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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 崔氏 的政治认同与十六国民族政策
王华山
摘要：本文系统考述了十六国时期清河崔氏与胡族的复杂关系及其演变历程。认为东晋衰微，既无力收复中原，又压抑晚渡的北方士族，促使北方士族疏离晋室。随着胡族统治者尊重汉族士人权益并积极引用，清河崔氏等北方士族开始自觉地与胡族政权合作。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清河崔氏与各胡族政权关系的差异，表明影响胡汉民族关系的不仅在于胡族统治者能否优待士人或尊崇儒学，更关键的因素是胡族统治者能否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
关键词清河崔氏十六国儒学 政治认同 民族政策
胡汉上层关系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清河崔氏出仕过除羌族外五胡在中原地区建立的许多政权，值得当作透视北方胡汉上层关系的典型个案来分析。鉴于迄今无专文述及，本文将系统梳理清河崔氏与胡族政权关系的演变历程，以有助于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汉民族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拥护晋室，抗击匈奴羯族
汉末曹魏时，清河崔氏家门兴盛，出了崔琰和崔林两位著名人物，活跃于十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是他们的后裔。由于与司马睿集团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永嘉之乱”前后，清河崔氏并未参与“永嘉南渡”，而是滞留北方，追随其姻亲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等西晋北方遗存州镇，联合拥戴晋室的鲜卑、氐、羌各族，与匈奴和羯族人相峙。影响所及，不仅清河崔氏各房避难迁徙方向与此有关，而且此后各房与五胡的关系也承其传统。
（一）崔林房
这一时期崔林房的代表人物是崔林孙崔玮和崔林曾孙崔悦（《三国志·崔林传》注引《晋诸公赞》）。西晋末年，清河崔林房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及太原温氏互为姻亲，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河北士族姻亲集团[sup]1[/sup]。晋惠帝光熙元年（306）九月，刘琨出任并州刺史[sup]2[/sup]，与他的外甥温峤招募了一千余人进入并州。《晋书·温峤传》载：“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埸，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不到一年时间，破败的晋阳城重新恢复生机。刘琨的父亲也把家从洛阳迁到了晋阳，“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晋书·刘琨传》），成为当时流民的主要投奔地之一。
永嘉五年（311）洛阳沦陷，太子右卫率清河崔玮与尚书范阳卢志，率领家人北上投奔并州刺史刘琨，途经阳邑（今山西太谷）时，被匈奴刘聪之子刘粲俘虏（《晋书·卢钦传附卢志传》）。刘粲把卢志长子卢谌留在身边做参军，将卢志、崔玮等人送到汉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了广泛吸引和争取晋人，刘聪授予他们高官显爵，封拜卢志为皇太弟太师，崔玮为皇太弟太傅。不久，崔玮、卢志劝皇太弟谋反，被杀。《晋书·刘聪载记》载：“东宫舍人荀裕告卢志等劝乂谋反，乂不从之状。聪于是收志、玮、遐于诏狱，假以他事杀之。”所谓“他事”指卢谌趁刘粲大败之机，逃到了刘琨那里。《资治通鉴》把卢志排除在外。胡三省注引《考异》曰：“《刘聪载记》，‘志劝太弟乂作乱，被诛。’按志劝成都王颖起义兵，谏颖攻长沙王乂，忠义敦笃，始终不亏，非劝人作乱者也。今从《卢谌传》。”（《资治通鉴》卷88）而在笔者看来，卢志在八王之乱时为成都王司马颖出谋划策，其目的是致力于维护西晋王朝的团结统一。既然是“忠义敦笃，始终不亏”，岂能真心辅佐灭亡西晋的匈奴汉国，正当设法乱其内政，使其陷于争权夺利之内耗中。
