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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与陈元光将军
为了弘扬陈元光先贤的爱国精神及对传播河洛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代表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就“河洛文化与陈元光将军”这一主题作书面发言，与朋友们交流，以示对开漳圣王的追思和缅怀之情。
一、河洛文化的基本概念
在论及中华民族三代之史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一些典籍记载得更为具体，称“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
从此，“河洛”一词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无数次地出现于中国浩瀚的典籍之中。“河洛”一词既有地域上的意义，更有人文的广博内涵。
１、河洛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
“河洛”指黄河与洛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奔腾而下，出潼关后与发源于陕西华山的洛水在河南省巩义市交汇。
“河洛”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以伊洛河平原的洛阳和嵩山周围为中心，包括北起中条山，南达伏牛山，东至豫中平原，西至潼关的广大地区，与今天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大体相当。
２、河洛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由此可知，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地区。在这一地区形成的河洛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上限可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但主要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发达于汉魏唐宋，其下限大致到元末明初。
河洛文化孕育了《周易》、《尚书》等影响中华文化至深的古典文化。
考古发现，河洛地区在很早之前就具有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青铜、铁冶、丝织、陶瓷等。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
河洛文化大体上也可以叫作中原文化或黄河文化。
二、河洛文化的内涵
１、河洛文化是由“河图洛书”衍生的古代文化。
《周易》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竹书纪年》和《水经注‧河水》载：“龙图出河，龟书出洛。”
河南省的孟津县为“河出图”之地，南北朝时期建造的“龙马负图寺”至今尚存于孟津县的雷河村。
河南省的洛宁县为“洛出书”处，洛水中游的长水镇现在还有汉魏和清代的石碑。
“河图洛书”看起来虽然只是图点的集合，但它凝结了古代先哲无限神秘的想像和超凡的智慧。至汉代，一些经学家用河图洛书解说《周易》和《尚书》，并进而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由此生发了许多中国哲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儒、道、兵、刑、法等。
２、河洛文化是中华先民在河洛地区创造形成的以农耕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生活、习俗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礼仪等文化。它既包括物质方面的文明，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建树。
河洛地区不仅是中国先民早期活动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最早形成奴隶制国家的地区。考古发现证明，登封市的告成就是夏的首都。夏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国家形态，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周代确立的以敬天明德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教化思想，以宗法为本的国家政治制度，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以上下一统为基础的国家运行机制，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河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周边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的精华，逐步成为了强势文化。又由于它具有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正统性，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河洛文化促生了客家文化
１、历史上中原汉人的南迁，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造成了历史上中原的无数次动乱，致使出现了几次汉人大规模地向南播迁，东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变是其中最著名的三次。汉人的南迁，使福建以及闽、赣、粤交界地区的人口激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客家民系。客家人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更带来了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客家人与土著居民的结合，促进了闽、赣、粤地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闽、粤沿海一带的客家人又流向台澎，进而促进了台湾地区的发展。调查表明,
闽南及台湾地区的汉人中，陈、林、黄、郑四大姓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故当地有“陈林半天下,
郑黄排满街”的谚语流行。而在一些著名大姓的族谱上，都明确地记载著其先祖是河洛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客家方言序》中非常肯定地说：“客家人大抵来自河南”。
