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旦荀氏家族：“荀门一绝”千古留香（字辈资料）

荀班辈

“慧生在四大名旦中成名最晚，进步极速。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即出，则时势又视英雄而转移，但是英雄造时势。”旧时上海剧评家怡翁所撰《荀慧生面面观》如是评价时值名噪上海滩的“四大名旦”荀慧生。作为三代梨园世家“荀氏家族”的掌门人，与子承父业的梅兰芳和贵族落魄的程砚秋不同，“苦孩子”出身的荀慧生并非梨园之后，却误打误撞进入梨园行开宗立派，创立了一个著称于世、数代宗习的荀派艺术，继而以长子荀令香、长孙荀皓为代表的梨园三代戏曲情缘也因此展开。荀家成为盘踞百年京剧史上的大幕由荀慧生这位自辟新径的大师徐徐拉开。

正所谓“欲做精金美玉之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事功，须从薄冰上履过。” 荀慧生艺术造诣之高深与其出生之卑微形成鲜明对比。1900年，荀慧生出生于河北东光县一个捻售线香的手工业之家，童年时由于家族离乱不得不背井离乡、沿途乞讨。迫于生计，父亲将时年7岁的荀慧生和哥哥荀慧荣以50元卖给小桃红梆子戏班学戏，不久其兄不堪忍受打骂私自逃走，只剩下慧生。后慧生又被卖给河北梆子花旦、俗称“庞剥皮”的庞启发为私房徒弟，自此，荀慧生沦为家奴，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伺候师父师娘生活起居，练习跷功、站砖、踩缸沿、撅腰、顶碗等绝活，时不时还要忍受师傅用“懒愁驴”的鞭打和责骂。荀慧生幼年残酷的坐科待遇堪比西洋戏剧《黑奴恨》中的黑奴小露西，以至于后来他一演《黑奴恨》以及一些苦情戏就哭成了泪人，能把全场观众唱哭。幼时的荀慧生对师父充满仇恨，他用“七年大狱”（后又续了两年）“刑期已满”来形容卖身学艺的“炼狱” 生活，每每想起就不寒而栗。待1927年荀慧生当选为“四大名旦”后，他对师父竟萌生一种感激之情，并专程探望当时已沦落在天津一个落寞小院里的师父，还花30元钱为曾无数次凌辱奚落他的师娘办理了后世。

众所周知，荀慧生的艺名叫“白牡丹”，除了“白牡丹”这个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外，荀慧生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荀词”，“荀词”的由来伴随着荀慧生终生难忘的回忆。1908年，正值清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大孝之期，即国孝之日，首次登台的荀慧生在演出青衣戏《三娘教子》时因为紧张突然忘了词儿，使整出戏荒腔走板，错误百出，以致观众倒彩声响若洪雷，当时荀慧生就遭到师父的一阵毒打。为铭记第一次演出时忘词的教训，他给自己取名叫“荀词”，闲章上也还刻着：“河北东光是我家，荀词慧生是我名。”足见那次教训对他影响之深刻。

青春年少到底还是稚嫩的，不谙世道的诡异。在历经童年的坎坷、坐科的炼狱后，等待荀慧生的并非从艺的坦途，而是那个顽固闭塞世风下的门户之见对初出茅庐的青年艺人的排挤倾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唱皮黄比唱梆子有发展，荀慧生便在“白社”朋友的力唆下开始“弃秦学徽”，在北京舞台学习皮黄并唱起了京剧。尽管那时的荀慧生在京城梨园界已小露头角，但当时盛行的宗派行帮陋习却仍然令他无立锥之地。戏迷认为皮黄是高雅的艺术，梆子是粗野的玩意儿，唱梆子出身的改学皮黄唱京剧等于是越级高攀，大逆不道，因此对荀慧生极尽挖苦讽刺之能力，他在前台唱一句西皮腔，观众就在后台学一句变了味的梆子腔，以扰视听。在勉强支撑了几年后，荀慧生终因寡不敌众而远走高飞。

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荀慧生的旦角光环终究是遮蔽不了的。民国8年，也就是1919年，在京城饱受歧视和排挤的荀慧生遇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贵人------“国剧宗师”杨小楼。在杨小楼的提携下，荀慧生随之转战上海发展，挑梁演出“刀马旦”，不料誉满春申，风靡江南，成为当时享誉上海滩的“三小一白”，即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和白牡丹。上海天蟾舞台的老板更是将其“倚为台柱”。国画大师吴昌硕，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寒云，以及欧阳于倩、舒舍予、严独鹤、周瘦鹃、沙游天等上海的文人墨客都与荀慧生私交甚密。此后，在另外两个贵人-----编剧陈敬余和“通天教主”王瑶卿的悉心合作指导下，荀慧生陆续出演了《香罗带》、《丹青引》、《赛金花》、《红娘》、《荀灌娘》、《玉堂春》等几十部新排全本戏，并多次赴上海演出，在沪上的声誉一浪高过一浪。当时上海流行一句口头禅：“天蟾大舞台，三千五百人，天天关铁门。”所谓“关铁门”就是客满，不再售票的意思。上海的报刊和戏馆门口都注明“名震环球，色艺双全，超群轶伦，文武唱做，青衣花衫即白牡丹领衔主演。”人生如戏亦如梦。当享誉浦江的荀慧生衣锦还乡再回到阔别7年的北京时，北京的观众也开始逐渐变毁为誉，与之攀亲认故，踵趾相接，前倨后恭，判若天壤。所谓世态炎凉，自古皆以成败论英雄，这一冷一热，一沉一浮的人生况味让荀慧生很是感慨。

