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氏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

房文化

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

因版本故，本文又题《相国房公德铭之阴》、《唐相国太尉房公德铭之阴》。“德铭”，指文人赵郡、李华写的《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以本书撰写目的故，特将此文移附于后。身为玄宗、肃宗时的丞相房琯死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八月四日，且在四川阆中的一个寺庙中。文人赵、李为其写的“德铭”（墓志铭）因战乱未能立碑。直至公元808年，王涯量移为袁州刺史时才刻石立碑。由此推测，柳宗元当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或五年（公元810年）在永州作此铭。袁州，今江西宜春县。阴，碑的背面。碑的正面为李撰之文。房琯死后近50年，柳宗元还要为其写铭，且愿意刻在碑的背面，足见房琯在柳宗元心目中的地位。房琯为相，国人“咸服其节”，“咸尊其道”。房琯曾贬为袁州刺史，袁人不忘其道，王涯顺应民心，刻石立碑并增饰栋宇，以致“州人大悦，咸会陨涕”，并称赞房琯有“周（公）召（公）之德，微子之仁”，为县令，“县怀其化”，为刺史，“州濡其泽”，致使“凡我子孙，罔不戴慕” 。柳宗元“惧其去我也遽，愿书于铭之阴，用永表于邦之良政”，交代写作缘由。

房琯死后10年，柳宗元才出生，且王涯为房琯立碑在袁州，柳却在永州。柳作此铭，除上述原因外，其主要动因还是房琯、王涯仕途的坎坷经历，尤其是被贬谪的遭际，与自己的命运一致。以人说事，推己及人，囚永10年的柳宗元就不可以有一线刻石立碑以遗后世的奢望吗？

【原文】

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人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称之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楚之僭[1]，凡为县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2]，王者之后若宋公，为王卿士若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3]，其臣称之），则列国皆然。师之尊若太公。楚之为县者，若叶公、白公[4]。年之长老，若毛公、申培公[5]。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虽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

房公相玄宗，有劳于蜀，人咸服其节；相肃宗，作训于歧[6]，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爱，以成于德。用是进退，所居而事理辩，所去而人哀号。理袁人，袁人不胜其怀。为文士赵郡李华铭公之德。乱，故不克立。

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犹在乎人，袁人不忘公之道，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为也，人之思也。”乃增饰栋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悦，咸会陨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7]，有土封以为卿士，道为三公，德为国师，年为元老。尝为县，县怀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泽。凡我子孙，罔不戴慕。”盛德之词，文而不刻。更刺史数十，莫克兴起，乃卒归于王公。王公尝以机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8]；刺于我邦，承公之理[9]；又能尊公之德，起遗文以昭前烈，则其入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惧其去我也遽，愿书于铭之阴，用永表于邦之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