陈廷敬、毛奇龄等序之，以次付刻。朱氏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进呈该书，受到清圣祖褒奖。有朱氏此书，历代诸儒经学著作，存亡可考，文献足征。此书在经学史和目录学史上都是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康熙三十八年由于朱氏财力有限，该书仅刻了《易》、《书》、《诗》、《礼》、《乐》等部分，凡167卷。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著者故世，尚有《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类草稿，余下部分待刊。朱氏殁后，扬州爱好藏书、刻书，好古博雅的大盐商马曰琯尝欲捐资刻印，因故未果。卢见曾乾隆十八年(1753)再任两淮盐运使，乾隆十九年三月于朱氏后人手中得具遗稿(12)，集资补刻，并延聘一时名儒惠栋、沈大成、陈章、江昱等校订，历时年余，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七月补刻130卷成书。卢见曾撰序云：

秀水朱竹垞先生经学大儒，著《经义考》三百卷。依宋十三经之例，益以《大戴》凡十四，为类一十有五。淮南已刻其半，《春秋》以下七经暨《逸经》、《毖纬》尚有十三类缺焉未覩，余窃病之。乾隆癸酉(乾隆十八年)，余以转运再至淮南。明年三月始得未刻之本于先生之孙稻孙，乃与同志授之梓而为之序曰，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没，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故二经、十翼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好古之士不能无疑……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谭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刻成，俾以弁诸首。(13)

卢见曾感叹《经义考》卷帙浩繁，校勘十分艰难，为表彰参与者的功绩，在该书题记中曰：“《经义考》全书告成，余既为之序，又编总目二卷……已刻一百六十七卷，其《宣讲》、《立学》、《家学》、《自序》三卷本缺，今补刻一百三十卷，卷帙浩繁，校对不易，从事诸君子各题名于每卷之后，而博征载籍，以正字画之讹者，钱塘陈授衣章、仪征江宾谷昱也。刻既成而核校之者，元和惠定宇栋、华亭沈学子大成也。其商略考订，兼综其事则祁门马嶰谷曰琯，半查曰璐云。乾隆乙亥七月望后三日德州卢见曾载识。”(14)

惠栋不但认真参加该书的校审工作，还与卢见曾唱为同调地特别说：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惠定宇。(15)

卢见曾自乾隆二年(1737)就有刊刻王士禛《感旧集》的心愿，终于乾隆十六年(1751)在京城黄叔琳家得《感旧集》稿本，此后加以刻印，此书的刊行，其间同样渗透着惠栋的心血。关于此书的刊刻，王昶撰《感旧集跋》就明确记录“请惠定宇、沈学子两君子助之。”(16)《扬州画舫录》也称卢见曾请惠栋在扬州的旧雨亭修此书，“旧雨亭本卢雅雨所建，延惠征君栋纂修渔洋山人《感旧集》之地也。亭中花草有三绝，一架古藤，一亩老桂，一墙薜荔。”(17)

惠栋还参与卢见曾所编纂的《山左诗钞》的校订工作。清初诗坛，尤其是顺治、康熙年间，山东诗人创作极为活跃，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如王士禛、宋琬、赵执信、高珩、田雯、赵进美等，他们虽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却没有一部专门地域性的诗歌总集给予著录。正如卢见曾所说：“百余年来未有专选，渔洋《感旧集》遍及海内之知交故旧，而于山左或缺略未备，先生尝以为憾，今距先生之殁又四十余年矣。”(18)他更为感慨的是，“近刊渔洋《感旧集》为之补传，每叹遗文散失，姓名无征，吾乡文献及今不为搜辑，再更数十年零落澌灭尽矣，此后死者所大惧也。”卢见曾为保存山东乡邦文献，决定编选《国朝山左诗钞》，“窃不自揆，属同里宋蒙泉弼、平原董曲江元度及诸同人遍搜昭代之诗，上自名公巨卿，下及隐逸方外，莫不毕载。厘为六十卷，每人各附小传，具列乡里出处，间缀名流评骘，备一代之诗史，以昭我圣朝风雅之盛在。”(19)用保存山东诗歌文献的方式，显示清代诗歌繁荣。这项工作始于乾隆十八年(20)仲春，成于乾隆二十三年仲秋，历时五载，选山东籍诗人620余家，得诗5900余首，总计60卷。卢见曾主要聘请宋弼、董元度担任整理的主要工作。对于这项编纂山东诗人诗集的大工程，惠栋也参加校订。“《山左诗钞》，卢雅雨先生主之……其间参订若纪晓岚、惠定宇、王兰泉、严冬友诸先生，皆天下闻人。又借书于黄昆圃、马秋玉两先生，阅五年而成书，宜为巨观，非后来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