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记伍子胥“鞭尸”疑案（李光荣）

伍华信

在伍子胥的一生中，广受争议且为人诟病的举动之一，就是“鞭尸”。这桩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奇事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

《楚世家》载：“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季布栾布列传》云：“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这两处所涉及的都是“墓”，前者说的是“辱墓”，只说是因为伍子胥的缘故造成的，至于他是否参与没有正面表述；后者则明确地说“鞭墓”乃伍子胥所为。

而《吴太伯世家》载：“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这里说到了“鞭尸”，且是伍子胥和伯嚭俩人一起干的，是“共犯”。到了《伍子胥列传》中则为：“及吴兵人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这里指明了是伍子胥“单独作案”，而且是“鞭尸”。对于“鞭尸三百”，扬州评话《伍子胥》是这样发挥的。对楚平王这个昏君，“一个喊打，个个喊打”。在伍子胥左一鞭、右一鞭时，那些为楚平王建造墓室而幸存下来的石匠的家小也你一锹、我一榔头地跟着打。“伍子胥打了多少下子？打了三百鞭。”“怎么晓得打了三百鞭的？有个当差的站在旁边没有动手，代伍子胥数的。”

可以看出，在太史公一个人笔下，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也许是所引用的史料来源不同的缘故吧。顺藤摸瓜，最早述及伍子胥报复方式的是春秋时的卫国人蘧伯玉，西汉刘向《说苑·善说》引其语云：“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但真伪难以查证。成书早于《史记》的《吕氏春秋·首时》载，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谷梁传·定公四年》记为“挞平王之墓”；《淮南子·泰族训》记为“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也就是说，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早于《史记》的记载，不论其“鞭”还是“挞”的都还是“坟”“墓”，而且在《史记》中有两处提及的也是“墓”，有可能司马迁撷取的就是这些素材。也许是有另外的史料作为依据，也许是史籍记载的“鞭墓”、“挞墓”还不足以泄伍子胥之深仇大恨，也许是受《吕氏春秋》中“鞭荆平之坟三百”之说的启发而产生的联想，在破格为伍子胥单独作传时，司马迁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加工，将其出彩“定型”，成为了“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这惨烈酷虐而又大快人心的一幕。

到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报复方式进一步升级，细节的描写更加有声有色：“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边抽打边进行谴责。

至此，肇始于《史记》的伍子胥“鞭尸”，在史料的记载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后来就进入演绎阶段了。《东周列国志》敷衍成了第七十六回中的《伍子胥掘墓鞭尸》。说的是伍子胥通过一老叟得知楚平王坟墓在“寥台湖”下，于是抽干湖水，在湖底下果然找到了尸体，因为用水银殓过，还没腐烂。伍子胥一见平王，怒气冲天，举起九节铜鞭，狠狠地抽打了三百下，直打得平王的尸体肉烂骨折。然后左脚踩着他的肚子，右手剜出他的眼珠，责骂道：“你活着白长了一对眼珠，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杀我父兄，要它有什么用？”最后又把平王的脑袋砍下来，毁了棺木，和尸骨一起抛弃在荒野上。冯梦龙先生按惯例引文评论说：“怨不可积，冤不可极。极冤无君长，积怨无存殁。匹夫逃死，僇及朽骨。泪血洒鞭，怨气昏日。孝意夺忠，家仇及国。烈哉子胥，千古犹为之饮泣！”为伍子胥的鞭尸之举大唱赞歌。爱憎分明的伍子胥，“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

