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研究(2)

崔流行

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研究(2)

四、家传思想中的孝悌观念

“孝悌”是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核心，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孝悌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传统浓厚的世家大族中，孝悌观念的培养与实践是家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河崔氏成员历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孝悌观念。

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中都出现过大孝子。

在北朝，崔宏父子以孝行传家。北魏道武帝一次在回京的路上，“亲登山岭，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崔宏的孝行使其备受感动。其子崔浩亦是一个孝子，《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称“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留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堪称孝子的还有崔子约，史载他“五岁丧父，不肯食肉。后丧母，居丧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风吹即倒。’”

在南朝，《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崔慰祖传》称崔慰祖“父丧不食盐”，其母实在不忍心，对他说：“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崔慰祖不得已而从之。崔怀顺被列入《南齐书·孝义传》，可见他孝行可嘉。

在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唐代，“贞元、元和以来，士林家礼法严整，⋯⋯一旦子称不孝，簪组叹之”，孝的观念在世家大族家传思想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在唐人墓志中，经常出现诸如父母过世后，子女“至性过人”，“哀毁过礼”，“外绝𫗴溢，内殷创巨”等词语，可见时人对孝的观念的重视。

郑州崔氏至孝的代表是玄宗开元年间的崔希乔。《太平御览》卷四一一《人事部五二·孝感》所引《御史台记》记载了他的孝行。

“崔希乔，清河人也。以孝悌称，解褐临清尉。丁母忧，哀毁殆至灭性。服阕，补郑县尉。清介公方，闻乎京邑。转郑县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暝而葩，盖盈尺矣。州以状申，岁余，迁监察，出授并州兵曹，转冯翊令。人吏畏爱，风化大行，贫弱之辈，荷其仁恕。时有云如盖当其厅事，斯须五色杂彩，周于县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状闻，敕编诸国史。寻迁司勋员外。其并州厅前有丛苇，小鸟来巢，如鹪鹩矣，孕卵才数日，壳毁而见，已逾于母矣。枝且不胜，坠于地，月余五色成文，如鹅，驯扰闲暇，无复惊惧。洎能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于今称为“兵曹鸟”。所居丧管城，每一哭，群鸟毕集，至于万数，墙宇皆遍，至有树条折者，周于原野，村邻嗟称之。每所居，其巢燕敷乳必返哺逾旬，后分飞矣。此孝义感通也。”

据上引，崔希乔从小小的县尉、县丞升为监察御史、司勋员外郎，官位基本上是持续上升。崔希乔的豁达仕途一方面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他那“以孝悌称”的做人准则。“丁母忧，哀毁殆至灭性”，足见他的一片孝子之心。《御史台记》中记载的由于他的孝道所产生的种种怪异现象，虽然近乎荒诞，不可尽信，但毕竟说明崔希乔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使得“村邻嗟称之”。《孝经》有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于他做人以孝为本，由以孝事亲，进而以孝事君，以孝治民。作官之时，“清介公方”，使得“风化大行，贫弱之辈，荷其仁恕”。把自己的孝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了极好的政声。正是在“孝悌为本”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良好业绩使得“州以状申，岁余，迁监察”，甚至于“以状闻，敕编诸国史”。可见，孝的观念在政治实践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孝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支配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

郑州崔氏崔玄籍父子在孝行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崔玄籍“总章元年，丁内忧，痛婴创巨，性几毁灭，虽日月之云既，在笙歌而不成”。其子崔歆“期岁丧母，便悲伤思慕，见于颜色。⋯⋯十三丧继亲，七日不内勺饮，期年不尝盐酪，情礼之极，有逾成人。⋯⋯清河府君以诬受尘谤，迁任岭表，君不忍远离，将随障外。属蕲春路险，兰溪水急，时雨新晴，奔流大至，府君人马漂溺，正当其冲。左右惊惶，莫知为计。君孝情愤发，自投洪波，攀援扶持，竭力尽命。府君赖以取济，而君遂不免焉。父存于子，子死于父，存亡之际，教义同伤。春秋廿有五。”崔歆以小小年纪于洪水中救父而死，这种行为着实令人感动。说明此时的孝悌观念指导着家族成员的行动，在一些家族成员思想中已发展到能够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步。

清河大房崔千里“居忧，三年水浆不入于口，哀情可知。大历初，又居太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忧，哀毁过礼，殆欲灭性”。崔泳“事亲也，以无间言，无违志，无失色，无过行”。清河青州房崔景晊，“孩抱太夫人终，童幼武功府君逝。根于至性，毁过乎哀。乡党怜之，皆曰纯孝。”

清河崔氏中一些支系在某一时期相当显赫，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敦行孝道仍是家族成员立身行事之本。

