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氏家族谱录

沈寻雅

向姓是中文的姓氏之一，向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在百家姓中排第129位，按人口计算排名第99位（2007年数据）炎帝生的二十四个儿子之一，起为向姓，在夏朝向垚在陕西建向国，以国名为氏，这是真正的向姓始祖。根据《吕氏春秋》载有：“宋向带为太宰，桓族也。华元杀荡泽、向带等舍于睢上……”。可知向带亦为桓公之后，综合其他史料判断，向子戌所处年代应在向带之后 ，这就说明，向姓发源于陕西，并以国为姓，而“向父”为向父姓得姓始祖，无论如何，“向父”的姓祖发祥于今宋国。人口分布向氏族人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湖南省为多，约占全国向氏人口的35%左右。得姓始祖向垚夏朝时在陕西建向国，以国名为氏。为向氏已知的得姓始祖。西周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追封先帝后裔时，封炎帝的一个裔孙在向地，班固定为沛郡（今安徽怀远区域），建有向国，国君称向伯。为向氏始祖。子肸“向父”，宋桓公之子，名。其孙（一说曾孙）名子戌，任宋国左师，执掌国政。公元前五四六年，他师华元故智，约合晋卿赵武、楚令尹子木在宋结盟，再次弭兵，谈判修和。此次弭兵大会共邀二十余国参加，使晋、楚借以平分霸权。此会以后，中原各诸侯国未再发生较大战争，得以安宁十多年，这在春秋史上是少见的。子戌也因此名扬列国。他以祖父向父的首字为姓，其后子孙沿续相传，称“向父”氏。尊“向父”姓得姓始祖。寻根溯源一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上记载，西周时期有个向国，为小诸侯国，是西周初期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追封先帝后裔时，封炎帝的一个裔孙在向地，班固定为沛郡（今安徽怀远区域），建有向国，国君称向伯。在史籍《潜夫论·志氏姓》中更明确地记载：“炎帝苗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许、向，或封于纪，或封于申。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故诗云：‘亹亹申伯，王荐之事，于邑于序，南国为式。’宛西三十里有吕城。许在颍川，今许县是也。，高氏、襄氏、、士强氏、东郭氏、雍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渊氏、子干氏、公旗氏、翰公氏、贺氏、卢氏，皆姜姓也。”在周平王五十年（公元前721年），西周的向国被强大的邻国莒国所吞并，亡国时间在史籍《春秋·隐公二年》中有记载：“莒人入向。向，小国也，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向国与山东莒县没有任何关系。向国灭亡之后，向伯的王族后代子孙以及国民遂以故国名称为姓氏，称向氏，世代相传。二源于子姓，出自商汤王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通志·氏族略》的记载，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桓公子御说有五个儿子，他的第四个子名叫子肸，字“向父”，其后世代为宋国卿士。到了子肸的孙子子戎时期（一说曾孙），出任宋国左师，并主掌国政。公元前546年，向戎师华元故智，约合晋卿赵武、楚令尹子木在宋结盟，再次弭兵，谈判修和。此次弭兵大会共邀二十余诸侯国参加，使晋、楚借以平分霸权。这次盟会以后，中原各诸侯国在十余年间未再发生较大战争，各国得以安宁生息积蓄力量。这在春秋乱世中是非常少见的，子戌也因此名扬列国。子戌就是以祖父“向父”之字为姓氏的第一人，因此又称向戎、向子戌，其后裔子孙沿续相传，皆称向父氏、向氏，后向父氏亦省文简改为单姓向氏，史称“向父”氏的正宗祖宗。“向父”氏族人大多尊奉向父为得姓始祖。三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上卿羊舌肸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羊舌肸，亦称叔肸、杨肹，字叔向，具体生卒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后再予刊载。他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晋军名将羊舌斗克之后，是春秋历史上著名的先贤之一。羊舌肸主要活动在晋悼公姬周、晋平公姬彪、晋昭公姬夷三代晋侯执政时期（公元前572～前526年），他的封地在杨邑（今山西洪洞东南七公里处），故又称杨肹。羊舌氏家族是晋国的公族，羊舌肸之父羊舌职即为大夫。到羊舌肸这一代，羊舌氏家族极盛，有兄弟四人，即羊舌赤（铜鞮伯华）、羊舌肸（叔向）、羊舌鲋（叔鱼）、羊舌虎（叔虎），皆为晋国大夫，史称“羊舌四族”，声名四播，连当时的晋国世敌楚国人，都称其为“强家”。在羊舌肸的其他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之字为姓氏者，称叔向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向氏、叔氏（舒氏），世代相传。四源于西南夷，西南夷是黄帝后代，出自汉朝时期巴郡“南郡蛮”，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古巴郡（今川东、鄂西地区）的“南郡蛮五姓”中，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个大的氏族群体，其中的巴氏之子务相为五姓之首，被大家共尊为廪君，曾聚居在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一带）。在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公元～年），在廪君的后裔子孙中有人改为汉姓向氏。一直到清朝时期的湖广施南地区，该向氏家族世为巴地土司，其姓氏世代相传。五源于土家族，出自五代时期赣西地区原汉族，属于汉姓夷化为氏。道教继承了我国古代神仙思想；长生不死，修真成仙，成为道教的主要思想和修炼目的，因此道教十分重视医药和养生之术。本文介绍了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并从服食、辟谷、导引、行气、房中五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的养生健身之术，辨析了其中的科学因素与虚妄夸诞之说。文章认为，道教在医药和养生方面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应珍视这份文化遗产，加以发掘和整理，剔除其虚妄迷信因素，发扬其科学内容。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上的重大问题。生必有死，虽是辨证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人的欲望总是希望延年益寿，尤其是剥削阶级的最高统治者，总是希望长期保持富贵荣华、骄奢淫逸的生活，贪婪地追求长生不死。春秋时代，齐景公就说过:“古而不死，其乐若何?”