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姓世系源流

花岛

后裔众多。

十二、 华氏历史名人传：

  华佗

  华佗（约公元145—208），汉末医学家，性别男，身高约合现今1.61米。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关于华佗医术记载还有，他曾经替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当时陈登面色赤红心情烦躁，有下属说华佗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命人去请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先请他准备了十几个脸盆，然后为他诊治结果陈登吐出了几十盆的红头的虫子，为他开了药，说陈登是吃鱼得的这个病，告诉他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再向他要这种药，这个病就可以根治了，并且临走告诉了他（华佗家）的地址，那年陈登36岁，结果果然陈登三年后旧病复发，并派人依照地址寻找，可是华佗的药童告诉陈登的使者说华佗上山采药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陈登39岁时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其实华佗的医术是很好的，只是那个广陵太守运气不好，没能等到他采药回来，这是华佗医治的所有病人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依据见《三国志?陈登传》）



  华佗还十分提倡导引养生。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都十分痛苦，闻得华佗医术超群，就把他召来，留在身边。每次发病时，华佗就用针刺他的鬲俞穴，头痛马上就停止了。但华佗心系百姓，不愿侍候王公贵族，便称妻子有病告假回家，又久不回朝。曹操十分生气，派人前去追查，发现他妻子无恙，便将华佗关进牢房，处以死刑。临刑前，华佗将一本书拿了出来，交给狱卒说：“这本书可以用来救人。”狱卒不敢收，华佗也不强求，便将书烧了。华佗被处死后，曹操头风病犯了的时候，无人医治，就越来越重，十分痛苦，但他仍在怨恨华佗，说华佗明明能根除他的病，却不一次治好，借此来抬高自己，就算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治好病的。直到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才叹息道：“我后悔把华佗杀死了，否则我的孩子也不会死了。”



  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虽不可考，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医外科并不是不存在，而且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这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医的缺陷。相反，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医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只能使用外科方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可以使用内治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同时，这也是中医学一直以其理论凌驾于其他医学，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华佗为何如此神奇



  华佗是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后汉书》和《三国志》均为他专门立传。华佗为什么这么出名呢？不只是因为他的医术！还有不可能的任务来突显他！以下几则故事说明他神！是有原因的！



  １.据《三国志》记载，当时魏国丞相曹操患有“头风眩”病，发病时头部剧烈疼痛，每次都是华佗用针灸治好的，往往是针到病除。曹操想把华佗留在身边当侍医，华佗不愿成为他个人的御医，从而放弃为人民防病治病的机会，便借口“呆在许昌时间长了，思念故乡”，“求还取方”而告假回家了。后来，曹操派人“累书呼之”，华佗借口“妻子有病”，拒绝回许昌为操治病，当操探知其妻并未病时，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把华佗押回许昌处决了。华佗死后，埋葬在徐州王陵路，遗址至今尚存。



  ２.在周泰受重伤时，华佗医好他，所以后来有人向曹操推荐华佗时就说「江东医周泰者乎？」，后来关羽中毒箭，也是华佗帮他刮骨疗伤，后来曹操得到风延病，有人推荐华佗，华佗说要用利斧劈开脑袋才可以，曹操以为他是要来为关羽报仇，所以把他抓起来处死。



  ３.无论内、外、妇、小儿各科的疾病，只见他用药不过数种，针灸不过数处，多随手而愈。华佗更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尤其特别擅长外科手术，他发明的「麻沸散」，更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使患者以酒服下、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华佗的医术是全面性的，近代西方学者并因此认为华佗是古代东方医学的杰出代表者，堪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相媲美。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



  ４.华佗本是士人，一身书生风骨。数度婉拒为官的荐举，宁愿手捏金箍铃，在疾苦的民间奔走。行医客旅中，起死回生无数。他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惑，他用药精简，深谙身心交互为用。他并不滥用药物。他重视预防保健，「治人于未病」，观察自然生态，教人调息生命和谐。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则不加针药，坦然相告。他的精湛医术或许终将由现代科技赶上，是这种不贪富贵、看重生命的风范，使人怀念不已。



  5.大家一定都看过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则是他帮关羽割骨疗伤之故事！这则故事不是华佗所为，但是的确有此事在当时发生！只不过是另有其人....怎么说不是他做的呢？以下解析：



