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永春名人．下

义门散人

永春名人．下

颜子俊

颜子俊，原名福黎，字篆祐，达埔乡达中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父亲以肩挑谋生，家庭贫苦。10岁时，父亲去世，大哥才14岁，家中还有两个弟弟，只有母亲为人纺织夏布、裱褙冥纸锡箔得到一点工钱，一家数人连糊口也不够。他只好辍学，和大哥打柴、拾粪，卖点钱补助家用。12岁，经宗亲介绍，到玉斗庆和药店当学徒。他诚实谨慎，深得店主喜欢，但山村小店，生意清淡，除给三餐外，工资甚微。第二年，只得到远离家乡的德化县赤水格一位乡亲店中当店员。光绪二十八年，得到同乡吴青云引荐，到越南谋生。

初到越南，在一家商店当炊事，后站柜台，以后被提升为经理。他略有积蓄之后，先是与人合资经营商业，继而独资创办启华英布店，任经理和董事长。光绪三十三年，孙中山到越南西贡，并在河内设立同盟会分会。他接受了孙中山的爱国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时，他正担任越南中华总商会主席，大力发动并捐献巨款，支援反袁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列强暂时无暇东顾，越南经济有较大发展。这时，子俊除继续经营布店外，还经营陶瓷业、戏院和书报社。在他稍有资财后，即著意举办公益事业，服务社会。他在家乡下荇独资创办鼎新小学，这是达埔最早的一所侨办学校。在西贡，他资助的学校有福建中学、小学和暨南中学，并担任这三所学校的董事长。他还捐资办医院，任西堤福善医院董事会主席。民国20年（1931）以后，达埔连续数年鼠疫流行，他捐资购买预防疫苗，供乡人免费注射。

“九．一八”事变后，他发动越南侨商组织华商经济联合会，出任主席，募捐巨款，献给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作经费。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十九路军发出抗日通电，他立即发动组织、并主持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和南圻华侨救济总会，募款购买药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民国22年，十九路军在闽成立人民政府，越南华侨在他的宣导下，捐款购买飞机两架献给十九路军。在西贡，他对华侨和越南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积极支持，经济有困难的，他出钱接济；遇到危险的，他尽力设法保护。因此，受到国民党在越南代表机构的指责并被监视。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即公开声明退出国民党以示抗议，这事在越南华侨界震动很大。为了避免不利影响的扩大，国民党中央特派了一个中央委员要与他会谈，但他态度坚决，终不接见。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子俊任越南中华总商会主席，组织旅越华侨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善会，号召华侨商店每日节省菜金两成为救济金，每星期收集一次，汇回祖国。次年，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号召各坡承担常月义捐，子俊发动越南华侨积极回应，并全力以赴主持越南华侨筹赈工作，直到日本侵入越南为止。

民国30年07月，日本驻越总领事派代表朱裕朝威胁子俊，要他以华侨名义通电拥护汉奸汪精卫，并说如肯合作，将给予三井、三菱公司在越南的总代理权，铁限三日内答复。子俊严守民族大义，坚决拒绝，但他又洞悉日寇的凶残，第二天，在友人翁典南等的帮助下，伪装成水手，乘坐专载猪牛的“大广西”号货轮，离开居住了40年的第二故乡西贡，到达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他又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广西柳州，后转赴桂林。重庆的国民党海外部和全国救济总会先后来电，请他到重庆共商救济华侨事宜。他认为南洋各埠相继沦陷，侨汇断绝，侨眷生活困苦，必须先回福建了解情况，于是去电婉辞。旋即遄返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省主席刘建绪立即接见，表示敬意和慰问，并聘请他为省政府顾问。

子俊回到达埔故乡，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阶段，侨眷生活极其困苦，不少人靠典卖衣物和家产度日。他认为永春多山，要解决侨眷的困境，必须开发山地，垦荒种植，才是根本办法。他就联系其他归侨，共同创办达理、袱江、凤美三个农场，还组织归侨合作社，经营商业。但当时物资匮乏，政治积弊甚深，他花了数年心血，农场和合作社收效都不大，最后更因通货膨胀，连血本也亏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子俊返回越南西贡，重整旧业。这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立，而西贡却尚在法国殖民主义者所支持的保大政权统治之下。越盟（越南共产党前身）派代表秘密会见子俊，要求他支持越南人民反对保大傀儡政权的革命斗争，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有不少从事秘密活动的越南革命者，经济上得到他的支援，遇到危险也得到他的掩护，有些还是负有重任的领导人。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越南农村民生凋敝，不少人到西贡寻求生路。子俊发起组织华侨救济总会，担任主席，劝募救济款，并代为介绍职业。这一工作从西贡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各地，且对华侨和越南人一视同仁。

民国36年，闽粤两省发生粮荒，子俊以越南华侨救济总会名义，募捐大米3000吨运回赈济。他以监赈人身份随第一批运粮船回国，发赈完毕，原想重返西贡，但南越当局正在调查他和越盟的关系，搜集他与越盟往来的证据。为了他的安全，家人和亲友都劝他暂缓返越，因而留在故乡。这时，国民党政府进行所谓“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再电邀他到南京，共商华侨代表人选问题，他以不久即将返越为辞，加以谢绝。

陈嘉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后回到厦门，子俊前往拜候。陈向他介绍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华侨的方针政策，他非常高兴，确信有了强大的祖国，华侨再也不是海外孤儿了。

1954年06月，他和印尼侨领尤扬祖同上北京，会见了蔡廷锴将军和旧友庄希泉、李铁民，拜候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08月，再上北京，在参加中侨委的扩大会议上，见到了以前在西贡秘密进行革命工作的连贯同志，欣慰异常。10月，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他，当知道他是同盟会会员时，称他是革命老前辈。

1955年03月，子俊被任命为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195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

1959年02月25日，因患喉癌病逝于永春医院，终年72岁。

郑玉书

郑玉书，原名瑞麟，字崇瑞，仙夹乡夹漈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17岁以博士弟子员入州学就读，以后赴外地攻读医科。辛亥革命后，任福建北伐军军医长，随军驻上海、烟台。民国三年（1914）春，任驻湖北宜昌的陆军十三团医务所主任。翌年夏，任驻厦门第十混成旅军医官。六年08月，任福建陆军第一师正军医官和闽浙援粤军卫生部长。10年秋，任永春县工务局局长，主持修建永春通往泉州的公路。