卢谌逃归刘琨后，与刘琨内侄清河崔悦均以才学和门第受到器重，同为司空从事中郎。卢谌作诗赠送崔悦和温峤，表达他渴望一起为复兴晋室建功立业的理想：“逍遥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旧京路。平陆引长流，岗峦挺茂树。中原厉迅梠，山阿起云雾。游子恒悲怀，举目增永慕。良俦不获偕，舒情将焉诉？远念贤士风，遂存往古务。朔鄙多侠气，岂惟地所固？李牧镇边城，荒夷怀南惧。赵奢正疆埸，秦人折北虑。羁旅及宽政，委质与时遇。恨以驽蹇姿，徒烦飞子御。亦既弛负檐，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誉？倪宽以殿黜，终乃最众赋。何武不赫赫，遗爱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辞，惟以二子故。”[sup]3[/sup]
仰仗鲜卑拓跋部的军事援助，刘琨勉力维持着与刘渊、石勒相持的局面。“以并州单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间者，代王之力也。”（《资治通鉴》卷89）后来，鲜卑拓跋部内乱，代王拓跋猗卢被杀，部落星散。刘琨与石勒决战失败，只好率部下到幽州投奔鲜卑段部的段匹䃅。段匹䃅堂弟段末波暗通石勒，俘获刘琨的儿子刘群，逼迫他写信约刘琨为内应反对段匹䃅。东晋太兴元年（318）五月，段匹䃅声称奉朝廷密诏，把刘琨及其子侄四人一起杀害。卢谌、崔悦等人奉刘群为主率领刘琨余部逃到辽西，投靠了段末波，自此完全沦落为寄人篱下的流民集团。
由于当时晋室还要依仗段匹䃅抵御石勒，没有立即为刘琨正名举哀。晋太兴三年（320），卢谌、崔悦通过段末波派往江南的使者上表为刘琨诉冤。奉命到江南劝进的温峤也上表陈说刘琨忠于晋室而家破身亡，后来刘琨才受到晋室追悼和褒奖。温峤还多次上表，请求朝廷录召崔悦等人南下。“姨弟刘群，内弟崔悦、卢谌等，皆在末波中，翘首南望。愚谓此等并有文思，于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录召，继绝兴亡，则陛下更生之恩，望古无二。”（《晋书·刘琨传附刘群传》）晋咸康二年（336），晋成帝下诏征辟刘群等人。然而，段末波、段辽兄弟爱惜人才，托辞说道路艰险，不放他们南下。
另外，永嘉之乱后，出自崔林房的崔彤 “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魏书·崔玄伯传附崔宽传》；《北史·崔宏传附崔宽传》）。西晋灭亡时，司马保自立为晋王，联合氐、羌等族，据有秦州（今甘肃甘谷东）。晋太兴三年（320）司马保被匈奴前赵刘曜攻灭，部众奔散，崔彤投奔凉州。
（二）崔琰房
当时，西晋在北方的重要藩镇，除了并州刺史刘琨，实力最强的当属幽州刺史王浚。由于刘琨在匈奴刘聪和羯人石勒夹攻下处境艰险，黄河以北的汉族百姓大多投奔幽州，王浚日益强盛。永嘉五年（311）七月，晋怀帝被俘，王浚承制署置百官，以妻舅清河崔琰曾孙崔毖为东夷校尉[sup]4[/sup]。王浚被石勒杀死后，崔毖成为西晋在辽东地区的最高长官。晋愍帝建兴二年（314）“九月丙戌，麒麟见襄平，（平）州刺史崔毖以闻”（《宋书·符瑞志中》），并于建武元年(317)响应刘琨的号召，上表司马睿劝进。
崔毖以为自己出身北方名门望族，在中原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流亡的中原士人应该来归附他，于是多次派遣使者招纳，但是前来投奔他的寥寥可数。渤海高瞻“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如辽东。”（《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东莱鞠彭“与乡里千余家浮海归崔毖”（《资治通鉴》卷91）。[sup]5[/sup]鲜卑慕容廆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晋书·慕容廆载记》）。《资治通鉴》卷88晋愍帝建兴元年（313）载：“东夷校尉崔毖请皇甫岌为长史，卑辞说谕，终莫能致；廆招之，岌与弟真即时俱至。”因此，崔毖怀疑是慕容廆扣留了流亡士人，于是暗地里鼓动高句丽、鲜卑段氏及宇文氏，约定灭掉慕容廆，瓜分慕容氏领地。东晋太兴二年（319）十二月，慕容廆击败高句丽、段氏、宇文氏三国联军，随后发兵攻陷平州州城，崔毖只好丢弃家室，逃奔高句丽。崔毖兄子崔焘与高瞻率部众投降，被慕容廆以宾客之礼相待。慕容廆敬重高瞻，任命他为将军。高瞻知道慕容廆表面上尊崇东晋，实则要借尊王之名，行自立之实，因而声称有病不起，坚决拒绝合作。慕容廆从高瞻的态度明白了要想成就霸业，只有把拥护晋室的旗帜继续打下去，才能争取中原士族的真正支持，于是派使者到江南，向东晋表明自己虽然驱逐崔毖但仍然效忠晋室的态度。晋太兴四年（321）十二月，慕容廆被东晋正式任命为平州牧，以崔焘为主簿（《资治通鉴》卷91）。这支清河崔氏从此进入鲜卑慕容氏集团。