  华佗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就已经被曹操杀掉了，而此事在正史中是摆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之间的事情所以华佗不可能帮关羽疗伤！罗贯中果然是厉害呀！使用了移花接木这样技巧....将不可能的事情将他成为可能的事情！这样更突显了华佗是多么厉害的医生！称作神医。果真是无庸置疑！



  华佗一生治学严谨，处方用药提倡少而精，每方不过几味药。在针灸时，他反对取穴过多，过杂。华佗没有留下什么专著，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据传华佗临死前，把记录他一生行医经验的几部书交给看守他的狱卒，狱卒畏法不受，华佗也不勉强他，就含泪把书烧了。华佗的丰富医学经验，就这样湮没了。



  关于华佗的记载还有很多，这是选子《三国志》的一段，颇有神话色彩。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旉。曾在徐州地区漫游求学，通晓几种经书。沛国相陈硅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任职，他都不就任。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当时的人们认为他年龄将近一百岁，可外表看上去还象壮年人一样。又精通医方药物，他治病时，配制汤药不过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热，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等到华佗一离开，病人也就好了。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每个穴位不过烧灸七、八根艾条，病痛也就应手消除。如果需要针疗，也不过扎一两个穴位，下针时对病人说：“针刺感应应当延伸到某处，如果到了，请告诉我。”当病人说“已经到了”，随即起针，病痛很快就痊愈了。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府中官吏倪寻、李延同时来就诊，都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驱病。”有人对这两种不同疗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外实症，李延是内实症，所以治疗他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法。”马上分别给两人服药，等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病好起床了。



  一天，华佗走在路上，看见有个人患咽喉堵塞的病，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里人用车载着他去求医。华佗听到病人的呻吟声，就停车去诊视，告诉他们说：“刚才我来的路边上有家卖饼的，有蒜泥和大醋，你向店主买三升来吃，病痛自然会好。”他们马上照华佗的话去做，病人吃下后立即吐出一条蛇一样的虫，他们把虫悬挂在车边，到华佗家去拜谢。华佗还没有回家，他的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迎面看见他们，小孩相互告诉说：“象是遇到咱们的父亲了，车边挂着的‘病’ 就是证明。”病人上前进屋坐下，看到华佗屋里北面墙上悬挂着这类寄生虫的标本大约有十几条。



  广陵郡太守陈登得了病，心中烦躁郁闷，脸色发红，不想吃饭。华佗为他切脉说：“您胃中有好几升虫，将在腹内形成毒疮，是吃生腥鱼、肉造成的。”马上做了二升药汤，先喝一升，一会儿把药全部喝了，过了一顿饭的功夫，陈登吐出了约摸三升小虫，小虫赤红色的头都会动，一半身体还是生鱼脍，病痛也就好了。华佗说：“这种病三年后该会复发，碰到良医才以救活。”按照预计的时间果然旧病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正如华佗预言的那样，陈登终于死了。



  曹操听说华佗善治病，就把他召去，让他常守在身边。曹操被脑神经痛所苦，每当发作，就精神烦乱，眼睛昏花。华佗只要针刺膈俞穴，应手而愈。……



  华佗卓绝的医技，大都象以上所说的那样。然而他本是读书人，却被人看成是以医术为职业的，心里常感懊悔。后来曹操亲自处理国事，病情更加严重，就让华佗专门为他个人看病。华佗说：“这病近乎难以治好，不断地进行治疗，可以延长一些寿命。”华佗长期远离家乡，想回去看看，就对曹操说：“刚才收到家中来信，正想短时回家一趟呢。”到家后，用妻子有病为借口来推托，多次请求延长假期不肯回来。曹操几次用书信召他，又命令郡县派人遣送华佗返回。华佗自恃有才能，厌恶吃侍候人的饭，还是不上路。曹操很生气，派人前往查看：如果他妻子确实生病，就赐赠四十斛小豆，放宽假期；如果他虚假欺骗，就逮捕押送他回来。因此把华佗递解交付许昌监狱，拷问要他服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安危，应该宽容赦免他。”曹操说：“不用担心，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判决了华佗死罪。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守狱的官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讨火来把书烧掉了。华佗死了以后，曹操脑神经痛仍旧没有好。曹操说：“华佗本来能够治好这种病。这小子有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我不杀掉他，他最终也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的。”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曹操才感叹地说：“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个儿子活活地死去了。”



