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记考证四三公渊源

桃溪钓徒

考证四三公渊源

拜读《旧谱家世源流》和赴莆田玉湖、长乐阜山考证之感想

曾为民国廿七年南斗东山祖陈氏族谱累编主任的种德叔，在民国三十二年为霞镇抄写家谱时，偶于二房派家谱断篇中发现一《旧谱家世源流》，恐失之用，特腾录诸家谱首。原文载曰：“先代系远不尽详叙。南宋世祖俊卿之后文龙，文武雄才国士，自命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齐名，度宗咸淳四年（1268）试，‘进士及第’一名，恭宗德祐元年（1275）拜‘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端宗景炎（1276）间拜‘参知政事’兼‘闽广宣武使’，知兴化军，时元兵猖獗，主幼国危，乃自守兴化。从子瓒及宗人护驾至泉州会守臣蒲寿庚，作乱，城闭不纳，宗眷百余，随住报亲寺（即今南安延福寺）。元兵进陷兴化，文龙被执不屈，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耶！文龙殉节，瓒奏别王驾，进复兴化军。我祖四三翁讳琯及子四四翁讳俞，知宋祚改，家眷流离，先在兴化仙游矿山住，寻移泉州安溪，居湖山后溪三载，会元诏捕，故宋臣裔祖四三翁四四翁及妣何氏不知所措，惟患入山不深，爰是寻僻潜踪，喜南斗场之地，辟启山林，卜宅于东山头，堂构而居焉。”根据本篇末“我祖四三翁……堂构而居焉”之记载，祖四三公讳琯如不是文龙公之子也是俊卿公之后裔！正如种德叔在附志中所说：“其源流世系纪载，不曾有如此载详而且明。”

种德叔在附志中又交代：“以俟后之辑宗谱者采而辑之，以便考据云。”为遵其嘱，我们特于2011年农历12月 3日会集了南斗、山格、桃舟、霞镇11位宗亲往莆田玉湖考证，其时间、地点、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我们这篇《旧谱家世源流》基本一致，但文龙的子是梦云、梦雷……，不是琯公。如果说我祖是俊卿公的后裔，但其谱载是有四三行次的人而名讳不是琯，有琯的人而行次不是四三。文龙又是宋卿之五代孙而不是俊卿之后。再说陈瓒，而其谱载又是文龙之堂叔不是从子，如此差别不知所故？

对此，霞镇金宗叔非常关心，他在电脑网上又发现了与莆田玉湖同宗祖的长乐阜山也有相关史料，我们马上联系了阜山，从而得知在晋江东石“陈淑桢纪念馆”就可看到这份资料，又是他和桃州的合春叔刚好在泉州，就委其前去考证，当日（2012年农历 3月26日）随身带回一本长乐阜山老人协会主编的《陈公文龙史料摘辑》。根据本辑所载，长乐阜山陈氏现有 10000多人口均属文龙之幼子璥公之后裔，这怎不令人感到奇怪
！玉湖家乘明明说文龙之幼子是梦昌，这里为什么却说是陈璥？但长乐阜山族谱另有载道，文龙在玉湖家乘中载有二子梦云、梦雷，是否真实值得商榷，因史传、纲目等都未见有文龙公诸子名讳，并分析说可能是后人因文龙公有过土神岳侯请交代的事，以及后人所传文龙公是岳侯再世之说，而模拟其子之名，所以梦云、梦雷非其真实名字！有关文龙，在玉湖家乘载是宋卿的五代孙，没错！但他在 9岁时就承嗣于俊卿的四代孙士伟为子，这个人生转折玉湖家乘根本没有提及，所以阜山的记载文龙是俊卿之后与我们《旧谱家世源流》所载相符。至于陈瓒，在阜山之载是文龙之胞弟麟之的子，故为从子，也与我们《旧谱家世源流》的记载相符，就不象玉湖家乘所载陈瓒是陈圭的子称从叔。为考个究其实，我们又于2012年农历8月11日又派5位宗亲到阜山，观其谱牒，果真无错。可见，莆田玉湖陈氏这副家乘有失实之嫌，不能以此为鉴！

有了这条线索，怎能让人将追根寻源的决心放下，金宗与合春等宗亲又于2013年元月26日，再次登上稽谱之途，抵长乐市找原《阜山陈氏族谱》主编八十七高龄的礼渭叔，将我们《旧谱家世源流》影本递给过目，他说：“你们这个源流与我们的族谱所载完全一致，但关于陈瓒当时护驾至泉州一事，我们就没有记载，而你们这次来到这里机不逢时，不然还有一些老古谱可给你看，因管谱者已外出。”最后他们带回了50多页新版《阜山陈氏族谱》影本。最值得探究的是陈文龙被执不屈至合沙（今福州），以诗寄仲子诀别云：

斗垒孤危弱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

自经沟渎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时。

须信缧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

一门百指沦胥北，唯有丹衷天地知。

此诗上阙是写已被敌人所围困，但绝不通过沟渠钻出去以求生，体现了文龙誓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下阙是写既被抓捕，一定是以本人的鲜血来祭其鼓，已出走的儿子可能会被牵连，本人是否忠义天地皆知。