二、疏离晋室，与胡族合作
永嘉南渡后，东晋虽然以中华正统自居，打出北伐中原的政治旗号，以争夺人心。但是，皇权和门阀士族疑忌北伐将领而多方牵制，而且北伐将领大多计较私利，无心拯民于水火，因而北伐屡兴屡败，致使民望尽失。另一方面，渡江较晚的北方士族在南方受到歧视和排挤，找不到归属感。《宋书·杜骥传》载：“晚度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这都促使北方士人渐渐疏离晋室，一旦胡族政权不再采用杀戮政策，明令尊重和保护汉族士人权益时，胡汉上层之间便开始了政治合作。这在清河崔氏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首先来看崔悦与刘琨余部的情况。晋咸康四年（338）三月，石虎打败辽西鲜卑段辽，刘群、卢谌和崔悦等人率众投降后赵（《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晋永和五年（349）石虎死，东晋命褚裒督师北伐。当时距离西晋灭亡不过40年，北方遗民心向东晋。《晋书》卷93《褚裒传》载：“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裒抚纳之，甚得其欢心。……（沛）郡中二千余人归降。鲁郡山有五百余家，亦建义请援。”（《晋书·褚裒传》）但是，褚裒率领的军队一战即溃，几乎全军覆没。“时河北大乱，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会裒已还，威势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资治通鉴》卷98）这沉重打击了北方遗民对东晋的信心。击溃晋军的后赵大将李农出自并州“乞活”集团。周一良先生指出：“盖（冉）闵（李）农皆石氏统治下之汉族，复直接间接与乞活有关，一旦得势，遂有复仇之举。”[sup]6[/sup]不过，他们推翻后赵政权后并未归附东晋，而是弃晋自立。其中原委，《资治通鉴》卷98晋纪穆帝永和六年（350）闰正月条载：“闵曰：‘吾属故晋人也，今晋室犹存，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何如？’尚书胡睦进曰：‘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大位，晋氏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雄，混一四海乎！’闵曰：‘胡尚书之言，可谓识机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兴，国号大魏。”（《资治通鉴》卷98）此时，刘琨余部拥护冉闵自立称帝，刘群出任冉魏尚书左仆射、行台都督，卢谌出任中书监（《晋书·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传》），没有象陇西辛谧那样劝冉闵“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晋书·辛谧传》）。
冉魏对羯胡采取种族灭绝的屠杀政策，招致各方胡族势力的围攻。不久，刘群与卢谌在保卫冉魏的战斗中阵亡。刘琨余部四散，或过江投奔东晋，或留在中原。崔悦在石虎末年做新平郡（今陕西彬县）郡相时，被郡人杀害。他的子孙继续留在北方。由于刘琨的特殊影响，南下归晋后，刘琨的侄子刘启拜前将军，加给事中，刘述为骁骑将军（《晋书·刘琨传附传》）。而南渡后的刘琨集团其他成员未能逃脱“晚渡荒伧”的命运。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为卢谌子勖和卢谌孙嘏。他们无缘入仕东晋，门户地位下降，其子孙最后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掘墓人[sup]7[/sup]。而留在北方的卢谌子孙仍能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据《北史·卢玄传》载：“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偃为营丘太守，邈为范阳太守，皆以儒雅称。”