  广陵人吴普、彭城人樊阿都曾跟华佗学过医。吴普遵照华佗的医术治病，许多人被治好救活了。华佗对吴普说：“人的身体应该得到运动，只是不应当过度罢了。运动后水谷之气才能消化，血脉环流通畅，病就不会发生，比如转动着的门轴不会腐朽就是这样。因此以前修仙养道的人常做“气功”之类的锻炼，他们摹仿熊攀挂树枝和鸱鹰转颈顾盼，舒腰展体，活动关节，用来求得延年益寿。我有一种锻炼方法，叫做“五禽戏”，一叫虎戏，二叫鹿戏，三叫熊戏，四叫猿戏，五叫鸟戏，也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同时可使腿脚轻便利索，用来当作“气功”。身体不舒服时，就起来做其中一戏，流汗浸湿衣服后，接着在上面搽上爽身粉，身体便觉得轻松便捷，腹中想吃东西了。”吴普施行这种方法锻炼，活到九十多岁时，听力和视力都很好，牙齿也完整牢固。樊阿精通针疗法。所有的医生都说背部和胸部内脏之间不可以乱扎针，即使下针也不能超过四分深，而樊阿针刺背部穴位深到一二寸，在胸部的巨阙穴扎进去五六寸，而病常常都被治好。樊阿向华佗讨教可以服用而且对人体有好处的药方，华佗便拿“漆叶青黏散”教给他。药方用漆叶的碎屑一升，青黏碎屑十四两，按这个比例配制，说是长期服用此药能打掉三种寄生虫，对五脏有利，使身体轻便，使人的头发不会变白。樊阿遵照他的话去做，活到一百多岁。漆叶到处都有，青黏据说生长在丰、沛、彭城和朝歌一带。



  .十三、华氏古今历史名人录：



  华　胥：传说中伏羲的母亲。



  文字记载见于史籍《路史》：“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对于这个记载，《路史》作注说：“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得名，乃阆中渝水也。”阆中民间传说，华胥在阆中南池(古称“彭池或彭道将池”，即今七里坝、马驰坝整个地区，唐时犹为大泽苍池)边孕育生下伏羲。



  阆中古有慈凫乡，包括今彭城镇、双龙镇、七里镇等地区，慈凫这个地名，就来源于“伏羲”之名。华胥生下伏羲后，随部落向北迁徙，越过秦岭到达甘肃天水成县，哺育伏羲后成长为部落首领，最终成为一代人皇，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化。



  据西安地方志记载，华胥最后逝世于陕西兰田县。







  华　佗：(公元145～208年)，名敷，字元化。沛国樵人(今安徽亳州)，著名东汉中医。



  东汉未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华佗出生在东汉未年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的一个普通士族家庭，约生于汉冲帝永熹元年，逝世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华氏家族本是一个望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定居于谯县以北十余里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华庄。至华佗时家族己衰微，但家族中对华佗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古籍，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在华佗成长的过程中，除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外，盛产药材的家乡也给他以不少的影响。谯县出产多种药材，如“毫芍”、“毫菊”，早已闻名天下。再加水陆交通较为发达，所以谯县自古就是一个药材的集散中心。至今在亳州的通衢大街上，中药材货栈比比皆是。幼年的华佗在攻读经史的同时，也留心医药，当地父老传说他曾在泥台店一带读书养性，学医识药。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大多以出仕做官为荣。而华佗则不然，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终身以医为业，矢志不移。他青少年时期，正值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纲不正，政出私门，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对百姓敲骨吸髓，疯狂榨取，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华佗目睹官场之腐败和苍生之苦难，决心弃绝仕途，以医济世。当时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华佗的品行、学识很为赏识，太尉黄琬要征辟他为官，华佗谢绝了，沛相也荐举华佗为孝廉，对此他也婉言谢绝了。这充分表明了华佗志向的坚定和品德的高尚。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当时我国医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相继问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而古代医家，如战国时的扁鹊，西汉的仓公，东汉的涪翁、程高等，所留下的不慕荣利富贵、终生以医济世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不仅为华佗精研医学提供了可能，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他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日，有军吏二人，俱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颇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伦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又有督邮顿某，就医后自觉病已痊愈，但华佗经切脉却告诫说：“君疾虽愈，但元气未复，当静养以待完全康复，切忌房事，不然，将有性命之虑。”其时，顿妻闻知夫病已经痊愈，便从百里外赶来看望。当夜，顿某未能慎戒房事，三日后果病发身亡。另一患者徐某，因病卧床，华佗前往探视，徐说：“自昨天请医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止，心烦而不得安卧。”华佗诊察后，说：“误矣，针刺未及胃管，误中肝脏，若日后饮食渐少，五日后恐不测。”后果如所言而亡。某郡守患疑难症，百医无效，其子来请华佗，陈述病情，苦求救治。华佗来到病人居室，问讯中言语轻慢，态度狂傲，索酬甚巨，却不予治疗而去，还留书谩骂。郡守原已强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追杀，踪迹全无。愤怒之下，吐黑血数升，沉疴顿愈。原来这是华佗使用的一种心理疗法，利用喜、怒、优、思等情志活动调理机体，以愈其疾。