民国12年，任厦门道道尹，得孙传芳赏识，先后出任福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联军总部咨议、联军总部财政秘书兼江苏烟酒事务局局长、安徽财政厅厅长。15年冬，自沈阳返闽。此时，他已有不少资财，就脱离军旅生活，寄寓福州，与弟侄经营工商业。

抗日战争开始，他任国民政府海外劝募救国公债专员，前往印尼募集
989万元。后旅居香港，与胡文虎等组织福建旅港同乡会。厦门沦陷，他与菲律宾、香港乡亲组织难民救济会，被推为会长，收容逃港难民2217人。以后福建发生米荒，他与爱国侨胞捐款购运大米九万余包回闽平粜；疟疾为灾，两次向印尼侨胞募捐金鸡纳霜入闽施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乃回闽，受聘为省政府参议、顾问，居住永安，组织华侨兴业公司，从事垦植与贸易，任常务董事。

玉书对待宗亲多所关怀，乐予扶掖提携。他家族中的弟侄，在香港、上海、日本、菲律宾等地经营工商业，不少人成为巨富，大多与玉书早年对他们的鼎助、提携有关。

1957年，玉书往菲律宾定居，脱离工商界，出任菲律宾荥阳郑氏宗亲会顾问，潜心查证本族世系，并致力写作，完成三修夹漈郑氏谱牒及《中菲间历史文物关系》一书。1965年在菲律宾去世。

李俊承

李俊承，乳名贤，五里街镇仰贤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父继如，早年南渡，在马来亚芙蓉坡经商。俊承17岁随父到马来亚学习商业。父亲去世后，他迁居新加坡山仔顶，先后创立太兴有限公司、太安实业有限公司，并收购泰丰饼干厂，添置自动化制饼机，聘英国技师监制。另在马来亚各地垦植橡胶园数千英亩。筹谋决策，一帆风顺，经济上大有成就，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在经济上有相当雄厚基础以后，俊承以星、马华侨经济一向为西欧资本所垄断，欲求摆脱其控制，必须联合华侨资金，自办银行。于是，他即参加银行组织，继而开办和丰银行，并出任总理。民国20年（1931），南洋经济不景气，他与陈延谦等人协议，将侨资的和丰、华侨、华商三家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俊承任副董事长。

俊承虽久离家乡，但对桑梓公益事业十分关心。民国初，他遵母命，独资修葺通仙桥。民国16年，独力担负《永春县志》的印刷经费。19年，又捐资一万元助建云龙桥。

民国27年06月，他捐资10万元，购买救国公债，公债票献给中央研究院作为奖励基金，国民政府命令嘉奖。这一年，政府开始实行征兵，永春各界推派代表到星、马等地，呼吁乡亲捐资救济出征军人家属。俊承慷慨解囊，并代为收管捐款，一年分四季，按户汇给征属。30年，侨领陈嘉庚回国慰问，由俊承代理新加坡筹赈会会务，他措施得当，新加坡总督汤姆斯特在立法院颁授勋章，以示褒奖。

俊承信奉佛教。民国14年，他回国观光，前往南海普陀山参谒印光法师，获赐法号慧觉。返新加坡后，刊行佛门经籍与通俗警世书画，分赠各方。27年，又专程赴印度佛教圣地礼佛，在鹿野苑独资建筑中华寺，雇请专人管理，按月汇给经费，后又在新加坡建报恩寺。

日军占领星、马，华侨被杀数以万计，俊承被拘禁七天，获释后即发动佛教徒，举办施粥施药，收容难民
500多人，70岁以上男女老人，每月各给10元。34年，盟军反攻，佛教徒组织中华佛教徒救济会，俊承担任主席，办理救死扶伤工作，不辞劳瘁。

俊承平时除处理商务外，每日必排定时间阅读书报，研究佛学经典。他爱好诗文，著有《觉园集》、《觉园诗存》、《印度古佛国游记》等书行世。1966年在新加坡去世。

黄重吉

黄重吉，石鼓乡卿园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16岁随父出洋，侨居马来亚，从事工商业活动。由于他经营有方，先后在吧双、吉隆玻独资创办橡胶制造、榨油、酿酒、锯木、糖果、饼干等工厂，并经营橡胶园、农场、茶山等企业。他对公益事业热心支持，积极赞助，曾担任马来亚中华总商会和筹赈会要职，以及吉隆玻尊孔中学和文良港中学董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星马广大华侨惨遭杀害，重吉义愤填膺，暗中资助当地游击队进行反侵略斗争，后来还掩护盟军四名美籍空降人员转移。事为日寇侦悉，幸而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吉一家，始得安然。亲友纷纷向他祝贺，他说：“我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支持公理正义，为了反侵略战争，明知这样做有身家性命危险，我虽死不辞。”

重吉认为华侨命运的好坏，与祖国兴衰存亡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当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即决定将部分财产调回国内投资。亲友闻知后，曾予劝诫，重吉毅然回答：“我身为炎黄子孙，报效祖国，是我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

民国35年（1946）秋，重吉派其堂弟黄重生到香港、广东、海南、台湾、厦门等地调查考察，选定厦门为投资地点。他先在香港设立黄重吉贸易公司，作为与祖国沟通资讯和转移投资的桥梁；同时向厦门国民党政府敌伪物资处理部门，购买日本人经营的平安油厂、南兴酒厂作为基地，计划逐步扩大，兴办10家工厂。这一年冬天，重吉自马来亚返国，先到南京、上海参观工商企业，又到龙岩等地考察矿藏，并在厦门买下光化电池厂。至此，他原先打算把各厂厂址联成一片，形成一个工业区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民国36年春，重吉把在马来亚购进的橡胶制造、榨油、糖果、饼干、酿酒、机器修配等设备，以及卷烟机、印刷机和两部载重汽车，分两批运抵厦门。重吉本人和20多名技术工人，也随船同来，准备立即安装生产。当机器设备运抵码头时，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即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加以限制。汽车被海关扣留；厦门机器工会头目则威胁说，工厂工人须由该会介绍雇用，机器设备也应由该会搬运安装，否则，发生问题后果自负。由于遭到种种刁难，机器设备只得堆放在码头上，任凭风吹雨打。后经多方交涉，拖了三个多月才获解决。同年秋，电池厂、酱油厂、酒厂先后投产；橡胶、榨油、糖果饼干、机器修配、卷烟、印刷等厂也安装就绪，准备试产，但原材料和燃料又发生困难。当时，各厂所需原材料及燃料大多须用外汇进口，而外汇由国民党政府输出入管理处统制，该管理处批给重吉各厂的外汇尚不足电池厂进料，其他各厂，更是无法开工。重吉虽多次向南京政府申请，要求自备外汇进口，也未能获准。因此，工厂只好一个接一个地遣散工人，暂停生产。至解放前夕，只有电池厂半产半停，仅能维持部分工人的生活。

