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略谈抗战时期的永春物价

义门散人

略谈抗战时期的永春物价

历史上永春商业颇为发达，不少永春人在海内外从事商止活劫，有“无永不成市”之美誉。唐代盛均《桃林场记》有“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之语，足见当时的繁荣景象。明朝以前，永春境内，一都圩、蓬壶马跳圩、湖洋绵凤圩和城西金峰圩一度相当繁华，是泉州、仙游等沿海海产品同德化、大田等内地山货交换的集散中心。一九二○年，五里街新街建成，大宗山货和粮食从德化、大田、尤溪等县输入，南安的诗山、码头、金淘等地民众和粮贩到此地采购，因此，五里街成为永春和邻近各县主要的粮食市场之一，每日交易量上百袒。抗战前夕，城区与五里街两地商户达
八百五十家。

民国初期，永春军阀混战，耕地荒芜，粮食欠缺严重。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一担米价六．九七元。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奕之前，一担涨力七．八七元。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曾七次出动五十一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当时属国统区的永春县城，死伤数十人，民房与店舖被毁，损失惨重。市上米价每担涨为八点元。九月，城关、五里街米商不按商会规定，（每斗米粜一．一元），随意抬高米价，斗米价一．六元，甚至囤积居奇。九月中旬，国民党县府出面干预，发布“民字七五号之训令”，规定：上等“火绞”米每石（一百六十斤）十一元，臼米每石（一百五十斤）十．三五元，随意抬高者将按捣乱后方治罪。九月下旬，又出示“军政局”文告，规定：上等“火绞”米每石不得超过十一元；上等臼米每石不得超过十．三五元；上等稻谷每一百斤不得超过五．五元；食监每一百斤不得超迅六．八元；其他日用品售价不得超出原货价１０％（扣除运费）；非经政府核对之货物不得故意匿存。全县挨家挨户进行检查，将储存户按拥有产业多寡分为甲、乙、丙、丁、普通、贫苦六个等级；有一万元以上产业者为甲等户，可储粮二百担、盐二百斤；八千到一万元为乙等户，可储粮一百五十担、盐一百斤；五千至八千元为丙等户，可储粮一百担、盐一百斤。其他依此类推，贫苦户可存粮五个月，存盐一年以上。

在发生米荒时，又爆发了盐荒。当时食盐由政府定价，名为“官盐”。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因永春、德化、大田官盐包商，抬高盐价，经省主席陈仪下令查办，标封盐局，自后全省盐政收归官办。抗战之初，五里街一带盐商只有存盐一千八百多担，每担盐要附加建设费一元。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永春盐商私自将每一百斤盐售价提到九元。县府发布文告：在非常时期，售盐者必须持政府发给的授盐许可证，方能买卖，每一百斤食盐不得超过六．八元，私自抬价者给予警告，再违者将行重惩。一九三七年底，县府民囤盐，每人半年五斤。

一九三八年，乃遏制物价风抬，具救济工作团不得不邀请在永春的基督教中外牧师参加救济工作和查封粮仓。县商会组织的平粜会，派员到处采购粮食，以缓和米荒。四月底，作为缺粮县的永春米价又大涨，斗米一．九五元。五月十日，厦门沦陷，永春外米断绝，县府宣布粮食为非自由商品。五月中旬，县府将原“粮食推持委负会”改组为“粮统制委员会”，并出告示：糙米每斗一．五元，白米每斗一．六五元，实行“公斗”（十斤），废除私斗（十六斤），严禁奸商私运出境，违者没收。六月一日，县府开仓平粜以度春荒，每一百斤米价七元。七月，市场萧条，城关、五里街商店倒闭十多家。十月，据县府摸底，全县仍缺粮五万担。金门、福州、厦口相继沦于敌手后，永春共设五十五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千多人，给本已缺粮的永春雪上添霜。

一九三九年，永春县商会已无力维护物价失衡局面，县长出面设立“物品平价会”，由各阶层名人乡贤组成，每周评议一次物价。临近春节时，米粮奇缺，县府电令各区调查存粮，设法组织人员采办。华侨平粜会、县商会平粜会、各区平粜局等四处奔波找粮源采购供应灾民，千方百计努力，但也只能供应五分之一的缺粮户。二月，永春《崇道报》载称“永春米价贵如珠”。三、四月间，永春市场上的物价与二个月前相比：烟台生油每担从三十元涨为四十元，香菇每担从一百七十元涨为二百四十元，薄菇每担从一百四十元涨为二百元。五月，全县各地平价会作会不一，造成混轧，市场疲软，加上货源匮乏，五里街商店接连倒闭。县府出面重申全县物份划一，乃防商人阳奉明违，由警察局监督执行。下令悬牌明码标价，规定牌板规格（宽一尺，长一点五尺，黑色底）。八月，全县共设八个登记处，要求各商家在二十四小时内填报库存各种商品，以待备查。县长还出面劝勉商民稳定市场。八月底，“物品平价会”改为“物品评价会”，给予实权，设总务、调查两组，其任务是：调查物品供需情况及其成本，调查物品缺乏种类和审查物品等级、质量，评定物品价格与稽查售价情况，还要计划调节物品的供需和指导改善营业方法。每月召开两次坪价会。
十一月之后，永春米价高居全省之冠，每五十公斤梗米八十四元，白米九十九元，地瓜干二十二元。