  华佗对民间治疗经验十分重视，常吸取后加以提炼，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当时黄疸病流传较广，他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作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亩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中年以后，华伦因中原动乱而“游学徐土”。徐州是江淮重地，有郡、国六，下辖六十二个城、邑，人口二百余万，首府为彭城(今江苏徐州)。民间传说他就住在彭城附近的沛国(今江苏沛县)。其实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及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读(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亳州)，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成了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华佗的医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十分高兴。但华佗却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他不仅留华佗于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公元208年，曹操操纵朝政，自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遂要华佗尽弃旁务，长留府中，专做他的侍医。这对以医济世作为终身抱负的华佗来说，要他隔绝百胜，专门侍奉一个权贵，自然是不愿意的。何况，曹操早年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的陶谦，坑杀徐州百姓数万人，尸体壅塞，泗水为之不流，接着又连屠取虑、夏丘诸县，所过“鸡义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徐州是华佗后期行医和居住之地，与百姓休戚与共，内心岂不愤慨！因而决心离开曹操，便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曹操几次发信相召，华佗均以妻病为由而不从。曹操恼羞成怒，遂以验看为名，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许昌，严刑拷问。面对曹操的淫威，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益怒，欲杀华佗。虽有谋士一再进谏，说明华佗医术高超，世间少有，天下人命所系重，望能予以宽容，但曹操一意孤行，竟下令在狱中处决。华佗临死，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枕中灸刺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使之医术不传。汉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为曹操所杀，终年六十二岁。



  后来，曹操的头风病几次发作，诸医束手，他仍无一丝悔意，还说，“佗能愈吾疾，然不为吾根治，想以此要挟，吾不杀他，病亦难愈。”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地说：“吾悔杀华佗，才使此儿活活病死。”



  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其中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于世。为了将医学经验留传于后世，华佗晚年精心于医书的撰写，计有《青囊经》、《枕中灸刺经》等多部著作，可惜不传。







  华　歆：(公元157～231年)，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今山东禹城)，魏国大臣。



  东汉末举孝廉，任尚书郎， 后因病去官。



  汉献帝时，任豫章太守。孙策占领江东时，受到重视，后被徵入京。荀彧卒，他为尚书令。魏文帝时任司徒。文帝时封安乐乡侯，汉明帝时任太尉，封博平侯。



  后来何进征召为尚书郎。官渡之战时，曹操“表天子征歆”，任为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替荀彧为尚书令。曹操征讨孙权，“表歆为军师”。后任御史大夫。曹丕即王位后，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后改任司徒。汉明帝即位，晋封博平侯。逝世后谥号“敬侯”。



  在历史上，华歆是很有作为的一个人物，也是当时世人公认的名士，其道德操守堪称典范。华歆为高唐吏时，“议论持平，语不毁人”。豫章太守任上，“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爱之。”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暗在礼品上做上记号，事后逐一送还，“以怀璧为罪”。入朝后，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身居高位，直至“拜相国，封安乐乡侯。”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堂堂相国，竟然“家无担石之储”，其清廉程度史上罕见。连当时的皇帝老儿都赞叹“国之俊老，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年老后称病乞退，帝不许，临当大会，乃遣缪袭奉诏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万几，惧听断之不明。赖有德之臣……洁身徇节，常人为之，不望之于君……，将立席几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后御坐。”又诏袭：“须歆必起，乃还。”如此隆重礼让，甚至使出耍赖的手段逼华歆来朝，帝王对华歆的倚重可见一斑。《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华歆“清纯德素”，为“一时之俊伟”。史料记载，三国名士陈登曾言，当今世上，他只佩服陈纪、陈堪兄弟、华歆、赵俨、孔融、刘备几个人，其余均是“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如此人物，用高风亮节、德高望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他是否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曹魏代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华歆事魏，尊儒重经，强调“务存立”“崇王道”，主张通经致仕，弘扬了尊孔崇儒的文化思想，为结束战乱、统一中国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