（《左传》昭公二十年）战国时，出现了一批方士，为了迎合王公贵族求长生的心理，于是编造出海上有长生不死之药的谎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齐国的方士徐福等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许多仙人都住在那里，如能到达，可以求得神仙和不死之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徐福领着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派方士韩终等“求仙人不死之药”。（《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几年，花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结果一无所获。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对武帝说用丹砂可以炼出黄金，以黄金为饮器则益寿，可以见到蓬莱岛上的神仙，于是武帝派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等仙人。齐国的方士公孙卿又对汉武帝讲黄帝乘龙上天的事，武帝听了深为羡慕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封禅书》）秦皇汉武所迫切追求的就是成仙不死。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继承了古代的神仙思想。《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地真》）故长生不死，成为神仙是道教的主要思想，也是道教的修炼目的。为了修仙长生，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因此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必要手段。《抱朴子杂应篇》说:“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所谓“近祸”就是指人们患的各种疾病而言。早期道教如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由于汉末曾有几次传染病、瘟疫流行，道教徒利用廉价的中草药、“符水”给人治病，使一些人获得再生，因之“百姓信向”，教徒遍布天下。所以葛洪把“延年益寿”，，消灾治病”说成道教的业务。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喆说:“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不可执着，则有损于阴功；外贪财货，内费修真。”（《重阳立教十五论论合药》）这说明学道之人必须通医术，医药有助于宗教的宣传推广，但不能执着，以医为业，甚至借医药来贪取财货。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当然有损阴功，不可能修真成仙了。概括起来，道教所以重视医药的原因有二:其一，要想修炼成仙，必须服食炼丹，而医药则是服食炼丹的重要手段。其二，医药可以济世活人，利用医药来治病救人，接近群众，是扩大宗教宣传影响的最好方法之一。为了修真成仙，道教有种种修炼的方术，如服食炼丹、导引行气、辟谷、存神以及房中之术等等，所以葛洪说:“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可以度世；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知屈申之诀者，则曰导引可以难老；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抱朴子微旨》）道教的这些修炼方术，虽以修真成仙为目的，具有虚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着古代医药和养生的科学内容。现就这两方面分述如下。20世纪以来，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瓶颈。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历来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老子想尔注》提出了“守中和之道”、“冲气以为和”、“和则相生”等理论。“中和”之气具有“调和万物”的功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的重要基础。可以说，“道”的本性就是“中和”的，是自然和谐的，只有天地自然的和谐，才会有万物的生长和成熟。“中和之道”是道教追求和谐生命、和谐自然的重要思想资源。从“中和之道”的和谐思想出发，道教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反映了道教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合共生的生态建设。道法自然：中和之道的生态伦理“中和之道”体现了道教“道法自然”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以“无为”为法则。道化生万物，皆自然无为而生，不受任何外物所制约。“道生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所化生，因而“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万物都按照“道”赋予它们的秉性而存在，有自然生存、发展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破坏它们。人类对待万物的态度应该如葛洪《抱朴子内篇》中所称的“任物自然”，即遵循客观规律，与一切外物和谐共生，以获得人与自然在整体上的和谐。“道通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该互相尊重、和谐共处，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还认为，道化生万物，但人是道的“中和”之气所化生的，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气和智慧的生物。因此，人居于“万物之师长”的位置，为“理万物之长”。也就是说，人负有管理和爱护万物的职责，人的行为要符合“天道”，人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使自然更加完美，使自身与自然更加和谐。“道贵中和”的生态伦理。道教从“道法自然”的整体出发，十分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关系。道教认为，维护整个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要确保天地的平安。“道贵中和”，就是说人类社会与自然要维持一种和谐的平衡。《太平经》强调人类若想长久安宁，就必须使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得到和谐安宁。