２、客家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客家人在保留、传播河洛文化的同时，由于与当地土著民族杂处，在相互融合中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特色。因此，所谓客家文化，就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古越族和佘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是从河洛文化母体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亚文化，其核心、精髓和根柢，还是河洛文化。客家人后来又到了台湾及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因而客家文化中渗入了更多的海洋文化因素，这使得客家人视野更加开阔和具有开拓精神。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仍念念不忘中原，念念不忘“根在河洛”，依然自称“河洛郎”。
四、陈元光将军是河洛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在河洛文化南播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开漳圣王陈元光。
１、隋唐时居住在闽南的古越族和佘族等土著人被称为蛮獠，其农业生产大多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生产力水准很低。他们虽然勤劳勇敢，但生活很苦。唐高宗总章二年（
669），土著人因徭赋等问题社会发生动荡，朝廷便任命“刚果敢为而谋猷克慎”（《云霄县志》）的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为朝议大夫兼岭南行军总管，前往安抚。
史载，陈政率府兵3600人，将吏
123人迅速来到了八闽百粤交界之地。不久，陈政的母亲又率领中原子弟58姓数千军校前来支援。在陈氏母子的安抚与感召下，土著人很快就发现这支军队不是来剿灭他们的，而是很友好，官兵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粮食和生产工具，还向他们传授使用耕牛等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使唐王朝的威望在闽南大大提高。不久，陈政病逝。朝廷审时度势，很快就任命陈政之子陈元光为鹰扬将军代父领军。为使闽南稳定发展，陈元光上疏朝廷，陈请在闽南增设漳州建制。垂拱二年（
686），唐政府同意设漳州府，并任命陈元光为首任刺史。
为使漳州经济快速发展，陈元光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将官兵与居民组织起来，实行屯耕结合，大量开垦土地，林耕并作；二是招徕流民，给予土地，使其安居；三是轻赋免征，休养生息；四是兴修水利，藏粮于民；五是鼓励种桑纺织，通商惠工；六是兴学重教，培养人才；七是锄寇御患，强化治安。在陈元光将军的全力治理下，未及数年，云霄山一带林茂粮丰，九龙江畔物阜民足，漳、泉地区不仅人口增加，家家富庶，而且“方数千里无桴鼓之警”，成了鱼米之乡，礼仪之邦。
陈元光在闽南人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威望，去世后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到处建祠纪念膜拜。以至迁至台湾及东南亚的闽台后裔，仍是祖祖辈辈感念不已，所到之处，纷纷立祠纪念。据统计，至今仅台湾各地就有陈圣王庙60多所，东南亚各地也能随处可见。新加坡保赤宫就是供奉陈元光先贤的圣地。
２、客家人到南洋虽无准确时间所载，但较大规模地迁徙南洋诸岛则是在18世纪初年。汶莱历史学家休罗在《砂拉越》一书说，18世纪中叶，汶莱地区就有
3万华人从事种植业，主要是栽植胡椒。之后，又有很多客家人到西婆罗洲从事金矿的开采业。据新加坡商人厄尔氏记述，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婆罗洲的客家矿工已达15万之多。客家人历尽辛劳，在南洋谋生创业。为图发展，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保护族群利益与安全，开始在各地创立了会馆，之后又发展组建了同乡会或客家公会。在经济水准有所提高以后，他们又创办华人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积极从事公共事业。后来，无数的客家人在南洋落地生根，不仅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有的还担任了政府首脑（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的祖籍为广东梅州大埔），为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南洋客家人中有许多陈姓世家，都称自己为陈元光裔孙，至今还保留著“浮光堂”之号。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陈嘉庚先生。陈氏后裔为有这样伟大的先祖感到骄傲。他们说，先祖不远千里从中原来到闽南，把河洛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方，为当地的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奉献了毕生；我们又不远万里走出国门，用智慧和汗水建设了新的家园。河洛文化的这种自强不息精神，永远是我们奋勇前进的不竭源泉。
五、加强河洛文化研究是对陈元光将军最好的纪念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主席罗豪才先生是河洛文化研究的热心宣导者，在他的指导和促成下，2006年
2月24日，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标志著河洛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的、缺乏组织联系的研究走向有计划和不断进行力量整合的阶段。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主要发挥组织研究、资讯服务、协调力量等方面的作用。围绕“河洛文化的内涵、传承与影响”这一中心议题，通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课题研究、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开展咨询活动、普及河洛文化知识等方式，弘扬河洛文化“奋斗、进取、和合、厚德”的精神，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一起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为世界的繁荣、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2004年10月，2006年
4月，在中国河南的郑州和洛阳，我们先后召开了第四、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侨胞、台胞
600多人与会，大家欢聚一堂，围绕河洛文化，就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交流。在与会的客人当中，也有来自新加坡的专家和教授。明年10月，我们将在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殷商古都——河南安阳市，召开第六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衷心地欢迎更多的专家学者与会，我们期待著朋友们的光临。
谢谢各位！
作者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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