厦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立即派工作人员下厂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问题，发还以前被国民党海关扣留的两部载重汽车，准许以外币、银元向香港进口原材料，并协助用橡胶厂的动力机组发电，供应市区照明。1952年，又组织该市四家机器厂联合，成立重吉机器厂，扩大生产能力，推派黄重生担任经理。

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重吉厂所属的橡胶、机器、饼干、电池等厂及部分机器设备，分别加入厦门罐头厂、纸板厂、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

重吉在厦门所属各厂公私合营后，历年所得股息，在其家乡创办文明中学。从1961年起至1965年，先后拨付建筑教学楼、宿舍及历年经费计人民币7万余元。

重吉于1966年03月，病逝于马来西亚吉隆玻，享年74岁。

尤扬祖

尤扬祖，原名逢春，达埔乡蓬莱村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生。幼年时家境贫寒，唯读三年私塾。母亲做豆腐，他肩挑叫卖。稍长，先在一都当店伙，后到县城永同春药店当店员。他工作勤谨，用心学习，得到店东提携，往印尼安汶谋生。

初到安汶，在同德栈当店员。该店是做土产买卖的，他认真负责，深得店主信任。两年以后，被派到实勿濑同德分栈任司理，由于经营得法，业务蒸蒸日上。

民国12年（1923），他和几位同乡集资到万鸦佬开设协丰公司，经营土产收购和出口业务。万鸦佬在西里伯岛的北端，是个小埠，但他多方策划，业务很快有了进展，不久就成为西里伯岛北部经营土产输出的首户。

扬祖为人豪爽，热心公益，经济基础较为稳固以后，就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民国14年，他发动本埠同业侨亲创办万鸦佬中华学校，被推为董事长。学校规模逐渐扩大，他亲自规划起盖教室宿舍。山于他事事带头，所办的事又坚持到成功，所以得到埠中侨亲的信服。18年，他独资在家乡创办五保小学。

民同24年，扬祖回国到华北参观考察。当时天津有家华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萨拉齐从事农垦，他应该公司常务董事兼经理的请求，投资三万元。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海外各埠华侨组织筹赈会，万鸦佬的华侨在他领导下也成立筹赈分会，并被推为主席。该埠虽不是大埠，但侨众爱国情切，捐助数日可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扬祖携眷回国。当时，福建华侨创办华侨兴业公司，扬祖为董事之一。

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印尼，住在西里伯岛首府望加锡，仍做土产生意，兼办种植业。在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他尽力赞助印尼人民。

1950年08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望加锡视察，华侨举行欢迎大会，尤扬祖担任大会主席。他在致欢迎词时说：“我们华侨和印尼居民要更加互敬互助，携手前进，为建设印尼而共同努力。我们希望中印(尼)成为兄弟之国，为亚洲民众的幸福而奋斗。”苏加诺在欢迎大会纪念册上签名，同时签名的达
320多人，这是一次友谊的盛会。当我国决定在望加锡设立领事馆时，扬祖立即把自己的住宅让出来，作为领事馆的馆址。同时把两个女儿送回祖国读大学。这一年，他捐助家乡刚创办的达理中学建筑校舍，并选择地点建筑延清小学校舍。

1952年国庆日，印尼华侨组织回国观光团，扬祖为副团长。在参加国庆观礼并到东北参观后，他返回家乡，第二天便步行上猛虎山，察看解放前他出资封育山林的情况。他说：“靠山吃山，南洋也开垦山芭嘛！”他一心记挂的是家乡的建设。

1953年夏，他携儿女回国，并把带回的资金加入福建和广东的华侨投资公司，在印尼只留一些不动产。后来在解决双重国籍时，印尼驻华首任大使曾征询他是否让一位儿子入印尼籍，以便管理在印尼的不动产，他婉言谢绝了。这一年冬天，他创办猛虎华侨垦植场。他不畏严寒，上山指挥，和工人一起夜睡草棚达三个月。第二年春，他从漳州购来柑苗，并亲自到福州、漳州礼聘有实践经验的技术员工，精心栽培。同时，指导北硿华侨农场在山地种植柑桔，并代请技术员；又与归侨邱清秀等人集资创办天马山华侨垦殖场，扩大山地柑桔栽培试验。这些试验均获得成功，为永春柑桔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1954年，扬祖以永春民间酿制的老醋有其特色，即投资创办侨新酒厂，生产老醋。该厂于1956年公私合营，后改为永春酿造厂，所产“永春老醋”为全国四大名醋之一。第二年，他又和永春侨亲捐建永春医院新院舍。

1958年，扬祖带头捐资创办永春华侨中学，并受南安印尼华侨黄怡瓶的委托，在丰州开办南安华侨中学，出任董事长。同年，他看到永春通用机器厂设备比较简陋，捐20万港元从香港购来车床，为该厂发展成为专业的水电设备厂打下基础。

1960年，县里接受他办职业中学的建议，在延清创办永春农垦中学，他答应捐资20万元建校舍。后因学校布局调整，农垦中学停办，工程也停止施工。同年，为扩建猛虎垦植场，他自办苗圃，培育柑桔无病良种苗木；为增加有机肥，他自备外汇港币10多万元，从香港购进良种种猪和饲料，圈养积肥，生产仔猪供应农家。1965年，垦植场由国家接办，改为猛虎果林场。为表彰他在永春提倡种柑的功绩，中共永春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在猛虎果林场建立扬祖纪念亭，并树碑记其事迹。