为此，人类就要认识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人合一：中和之道的生态智慧道经称：“天地合和，万物萌芽”，“天地不和，阴阳失度”，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太平经》认为，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和谐而化生万物，因此在自然界中，太阳、太阴、中和三气缺一不可。只有阴阳二气相互和谐产生“中和”之气，并共同生养万物，才能有自然界的太平。《太平经》还进一步指出，人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也是自然“中和”之气所生，即是说，天、地、人同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有着共生共荣的关系，因此必须要互相尊重、和谐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谓“天地不和，阴阳错谬，灾及万民”，就是说自然生态失衡将直接影响到人类世界的生存。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几乎贯穿在道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如在自身修炼方面，道教所强调的是自身的和谐，追求的则是与道合真、长生久视。再如，历代道教徒都能自觉绿化造林，美化道教建筑的周边环境，道观内外的苍松翠柏、绿树成荫，正是道教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具体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现代环境科学告诉我们：大自然具有一定的整体相关性，即自然宇宙间没有孤立发生的现象，一切都处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也是整体关联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道教并不反对“人化”的自然，但是主张人改造自然应受道德的约束，应对环境采取保护措施，以谦下的精神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既然人与天地万物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之中，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那么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有责任和义务协调、关照人与宇宙、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合共生：中和之道的生态建设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去年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发表的“2010年贵阳共识”明确提出，“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道教从“中和之道”的思想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伦理。《太平经》指出，人和自然万物的生命都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天地之大德”。“和合共生”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今的中国道教界，正在积极阐发和弘扬道教的生态智慧，践行着“和合共生”的中和之道，以全面推进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积极倡导生态保护，着力推进生态道观建设。道教崇尚自然，历来就十分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早在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的全国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表彰会上，就积极鼓励全国道教徒“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并对“植树护林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1995年，中国道教协会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发表了《中国道教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宣言》，并正式加入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合会。此后，我国道教界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全面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道观的建设工程，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倡导植树造林，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中国道教协会于2003年初向全国道教界发出倡议，计划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目前，“基地”已基本完成了植树造林任务，对民勤县的防沙治沙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提出“生态道观”理念，举办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生态道观就是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实现道教所追求的人间仙境。2006年，第一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前身）召开，通过的《秦岭宣言》提出了致力于营建环境友好型道教宫观的奋斗目标。2007年，第二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举行，提出了7项具体任务，如将宫观的土地使用和管理纳入区域生态保护规划之中等。2008年，第三次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召开，“生态道观”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关注，也得到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支持。论坛发布了《生态道观茅山宣言》，要求各地道观“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和宣传教育的规章制度，大幅度提升住观道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最大限度地采用节能技术和材料，形成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区人群相协调的良性生态圈”。