而《伍子胥变文》与以上诸说均不同，在一些情节特别是具体的复仇行为方面大胆虚构，在复仇结果上对真实的历史做了很大改动，跳出了重史实的传统模式。在严刑拷打之下，楚昭王现出卑怯懦弱的原形，招出了其父的墓葬地。对楚平王的报复方式，一是把鞭换成了剑，二是“其骨随剑血流”，三是焚尸扬灰，使对死尸的屠戮有了手刃仇人的快感，进而彻底灭其踪迹。这样的报复，已大不同于以往史籍的描述，更有利于发泄人物心中的刻骨仇恨，与伍子胥逃亡路上的坚忍性格形成强烈对比，凸显其复仇欲望的强烈。同时，对伍子胥江边祭父兄的感人场面也着力渲染：“感得日月无光，江河混沸。……涧竭泉枯，风尘惨列”，显示了伍子胥对其父兄的至孝至义感天动地的深情。其中的叙述毫不讳言伍子胥以故臣身份对故君的切齿之仇，从而警醒当道者以道治国，有着强烈的训诫意味。

以上就是历史上形成的“鞭墓说”和“鞭尸说”，后来又出现了“否定说”。张君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上发表《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一文，认为伍子胥既没有掘墓鞭尸，也没有鞭坟泄愤，甚至根本就没有参加入郢之战。其主要理由是，《春秋》、《左传》、《国语》这三部记春秋事最早最权威的史籍都没有关于此事的一字记载；当时孔子还在世，但其言论对此事只字未提；《公羊传·定公四年》明确记载了伍子胥曾在吴王面前表白心机：“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他主观上也不愿做掘墓鞭尸之事。

对此，有人认为，“否定说”的几条理由，虽有其合理性，但臆测甚多，都不能推翻现成的文献记载。至于说是“鞭尸”还是“鞭墓”，应当相信司马迁的“史德”。既然在两处明确记载鞭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真实的，应当另有所据，不会犯史家之大讳，去改动或编造以前文献都不曾记载的事实。吴恩培教授由此生发开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观点独特：“至于‘掘墓鞭尸’的事实本身，若轻易地持否定态度，则连带着的要否定的古籍太多。因此，古人说不清，今人只怕更难以说清了。”如今，又有人换了一个角度，从墓的形制来研究这个问题。认为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并据此认为，没有坟头，也就是一块平地，伍子胥如何鞭打之，因此只能是“鞭尸”。

看来，这倒真成了一个“无头案”。我们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两个。一是伍氏族人集体诉讼，状告司马迁侵害名誉权，为了几个“稿费”胡编乱造，逼他举证。不过，这会引起连锁反应。如果司马迁真的是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那楚平王的后人可就要反告伍子胥侮辱尸体，“侵犯鬼权”，按现行法律可是要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二是悬赏征集楚平王的坟墓和尸骨，如获得要将其尸体由法医进行鉴定，是否有鞭打或钝器敲击的痕迹，另要找到鞭尸的九节铜鞭，看上面是否有嫌疑人的指纹，还要提取伍子胥的DNA进行比对。这程序之繁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如此说来，肯定也好，否定也罢，事实的真相永远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它已“存案”两千多年，一直没有“侦破”，还被改编成很多戏曲和传奇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家至人说。辽宁辽阳市评书老艺人石长岭擅长讲的评书中就有伍子胥鞭尸，后经其女石印红整理改为《伍子胥鞭尸》一书，1987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如今，又诞生了一种网络游戏玩家非常欣赏的报复方式“鞭尸”，尤其在一款以枪战为主题、风靡世界的CS游戏中，更将其升华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现在已是玩得热火朝天。看来，伍子胥鞭尸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是深根固柢了，即使公安部门作出伍子胥未曾鞭尸的鉴定，国家有关部门发文为他平反昭雪，也是无济于事了。