奸商趁火打劫。一九三九年，永春粮食商贩以有利可图，大量增加，申请登记的就有一百二十一家。他们操纵市场，抬价杀价，买青苗，放粮贷（春借一担秋还三头即一担半），掺假混杂，大秤入小秤出，什么样手段都使用，造成市场紊乱。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泉永德公路奉命全线破坏。泉外到永春的交通不得不全靠水运，因价格不一，时常发生争讼和斗殴事件。秋冬之际，永春和泉州两地官员协商，将价格划一，规定：从泉州到永春，货物每
五十公斤运费一元七角，客票每人七元；从永春到泉州，顺水行舟，货物每五十公斤运费一元二角，客票每人二至三元。

一九四○年，永春市场上更是百业凋弊，物价飙升。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等纷纷出动管理市场份价。但凡是政府管事的物资，市面上都有明暗两样。县长不时责令警察所整肃物价，由于官场日趋腐败，所谓整肃的成效甚微。一到四月，永春市切物份比较：面粉每包从十八元升为二十六元，白糯米每斤从五角六升为七角四，猪肉每斤从一元升为一．一元，盐每担从十三．九元升为十五．五元，柴每担从二．二元升为三元，香菇每斤从二．八元升为四．八元。五月，发生米荒，白米每斗价格十六～十七元，为全省之冠。旅居南洋的永春华侨前后捐款近十万元，在永春设立海外华侨平粜会。六月，德化拨大米二千五百担接济永春米荒。即使这样，许多百姓仍买不起粮食，只好用野菜、树皮充饥，饿死、自尽身亡者多。城关、五里街、蓬壶等地屠户肆意抬高价格，造成肉荒严重。县长下令警察所出面干预。五月二十七日，七屠户被扣押，戴纸帽游街示众。九月一日起，永春实行计口授盐，每人每月初发十二两（旧制每市斤十六两），后减为八两，民众均感不敷。每斤盐价份四～五角角，黑市价则高达二元多。十一月四日，县长在明伦堂召集会议，将“物品评价会”改“物品价格评议委会”，由县长、主管科长、县商会主席、警察所长、贸易公司经理、农会干事等九人组成班子，县长亲自挂帅，地点设在政府内。下设评价、总务、分配、执行、展拓等股室。每周评议价格一次，按油、柴炭、蔬菜、肉、棉花、棉布、食杂、日用品、药材等分类公布。县府三令五申，但仍有许多商贩无视评定价格。县长下令将城关和五里街十多名奸商交给警察所处置。十一月二十一日，警察押着这些奸商，逼其戴高纸帽、敲锣子从城区到五里街地游街示众。不久，全县各地相应成立“物价评议分会”。当时永春《崇道报》截：物价评议会“为欲货价平宜，货价予以评低，反致货荒”。

一九四一年，永春的米荒、盐荒、肉荒、柴炭荒持续不解。春市前后，县府由警察所出面，调制肉荒，规定十三条办亦法，其中规定每人只准购肉半斤，每斤价格二元。三月十五日，永春成立公沽局，登记全县各户存粮，派购平价粮。实行计口授粮，每人每日米量，生斤者一斤，销户十二两。企图垄断粮食市场，稳定物价。但由于货源枯竭，政局腐败，造成市场更大混乱，富户、奸商趁机牟利。德化三班颜肃斋日记裁：“泉（州）南（安）日有数百人人永（春）买米，致米价日亦数升。”永春到德化抢购食者“每天计数十批”，致使“德（化）粟价不断高昂”，“闻说认籴多无米，外地缺食饿死甚众”。是年永春缺粮二十六．七五万担，邻县输入仅十．八万担，三月中旬每五十公斤米一百三十一．三元，六月上旬涨至一百八十四．六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洋与中国大陆关系断绝。

永春为福建省四大侨乡之一。在抗战初期，许多人靠侨汇维系艰难岁月。为接济米荒，在南洋的永春华侨筹集大批捐款，购买大米运回永春平粜，救济征人家厉和在厦口鼓浪峙的永春难民。一九三八年，全具侨汇共法币五百七十九．八万元。是年十一月，县救济难民会派李汉青到南洋募捐，南洋各地永春籍华侨捐款达十五万元法币。一九三九年，全县侨汇法币一千六百八十二．二万元，一九四○年为
四千九百九十三．四五万元。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省府拨给永春侨眷赈款法币一万元。但杯水车薪，许多长年依靠侨汇维持生汁的侨眷生活无着，只好变卖家产，卖儿卖女。有的妇女逃荒改嫁德化、大田、永安等地。症疾、鼠疫、霍乱年年流行，有的山村变成无人村。由于长期缺盐，不少百姓患上水肿、脚气病和大脖子病，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根治。