这使营建生态道观的活动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为道教参与环境保护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积极开展环保规划，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09年，中国道教协会形成了《中国道教界保护环境的8年规划（2010-2017）纲要意见》，向各地省（市）级道教协会下发。《纲要意见》要求各地方道协、宫观进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将宫观的生态保护纳入创建和谐宫观的目标中，为建设生态道观、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新的贡献。《纲要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生态环保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在资源使用中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如合理规划建筑设施，倡导文明敬香，最大限度地保护道教宫观周边的水资源等；把环保意识和行动落实到生活起居中，如倡导道教节俭的生活方式，提倡符合环保要求的养生健身方式等；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环保，如倡议在所有道教节日和大型宗教活动中，都要突出生态保护宣传内容等。积极宣传环保理念，着力推进生态和谐建设。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笔者认为必须要注重“三个保护”的真正落实。即是说，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生态和谐的保护。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实现“四个观念”的根本转变。即是说，要实现自然观念的根本转变，懂得尊重和保护自然；要实现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用人类社会应有的道德伦理去约束无限消费的欲望；要实现伦理观念的根本转变，把伦理的指向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爱护环境；要实现生产观念的根本转变，人类应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博爱万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在自然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四项措施”的全面实施。即是说，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社会法制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个人自觉意识。综上所述，道教的“中和之道”倡导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中和之道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存之道，要求人类社会始终要遵循“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遵循“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的这种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人类社会必须要大力提倡和加以推广的。特别是对于现代生态和谐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土家族向氏，源出汉族。在唐朝时期，今江西吉安地区先后由彭氏、覃氏、冉氏、田氏、向氏等汉族人组成较大的准军事力量占据。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和今鄂西、黔东部分地区被楚王马殷父子割据，马殷委任彭瑊为溪州刺史，辖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地。此后，那些本以征战为目的西迁的五大姓汉族人就驻留于该地区。此后，因朝代更迭、战乱等原因，这五大姓汉族人逐渐与当地著民通婚，逐渐被现代人视为“土家族”。该支向氏，就是这样的土家族人，世代相传。六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侗族、彝族、苗族、蒙古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向氏族人分布。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繁衍迁徙向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人口约一百七十二万三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1%左右。华元杀荡泽、向带等舍于睢上……”。可知向带亦为桓公之后，综合其他史料判断，向子戌所处年代应在向带之后 ，这就说明，向父为向姓得姓始祖无疑，但是否由子戌改向而来尚须斟酌。无论如何，向姓发祥于今河南商丘一带毋庸置疑。宋元公时，华亥与向宁叛乱，后二人双双败逃楚国。战国时，秦国有向寿。可见在先秦时期，向姓已南及潇湘，西入关中。此期至两汉，向姓除继续繁衍于商丘一带外，有一部西迁洛阳，一部迁于今山东金乡一带，并有一部北渡黄河进入山西，此际见于史册之向姓有东汉时期的向栩、向长，二人均为河内朝歌（今河南商丘）人，可见在东汉以前，商丘依旧为向姓繁衍之大本营。此期至魏晋时期，向姓在北方发展的尤为昌盛，并形成了向姓河南郡望、山阳郡望、河东郡望。三国时，襄阳宜城（今属湖北）人向宠、向充兄弟，向郎、向条父子入蜀。南北朝至隋，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向姓有避居江东，也有湖北之向姓南迁湖南。但上述三大郡望依旧较为兴盛。唐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两度请回鹘出兵助战，则洛阳、西安两次遭受回鹘将士的灭顶之灾，向姓河南郡望名存实亡。接着又有黄巢起义接踵而来，向姓为避乱或其他原因始大举南下，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均成为向姓避难所。北宋时，开封人向敏中入朝为相，又有其从孙向经之女向皇后嫁于神宗，使得这支开封向姓人家飞黄腾达起来，名载史册者有十五人。宋靖康之耻后，向敏中玄孙向子 因仕宦之故迁居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明初，山西向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北、北京等地。