这时，北方士人普遍面临着南迁与留北的困惑。而东晋名将桓温北伐前秦失败，促使他们彻底认清了形势，抛弃对晋室收复中原的幻想。后赵灭亡后，人心思晋，原后赵将领苻健打着晋室的旗号进入关中，建立氐族政权后和东晋正式断绝关系。关中士族豪强没有立即拥戴和支持这个异族政权。当桓温伐秦时，他们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三秦豪杰未有至者”（《晋书·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桓温徘徊灞上，民心涣散，致使伐秦最终失败。名士王猛放弃追随桓温南下而出仕前秦，成为一代名相，主要是听从了其师“在此自可富贵，何为远乎”的教导。这无疑解答了后赵灭亡后北方士人普遍面临的去留之间的困惑。祸福富贵的权衡，使得大多数北方士人拒绝南下，意味着与胡族上层进行政治合作开始成为北方士人普遍的自觉意识。
现在再来看清河崔琰房成员的情况。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一直打着拥戴晋室旗号的鲜卑慕容氏灭掉冉魏，得以入主中原。这时，崔琰房成员和其他流亡东北的汉族士人的命运与鲜卑慕容氏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返回中原故土后，他们积极拥戴鲜卑慕容氏弃晋自立。《晋书·慕容俊载记》载，燕王慕容俊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 p3 K; g" }9 D0 _: S
随着胡族在中原统治地位的基本确立，胡汉上层合作渐渐成为主流。清河崔氏为冀州冠族，宗族势力强大，再加上其联姻河北、河东等地士族大姓，属于北方士族中的实力派，为各胡族政权统治者所重视，高官显宦不断（见下表）。从出仕表可以看到，自永嘉之乱到北魏进入中原，清河崔氏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清河崔氏这一时期曾经出仕过匈奴族刘汉、北凉，羯族后赵，鲜卑族慕容前燕、后燕、南燕，氐族前秦，丁零族翟魏等10多个政权。出仕者达18人之多，其中匈奴刘汉1人次，河西匈奴北凉2人次，羯族后赵6人次，氐族苻坚前秦3人次，鲜卑慕容氏10人次，鲜卑段氏1人次。这一时期清河崔氏主体成员基本上活跃在辽东和河北，所以从地区上看，出仕关东的羯族后赵和鲜卑慕容氏政权的人数远远高于关中和陇右政权。从时间上看，越到后期，出仕的人物越多，充分表明北方士人与胡族政权的合作关系日趋密切。
十六国时期清河崔氏仕宦表
房支
姓名
仕宦
出处
玮（林孙）
匈奴刘汉太弟太傅
《晋书·刘聪载记》
辽西鲜卑段末波佐史
《晋书·卢钦传》
辽西鲜卑段辽司马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悦（林曾孙）
羯族后赵石虎司徒左长史、关内侯
《魏书·崔玄伯传》
石虎司徒右长史，关内侯
《北史·崔宏传》
石虎新平相
《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潜（悦子）
前燕鲜卑慕容𬀩黄门侍郎
《魏书·崔玄伯传》
《北史·崔宏传》
林
液（悦子）
前秦氐族苻坚尚书郎
《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宏（潜子）
前秦苻融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管征东记室、著作佐郎、苻丕征东功曹；后燕慕容垂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
《魏书·崔玄伯传》
《北史·崔宏传》
彤（林玄孙）
仕西凉李氏及北凉沮渠氏
《魏书·崔玄伯传》
《北史·崔宏传》
剖（彤子）
仕北凉沮渠氏
（同上）
焘（琰玄孙）
前燕成周内史、后降石虎
《资治通鉴》卷96
遇（琰曾孙）
石虎特进
《魏书·崔逞传》
《北史·崔逞传》
瑜（遇子）
后赵黄门郎
（同上）
逞（瑜子）
慕容𬀩黄门侍郎，苻坚齐郡太守，东晋司马昌明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翟辽中书令，慕容垂秘书监、慕容宝留台吏部尚书
（同上）
琰
遹（逞兄）
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
（同上）
琼（琰六世孙）
慕容垂车骑属
《魏书·崔玄伯传》
《北史·崔亮传》
牧（琰玄孙）
后赵尚书右仆射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荫（牧子）
后赵征东大将军
（同上）
前燕司农卿
《临淄北朝崔氏墓》