  作为曹魏重臣，华歆的治国主张主要是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魏明帝派曹真的侄子攻打蜀国。华歆上疏反对，他认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当先留心于本国的治理，“以征伐为后事”。本国治理得好，敌人就会不攻自破。“兵不得已而用之”，作为皇帝，不能舍本逐末。当时正好赶上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曹睿采纳了他的建议。



  华歆位极人臣，但他始终廉洁自奉。曹操召请华歆。宾客相送一千多人，纷纷给他送礼，馈赠达数千金。华歆都来者不拒，但暗中却记下哪份礼品是谁所赠。临行时，他对诸人说：“本来是没有拒受之意，不想诸位送得太多，想到单独远行，带着这些礼金，恐怕路上有不测之祸，所以好意我心领了，礼金请各位收回。”乃逐一退还所赠。他的做法，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以老病乞骸骨。清澹退静，以苦节垂名，逝世后谥号“康”。《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他“清纯德素”，是恰如其分的。



  如今的华歆墓位于高唐县城东涸河镇大华村北两百米处，距县城二十公里。墓封土高三米，直径七米。墓室顶部有一平方米的洞，从顶部洞口能看清墓室。墓旁只有荒草萋萋，虫鸣声声，清风徐徐，孤独地栖身在荒郊野外，别说游人如织了，就是一炷香火都不可得。在华歆墓的墓体上，生长着两棵榆树，高大挺拔，不太像是人工种植，大概是被风儿吹来或者被鸟儿衔来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生长。

花岛

十三、 华氏历史名人传：
  华　表：(公元204～275年)，字伟容，华歆之子。平原高唐人。



  弱冠仕魏散骑典北京时间郎，累迁尚书，封观阳伯。晋武帝泰始中，拜太子少傅，累迁太常卿、太中大夫。以老病乞骸骨。清澹退静，以苦节垂名。卒谥康。







  华　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华歆之孙、华表次子。平原高唐人(今山东高唐)。著名魏晋时期史学家。



  初为曹丕的属吏，补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晋武帝即位后，赐爵关内侯，拜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郎，领国子博士，迁侍中。由于他“博闻多识”，又有“良史之志”，故转秘书监，班同中书。这使他得机“遍观秘籍”，遂撰成《汉后书》(亦称《后汉书》)九十七卷，娇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在晋元康三年(公元293年)逝世。当时，《汉后书》的《十典》尚未完稿，后由其儿子华彻、华畅续成。经西晋末年的永嘉大动乱，《汉后书》书稿流失，只剩五十余卷，成为刘宋人范晔写《后汉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华　绰，字仲宽，行千九。



  属无锡华氏第三十世(无锡华氏第一世为汉朝时期的华良)，其父华，北宋吏部尚书、翰林院侍讲学士。渔临关华氏尊提举华绰为始迁祖。北宋末年，金人占领了北方大片土地，康王赵构南渡至临安郡(今浙江杭州)，偏安一隅。当时护驾诸臣中，便有华绰其人。华绰到临安不久，鉴于局势动荡，权臣误国，即携幼子华裢隐居于西小江西岸的渔临关，“世以耕读为业”。1916年修谱时，已传二十九世，今有近四百人。



  华云龙：(公元1332～1374年)，定远人(今安徽定远)。著名明初将领。



  元末聚众起兵，后跟从明太祖朱元璋渡江，破采石，下集庆，由千夫长升右副元帅。又随从徐达攻克大都(今北京)，留守北方，官至都督同知兼燕王左相，封淮安侯。建燕王府，扩北京城，皆其经划。后因僭用故元宫中禁物，被召南还，病逝于途中。



  华　察：(公元1497～1574年)，字子潜，号鸿山，江苏无锡隆亭人(今江苏无锡东亭镇)。



  少时聪颖，十二岁能作诗文。明嘉靖五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先后任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员外郎中，翰林院修，撰，掌院学士，东宫侍读，奉旨主持应天府(今南京)乡试，嘉靖十八年出使朝鲜，嘉靖二十四年弃官回家，以后他常到惠山参加碧山吟社的活动，与一班文士诗酒唱和，以不欺天，不欺君，不欺亲，不欺友，不欺民的“五不欺”自慰，费巨资在隆亭造了一座豪华住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侯门王府叹壮丽不如”，因而民间有“华太师造龙庭”的传说。