明清之际，向姓已广布全国各地，并有沿海之向姓渡海赴台，进而远播海外。如今，向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湖南多此姓，约占全国汉族向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向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二十九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郡望堂号1郡望一、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二、河东郡：古代河东郡有四：一是指今整个山西省。二是秦朝初期（庚辰，公元前221年）置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夏县、临汾市、万荣县、永济市、闻喜县一带地区。东晋时期移治到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隋、唐两朝为蒲州河东郡。隋朝时期又分蒲坂，置河东县为治所。在明朝被并河东县，划入蒲州。三是唐朝时期有河东道，又设河东节度使，道治在蒲州，节度使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四是宋朝时期有河东路，治所在并州（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其时辖地北以内长城为限，而兼有今陕西东北角。大金国时期分为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南路的治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北路的治所在太原府，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黄河以东夏县一带地区。明朝时期并河东县入蒲州。三、山阳郡：历史上的山阳郡有二：①汉景帝中元六年（丁酉，公元前144年）将梁国分置为山阴国，不久以后，于西汉建元年间（公元前140～135年）汉武帝将其改为山阳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独山湖周围金乡县一带地区。②东晋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将广陵郡分置山阳郡，治理山阳附近的地区，其时辖地在今在今江苏省的清江、淮安一带。至隋朝初年，又移治到今江苏省淮安市。2堂号一、河南堂：以望立堂。（又名“河内堂”向氏第六代子颀任宋国大夫，迁徙河内，河内成向氏始发地。北宋《向氏族谱原序》由宋昭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参知政事李清臣撰，其中有“河内向氏”，敏中公任“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湖北省黄梅县容公向氏怀恋先祖，遂命名郡望地为家族堂号为“河内堂”。不忘 原流始居之地。有楹联曰：“宋国启姓，河内流芳。”“河南堂”类同。）二、河东堂：以望立堂。三、山阳堂：以望立堂。四、中和堂：后汉向长，隐居不仕，性尚中和，精通《老子》和《易经》。自己穷得吃不饱，穿不暖，别人送给他的东西，他留够自己用的，别的仍退还给人家。他常常说：“富不如贫，贵不如贱”。在儿娶女嫁之后，他出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五、淑均堂：蜀汉将军向宠，为中都督。诸葛亮对后主夸他“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六、七贤堂：资料有待补充。七、竹林堂：资料有待补充。八、大耐堂：典自宋向敏中。向敏中，宋开封人，字常之。太平兴国进士。知广州，召为工部郎中。以廉直超擢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真宗朝拜右仆射。门阑寂然，宴饮不备。帝闻之叹曰："敏中大耐官职。"以衰疾辞不许，卒谥文简。居大任30年，人以重德目之。尊向敏中为祖的向姓后人以一代贤相为荣，遂名其堂为"大耐堂"或"耐职堂"。九、彝德堂：资料有待补充。十、孝友堂：资料有待补充。十一、泰和堂：资料有待补充。十二、让爵堂：资料有待补充。十三、光裕堂：资料有待补充。十四、四知堂：资料有待补充。十五、怀德堂：资料有待补充。宗祠用联向姓宗祠四言通用联宗开上古；秀毓河南。——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全联典指向姓的源流和郡望（见上题头《一、姓氏源流》和《四、郡望堂号》介绍）。子平了愿；伯奋扬威。——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东汉朝歌人向长，字子平，隐居不仕，生活贫困，有人送给他东西，他留下必需品，多余的退回去。精通《老子》、《易经》。曾读到《易经》中的损益卦，喟然叹道：“我已知道富裕不如贫困，高贵不如低贱，但不知道死怎么如生啊！”建武年间，待子女婚嫁后，遍游五岳名山。下联典指南宋乐平人向伯奋，字元伯，高宗时官建州知州，孝宗时官户部侍郎。广西叛乱，他出任静江知州，因素有威名，叛军如约出降。弭兵息祸；任将称能。——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春秋时宋国执政向戌，宋桓公的曾孙，官左师，有贤名。宋平公时，晋、楚两大国因国内矛盾尖锐，都想暂停争霸战争而讲和。向戌奔走拉扰晋国大夫赵武、楚国令尹子木，并约合十余国在宋国召开“弭兵（息兵）大会”，使晋、楚两大国暂时妥协，平分霸权。下联典指三国时蜀汉宜城人向宠，初为牙将，后主时历中部督、中领军，封都亭侯。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称他“性行淑均（性格品德，善良平正），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银台望重；玉殿高登。——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全联典指宋向敏中，性端厚，谙晓民政，善于采拔，居大任十三年，人以重德目之。向姓宗祠六言通用联海明雄踞安定；君玉功播涪州。——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向海明，原为扶风（今陕西省凤翔）沙门，自称“弥勒”出世。大业九年（613年）卒众起义，追随者数万人。后转战于扶风、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北）之间，自称皇帝，年号白乌。后为隋将杨义臣所败。下联典指南宋名将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今江苏省常州）人。绍定进士。曾知安庆府、峡州等，进直龙图阁，秘阁修撰、枢密副都丞旨。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率军攻涪州（今四川省涪陵），他奉命冬天援迁南安抚副使，升湖南制置副使。官至兵部侍郎兼转运使。椒房配名臣胄；竹林侪逸士班。——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宋·向敏中孙女为神宗皇后。下联典指晋·向秀为“竹林七贤”之一。