怡（荫子）
前燕聊城令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霸
遵（琰兄霸曾孙）
慕容垂少府卿
《魏书·崔玄伯传》
《北史·崔逞传》
整（遵弟）
后燕广川太守
《魏书·崔玄伯传》
三、民族政策是影响胡汉上层关系的关键因素
在分析影响胡汉民族关系诸因素时，学界比较侧重于胡族的汉化程度、士族政策、对儒学的尊崇等因素。不过，虽然程度上有差别，但是不可否认，入主中原的胡族政权统治者，无不在文化上尊礼崇儒，在政治上沿用魏晋官制并重用汉族士人。对比分析清河崔氏与诸胡族政权的关系可以发现，民族政策更是关键因素。
为了招抚石勒，刘琨为他找回了战乱中失散的母亲王氏和侄子石虎，并派人送给石勒。石勒虽然拒绝归附，但是心存感激。晋建兴四年（316）石虎活捉了刘琨的小侄子刘启，立即护送到襄国（今河北邢台）。石勒不仅下令给刘启田地和房子，还派儒官为刘启讲授儒家经书（《晋书·石勒载记上》）。石虎称帝后，以刘启为尚书仆射（《晋书·刘琨传附刘启传》），对刘琨余部优礼厚待。“时勒及季龙得公卿人士多杀之，其见擢用，终至大官者，唯有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及（刘）群、（崔）悦、（卢）谌等十余人而已。”（《晋书·刘琨传附刘群传》）
但是，总的来说，后赵政权对汉族实行的是民族压迫政策。据《晋书·石勒载记下》，从石勒起，即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政权建立之始明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并且尊崇儒学，但同时“号胡为国人”，“讳胡尤峻”。石虎的本民族意识更为强烈。著作郎王度奏请遵守儒家祭祀典礼，禁止汉族百姓信仰佛教，后赵汉族官员纷纷赞同，但石虎从尊崇本民族文化的立场出发，“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晋书·佛图澄传》），准许汉人出家为僧，免去他们的租税、徭役和兵役。在不良佛教徒的蛊惑下，石虎把民族压迫推行到极点。《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载：" n' k' h2 X( v' T9 T/ z& Y$ J
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成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
所以，石虎统治后期，胡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清河崔悦、范阳卢谌等“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卢）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晋书·卢钦传附卢谌传》）
清河崔氏对慕容氏政权的态度与后赵同样形成鲜明对照。永嘉之乱以来，鲜卑慕容氏实行外奉晋朔、内图霸业的策略，重用汉族士人，努力提倡汉化，“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晋书·慕容俊载记》）。北方汉族民众对其没有敌视的心理，民族关系融洽。占据中原后，吸取后赵苦役汉人而导致覆败的历史教训，在中原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赢得了民心。才三四年的光景，前燕境内的汉族百姓就不再希望东晋王师来“拯救”他们了。据《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升平二年（358）载，东晋将领荀羡对前燕泰山太守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贾坚回答说：“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节！吾束修自立，涉赵历燕，未尝易志，君何匆匆相谓降乎！”: ^1 R( Z+ [: c& ^2 R, y