《新唐书》卷一六三《赞曰》：“穆、崔、柳代为孝友闻家，君子只泽远哉！”其中的“崔”便指清河小房崔陲（倕）一支。《唐语林》卷一《德行》称其“缌麻亲三世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为宰相，五为要官。⋯⋯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书赐额曰‘德星堂’。”这种“三世同爨”的家庭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父母兄弟同居一宅，足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是多么融洽。刘禹锡《崔公神道碑》称崔陲“于子道以孝闻，处伯仲间以友闻”，这种家传思想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其子在当时以孝敬母亲著称。《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邠传》：“兄弟同时奉朝请者四人，颇以孝敬怡睦闻。后改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邠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刘禹锡《崔公神道碑》：“夫人陇西李氏，⋯⋯长子邠时为词臣，草册书，以文当进阶，遂上疏乞移荣于亲。优诏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耸慕，皆自痛其不及。邠为太常，酆为大农，咸白发贵绶，以奉膳羞。诸季各以簪裾，给事左右，愉愉然先意无达。言世荣者，举无与比。以子贵累封赠至凉国太夫人。”可见这种孝行已纳入了政治范畴。

清河小房僖宗宰相崔彦昭事母至孝，《旧唐书》卷一七八《崔彦昭传》：“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左右，未尝高言。岁时庆贺，公卿拜席，时人荣之。”南唐尉迟偓所撰《中朝故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2 U$ {2 R' { ?. z1 \! T. a

“咸通中，辅相崔彦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进士及第，来年彦昭犹下第，因访凝。凝衩衣见之，崔甚恚。凝又戏之曰：‘君却好应明经举也。’彦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一旦凝拜是官，决意入相。彦昭陷之。后数月之间，盐铁中有隳坏，凝罢职。朝廷以彦昭为之，半载而入相。彦昭母乃命多制鞋履，谓侍婢曰：‘王氏妹必与王侍郎同窜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彦昭闻之，泣拜其母，谢曰：‘必无此事。’王凝竟免其责也。”可见，清河崔氏即使身为宰相，一身荣耀，也要把行孝道奉为处世的重要原则。

处于显赫时期的世家大族的孝母行为，一方面是家族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将这种行为纳入政治范畴，有利于维护并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

在悌的方面，清河崔氏兄弟友爱的事例也很多。北魏崔光韶与崔光伯是一对双胞胎，“操业相俟，特相友爱”。唐清河大房崔隐甫是玄宗时期的御史大夫。当时“孙佺败绩于奚，擢隐甫并州司马护边，会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诏责逗留，下除河南令。”崔隐甫为了照顾生病的哥哥，错过了升任的机会，这种兄弟之情相当伟大。清河小房崔稹，“其年失仲弟，哀逾于礼，遂婴疾不起”。

可见，孝悌观念在家传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家族来说，孝悌观念对家族成员的行为具有制约性，是维系家族成员之间正常关系的精神纽带；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孝悌观念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观念由维系家庭关系，发展到家族关系，进而上升到整个社会关系的维系，这就是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平民均重视孝悌的关键所在

五、家传文化的政治功用

清河崔氏是典型的文化世族，世代相传的家传文化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在政治方面亦具有一定的功用。家传文化在世家大族的形成、家族成员的入仕及从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世家大族形成的途径，毛汉光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形成世家大族有三大主要途径。一是经过政治主要途径，即由于参与新政权的建立或辅助新君的登基，或由于皇帝的宠幸，或由于外戚等因素而居官位，其后并能保持若干代官宦的家族。一是经过文化途径，即由于经传、法律、历法等学问的精通，借此入仕而能若干代官宦的家族。一是经过经济途径，即凭藉经济的力量，或由大地主，或由巨商大贾入仕，而能若干代官宦的家族。”

清河崔氏大族形成于魏晋时期，对于世家大族形成起关键作用的崔琰、崔林入仕途径显然不是政治或经济的，他二人之所以能够参加到曹魏政权中来，是得益于曹操的征辟，而曹操之所以能够任用他们，与他们拥有的文化功底密切相关。

少年时代“性顽口讷”的崔琰并不是没有远大的理想，而是“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从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其后又就学于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可见，崔琰的经学根底是十分深厚的。后袁绍闻而征辟之，继而曹操又用之，是由于见他是一个人才，而这些才能的背后与其深厚的学识是密不可分的。崔林的入仕背景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史载其“从兄琰异之”，崔琰之所以“异之”，很可能是崔林有一些超人之处，而文化应是基础。加之崔林在曹魏所任的均为文职，可见此人的文化水平当为不低。