此外，他还捐款1.5万元帮助蓬莱大队建立蓬莱果林场，种植柑桔，并捐建蓬莱石拱桥。

扬祖一生对亲人戚友的子弟，甚至素不相识的青年，只要是好学求进步的，他都乐意资助，使其成材。

1978年，他已卧病在床，还挂念家乡的教育事业，决定将在福州市的三座房产捐赠给延清学校。为表彰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1985年追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新中国成立以前，扬祖在印尼已有不少家财，但却不曾在家乡购置一分田产。1950年初，他回到家乡，许多亲人朋友劝他盖座新楼房，他不同意，还是住原来的旧屋。他生活俭朴，认为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他小时候卖豆腐，母亲很疼爱他，如果是冬天，过一段时间，就买一点瘦肉做羹汤，顿煮咸芥菜干饭给他吃，他觉得这是当时最好的美食了。直到晚年，他还是很爱吃咸芥菜干饭和肉羹汤，并且以此招待客人。

他一向认为：经商的目的在于谋利，但要得之有道，用之有道，凡是有利于祖国、有利于社会人群的，都应尽自己的力量去做。

他是第二、三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侨联副主席。1957年被选为福建省副省长。1962年起，担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任职期间，对国家大事，地方兴革，都就其所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号召广大侨胞参加祖国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1982年05月17日，扬祖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0岁。

李铁民

李铁民，本名鍢，字原周，达埔乡岩峰村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幼读私塾，12岁进其父在乡开设的商店学习记帐写信。他聪颖敏悟，勤奋力学，尤其喜爱诗歌和小说，逐渐以能诗善文闻名乡里。

民国四年（1915），铁民到新加坡，在他父亲当经理的南春公司任职，业余读了一些民主思想的新书，接近一些革命人士，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为了将来能做一番事业，他要求父亲让他留学日本，但父亲希望他学商，没有答应。第二年，奉父命回乡结婚，在乡中向达新学校校长李原灯学习古文诗词。八年春，铁民重返新加坡，仍在南春公司任职。南春是个专做橡胶买卖的大公司，他的工作是写信，每天只须下午3时至6时写几十封与马来亚各埠商户来往的信件，上午则到学校兼课。从1920年起，先后在永春会馆办的鼎新学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中南学校和南洋平民学校初级师范班兼任了六年的国文教师。

民国10年，中国国民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铁民以中华革命党党员身份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并被推为支部文书。由于既任职兼课，又参加社会活动，工作繁重；也由于不喜欢一些商人市侩式的欺诈作风，不久，他便离开南春公司，除教课外，完全投身于社会工作。

民国15年起，铁民进入报界工作，担任一个小型三日报《消闲钟》的主编。17年春，英荷各属殖民地的永春同乡团体，各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决定筹款回国救济在民军统治下的穷苦乡亲，铁民担任大会秘书，并被推为回乡代表团四代表之一。会后，他和其他三位代表到各埠募捐了一大笔款项，准备回乡，但因父亲反对而没有成行。这时，济南惨案发生，新加坡华侨在陈嘉庚领导下组织新加坡山东惨案筹赈会。铁民应筹赈会之请，为大会写了宣言，得到会长陈嘉庚的好评，便应邀担任筹赈会文牍主任，这是李铁民和陈嘉庚建立工作关系的开始。自此之后，他成为陈的得力助手。这年八月，他应聘担任新加坡一家最大和最老的报纸——《叻报》总编辑兼督印人，并兼任陈嘉庚橡胶制造厂广告部文牍主任。

北伐初期，出于对祖国统一的渴望，铁民是拥护蒋介石的。经过“四．一二”至宁汉分裂，他开始怀疑。北伐结束以后，继之以新军阀混战，使他深感失望，便在《叻报》上发表文章，揭起反蒋的旗帜。因此，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约他谈话，和他辩论，但他态度坚决，在《叻报》上公开警告这个总领事。在新加坡的国民党驻南洋总支部，更是经常不断地对他横施压力，他也给予强硬的反驳。这些国民党官员竟然倚仗外力，请出所谓华民政务司的洋人来恐吓他说：如再反蒋，便吊销《叻报》的牌照。但反蒋并不违背当地的法律，洋人也无可奈何。至此，他们只好打出最后王牌，说通《叻报》老板，解除他在《叻报》的职务，并秘密开除铁民的国民党党籍。

民国20年，铁民和新加坡的一批名流创办《民众报》周刊，并任主编，仍然坚持反蒋。这时，汪精卫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执监委非常会议，组织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民众报》因反蒋而拥护汪精卫。不久，宁粤合流，成立“统一合作”政府。“一．二八”上海抗战发生，蒋汪二再屈辱求和。《民众报》因在以前一个时期拥汪，走了错路，铁民大感苦闷，不久，《民众报》也自行解体了。

民国21年，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聘请李铁民为督印人，主管编辑部。当时，陈在政治上是拥护蒋介石的，他明知铁民是反蒋的，但在工作上却信任铁民，言论上也不加干涉。这时，南京国民党宣传部写信给陈嘉庚，说李铁民是共产党员，要陈辞退他。陈把信拿给他看，对南京不予理睬。这年秋天，马来亚闽侨组织回省考察团，李铁民为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考察团回省后将赴南京，他请询于陈嘉庚，陈嘉庚认为南京可以去。到南京后，国民党宣传部请代表们开座谈会，强调南洋必须统一宣传。话中隐刺李铁民，但他不予置答。第二年年底，陈嘉庚经营的公司因常受英帝国主义之打击，乃将《南洋商报》转让他人接办。铁民为了有个言论据点，仍在该报任副刊《醒狮》编辑。

在蒋介石50寿辰时，南京发起捐资购机祝寿，吉隆玻福建会馆组织的购机寿蒋会会长洪进聪请李铁民担任该会秘书。洪是永春人，又是铁民父亲的老朋友。铁民因父亲刚去世，在新闻界工作又不尽如人意，心情苦闷，寿蒋固非所愿，但父辈之意未能推辞，也就应聘。购机寿蒋结束，他到巴生埠华侨橡胶制造厂任副经理，从事商业工作。