前秦吞并了前燕，却未能赢得关东民心。前燕汉族旧臣坚信燕室必定实现复兴。据《晋书·黄泓传》载，魏郡黄泓说：“燕必中兴，其在吴王（慕容垂），恨吾年过不见耳。”《资治通鉴》卷102载，汲郡赵秋说：“天道在燕，而秦灭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复为燕有。”为了稳定前秦在关东地区的统治，苻坚起用一些关东名士担任朝官或郡县长官。清河崔琰后人崔逞被委任为齐郡太守（《魏书·崔逞传》；《北史·崔逞传》）。清河崔氏对氐族政权缺乏信任感，征召为朝官的拒绝到关中就职。据《晋书·苻坚载记下》载，崔悦的儿子崔液被苻坚征召为尚书郎时“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请还冀州”。崔液的侄子崔宏（字玄伯）聪敏过人，政治才干出众，“苻坚闻而奇之，征为太子舍人。辞以母疾不就，左迁著作佐郎”（《魏书》卷24《崔玄伯传》）。
前秦内部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苻坚虽然优待降俘的其他民族上层人物，并加以重用，但是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政策。被前秦征服的民族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民族压迫。《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载：苻坚“大言责（慕容）冲曰：‘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何为送死。’冲曰：‘奴则奴矣，既厌奴苦，复欲取尔见代。’”淝水之战后，前秦迅速土崩瓦解，北方再次陷入残酷的战乱和民族仇杀。为了躲避战乱，崔逞、崔宏率领家族南下投奔东晋。不过，孝武帝不许他们过江，下诏委任崔逞为冀州清河、平原二郡太守，让他们带领各自的部曲驻扎在黄河南岸。不久，崔逞、崔宏被东晋叛将泰山郡太守张愿裹胁，出仕丁零族翟魏政权（《资治通鉴》卷108；《魏书·崔逞传》；《北史·崔逞传》）。慕容垂灭翟辽后，清河崔氏归附后燕。鲜卑拓跋氏攻下后燕都城中山后，后燕国主慕容宝逃奔龙城，后燕被截为两部分。镇守邺城总管南境的后燕范阳王慕容德在关东士族中很有威望，黄河以北的汉族士人多半追随他南迁，清河崔氏也在其中。清河崔旷、崔辑追随慕容德南渡黄河，定居青齐（《魏书·崔玄伯传附传》）。
前燕统治青齐时，深得当地民心，慕容德进军青齐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晋书·慕容德载记》载：“德进据琅邪，徐、兖之土附者十余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万余人”。在青州广固称帝后，慕容德当即“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晋书·慕容德载记》）， 推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族文化，把儒家学说作为施政方针。南燕政治开明，鲜卑慕容氏与汉民族和睦共处，民族矛盾比较缓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汉族士人投奔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起初，清河崔模追随后燕国主慕容宝逃到龙城，慕容熙末年后燕内乱，他从辽东迁到青齐定居（《魏书·崔玄伯传附崔模传》）。清河崔逞在北魏围攻中山时投降。战事平定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强迁关东豪强到平城。崔逞对鲜卑拓跋氏心存疑虑，指使妻子与四个儿子投奔南燕。《魏书·崔逞传》载：“逞之内徙也，终虑不免，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令归慕容德，遂奔广固。”
汉族士人像崔逞这样对鲜卑拓跋氏心存疑惧的并不是少数，“是时东方罕有仕者”（《魏书·仇洛齐传》；《北史·仇洛齐传》）。既使被征召去平城做官也十分害怕，害怕离开自已的宗族乡里到平城做官不仅不能富贵，反而有可能祸及宗族（《魏书·宋隐传》）。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河崔宏积极辅佐拓跋珪，草创北魏初期制度，有着特殊的原因。双方合作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首先，崔宏家族与鲜卑拓跋氏有着友好的历史渊源。如前所述，永嘉乱后，崔宏的祖父崔悦在并州追随刘琨抗拒匈奴、羯胡。当时，鲜卑拓跋猗卢是刘琨立足并州的重要外援。猗卢救援刘琨的事迹一直影响到北魏初年。