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复兴汉易的评价及影响（文化资料）

家风传

惠栋复兴汉易在当时的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一些学者给予正面肯定。王昶把惠栋尊为“儒林典型” [48]。钱大昕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惠栋——引者）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又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49]凌廷堪说：“惠君生千余年后，奋然论著，专取荀、虞，旁及郑氏、干氏九家等义，且据刘向之说以正班固之误。盖自东汉至今，未析之大疑，不传之绝学，一旦皆疏其源而导其流，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50]江藩称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虽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通贯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51]江藩《经师经义目录》称：“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52]对惠栋复兴汉易之功，大都给积极的评价。江藩《目录》所开列清代易著，计有顾炎武《易音》三卷，胡渭《易图明辨》十卷，惠士奇《易说》六卷，惠栋《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周易本义辨证》五卷，洪榜《易述赞》，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焦循《易学》四十卷，皆为汉易，其中以惠氏居多，也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卢见曾说：“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说，称说多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汩经者，其意岂不壮哉！”[53]钱大昕说“《周易》李氏《集解》，搜罗荀、虞之说最多，古法尚未尽亡。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54]

当时也有学者对惠栋易学提出批评。阮元在肯定惠栋易学成就的同时，则对其易学提出批评，如说“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征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擅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改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55]他所主持的《十三经注疏》编校勘记，就反对改字，包括《周易》在内的诸经文字保留原样，另附有校勘记加以说明。焦循在致王引之信中说：“东吴惠氏为近代名儒，著《周易述》一书，循最不满之。大约其学拘于汉之经师，而不复穷究圣人之经。譬之管夷吾名尊周，实奉霸耳。”[56]王引之也有同感，认为惠栋尊汉脱离现实，泥古过勇，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57]陈澧说惠栋对“虞氏《易》注多不可通”，而且好改经字，“自伸其说，卒之乖舛叠见，岂能掩尽天下之目哉！”[58]梁启超称他及后学“功罪参半”。 [59]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惠栋复兴汉易功不可没，但在具体治《易》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缺陷，也就是说其易学广博有余而精细不足。

如果说王昶、钱大昕、阮元、王引之、陈澧、梁启超等重在宏观上给予惠栋易学评价，那么江藩、李林松、孙星衍、李道平、张惠言、焦循等则以实际行动治《易》。江藩、李林松、孙星衍、李道平、张惠言、焦循之间也不尽相同。江藩和李林松侧重在补惠栋未完之作《周易述》之缺，孙星衍、李道平则承惠栋遗绪阐扬李鼎祚《周易集解》，张惠言尤其推崇虞翻易学，他们虽然有不同，但究其根本是接绪惠栋，阐扬汉易，进一步发扬光大由惠栋开启的复兴汉易之风，并逐渐形成一股易学思潮。而焦循则在尊汉易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易学。

惠栋《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属未完之书。惠栋的好友卢见曾作序并刊行，为了慎重起见，其书阙帙如故。凌廷堪读其书而惜其阙，思欲补之，自惧寡陋，未敢属草。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作《周易述补》二卷，依据《周易述》原书体例补惠栋《周易述》之缺。此书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书成后江藩请凌廷堪作序。凌氏赞扬道：“癸卯春（1783年——引者），在京师闻旌德江君国屏为惠氏之门人，作《周易述补》，心慕其人，未得见也。次年客扬州，汪容甫始介余交江君，读其所补十五卦，引证精博，羽翼惠氏，皆余所欲为而不能为者。”[60]他又认为惠氏《周易述》注家人卦《彖》“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称内谓六二，外谓九五；注困卦《大象》“泽无水，困”，谓水在泽下故无水；注井《大象》“木上有水”，谓上水之象等，犹不免采用王弼之说，而江藩则一概屏弃王注，此与惠书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柯劭忞则似乎不认同凌氏的观点，称惠氏对于荀爽、虞翻诸家之说，“融会贯通，为一时之绝学。藩渊源有自，赓其书，不失家法。然谓过于原书，谈何容易，廷堪为失言矣。藩于训诂之学，研究特细。”[61]对江书本家法，尚训诂给予肯定。

李林松与江藩一样也补《周易述》之缺，所作《周易述补》五卷，除补惠书之外，另附《读易剳记》一卷，对于此书，柯劭忞评价称李林松已见江藩《周易述补》，“沿袭其文之确证。林松援据博赡。欲驾藩而上之，然究不及藩。能谨守惠氏之家法，惠以荀虞为主，间采郑君干宝诸家之说”，李林松《补注》已“非荀虞诸家之易说也，以补惠书殆失之泛滥矣。至疏文以发挥注义为主。若注无此义，疏尤不应阐入。”但肯定第五卷《读易述劄记》，“订讹正误，具有心得，则非标榜汉学者所及也。”[62]