向姓宗祠七言通用联七州历仕称德政；九世同居号义门。——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宋代歙县知县向综，字君章，开封人。历随、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性宽裕，善治剧，于奸恶不少恕。官至中散大夫。下联典指元代名人向逊，宜都人。至宋末及元，九世同居，人无间言，称为义门。云笺自题二万轴；风骚以及四千言。——清·王闿运撰向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清代咸丰举人王闿运赠清代名人向晴峰联。烈士荣存长江报；诗人喜诵寓廉集。——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和杰出的领袖向警予（1895-1928），牺牲前主编有《长江报》等刊物。下联典指明代进士，廉州知府向锦，慈溪人，有《寓廉集》（诗）。向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行阵肃清，见称蜀帝；城池破陷，不屈金人。——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三国时蜀国名将向宠，襄阳宣城人。刘备时为牙门将。后封都亭侯，迁中领军。诸葛亮《出师表》中说他“性行淑均，晓畅军事”。下联典指宋代知府向子韶，开封人。字和卿。清约如寒士，元符举进士。建炎初淮宁府，金人犯境，子韶亲率诸弟守城。城陷，不屈死。谥忠毅。法立教成，事历之语；玄风奇趣，竹野之贤。——佚名撰向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西晋山阳人向雄，字茂伯，初为郡主簿，曾无辜入狱，司隶钟会把他救出来，任为都官从事。后钟会因罪被杀，无人殡殓，向雄为他安葬。文帝责备他目无王法，他说：“您把他杀了，王法已备；我出于义气为他收葬，在礼教上也无缺失。法在上面立着，教在下面弘扬，你何必使我违背生死大义活在当世呢？”太康初年，官河南尹，封关内侯。下联典指魏晋之际哲学家、文学家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为《庄子》作注，人称“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在自然观上，提出万物“自在”、“自化”，各任其性，主张自然与名教统一，合儒道为一。擅长诗赋。姓氏名望向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山）、夷陵四县军民事。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顷之转任牂牁，又徒房陵。后主践阼，为步兵校尉，代王连领丞相长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统后事。五年，随亮汉中。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数年，为光禄勋，亮卒后徒左将军，追论旧功，封显明亭侯，位特进。初，朗少时虽涉猎文学，然不治素检，以吏能称。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子条嗣，景耀中为御史中丞。向宠：（?-240），向朗兄之子。刘备时，任牙门将（保护牙城的武官）。在秭归之战中，他的营寨尤其完好。后主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任中部都，典宿卫兵。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赞扬向宠“性行淑均，畅晓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升为中领军。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南征汉嘉（今四川雅安北）蛮夷时，遇害。向 秀：（？—约275年），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隐居不出，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他只好到洛阳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没注完就过世了，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著有《思旧赋》、《难养生论》。向海明：（?-613）：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他原为扶风（今陕西凤翔）僧人，自称"弥勒"出世。大业九年（613年）率众起义，追随者数万。后转战于扶风、安定（今甘肃泾川北）之间，自称皇帝，年号白乌。后为隋将杨义臣所败。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逾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一、道教与医药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葛洪（283-363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 （《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黄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向子韶：宋朝开封人，字和卿，元符年间进士。建炎初年任淮宁知府。金人犯境，子韶亲率兵丁和家族子弟守城。城陷落后，子韶不屈而死，谥号忠毅。向敏中：949年－1020年，字常之，开封人。父向瑀，担任汉符离令。历官工部郎中等，真宗朝拜右仆射。宋真宗咸平四年，拜同平章事。门阑寂然，宴饮不备。帝说：“敏中大耐官职！”咸平五年，复拜相。晚年买薛居正的宅院，又与张贤齐争娶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遗孀柴氏，被指责“洁之操蔑闻”，贬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卒于天禧三年，年七十二，皇帝为此废朝三日，赠太尉、中书令，谥文简。著有文集十五卷。向士壁：（?-1261）：南宋名将，字君玉，常州（今江苏常州）人，绍定进士，官至大理卿直龙图阁。元兵南下，合州告急，制置使马光祖命士壁率兵赴援。士壁数立战功，升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元兵围城，士壁聚力固守，力战退之。不久又升任兵部侍郎兼转运使，后因奸相贾似道妒忌其功，被诬告杀害。向 侃：字希颜，明朝巢县人，永乐年间中举，宣德中任靖宁州判官，后升任监察御史，一度又出为知府。他洁己爱民，不避艰苦，办事公正，清约如寒士，名节很好。他和兄弟五人到老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向 荣：四川省大宁（今巫溪）人，清代将领。行伍出身，因镇压白莲教、李沅发起义有功，调升广西提督。太平军起，因据守桂林、长沙得力，擢为钦差大臣，后建江南大营，威胁天京。大营被击溃后，自缢而死（一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