民国27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总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陈电请李铁民回新襄助会务。年底，他回到新加坡，担任该会秘书，协助陈嘉庚团结各埠华侨，激励侨胞爱国热情，募集巨款，支援祖国抗日。29年初，南侨筹赈总会组织华侨回国慰问团，陈嘉庚任团长，他任秘书。慰问团先到战时陪都重庆，又经成都到兰州，再至青海，折回西安。05月31日抵延安访问，第二天参观女子大学，离校上车时，铁民不慎头部碰触车门出血不止，遂入当地中央医院住院一星期。此行，他对延安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情况和抗日前线的军事形势，有了较具体和较深刻的了解。07日晚，由朱德总司令主持举行欢送会。翌日离开延安，铁民在《中华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留别延安之词》。08月回到重庆，即转往西南考察。09月下旬，铁民陪同陈嘉庚回福建，考察福建的政治、经济。10月23日回永春故乡，这是他到新加坡以后唯一的一次故乡行。

民国30年01月，铁民回到新加坡。经过对延安的参观访问，他拥护共产党的态度更加明朗与坚决，因而又招来了一些顽固分子的不满与诬陷。在国内时，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曾两次电告陈嘉庚，推荐一个闽南人接替李铁民任秘书。陈以事关南侨总会秘书的调动，须待回南洋后再说为辞，加以拒绝。回到新加坡以后，有人竟制造谣言，说他接受延安五万元津贴，回新活动。英国驻华大使应重庆外交部的要求，发电给新加坡总督汤姆斯，要他把李铁民逮交重庆政府。面对这些打击、迫害，铁民则置之度外。

新加坡被日军攻陷后，铁民避难于苏门答腊实叻班让岛上。民国33年秋，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武吉丁宜，一连14天无休止地被刑讯，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实情。当时战争已近末期，日寇对华侨已由屠杀政策转用羁縻措施。年底，铁民被释放回新加坡。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在友人办的侨通行任秘书。他的大儿子不幸在日寇大轰炸新加坡时牺牲了。

民国35年，胡愈之等回到新加坡，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李铁民为发起人之一，任筹备委员兼组织部主任，并赴雪兰莪和霹雳两州组织分部。马来亚支部成立时，他被选为常务委员，仍兼任组织部主任，同时任《南侨日报》督印人。37年04月，支部主任胡愈之往香港，他被推为代主任。06月，英政府在马来亚宣布紧急法令，为适应剧变的形势，民盟组织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他任主任。

陈嘉庚回新加坡后，铁民仍协助他开展社会工作。陈任福建会馆主席，他任执行委员兼秘书，后又被选为教育科主任，主持会馆所办四个学校的领导工作。

民国38年03月，铁民到香港，创立开平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经营橡胶进出口业务，自任经理。09月，以华侨代表身份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02月，开平公司香港分行停止经营。04月，铁民回北京，从事侨务工作。1956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副主席。同年秋，星马考察团到北京，不少团员是旧友，他非常高兴，写了一首七律，颔颈两联云：“事业三春花织锦，须眉四顾气吞虹。河山壮丽迎游赏，桑梓繁荣待酌衷。”情豪志壮，方期他施展雄才，以酬服务桑梓夙愿之时，不幸因肝癌病发，医治无效，于1956年11月30日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58岁，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尚维

李尚维，乳名淑姜，尚维其字，桃城镇张埔村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父祖丰，原在县城经商，后南渡新加坡谋生。尚维幼年丧母，由继母抚育，八岁入私塾读书，聪明颖达。民国五年（1916），在家乡结婚后出洋，佐其父料理商务，精明善算，并自觉安排业余时间学习英文。不久，父亲去世，他继承父业。民国18年，新加坡市况萧条，他关店停业，转而从事橡胶经纪，赚取佣金维持家计。

民国34年，日寇投降。新加坡光复之初，民主独立之说盛极一时。尚维向往民主，反对殖民政策，即创办《新报》，宣传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思想，致为英殖民当局所忌，被勒令关闭停刊，并捕去编辑、记者四人，关押达二三年之久。对被捕编辑、记者，尚维继续按月发工资给其家属。此一事件，尚维前后损失三四十万元。《新报》被封后，尚维即通过两名英国人向当局购得该报印刷所，并扩办为大型印刷工厂。以后，他创办利联股票公司，从事股票经营，应心得手，积有资财。

1956年秋，星马侨胞组织回国观光考察团，他积极参加。临行之前，殖民当局竟对他采取种种留难，不予放行。但他态度坚决，据理力争，终得获准。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并设宴招待考察团时，称赞尚维为“先进资本家”，引起了满堂欢笑。尚维无限欣慰，每对人言，引以为朵。他为人耿直敢言，热心社会公益。历任新加坡永春会馆主席、桃源俱乐部总理多年，声誉卓著。

尚维对故土亲人和家乡教育，一向关心。早在1956年，他在新加坡带头捐款
1.7万元，与济川、丰山二村侨胞共同在家乡创办和平小学和上沙分校。1962年，他自国外购得面粉、花生油、乳粉二批，分赠乡亲1000多人。1963年捐资兴建砖窑一座，购买化肥20吨支援家乡农业生产。又捐资2万元，参加兴建永春华侨中学校舍。

1978年，年近八旬的尚维获悉和平小学将扩办中学，即捐资32万元，建筑中学教学大楼及教工楼各一座。大楼取名“丰维楼”，以表示自己秉承其父生前遗训，为家乡兴学育才的素愿。

1983年06月，正当大楼紧张施工中，尚维痼疾复发，入院治疗。在病危之际，嘱其孙光纯即日续汇10万元，以凑足认捐之数。同年09月去逝。

1984年12月大楼落成，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捐资兴学荣誉奖状和银质奖章一枚。同年，福建省教育厅决定把和平中学改办为永春和平师范学校，为永春、安溪、德化等县培育小学师资。

林连玉

林连玉，乳名皇敬，字采居，蓬壶乡西昌村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七岁起，即跟祖父和父亲读《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16岁到厦门永丰参行当学徒。民国八年（1919），考入集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专业，勤奋攻读，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均在90分以上，破该校有史以来纪录，被聘留校担任师范部国文教员。

民国14年冬，连玉南渡马来亚，先在爱大华国民学校代课。不久，转至印尼爪哇抹埠学校任教，后被聘为校长。20年，又到马来亚任共和、育华等学校教员。22年，母亲去世，奔丧回国，先后在本县太平小学和厦门大同小学任教。24年冬，重返南洋，在吉隆玻尊孔中学执教，一直到1961年08月被取消公民权、吊销教师注册为止。