据《魏书》卷33《张济传》，拓跋珪称帝的次年（399）七月，东晋雍州刺史杨佺期为解救被羌族后秦围攻的洛阳，向北魏求援时就提到了这段历史：“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洛城求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拓跋珪“嘉其辞顺，乃厚赏其使，许救洛阳”。其次，双方志同道合。拓跋珪不甘于只做漠北草原雄主，有志成为一统中原的封建帝王，所以广求中原士人。《魏书》卷2《太祖道武帝纪》载：“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而当时人评价崔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魏书·崔玄伯传》）。淝水之战后，崔宏“为丁零翟钊及晋叛将张愿所留。郝轩叹曰：‘斯人也，遇斯时，不因扶摇之势，而与𫛩雀飞沉，岂不惜哉。’……始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北史·崔宏传》）崔宏自伤什么呢？他不追求隐逸生活，家世所传留者实际上是汉及魏晋之旧物[sup]9[/sup]，有王佐之才的他应当是感伤自己难遇英主，无以施展才华。
小结
通过以上对十六国时期清河崔氏与胡族关系的考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地域认同来看，永嘉之乱后，魏晋旧族大多追随晋室南迁，但是同样为魏晋旧族的清河崔氏，其主要房支不仅在永嘉之乱后的大迁徙中选择留在北方，而且历经“胡亡氐乱”的两次大规模移民浪潮，最终止步泰山脚下，充分表明河北士族对北方具有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政治认同来看，作为魏晋旧族，清河崔氏主要房支最初无不拥护晋室，但是随着对晋室衰微，无力恢复中原的认识加深，对压抑晚渡士族的东晋，疏离感替代了归属感。再加上对现实祸福富贵的综合考量和权衡选择，清河崔氏等北方士族最终走上自觉地与胡族统治者政治合作的道路。从民族认同来看，虽然这一时期清河崔氏所出仕的胡族政权统治者对汉族传统儒学文化无不尊崇，但是羯族石氏在强烈的本民族意识驱使下实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苦役晋人而导致残酷的民族仇杀。氐族苻坚能够注意调和民族矛盾，但没有深刻认识到前秦内部民族矛盾的严峻性和自觉执行平等的民族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最后导致前秦的崩溃，使北方重陷战乱。相比之下，鲜卑慕容氏实行了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民族矛盾较为缓和，到南燕时，出现了广固城中“衣冠旧族，先帝遗民”死守不降东晋刘裕北伐军的现象（《资治通鉴》卷115）。所以，超越狭隘的本民族认同心理，正确协调民族关系，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才能真正使北方政治和社会走向稳定。这对北朝时期继续完成北方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基地基金项目中期阶段性成果。）
【1】参见拙作《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载《人文杂志》2002 年第1 期，第124－125页。
【2】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820页。
【3】（梁）萧统：《文选》卷25《赠崔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86-1187页
【4】《资治通鉴》卷91胡三省注：“毖，崔琰之曾孙。琰在魏时，为冀州人士之首，子孙遂为冀州冠族。”; [) I$ ^$ H) l& F2 p* g; }3 S
【5】鞠彭到达辽东时，崔毖已经败逃。
【6】周一良：《乞活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8页
【8】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9】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4年，第1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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