最值得推敲的是“一门百指沦胥北”这句。百指，可领会至少有10个人。沦胥，意是无罪的人也被牵连而受苦难。北，是指出走不是指北方。整句意思是已出走的儿子定会被株连。整首诗的中心也是在这句，目的是为了将本人的忠义转告于出走的儿子，料想到此去不可能再回头！根据阜山谱载，文龙当时有一个 2岁的幼子璥是被义婢冒死救出，才脱得虎口，可见其余的子女已经事先出走。阜山陈文龙廿五世孙、旅美华侨陈礼秋也是这样说：“文龙公以诗寄仲子，不提长子，说明长子早已离开。”由此而联想到《旧谱家世源流》的一句话：“我祖四三翁讳琯及子四四翁讳俞，知宋祚改，先在兴化仙游矿山住……”，这岂不是与其互相印证吗！我们再来看“琯”和“璥”这个两个字，同为斜玉旁，连文龙的从子瓒字也同一个字旁，那早代包括现代的人们，不是常用同字旁或第一字相同的习惯为儿女取名？这很可能他俩是兄弟关系！从时间方面来推测，按晋江东石“陈淑桢纪念馆”提供的线索，文龙20岁也就是1251年就生有大长女淑桢，接下来很有可能在1254年就生长子，如果将琯公当作是淑桢的胞弟，至文龙于1276年被捕时他已23岁，有娶何氏生四四公之常理，不是很衔接吗？我祖琯公如生于这个时间，与其后裔的血脉能互为贯通。再进一步分析，如按文龙被捕和宋改元的时间来联想四三公的迁徙原委，琯公应该是在1280年就入南斗。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去承认永春小岵南山陈氏十四世公荫为祖先？在2012年农历 4月14日往霞镇稽其家谱时，才发现早代有一篇也是根据《旧谱家世源流》将原“南宋世祖俊卿之后文龙”改为“沿及南宋陈文龙”、将原称四三公是“宋臣裔”改为“家臣裔”、并在四三公名下加了一名“公荫”其余原文照搬没改动的《清溪南斗陈氏源流谱序》，将我们说是小岵公荫之后裔。但不管怎样改，毕竟还是矛盾重重，有认真研读的人就不难看出其中有问题！先代为证明其史实，又在我们族谱的《陈姓源流志》竟载道：“公荫行四三，则所传为有据矣！我祖因六二花（根据族谱则西元1284年，元至元廿一年甲申七月廿三日）之难，家眷流离，初移在兴化府仙游县矿山居住，继而移入居湖山后溪三载，终移至南斗，始建东山头祖宇而安居。”其中这六二花事件的时间，永春小岵南山陈氏于2003年在编纂谱志时改为元至正甲午（1354）七月廿三日，这与我们的谱载整整差了70年。因血脉与其不能互为贯通而引起我们的质疑，直至2012年农历3月4日我们应约派代表抵贵地稽其古谱，果真六二花事件是发生在元至正甲午年七月廿三日，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可见，是早代人为迎合接其支系而不尊重史实随意修改，这明显是移花接木，我们根本不是公荫的后裔！

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我祖这个迁徙原委，根据以上两个史料，迁徙路线俱从仙游矿山经湖头而入南斗，但其缘由却不同，一说是因六二花事件家眷流离而从小岵初移仙游矿山，一说是知宋祚改而从兴化初移仙游矿山。如真是因六二花事件而家眷流离，为什么公荫之胞弟公茂还能在小岵建业，繁衍生息，没有遭难？且小岵南山陈氏族谱也没有如此之载。看来，真正的家眷流离还是文龙之子孙，至今除了阜山璥公支系外，其余还找无下落。依我们之见，还是《旧谱家世源流》所载我祖知宋祚改而从兴化初移矿山的说法较切合实际，年代也较吻合，且繁衍世次而今同在廿五世左右，可能我们真的是宋臣裔！

南斗至阜山，千里之遥。试想，在交通极为不便、资讯严重闭塞的旧社会里，能有一篇与长乐阜山陈氏史载相印证的《旧谱家世源流》，谈何容易？绝无可能会有谁去故意捏造！至于长乐阜山的族谱，阜山曾一度与玉湖一支系为争谁是文龙的嫡孙而告上官司，其证据有陈文龙在高中状元及第（1268）后，请假回乡祭祖，期间承里人父老命，立有：“元台碑”于后山（今阜山）飞来石旁，在明教堂又写了三字“读书处”，并留下了《明教堂元台碑文》、《碑铭》和《明教堂赞》等文章，落款为“宋咸淳八年壬申岁（1272）桃月谷旦、里人状元陈文龙书”，理由充分。这也说明其族谱不可能会造假。

正因为陈文龙在《阜山陈氏族谱》的其牒下载道：“公生于宋绍定壬辰年（1232）二月十七日，薨于景炎丁丑年（1277）四月廿五日，享年四十六岁；夫人乃里人宋兵部尚书林采之曾孙女，生有数子，第因国亡家破，诸子各自亡命，音尘隔断，多失其世系传统，无从稽考。”所以，四三公即使是陈文龙之长子，也没办法去接其支系！

这是我们的看法，望在所贤能继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