民国30年，日本侵入马来亚，学校停课，连玉即参加雪兰莪医药辅助队。他随队赴新加坡前线，救死扶伤，自己也挂了彩。全马来亚落入日寇之手后，他隐姓埋名，在巴生农村中以养猪为生。日本投降后，任尊孔中学复校委员会主席。他日夜奔忙，出钱出力，由小学而中学，把尊孔中学重新恢复起来。

连玉为人和蔼可亲，教书认真，讲历史尤为精采，他经常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激励学生。

连玉对马来亚这个多民族殖民地的国家独立和各民族的权益，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从40年代开始，他为马来亚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奔走呼吁；为华裔争取出生地公民权，为华、印语文也列为官方语文，特别是为维护华文教育的正当权益而全力以赴，奋斗不息。

民国37年05月，他以任教的尊孔中学为基地，倡议组建吉隆玻华文学校教师公会筹备会。在1951年第二届会员大会上，他被选为主席，一直蝉联至1960年08月，前后达10年之久。为增强力量，进一步团结各州华校，他又以吉隆玻华校教师公会名义发出倡议，召集全马来亚各州16个单位教师代表，于1953年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被选为主席，连任八年。

连玉于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但当时一些马来亚族政党不同意在当地出生的外籍移民后裔成为当然公民。连玉以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为首，联合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兰莪三十六行团总会等五大华人社团，于1956年召开全马来亚华人注册社团争取公民权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096名。到会代表一致通过四大决议和要求：一、当地出生的即为马来亚当然公民；二、在本邦(马来亚)居留五年以上者，可以申请为当地居民；三、各民族的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四、应将华文列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1957年08月，马来亚正式获得独立，政府宣布自1957年09月01日起至1958年08月31日止的一年内，为各族移民及其后裔申请马来亚公民权的期限。连玉以这是有关民族命运的大事，即分函全国29个华校教师分会，请发动和协助学生家长申请公民权。因此，至1959年马来亚国会选举时，获得资格参加选举的华裔公民，已从1955年的12万多人增至90万人。

华文教育是广大华人为争取民族平等，使华族子弟能受到母语（华文）教育，并使华文列为当地国家官方语文之一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英国殖民当局始终强调英语教育，而对其他民族语文，特别是华文，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1951年，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两而手法，公布了以牛津大学研究马来方言教育制度的《巴恩教育报告书》，主张“巫（马来）、英两种语文为教育媒介”，并应在不分种族的国民学校中贯彻执行。这实质上是排斥小学教育中的华语教育，从而达到最终消灭华语的阴谋。该报告书发表后，立即引起华人的强烈反响，所有华人社团都发表声明进行谴责。以连玉为首的吉隆玻华校教师公会在邀请全马来亚华校教师公会代表共同商议后，纷纷发出通电和备忘录，进行坚决的反对。此后多年，连玉一直为争取华文教育列为马来亚官方语文教育之一而作顽强的奋斗。

1955年，马来亚即将获得独立前夕，马来亚各族政党进行激烈的竞选活动。以东姑为首的联盟(巫统)为争取华人的选票，邀请连玉等华人代表举行“麻六甲会谈”，要求华人团体给予支持。连玉等提出以华文作为官方语文为条件而予以赞助，使东姑获胜。第二年联盟执政后，教育部长拉萨提出一份教育报告书——《拉萨教育报告书》，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学校分两种类型，一是国民学校，以马来语作为教学用语；一是标准型学校，用非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作为教学用语。但是，该报告书内关于教育政策第十二条“最后目标”，却规定“马来语将为所有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在即将提请国会审议之前，拉萨在教育部召开的华校校董总会暨华校教师总会代表会上作了说明。连玉认为此报告书大体上是受华人欢迎的，但万万不能接受“最后目标”这个第十二条。他坚定地说：“这第十二条必须删除，若不删除，我们连整个报告书都不便接受了。”拉萨企图搪塞了事，连玉则表示“这是关系到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是我们华文教育的生死关头”，“即使国会通过，我也要发动我们华人起来反对”。最后，拉萨采取了折衷办法，私下对连玉表示，在起草正式的教育法令时不把这第十二条“最后目标”写入。这是连玉为争取华文教育权利的一次胜利。

1960年，拉曼达立任教育部长，发表了《达立教育报告书》。该报告书企图以经济手段——政府津贴华文中学为诱饵，和“教育部长有权认为在适当的时候把华文、印文小学改为马来小学”，把华文教育从小学到中学连根拔掉。连玉振臂疾呼，指出这是华文教育的生死存亡关头，要求所有的华校都应加以抵制反对，不接受政府的任何津贴，把华文中学办成独立中学。

1961年，拉萨出任马来亚政府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宣布马来亚最后将以巫文（马来文）为所有学校的主要教育媒介。连玉愤慨异常，迫于无奈，终于在08月10日华校教总理事会上公开了拉萨以前的私下允诺。两日后，连玉便被褫夺了公民权和吊销了教师注册。这一事件引起了全马来亚特别是华校教育界极大的震动和反响，纷纷发表声明，要求政府秉公处理，收回其错误决定。过后，政府的有关官员曾私下对连玉说：“只要你不出声，公民权不会有问题的。”连玉回答说：“不能说话的公民权要来做什么？”那官员又说：“你要什么尽管开口”。连玉说：“我个人无所需求，我所要的是民族（指马籍华人）的利。”

连玉虽经如此沉重的打击，但他不屈不挠，毫不气馁，不为权势所屈服。他作诗明志，自许要“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为了忠实地记录10多年来争取华文教育权益的奋斗史实，从1963年起，他拿起如椽之笔，写下《回忆片片录》，连续在《教师杂志》上发表，以后并辑成单行本。但是，在1969年竟被当局下令列为禁书，不准出版发行。

连玉在失去了公民权和教师职位以后，生活陷入困境，但却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赞助。他的生活和诉讼费皆赖吉隆玻华文教育界友好和同乡等的支持帮助。1966年他在士拉央建筑的简陋小屋——“隆情小筑”，也是同乡友好为他集资捐建的。