孙星衍也对惠栋复兴汉易的评价很高，他说：“孟氏之卦气，京氏之世应飞伏，荀氏之升降，汉魏已来象数之学不可訾议也。经师家法，既绝于晋，自六朝至唐，诸儒悉守古经义，不敢滕其臆说。至宋而人人言《易》，繁而寡要，直以为卜筮之书，岂知言哉？近世惠征君栋，作《周易述》、《易例》、《易汉学》诸书，实出于唐宋诸儒之上。”[63]惠栋复兴汉易受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影响。此书序论述其彖起认为，有宋一代，汉魏人易说时时见于古书传注，及史征《周易口诀义》中。唐著作郎李鼎祚刊王辅嗣之野文，补郑康成之逸象，撰《周易集解》，《中兴书目》列《集解》十卷。其中收入共三十余家，附以九家、《干凿度》，凡十七篇，其所取荀爽、虞翻易说为多，取《序卦》冠于卦首。受惠栋影响，孙星衍作《周易集解》，自序谓：“蒙念学者病王弼之元虚，慨古学之废绝，因以李氏《易解》，合于王《注》，又采集书传所载马融、郑康成诸人之注，及《易口诀义》中古注，附于其后，凡《说文》、《释文》所引经文，异字异音，附见本文，命曰《周易集解》。庶几商瞿所传，汉人师说，不坠于地。俾学者观其所聚，循览易明。其称解者李氏所辑，称注者王弼所注，称集解者蒙所采也。先以李氏解者，以其多引古注，最后附集解者，不敢掩前人也。”[64]孙氏为此书，自谦无所发明，期以信而好古，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其书建树不多，但接绪惠栋阐扬汉易，功不可没。

李道平干脆为李鼎祚《周易集解》作《纂疏》，认为，汉儒接踵周、秦二代而兴，其易学师傅传授，一脉相承，恪守经典。汉代去圣未远，古义犹存，因此其说往往与伏羲、文王之旨相契合。汉以后，一变为晋易，老子、庄子虚无之说兴。再变为宋易，陈抟、李挺之图学之说兴。老庄虚无之学，陈李图书之论，远不逮汉儒象数之纯。王弼《周易注》论象数既不如汉儒精确，论义理也不如宋儒醇正，进退无所据，有识之士多摈斥而不肯道。唐祭酒孔颖达奉敕疏解诸经传注，于《易》黜郑玄、虞翻之说，而宗王弼、韩康伯。孔氏《周易正义》刊行且独尊于世，汉学由此而式微。李鼎祚恐汉易就湮，于是乘其时，古训未散，取子夏以下三十余家，撰成《周易集解》一书，表章汉学。使古人象数之说，得以绵延，至今不绝。李道平少时曾读《周易集解》一书，是书隐辞奥义，深邃难窥。想有所阐发，力不从心。后来，读惠栋、张惠言之书，渐开茅塞。又广览载籍旁及诸家之说，对《周易集解》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开始撰为《周易集解纂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书成，李道平自序道：“复不自揣，萃会众说，句梳而字栉之。义必征诸古，例必溯其源。务使疏通证明，关节开解，读者可一览而得其指趣。旧注间有未应经义者，或别引一说，以申其义。或旁参愚虑，以备一解。亦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邱、叶归根本之习。是编也，其有当于絜静精微之教与否，则不敢知。其于汉、魏诸儒之学，则未尝无一日之功焉。抑又思之，自唐迄今千余载，无人起而为之疏，而予独毅然为之而不辞。予方惧其弗慎且近僭，而又安敢自以为功也。”[65]通过广引汉易诸家，以及惠栋、张惠言等人的观点，疏解《周易集解》，以此来阐扬汉易。

张惠言于汉易独尊虞翻。他认为，惠栋始考古义于孟喜、京房、荀爽、郑玄、虞翻，作《易汉学》，又作《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翻之学既世，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略可见者十余家，然唯荀、郑、虞氏三家，略有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66]因此，在他看来，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易》之所传，舍虞翻《易注》而无他。相对于惠栋全面复兴汉易，或对虞翻易学尚缺整理与研究，张惠言则独尊虞翻易学，所撰《周易虞氏义》、《虞氏易礼》、《虞氏易言》、《虞氏易候》、《虞氏易事》、《周易虞氏消息》等，皆能窥见虞氏要旨，使肇始于惠栋复兴汉易之学风渐趋精致、专门化了。

焦循治《易》非简单追随汉易，而是以此为基础另辟蹊径，认为汉易自商瞿所受，杜田生所传，散见于孟喜、京房、郑康成、荀爽、虞翻诸家，不绝如缕。可惜汉魏诸儒不能推其所闻，详细发明圣人易蕴，而是各持己见，“苗莠杂糅，坐令老、庄异端之流出而争之矣。”[67]自谓要创造自己易学，所悟得者有三：“旁通”、“相错”、“时行”，认为这三皆孔子之言，“余初不知其何为相错，实测其《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为时行，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之道不神。未实测于全《易》之先，胸中本无此三者之名。既实测于全《易》，觉《经》文、《传》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相错。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时行。测之既久，益觉非相错、非旁通、非时行，则不可以解《经》文、《传》文，则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68]如果说惠栋、张惠言等人是为复兴汉易而复兴汉易，囿于汉易窠臼，或以此来打压宋易，那么焦循则治《易》能跳出汉易，直接从《周易》经传本文中去寻找生长点，创造出不同于汉易的新易学，这是焦循比同时代易学诸家的高明之处。

总之，在汉易消沉千年后，惠栋举起复兴汉易大旗，开复兴汉易之先河，在当时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酿成一股汉易思潮，其功不可没，从文献意义上应给予充分肯定。但复兴并非简单的重复或复古，而是反本开新，古学应是新学的生长点，一味地囿于古学，而不顾时代或学术的发展与变迁，创造出适应时代的新学术，终将为时代所唾弃，道咸以后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我想这不仅是清代汉易的悲哀，也是清代汉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