由此可见，清河崔氏是通过文化途径入仕，进而发展成为世家大族的。

隋唐以来，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破坏，科举取士逐渐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在唐代，入仕途径主要包括科举、杂色入流、门荫等几种形式。在唐前期，门荫是重要的入仕途径，世家大族子弟藉父祖宦位而得以优先入仕。但随着才学取士原则的不断强化，科举取士在入

仕途径中的地位愈显突出。当时出现了“缙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的现象。一些宰相及高级官吏主要来源于进士科，科举制逐渐成为入仕正途。据笔者统计，清河崔氏六房有仕宦记载成员287人，其中有确切入仕途径记载者84人，科举入仕66人，门荫入仕18人，前者远远多于后者。此外，清河崔氏凡是处于政治高峰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在唐代，清河崔氏出了12位宰相，其中，除崔知温以门荫入仕，崔神基、崔詧、崔元综入仕途径不明外，其余8人均以科举入仕。又如许州鄢陵房崔泰之兄弟，南祖崔氏崔尚兄弟、崔融父子、崔昭纬兄弟、崔从祖孙，清河小房崔邠兄弟及后代，都是在科举入仕后逐渐达到较高政治地位的突出代表。说明在清河崔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中，科举是入仕乃至获得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

科举是唐代清河崔氏入仕的主要途径，而科举取士的基本要求便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世家大族的累世家学无疑为家族成员参加科考提供了知识保障，成为入仕的基础。唐代科举经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由于秀才科很快即被废止，所以在当时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许多名臣多是这两科出身。而在这两科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推崇，而且也最难考，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后代沿袭科举制，实际就是沿袭进士科。进士科起初考试时务策五道，以后又加考诗赋、帖经和杂文（箴、论、表、赞），唐玄宗以后，更把诗、赋规定为必考项目。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一向具有好学的家风，世代保持了深厚的文化修养，而进士科所要考的就是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因此世家大族子弟在这方面便占有一定的优势。在科举入仕的崔氏成员中，一些人成绩突出，显示了高超的文化水平。如郑州崔杰，“弱冠以明经甲科，精九流之奥，故解褐授崇文馆校书郎”。南祖崔昭纬、昭矩兄弟相继为状元，可谓一门荣耀。此外，南祖崔舣，小房崔谔、崔岘、崔胶亦为当时状元，这些人均为将所持文化转化为入仕途径的典型代表。

清河崔氏以文化起家，还可以崔群父子为例。崔群年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当时，欧阳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柳宗元在《送崔群序》中说“崔君以文学登于仪朝”，《旧唐书》卷一五九《崔群传》史臣曰：“卫次公、郑𬘡、韦处厚、崔群、路随等，皆以文学饰身，致位崇极。”崔群“子充，亦以文学进，历三署，终东都留守”。这些记载都说明崔群父子两代均以家传文化作为入仕的重要工具，显示了文化底蕴对于家族发展的重要性。

文化用于入仕，除科举一途外，还有直接入仕。如清河小房崔倕“至德初，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便是一个例子。

家传文化的政治功用除体现在入仕方面以外，还在入仕后转化成家族成员从政的有力工具。在家族发展历程中，清河崔氏将自身的文化学识成功运用到南北朝隋唐政治实践中，在历代政治运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北齐崔▲，“博览群书，兼有词藻，自中兴立后，迄于武帝，诏诰表檄多▲所为”。

南朝梁崔灵恩，《梁书》卷四八、《南史》卷七一有《儒林·崔灵恩传》。崔灵恩为当时硕儒，由北魏入梁。试观崔灵恩的仕宦经历：“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卒官。”可见崔灵恩无论在南在北，都是因其丰厚的学识而得以参与政权。国子博士一职使其深厚的儒学功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经常“聚众讲授，听者常数百人”，而且有自己对事物的独到见解。崔灵恩一生著述颇丰，可以说，家传文化底蕴为崔灵恩从政并将所学运用到国家事物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唐代清河小房崔郾，在敬宗时为翰林侍讲学士，中书舍人，“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上嘉之，赐锦彩二百匹、银器等”。

清河大房崔龟从，宣宗时任太常博士，“长于礼学，精历代沿革，问无不通”，宣宗大中五年七月，崔龟从监修的《续唐历》撰成。任宰相期间，还曾就礼仪问题提出见解。如《唐会要》卷一九《百官家庙》：奏许百官于京内置庙。

南祖崔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解释，傍引证据，各有条疏。至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定是非，事竟不就”。

将自身所学运用到政治实践中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南祖崔融。崔融是武后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载崔融于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应制举，科目为词殚文律科。从崔融所应之科，便可知其文学素养颇深。崔融以丰厚的学识入仕，中宗为太子时，崔融便任太子侍读，“兼侍属文，东朝表疏，多成其手”。圣历年间，武后幸嵩山，被崔融所撰《启母庙碑》深深吸引，备加赞美。封禅结束后，即命崔融撰写朝觐碑文。武后时，他曾任著作佐郎、兼右史，两度任凤阁舍人，并知制诰，兼修国史。可见崔融的仕宦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底蕴。