1985年11月，针对联盟主席东姑指责华校教总“制造问题来反联盟”的污蔑，连玉又捉笔写下《驳东姑》一文，在报上发表，用历史事实给予有力的反击，并表示“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辣手摧残，仍然昂起头来，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同年12月18日，连玉在吉隆玻逝世。全马来亚15个大华(裔)社团为追念其功绩，联合组成治丧委员会，其灵柩被破例安放在中华大会堂，这是会堂建立60年来所未有的。前来瞻仰吊唁者有全马来亚各华团和各党派的领导人，连玉的门生、同事、亲友，以及热心华文教育事业的人士。大家对林连玉的去世深表悲痛惋惜，认为值得全马
400万华人同声一哭，纷纷表示要继承连玉的遗志，为华文教育事业及民族权益继续奋斗。当地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一连数日，以大量篇幅刊载连玉生前友好的悼念文章及追悼殡葬照片。出殡之日，吉隆玻街头万人执拂，极尽哀荣。

及后，各界发起并踊跃捐款创立林连玉基金会，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林祖培

林祖培，原名缙绅，字有衿，号谪君，又号西河氏，蓬壶乡美中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祖辈均以农为业，至其父皇扬始学文，为清末秀才，后毕业于福建省政警学堂。

民国四年（1915），祖培随父至厦门，就读于永春会馆创办的桃源学校。翌年升入省立十三中学（厦门），每次考试，均列榜首。课余阅读《辞源》，阅后必加圈点，整部辞书，几乎全部被圈点过（此书及其他一些藏书，后赠送家乡毓斌中学图书馆）。对本国文史，尤用心钻研，他的作文曾被收入全国中学生作文选。

民国10年，祖培报考唐山交通大学，学习铁路工程。第二年转入天津南开大学，以攻读生物为主，兼修中国文学和日语、英语。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是《南开周刊》的编委之一，经常发表文章。

民国15年，在奉直军阀混战期间，祖培参加国民党。这一年，祖培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回乡担任永春润中公学校长。他对永德一带民军的骚扰争夺、派捐派饷，不时给予抨击，并参予国民党左派的民主革命活动，因而被永春县长江练如拘捕。后经数百名群众、学生及各界代表到县府请愿，江练如怕引起众怒，始予释放。祖培被逼辞去校长职务，于次年春偕夫人南渡马来亚，先后任安顺中华学校、蔴坡中华学校校长。

民国18年，长期盘据永春的民军尤赐福被驱逐出境，县内乏人主政，各界人士乃公推祖培出任永春县长，并报请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批准委任。鉴于乡亲盛情难却，祖培即于春初自南洋返永就职。这时县府吏员甚少，祖培事必躬亲，宵衣旰食，廉明自守。他积极推行地方民主自治，把全县划分为六个自治区，力图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造社会。他宣导兴办学校，鼓励农耕，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受理民事纠纷案件，能主持正义，不为邪恶势力所左右。当时县库空虚，连整修县衙也无钱应付。祖培不但薪金分文未得，还将自己在南洋执教的积蓄取出公用。这一年秋天，南安民军陈国辉攻占永春，祖培率部属退守湖洋，与陈国辉对抗，并向省求援。当时省府鞭长莫及，祖培自叹回天无力，悲愤辞职。省主席方声涛器重他的才学，欲委任他职，祖培婉言辞谢，说：“吾为救乡而来，非羡吏禄。”翌年，即径赴厦门，重执教鞭于同文书院。

民国20年，祖培在厦门遇印尼华侨领袖尤扬祖。扬祖欣慕祖培的为人，大力推荐他出洋兴办侨校。祖培夫妇遂到印尼把礁中华学校任教，后接任万鸦佬中华学校校长、吧城福建会馆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筹赈募捐，支援祖国。日寇侵入东南亚，大肆迫害华侨，祖培全家避难于西爪哇山村苏甲尼加拉。后祖培为日寇侦骑所捕，囚禁于集中营，备受折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获释。此后，经朋友劝告，乃弃教从商，并任吧城中华商会干事及襄理福建会馆工作。

新中国成立，祖培自制并在自己家居的华侨区中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祖培自南渡以来，念念不忘故国家园。他勉励子女要学好中文，学好科学，报效祖国。1950年，他把女儿锡媛、仪媛送回祖国，分别进入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就学。当时吧城一些国民党右派人物借题发挥，对祖培妄加抨击，诽谤中伤。他泰然处之，并说：“我父生于清季，心慕康梁维新；余则生当国民革命之际，服膺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奉为救国圭臬；今吾女适于祖国解放之初毕业高中，响往新中国，思为祖国建设效力，毅然返国求学，是乃时代潮流使然，有何足异？”此语传颂一时，大家无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蓄意讥诮者也为之语塞。

1954年，祖培宣布脱离国民党，断绝与国民党的一切关系。此后，他在夫人与次子协助之下，专心经营商业，颇有成就。1957年，他捐助永春三中建校舍，获永春县人民政府三等奖状。同年，长子荣国学成，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受聘为新加坡大学教授。他嘱咐荣国，在适当时候和取得较大成就时，要报效祖国。次女仪媛大学毕业后，在鞍山热能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国庆日，印尼华侨组织回国观光团，祖培原准备参加并计划在上海医病，因办出境手续被阻，只有夫人刘佩钦获准回国观光，探望故乡亲人。这一年冬天，他与亲友集资办垦植公司，计划在北婆罗洲进行开发，不料旧病复发，至1961年病逝于亚庇。

祖培一生著作甚丰，但多已散佚。其后裔收集部分诗文，载入《林祖培先生纪念集》。

李延年

李延年，县城北门内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家庭世代书香，祖父润之系晚清贡生，父宜守，曾任德化县丞。延年天资聪颖，先后就学于家乡及厦门的小学、中学。民国11年（1922）03月，其父为地方民军头子所忌，突遭杀害，家属亦岌岌可危。二兄家耀在永春中学任教，闻讯即急速扶携母亲及延年逃往厦门。为维持生计，除家耀薪水收入外，还开设李桂亭织画社，至15年始举家南渡新加坡。

延年到新加坡后，初在乡亲振兴栈任书记。越二年成立家室。民国18年，与二兄迁居吉隆玻，在乡亲洪进聪店中担任书记。不久，改任夏霸洋行橡胶栈房管理。数年之间，颇有积蓄，遂偕其先前南渡之长兄世通创办万利公司，经营橡胶业。

