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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伍子胥跟一个成语典故，难分难解，掘墓鞭尸。较真者说的是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谗害，被楚平王追杀的他，历尽人间劫难，沦落乡野街头乞食，去吴复仇，引领吴军攻入楚国的郢城，还把死去的楚平王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三百。这也是他人生最大争议的焦点。
掘墓鞭尸一说之前，是鞭坟说。之后又有否定说。
鞭坟说。
此说首先是相传为子夏的学生谷梁赤的口传，书录首见于《吕氏春秋·首时》的记载，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谷梁传·定公四年》则说“挞平王之墓”。西汉《贾谊新书》云；:“提邦以伐楚,五战而五胜,伏尸数十万,城郢之门,执高兵,伤五藏之实,毁十龙之钟,挞平王之墓。”《淮南子·泰族训》也都说伍子胥鞭坟。《越绝书·荆平王内传》则记載,孔子的学生问他:“笞墓何名乎?” 孔子回答说,“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
鞭坟说认为：《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淮南子》成书分别早于《史记》，诚信和含金量均高于《史记》，从古文献史料价值来看，所言楚国史事与伍子胥鞭坟说应当是可信的。
鞭尸说。
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从辱平王之墓到“掘墓鞭尸”的是《史记》。首见《史记·楚世家》；“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二见《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子胥、伯黼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三见《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由此可见，司马迁记此事分层次，十分着重笔墨，从辱墓到鞭尸，再到鞭之三百然后己。西汉末扬雄《法言·重黎》也持此见，曰：“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谋越谏齐不式，不能去，卒眼之！”。东汉赵哗《吴越春秋·阖庐内传》，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细节。照此看来，上说的大儒皆说伍子胥掘墓鞭尸，有板有眼，有理有节，真有其事。
否定说。
其主要理由是：
一，《春秋》《左传》《国语》等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是最早又最有权威的典籍，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正是孔子、左丘明在世的时代，孔子最容不得乱臣贼子，伍子胥引吴入室，掘墓鞭尸，可谓罪大恶极，但孔子确实只字未提掘墓鞭尸或鞭坟。《左传》就“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都有记，为什么掘墓鞭尸没有记载呢? 且不论是《春秋》《左传》《国语》等没有记载掘墓鞭尸，还有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
二，先秦诸子明确记载伍子胥是忠君，《公羊传·定公四年》明确记载伍子胥不报私仇的思想：“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他主观上也不愿做掘墓鞭尸之事，这是十分重要的。屈原是忠精愛国的典范，而屈原以伍子胥为荣，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崇敬颂扬，对伍子胥的庙亨祭祀，雄辩地佐证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或鞭平王之墓” 之举。
三、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其《首时篇》曰：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高、谷梁赤方出世。《公羊》定公四年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清朝张尚瑗撰《三传折诸》在谷梁折诸卷六，这样记载；“挞平王之墓呉伟业曰子胥之爲人深沉好谋固非负其勇气逞于一决不顾其后者伍参食采于椒贵显于楚者四世费无极以同官之忮倾世臣而覆其宗子胥之雠宜首无极不专在平王也太子建废非其罪竟死于郑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盖欲借兵于呉扶建之子胜立之楚废昭王诛其防佞存楚之社稷则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呉之霸业可成彼肯以其名让之申包胥哉乃呉师骤胜而骄废毁宗庙渎乱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槩叛于内不能定楚而归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称仁智者也彼迟之十七年之乆以待其必克纵不能复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阖闾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无故僇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将旧臣将圜视而起且子胥之先四世皆葬于楚独不虑先人一坏土乎设令呉兵去楚昭复国尽发伍氏之邱陇污潴之以告诸侯子胥何以自立于天下乃纪载不闻其事是岂子胥能复奢尚之雠而楚昭不能复平王之雠虽呉强而楚弱必不得之数也当呉君臣以班处宫欲妻王之母蹈于不义料子胥力谏而不从也呉师未入则楚吾雠也呉师旣入则楚又吾君也公羊传曰复雠不除害其道以爲虽遇昭王犹将爲之请也夫不忍得生王之头祭死父之垅而谓雠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
这提出了否定说的有力推理。
四、叛国投敌，引吴入室，掘墓鞭尸，不共戴天，是可忍，熟不可忍?
《礼记曲礼》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交游之仇不反兵。”伍子胥的复仇行为是符合春秋礼法标准的。
《左传》记载柏举之战之后，楚报仇，灭唐蔡，侵陈，但奇怪的是，楚没有报复子胥，楚更尊祀子胥! 有更奇怪的是，“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與子同使之。《越绝书·荆平王内传》记载; “子昭王、臣司馬子期、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于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塚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 ”使者遂還，乃報荊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 不但《越绝书》记载，2006年11月，云梦睡虎地77号墓出土的《湖北雲夢睡虎地楚简》也有相似的记载，6支殘簡的內容斷讀為：“……其疾求之勿失。市政（正）受令求五（伍）子胥……起曰：昔者楚平王殺臣父而非其罪也，君……［五（伍）］子胥，［五（伍）］子胥恿（勇）且智，君必內之。昭公乃令人告五（伍）子胥曰：昔者吾……有智。今子率眾而報我亦甚矣，然而寡……丘虛宗廟社稷虖！吾請與子中分國矣……貴為名，名成則昌，必入之矣。五（伍）子胥報於使者”。 这又作何解释呢?
史家有认为，按先秦诸子作忠孝典范的称赞，按《国语·吴语》记载:伍子胥谏吴王说:“王其盍(何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韦昭注:“鉴,镜也。以人为镜,见成败;以水为镜,见形而已。”以伍子胥甚于鉴人的形象，怎会掘墓鞭尸呢？
五、在《汉书、司马迁传》结论总结的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 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 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又按扬雄《法言·重黎》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何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
史学家们经过考证，伍子胥是掘墓鞭尸还是鞭坟三百，还是否定说，说法不一，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按《春秋大事表卷九下》是这样说的；“蔡先服楚乱中华入郢鞭尸蔡始”。“定四年蔡以吴人伐楚入郢楚复国哀元年楚围蔡蔡请迁于吴二年冬吴迁蔡于州来由是夀州更为下蔡蔡之服楚最蚤其得楚之祸亦最酷自庄十年献舞被执蔡遂甘心从楚齐桓之兴仅一从北杏之防后以八国加师国溃而不能革其从楚之志也逮晋文大创楚蔡始黾勉为三防而旋即背之悼公复伯陈郑相率事晋而蔡安于即楚凡楚之挠乱王略吞噬诸侯蔡无役不从卒至昭十一年楚杀般用世子有遂从而灭蔡矣平王封蔡蔡犹忘雠事楚虽东国再逐而不悔至昭侯积累世之怨用吴破楚入郢鞭尸蔡为祸胎”。
综上所说，我个人认为，伍子胥故事中的掘墓鞭尸说，鞭坟说与否定说，这三说，自汉以来已经争议二千年了，还会继续争议不断。这三说，已成历史，又植入历史文化和民间世俗，是挥之不去，清除不掉的。
我个人认为，掘墓鞭尸说，鞭坟说与否定说，这三说，如果要索源，如果要原因的话，汉书有明确的记载，《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古贤伟大，伟大之处在于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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