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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地方自治与繁荣社会：张謇的两大成就
四十年前，我因研究立宪派一题，读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朱昌岐(Samuel C• Chu)教授的英文著作《近代中国改革家张謇》
，接着又读到张謇的《柳西草堂日记》
，读到这两部书可谓如获至宝。这种感觉，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接触不到国内资料之故。
我读了朱昌峻教授的书，并不满足，我写了一个书评说，朱教授能将张南通的实业建设种种描写得淋漓尽致，就是没有将南通现代化领先全国的实况稍加叙述
。我们都知道张季直在南通州的种种建设，包括实业及地方自治，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其现代化的繁荣。因此，我非常向往能有机会亲身来南通、海门看一看，非如此不足以满足我对季直先生的崇敬，对南通的好奇。我今天终于来了，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我回到台湾，一定会将我的所见所闻尽量转述给台湾的同胞。
过去四届的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名家云集，对张謇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我自己于四十年前开始认识张先生的事功，稍稍有所了解。我对于张先生的成就，有两点粗浅的看法：一是他在南通所推动的地方自治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塑造了一个典范，打下了一个基础；一是他主张渐进的改革，在安定中求进步。两者都有长远的影响。
季直先生在1901年所著的《变法平议》里，便提出了开议院定国是的观念。地方自治是议会政治的基础，这在政治学上是不二的说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南通与上海一江之隔，两地的地方自治都在1905年展开，上海是中国对外的门户，发展有年，人文荟萃，张季直来往于上海、南通之间，他的思想受上海的影响。有谓他的地方自治的观念得自日本。我认为上海对他也有影响，尤其是新起年轻一代的学者（例如杨廷栋、雷奋、刘厚生等），从海外带来了新的观念，季直先生建设新南通的想法与之一拍即合。他们共同推动上海及南通的地方自治，成为全中国的模范。
地方自治，在先进的民主国家最受重视，政治学中谈得最为详尽。开始的时候，要清查人口（以人口的多寡定地方发展的指标），要丈量土地（了解地方发展的潜力），要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要建置警察（保境安民），要开地方议会（共商发展大计）。张季直在南通州不仅建立了此五大要政，同时个人推动实业建设，使地方迅速富庶起来，两相配合，推展全面的现代化。
张先生发展南通地方自治，其中以地方议会影响最大。地方
议会的功能之一，是取得小区人民的共识，无论何种建设，必须先有共识，才容易取得全体一致的支持，顺利推动。季直先生对此认识最为深切。他在州议事会中被推为议长，这是南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后来他又被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发动全国人民要求清廷及早召开国会。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在安定中发展，民主政治应该早就有了基础。
社会安定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件。有一位社会学家说：民主政治需要富庶的社会作为基础
。季直先生的实业建设正是为了繁荣社会。这方面的研究已很丰富，在此不必多说。南通之所以可以作为地方自治的模范，正因为它有富庶的社会基础。
季直先生同时密切注意社会的安定。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动荡不安的开始。武昌革命爆发的那天，他正好自武汉起程回上海。他非常担心社会的秩序就此失去，先是要求地方官保境安民，后来直接参加革命后的新政府，所努力的方向就是求取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
我们谈辛亥革命以来的政局，中国当否革命是一回事，不可否认的是革命以后的秩序之不保，国家动荡近百年之久。如果不是三十年前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扭转不断革命的形式，中国社会的不安，不知将伊于胡底？
季直先生是一位新旧兼备的绅士，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他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就是为了繁荣社会和稳定社会。我们今天已生活在繁荣安定的社会中，当知得来不易，还当多多反省，如何保持安定？如何推动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Samuel C.Chu,Reformer in ModertChina:Chang Chien,1853
—192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第6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张朋圆：《朱着：现代中国改革家张謇》第369～37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9年。
[4]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Man:Social Bases of Politics(New York:Doubleday,1959)
编辑 陆建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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