对于这种“僇死人”的过火行为，伍子胥的好友申包胥予以指责，称其为“无天道之极”，伍子胥何言以对呢？他没有一丝辩解，直认：“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史记·伍子胥列传》）此狂悖之语，实乃反诘之语。看来伍子胥可能早就预料到了要对他说长道短的后果。有人这样说，从中国的盗墓文化史来说，他也是重量级的，可谓最狠毒的一位掘墓者。也有人这样说，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他“倒行逆施”，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他才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其实，“鞭尸”也好，“鞭墓”也罢，都只是一个符号，而且那个“三百”似应看作是一个极言其多的概数，只能从中看出伍子胥的怨恨深入骨髓，并且这种怨恨的指向性极其明确，那就是昏庸荒淫的楚平王，一个被孔子指斥为“君不君”、“父不父”的独夫民贼。《越绝书·荆平王内传》所记伍子胥操鞭痛打时咬牙切齿说的一句话，表达得非常明白：“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正如日本作家田中芳树所说，伍子胥“是个把替父兄报仇当成是一生职志的人”。伍子胥的整个复仇过程，从父兄遭难之时复仇之志产生，到亡走异国借力复仇，再到最后引吴入郢鞭尸泄愤达到复仇目的，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矢志不渝、心坚意决、含辛茹苦、百折不挠的“烈丈夫”形象，鞭尸之举与其性格逻辑完全相符。几千年来，总是那些高踞上位、有权有势者暴戾恣睢，如今有了一个不屈不挠的伍子胥，亲手让那些造孽者尝尝苦果，为什么不可以使他快意恩仇一番呢？！我们说，掘墓鞭尸虽然有“矫枉过直”之处，但它不出人性之常，对于表现特定情势下伍子胥刚勇酷烈的性格来说，实在是一种变异性的闪光。

对于伍子胥鞭尸，历代都有人进行评说。以《越绝书·篇叙外传记》中的评论最为直接，带有总结的色彩：“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意思是说，儿子为父亲报仇，臣子讨伐独夫民贼，孝义和忠诚感天动地，难免会做些矫枉过正的事。比如母狗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小老虎，根本就不会去想日后是福是祸。忠孝大义的举动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要谴责的是制造祸端的楚平王。作者最后大度地说，伍子胥掘坟鞭尸这件事就不必过分去追究了。

明代诗人徐渭有一首凭吊伍子胥的《伍公庙》诗云：“吴山东畔伍公祠，野史评多无定词。举族何辜同刈草，后人却苦论鞭尸。退耕始觉投吴早，雪恨终嫌入郢迟。事到此公真不幸，镯镂依旧遇夫差。”此诗围绕伍子胥复仇和入吴后最终仍遭不幸两件事开展议论，辞锋十分犀利。伍子胥复仇一事，在早期似乎并未受到严厉的指责，至少在屈原的作品中还是把他当作正面人物来看待的。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伍子胥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非议。因为按照严格的“名分”观念，不管君主有什么过错，臣子都不可表示不敬，何况鞭尸？针对这种意见，徐渭把“举族何辜同刈草”与“后人却苦论鞭尸”两桩事实对举，以事实本身揭示后者的荒谬：难道伍氏一族的性命，竟不如楚王的尸骨重要吗？下面他更进一步地替伍子胥着想：“雪恨终嫌入郢迟！”意思是说，要论报仇雪恨，本该生擒楚平王才能满足，开棺鞭尸实在已经太迟了！这一句说得很“辣”。

在湖北监利，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小调十枝梅《子胥报仇理应当》，表现了家乡人对伍子胥复仇行为的认同：“昔日有个楚平王，父纳子妻乱朝纲。忠臣奏本推出斩，奸臣奏本喜心肠。    一道圣旨樊城降，伍氏一门遭大难。逃出伍员一员将，去到吴国把兵搬。    吴王阖闾会用将，招收伍员当宰相。兴吴复楚这一仗，杀得费贼滚雕鞍。    子胥进郢把民安，老叟引他找平王。掘墓鞭尸传千古，子报父仇理应当。”