民国30年，日本侵占马来亚，营业处于半停顿状态。日本投降后，延年抓住有利时机，重整旗鼓，以其卓识与魄力，扩展业务，除橡胶业外，兼经营胶园、房地产建筑、矿场工厂等等，形成了李延年经济集团，辖下14个机构，分布星、马、香港等地。

延年为人重正义，富感情，通达明理，乐善好施。他先后担任当地10多个社团的领导职务，如：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主席，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席，马华商会会长等。他认为：“人生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平生所得，都是取诸社会，自己需要那么一点儿过生活就够了，其余应该还给社会。”因此，他本著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原则，对社会福利、慈善公益及教育文化等事业，无不乐予支持。先后捐助马来西亚大学、拉曼学院、国家防癌中心、同善医院、精武体育会等，动辄数十万或上百万元；对故交新知，远近亲疏，凡有求者，均能解囊相助，故被尊为“慈善老人”。他于1975年荣膺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赐P·S·M·丹斯里勋衔和马来西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79年，雪兰莪苏丹赠予拿督（DATO）勋衔。

延年对祖国、对故乡眷眷情深，曾于1956年、1976年、1980年三次参加马来亚联邦工商考察团、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来祖国考察会谈，并回永春与父老乡亲叙旧，先后捐建永春华侨中学教学楼一座，永春医院内科病房“宜守楼”一幢、门诊大楼“延年楼”一幢，为家乡人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1983年03月07日，延年病逝于吉隆玻寓所，享年77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伉俪致电其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伉俪、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等送花圈致哀。

陈其挥

陈其挥，吾峰乡后垄村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在本村小学毕业后，即到街尾崇实学校就读，兼任扫地、敲钟等工作，月得工资一二元以补菜金和零用之不足。民国14年（1925），其挥到莆田哲理中学读高中，在该校中共党员教师陈国柱的影响下，加入了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支部。16年02月高中毕业后，在永春鹏翔小学任教，并被委为国民党永春县党部筹备员之一。在这期间，他经常回后垄，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其挥即脱离国民党，集中精力发展农会组织。09月，后垄成立农会，夺了乡长、房长的权力，公盟产全部移充学校经费，乡中的大小事情都归农会处理。以后，附近各村的农会也先后成立。

民国18年06月，其挥被吸收为共产党员。11月，他参加了在后庙秘密召开的中共永春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在吾峰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派其挥争取当地民军，开展抗捐反匪斗争。19年03月，陈国辉派五名士兵到吾峰勒收鸦片捐，共产党员林菁领导群众把他们缴械赶走。04月18日深夜，陈国辉又派兵约
200人侵入吾峰。林菁、其挥组织农会会员，并在驻当地民军的配合下，把来匪打败赶走。但他们也估计到，陈国辉迟早是会整兵重犯的。于是，在县委书记陈韵夫的同意下，其挥等人分头赶往湖洋和德化、安溪等地，联系争取与陈国辉对立的湖洋民团和德化、安溪的民军，出兵呼应。但因湖洋民团两派互相猜忌，德化民军又受陈国辉联系的另一派民军所牵制，都不能出兵协助，吾峰农会武装遂陷于孤立无援境地。05月03日，陈国辉重兵再犯吾峰，经两日苦战，终因力量悬殊而被占领。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战斗中被杀33人，被烧房屋43座，被抢牲畜、财物不计其数，群众大多退入德化避难。在这凄惨、困难景况下，有些人却埋怨其挥，迫不得已，他携家属退往仙游。不久，陈国辉又攻入德化城关，反攻吾峰已绝望，其挥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辗转在仙游和泉州之间，依靠朋友资助过日。12月，陈国辉又接防泉州，其挥与党失去联系，只好移居海外。

民国20年至24年，其挥在马来亚吡叻州巴力中华学校任校长。他热情宣传爱国思想，积极推动华侨捐资办学，努力发展华文教育。

祖国抗日战争期间，其挥在当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担任吡叻州福建公会秘书、吡叻州华侨筹赈总会常务委员。

民国28年02月，其挥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任吡叻州抗战后援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著名的怡保反对贩卖日货的“黄豆风潮”。日本投降后，他担任马共领导的吡叻州分部人民委员会副主席。3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毗叻州分部常委兼组织部主任。后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关押，于38年02月被驱逐，定居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回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联络广大侨胞，参加福建经济建设工作。1956年，在广州参加中国致公党。1957年，调任致公党福建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该党的日常领导工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主任委员。他拥护并努力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竭诚努力，做出贡献。

1987年09月24日，其挥在福州病逝。

郑光汉

郑光汉，乳名荣复，石鼓乡桃星村人，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童年就学于南湖小学，毕业后升入省立第十二中学（现永春一中）和厦门集美中学，曾任永春南湖中学教员，后再进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深造。在学期间，对美术有浓厚兴趣，遂潜心钻研，对漫画、速写画、中国画、书法等，均有一定成就。民国18年（1929），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创办上海美术刊行社，邀请他和叶浅予、鲁少飞、黄文农主编《上海漫画》周刊。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漫画刊物，内容大部分是暴露上海十里洋场公子哥儿纸醉金迷的生活丑态，反映底层平民穷困潦倒形象，生动幽默，销量多，影响很大。“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漫画》休刊，光汉南渡新加坡。

民国23年，光汉在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画刊。他在传播中华艺术、发展南洋文化的同时，还陆续给叶浅予在上海创办的《时代画报》寄稿。他的漫画，大多以南岛风物、南洋生活为题材，这类题材在当时中国漫画刊物上是富有新意的。他在运用中国书法和中国画独特风格的基础上，融合西洋画技法，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速写画。民国36年，他返回永春期间，对故乡的一草一木，无不寄予深情，创作了许多速写画，其中《鹏峰晓雾》、《绿阴》、《山阿》、《熹微》、《激湍》，均收入《郑光汉速写》画集中，于1965年由新加坡中华书局出版。

光汉速写所掌握的炭条、铅笔、钢笔，一如掌握毛笔，故能化炭条、铅笔、钢笔之刚硬为柔润，所以能使人于端庄中见流丽，于刚健中见婀娜。

……（原文较长，此处节选发布，其余内容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