一九四二年，因粮源缺乏，粮价上涨，且群众抵制，国民党县府撤销公沽局，并癈除“石、斗、升”制，改为斤、两制。该年十二月十四日，省财政厅厅长严金淦到永春视察，发现街尾第一粮仓仓管负用重秤（秤舵下贴米粿）盘剥群众，当场将其扣押惩办。

一九四三年春旱灾，德化三班颜肃斋日记裁：“米粟日曰价升”，“今日六元五角，明天七元，后天八元、或十元，粟每挑（担）今日三百六十元、三百八十明天四百元。富人把粟贩永（春），内地闭籴，贫人告米无门。”所记物价虽为德化情况，但永春与德化毗邻，物价与之相差无几。该年通货膨胀，青黄不接时，永春每五十公斤大米价格高达八千元法币。福建省赈济会在永春设立的第四公典局于六月一日开业，专供侨眷典当。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永春部分物价情况为：食盐每斤七十三元，糯米每斤四百元，面粉每斤二百六十二元。猪肉每斤一百七十元，白米每斤二百五十元，鸡每斤一百四十元，蛋每粒四十元，白菜每斤十二元，松柴每斤在城区五．五元，在五里街五．七元，花布一匹三万元，火柴一盒八十元，香菇每斤四百八十元。

纵观八年抗战期的永春物价，确实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货物价格的增长幅度达到上百倍。图民党永春政府为平抑物价，多次出面采取行政干预，并由华侨和商会等社团勉力协助，取得一定成效，这在当时的幅建省是比较典型的。但仍远远未能刹住物价的飞涨，严重影响了当时永春的工衣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当年国民党永春县政府曾不得不检讨物价失控的原因，归纳为三条：一是贫富悬殊到登峰造极地步，贫多富寡；一是奸商囤积居奇；再是私运、投机倒把者猖獗，管束不严。其实，物价失控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无能。抗战中，国民党当局借抗战之名，发放数额巨大的救国公债、救国捐、国防捐、建设公债等，年年加码。民谣嘲讽云：“无物不要税，只有屁无捐。”一九三七年十月，县府摊募“救国公债”二十万元，后乘法市贬值，公债票成为废纸。一九四○年的房舖税就比一九三九年提增四倍。大小官员无不中饱私囊。在八年抗战中，永春共上任八个县长，其中二个上任不到半年便下台。权力更迭频繁，即使欲有所作为，也无能为力。且不说官场日趋腐败，有多少人是贪污枉法的。一九四○年四月，邻县德化县长杨喻仁借统制粮食为名，以贱价向民间强买米谷数万担，以高价转卖外县，发了一笔国难财，后被控免职。永春的国民党官场同出一辙，曾出现百姓具结上书国民党省政府弹劾县官贪賍枉法。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底，永春被抓兵近七千五百人。沉重的捐税和民力摧残，压得百姓喘不过气，饿殍遍野，家破人亡，背井离乡。一九三九年永春出洋一千零四十五人，一九四○年出洋一千一百多人。据一九四○年三月二日《崇道报》载：永春有水客（蛇头）包运壮丁出国，每名收费一千三百元。抗战时局纷乱，物价失控，又祸嫁于民，造成社会动劫荡。

物价是社会的晴雨表，直接牵系着千家万户平民百姓的生存，关乎国计民生。谈谈抗日战争时期永春物价，旨在以史为鉴。

附：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年、一九三一年、抗战时期永春主要物价表。

货物

单

元

1912-

1918

1931

抗 战 时 期

1937

1938.4

1939.3

1939.6

1940.1

1940.4

1941.3

1941.6

1943

1945

白米

0.40

/斗

0.50

/斗

1.60

/斗

1.95

/斗

5.40

/斗

8.40

/斗

22.00

/斗

186.60/

50公斤

8000/

50公斤

25000/

50公斤

盐

斤

0.02

0.07

0.139

0.155

0.60

73

面粉

包

1.60

2.40

5.50

7.80

18

26

10.50

262/斤

地瓜

担

0.50

0.60

8.00

13

18

400

香菇

斤

0.80

1.50

1.80

2.20

2.80

4.80

8.00

480

猪肉

斤

0.15

0.22

1.60

2.10

4.50

170

鸡

斤

0.20

0.26

1.50

2.40

5.00

140

鸭

斤

0.14

0.18

1.00

1.80

4.00

80

蛋

粒

0.01

0.025

0.10

0.15

0.30

40

白糖

斤

0.07

0.08

0.16

0.224

0.56

0.74

2.00

柴

担

0.25

0.40

2.20

3.00

8.00

肥皂

块

0.25

0.46

0.60

1.40

1.60

5.00

布

尺

0.09

0.14

0.18

1.10

青菜

斤

0.005

-0.03

0.08

-0.25

0.20

-1.50

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