唱的再红，也终究是个吃“娱乐饭”供人享用的。在那个等级严苛、社会地位泾渭分明的旧中国里，尽管名伶能受到当时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们的追捧，看似频与上流社会的名流雅士有染，但戏子毕竟还是戏子，“娼优隶卒”都被视为下九流的“贱业”，为人所不齿，戏子地位的卑微成为许多名伶心中的隐痛。1921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荀慧生应邀到杭州演出，当地的经励科来者不善，单挑他不会的戏点，没想到荀慧生现学现唱，丝毫没被难倒。眼看越唱越红，包银越来越多，经励科便开始赖账，还把他诓到西湖僻静处企图借撒酒疯致人于死地，荀慧生发觉势头不对，遂连夜从杭州逃到了上海。杭州之行虽唱得大红大紫却分文未取，他深感戏子之渺小，社会之阴暗。日伪时期，民不聊生，戏迷们看戏的心情和氛围被一些为非作歹的好事者严重破坏，荀慧生也屡遭卖国贼的敲诈和勒索，就连他居住的房屋也多次被日本人和邪恶势力强占，全家颠沛流离饱受乔迁之苦。当时，曾有人约请荀慧生作为使节团到满洲国去慰问，荀慧生佯装嗓子哑，他说：“我能给这些东西唱吗？”。经受离乱之苦的荀慧生深感戏子地位卑微，继而谋求商业上的发展，他先后创办了“留香饭店”和“长贸义记百货商店”，皆因用人不当、经营不善而不得善终，不得不重新登台献艺以补贴家用。荀慧生终究是属于舞台的。

荀慧生日后在旦角表演艺术上的不断创造和革新，与其说是基于他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和善于听取有识之士建议的从善如流的学习态度，倒不如说是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一种锐意进取、坚忍不拔，不重复自己，不断超越永不停息的血液。他的表演融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于一炉，吸收小生、武小生等其他行当的表演技巧，甚至将外国舞蹈步伐融入其中。他根据自身的天赋条件，在唱腔、身段、服装、头饰、化妆、台步、指法、神韵上不断创新，自成一格，他将自己设计的多种偏髻的头饰称为“留香髻”；服装称为“留香装”；书斋称为“留香馆”。他表演的人物非常注重刻画心理状态，重视角色动作，提倡旦角表演要美、媚、脆，要求演员把女性的妩媚闪现于喜怒哀乐言谈举止中，尤其注重眼神的运用。他的表演感情细腻、活泼多姿、文武兼备，唱做俱佳。除了京剧外，荀慧生还喜欢绘画和写日记。从1925年起，他坚持每天写《艺事日记》直到1966年，40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他先后拜名画家吴昌硕、胡佩衡为师，又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学习诗词书画提高艺术修养。他在其代表作《丹青引》中一边唱念做打，一边舞文弄墨，在八句唱词的时间内完成一幅山水画创作，被誉为“荀氏一绝”，也因此摘得“四大名旦”之头衔。

然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祸福总在转念间。1966年“十年浩劫”来临，荀慧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作为“牛鬼蛇神”、“反动艺术权威”、“残渣余孽”、“反党分子”被揪出来，强行押至“孔庙”。“红卫兵”将他几十箱珍贵的戏装点燃后，勒令荀慧生跪在烈火旁。这位鬓发斑白的老艺术家被火烤烟熏得汗如雨下，背后还时有皮鞭的抽打，衣服破碎，血肉模糊，继而被押送到昌平县沙河镇劳动改造。年近古稀的荀慧生，精神受尽凌辱，肉体受尽摧残，致使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于1968年病逝。一个非梨园之后、无权贵支撑，靠个人奋斗走上艺术巅峰的一代名伶的戏曲人生就此谢幕。

在中国庞大的百年京剧世家梨园史上，荀家算不上一个大家族，仅祖孙三代从艺。荀慧生与妻室吴春生共育有五子，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猩红热”使他在一月之内痛失母亲、兄嫂及三女7位亲人，子女中只剩下长子荀令香和幼子荀令文。荀令香自幼学艺，深谙荀派艺术真谛，曾从王瑶卿、荣蝶仙、程玉菁学艺，并拜程砚秋为师学习程派艺术。自荀慧生1936年组建“庆香社”后，荀令香常年随其父演出。解放后调任中国戏曲学校任教，传授《红楼二尤》、《荀灌娘》、《金玉奴》、《鱼藻宫》、《香罗带》等荀派剧目。1992年病逝，享年71岁。荀慧生长孙、荀令香长子荀皓与妻子李丽是梨园伉俪，男工武生，女工武旦。如今，74岁的荀皓已至花甲之年，他膝下无人继承祖上衣钵，荀家的家族血缘传承即将划上休止符。但值得欣慰的是，由于荀慧生一生收徒众多，得其亲传和指导的弟子不计其数，毛世来、许翰英、李玉茹、吴素秋、童芷苓、赵燕侠、张正芳、曲素英、刘长瑜、孙毓敏、宋长荣等都是荀派艺术的传人，荀派艺术以感情色彩浓郁、富于青春气息而著称于世。时至今日在荀皓看来，爷爷荀慧生的成功无法复制，但他的精神却足以影响整个家族，爷爷的口头禅“咬咬牙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成为了荀家的人生信条。“性宽和，寡言语，百年做人无怨便是德；惜小缘，尽人事，一心护念修因莫计果。”这既是爷爷的座右铭，也是荀氏家族全家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