伍子胥是怎样知道楚平王墓地点的呢？有说是修过墓的老叟提供的，有说是楚平王之子楚昭王招供的，评书《伍子胥鞭尸》中的说法最为奇特，也最为不经，说是孙武和孔子“透露”的。因找了七处都是疑冢，伍子胥便去向二位高人请教。无奈，孙武只说了“见石方得信”、孔子也只说了“遇金便知音”，便都紧闭嘴巴，不再言语。后来，伍子胥终于知道了其中隐含的意思。根据两位姓“金”的“石”匠的指点，伍子胥找到了王茔之所在。至于伍子胥鞭尸的地方，按照事件发生的背景，应该在郢都附近，但典籍均没有提及具体地点。《东周列国志》说在“东门外地方室丙庄寥台湖”，虽然不能作为史料为凭，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可作谈资的地方，嗣后也确实有野史、戏曲和民间传说等附会于此。

据《安陆府志》载：“鞭尸滩在郡城南二十里，即子胥鞭平王处”，民国《钟祥县志》也载：“鞭尸滩在县北二十里，相传为伍员鞭平王尸处”。对此，1990年《钟祥县志》在附录《辨误》中明确指出，这些记载“均不可信。因为古史典籍均无楚平王死在郊郢之说，鞭尸滩当然不会在钟祥。”春秋时期，如今的湖北荆门钟祥市为楚别邑，称郊郢。因“钟聚祥瑞”之意而得名的钟祥，当时是楚国边陲，与随国毗邻，楚王经常驾幸此地，但新版方志却否认了楚平王死于这里，同时也大胆纠正了旧志中的相关说法。这种对历史高度负责而不加以穿凿附会的态度，应该肯定。

那么，楚平王墓到底在哪里呢？清光绪《荆州府志》载：“平王冢，在斑竹冈。……《江陵记》：斑竹冈去城五十里，楚平王墓在焉。”按此说，平王冢在今荆州市荆州区。清乾隆《荆门州志》载：“楚平王冢，在城北斑竹冈”，那么，平王冢在今钟祥市双河镇斑竹村，据说因伍子胥鞭尸后复葬于此。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原墓还是所谓的迁葬墓，都在原来的大荆州范围之内。明孔自来《平王冢怀古》诗云：“鞭挞岂人情，所愤惟残贼。至今楚山隈，累累但荆棘。”

星霜屡改，岁月频迁。楚平王已伴随着他的荒淫无道和伍子胥的报仇之举而遗臭万年，楚平王墓也已荡然无存，事情的真相已是一道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在楚国故都，古城荆州小北门外的一家小吃店里，店老板亲自给我们端上来一盘热气腾腾、色泽金黄的粉蒸鱼。挡不住诱惑尝了一口，只觉味鲜质嫰，酥软可口。店老板神秘地告诉我们，这道粉蒸鱼又称“金沙鳝鱼”，说起来还与伍子胥鞭尸有关哩！相传伍子胥攻取楚都后，为报血海深仇，命兵士抽干湖水，找到已死去多年的楚平王墓，掘墓开棺，暴尸三日。伍子胥手持钢鞭，将楚平王鞭尸三百。数天后，兵士们在楚平王墓坑周围发现了数十条大黄鳝。伍子胥得报后，以为是楚平王的魂灵在作祟，于是就令兵士们尽数捉捕、宰杀洗净后蒸食，以解心头之恨。不料将切好拌有料的鳝鱼片泼撒在蒸有粟米的甑内，结果鱼片上沾满米粒，于是就将错就错蒸熟食之，不但有鳝鱼的清鲜，而且还有粟米的香气，很受喜爱。因鱼肉上粘连的粒米金黄似沙，故名“金沙鳝鱼”。

听到这里，我们忍不住夹着一大块鳝鱼送进嘴里，死劲地咬了几口，恨不得将楚平王这无道的昏君嚼成了沫才解恨。“金沙鳝鱼”后来经过厨师的不断改进，粟米换成稻米粉，风味更佳，颇受人们欢迎，并被收入了《中国典故名菜》。如今，当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这道荆楚传统名菜时，是否会联想起两千多年前楚国历史上那惨烈的一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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