史称“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崔融一生以文为伴，这篇《则天哀册文》则成了他的临终之作，其文章之华美，“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武则天曾访求王羲之书法，王方庆进其祖辈书法十卷。则天令崔融“为《窦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崔融留下文集六十卷，诗一卷。《全唐诗》卷六八共收十七首。是《则天皇后实录》的编纂者之一，还著有《宝图赞》一卷，并且将李峤、张说等人的诗集成《珠英学士集》五卷。《唐会要》卷七七《诸使上·巡察按察巡抚等使》：“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阁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

美中不足的是，崔融为保官位，以其卓越的文才，谄事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清河崔氏的历史上写上了不光彩的一页。当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后村诗话》续集卷三：“张易之、昌宗兄弟目不识字，手不解书，谢表及和御制皆谄附者为之。所进《三教珠英》，乃崔融、张说辈之作，而易之窃名为首。”《朝野佥载》卷五：“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崔融所吟之诗为：“昔遇浮丘伯，今同丁威令。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献媚到了极点。二张被诛后，崔融立刻被贬官。《旧唐书》本传赞评论崔融曰：“文虽堪尚，义无可则。”真是非常恰当。

崔融的文化仕途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崔融一支的家传文化世代不替。其子崔禹锡、崔翘“开元中，相次为中书舍人”负责诏书的起草工作，孙崔巨“右补阙，亦有文”。家传文化的政治功用在崔融子孙三代中显得十分突出

六、结语

在分析了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内容、形式、发展及变化之后，可以总结出世家大族家传文化的三个特征，即传承性、变异性和社会性。

传承性是家传文化的首要特征，也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累世的传承，也就称不上是家传文化。但在传承之中也有变异，这种变异包括两种，一是家传文化主体的转变，比如唐代清河崔氏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化；二是个别家庭成员对主体文化的偏离，如崔辑一支，崔道固“便弓马，好武事”、崔伯凤“少便弓马，壮勇有膂力”、崔祖螭“粗武有气力”，这些人均好武，与清河崔氏做为儒家文化大族的传统相悖。家传文化虽然发生了这些变异，但是这种变异性与传承性并不矛盾。因为变异是在传承中的变异，在文化主体变异后仍然继续保持着文化的传承，个别成员的文化偏离也无法从整体上改变主体文化的传承。家传文化的传承性与变异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再来谈谈家传文化的社会性。严格讲，家传文化是属于私学的范畴，但在中古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世家大族特殊的家庭环境下，家传文化已超越了私学的界限，带有一定的社会性。比如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虽然政治联姻是当时世家大族婚姻的支柱，婚姻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越了婚姻作为“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含义。但是在不经意中，却使得不同的家传文化通过婚姻这种形式传播开来，家传文化逐步社会化。又如清河崔氏的交际圈，好学的家风影响到家族成员的交往范围，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士人文化圈。在这种文化交往中，家传文化进一步在士人之间传播，而且随着文化交往的扩大，家传文化的社会性会随之进一步增强。

世家大族的家传文化对私学界限的超越还表现在，家传文化不能独立发展，它的发展是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的。一方面是家传文化的存在受外部条件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而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之所以能够延及数代，与当时的门阀制度分不开。世家大族大约在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到了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曹魏初九品中正制以及西晋占田、荫客等法令的实施，从制度上为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门阀制度为清河崔氏子孙得以延续数代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门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隋唐建立后，门阀制度遭到破坏，而清河崔氏依然能够保持文化相传数代，主要原因应该是生存环境的相对稳定。隋唐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间虽不乏内乱外扰，但从整体上讲，为清河崔氏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虽然失去了门阀制度的庇护，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却能够继续相传，世代不替。另一方面是家传文化的内容受外部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如北朝隋唐崇佛，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中就会产生一定的佛教因素。唐朝科举取士的发达，促使清河崔氏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化。这些外部条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传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变动。

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视作当时北方世家大族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世家大族，它不仅应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煊赫的政治地位，同时还应包涵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文化地位。“在汉朝崇尚儒术之后，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皆以学术（尤其是儒术）为高，士族拥有知识，受整个社会的敬仰”。可见，文化地位对于世家大族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文化地位是通过家传文化表现出来的。家传文化是一个家族的灵魂所在，它不仅可以影响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指导他们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家传文化的盛衰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家大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地位，进而影响其政治地位。而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延续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也得益于世家大族家传文化的累世传承。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子孙们在漫长的家族发展历程中，作为独特家传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在保持一定经济、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以鲜明的文化特征立足于社会，成为文化世家大族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