  华秋苹：(公元1785～1858年)，名文彬，字伯雅，别号借云馆主人，江苏无锡荡口镇人。



  清乾隆四十九年12月8日生，他自幼酷爱金石篆刻，苦练达二十余年，作品有汉朝刻玉风格，苍劲秀美。著有诗词集《诗草》，《词草》行世。



  华秋苹擅弹古琴，尤精琵琶，喜唱昆曲，编辑，《琵琶谱》三卷，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刊行的琵琶曲谱集，他擅长草篆，以及于人物，花鸟绘画，还旁通医理，专长喉科，曾与弟华文械、华文桂合著《喉科秘书》四种，当时流传甚广。



  华蘅芳：(公元1833～1902年)，字若汀，江苏金匿人(今江苏无锡)。清朝机械工程专家，数学家。中国早期掌握和传播近代科技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徐寿等人试制成中国第一艘实用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主持制成硝酸和氢气球，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方术，积较术，数根术等方面的成就，翻译了多种近代科技书籍，较早地将近代矿物学，生物进化论，概率论等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科技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华世芳：(生于清咸丰四年)，华蘅芳之弟，字若溪。



  年轻时即喜读家中收藏的大量数学书籍，二十五岁时为华蘅芳与博兰雅合译的《代数难题解》作校核，清光绪十年撰写了《近代畴人著述记》，第二年又出版了《恒河沙馆算草》，清光绪二十年任湖北武昌自强学堂数学教习，清光绪二十二年主讲常州龙城书院和江阴南箐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任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旋又任北京商部高等实业学堂教员，因积劳成疾，逝世于学舍。



  华　璂：(公元1869～？年)，女，字图珊，别号迦俊馆主。



  生于清同治八年，无锡县荡口镇人。父亲华荻秋是颇有名望的山水画家。她自幼喜爱书画和刺绣。与安徽籍金石家张守彝结为伉俪。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华璂夫妇在上海开办刺绣传习所。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她所绣《蹲在稻草堆的公鸡》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奖。她的风景绣大都以西洋水粉画、油画为稿本，不但在内容上引进了现代绘画的写实风格，在刺绣针法上亦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华璂与人合著的《刺绣术》一书，十年内共再版三次。



华彦钧：(公元1893～1950年)，小名阿炳，江苏无锡东亭小四房人。著名音乐家。



  父名华清和，是无锡洞虚宫道观偏殿雷尊殿的当家道士，精于道教音乐，会演奏多种民间乐器。阿炳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训练，学会了演奏笛子、琵琶、二胡、鼓等乐器，十五、六岁已成为无锡道教界一名出色的乐师。



  1918年左右，华清和去世，阿炳继为雷尊殿当家道士。这时他对民歌、戏曲等有着强烈的爱好和追求，拜了不少民间艺人为老师，学习、掌握了大量民间音乐，这对他以后创作特点及演奏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约1928年，阿炳双目失明，时人称其为“瞎子阿炳”。由于社会动乱，道产亦变卖殆尽，阿炳开始了流浪卖艺生涯。他的大部分器乐作品出于这个时期。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阿炳常常在无锡崇安寺等地演奏救亡歌曲，编唱时事新闻等。阿炳的流浪生活，使他大量接触到江苏南部的民歌小调、丝竹乐、锣鼓乐、锡剧等，对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新鲜而生动的素材。但阿炳的创作不是这些民间音调的简单组合，而是创造性地加以丰富、发展而有别于当时的民间音乐。他所创作的三首二胡曲：《寒春风曲》约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听松》约作于三十年代初，《二泉映月》约作于三十年代末。这些作品表达了阿炳对辛酸的现实生活的沉思，也寄托了阿炳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阿炳留下的三首琵琶曲，即《昭君出塞》、《大浪淘沙》和《龙船》。



  华彦钧的演奏是他音乐风格特点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华彦钧的二胡演奏是感人至深的，他的艺术修养渊博，技巧精湛高超，细腻深刻，潇洒磅礴，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阿炳的二胡演奏细腻深刻，深朴苍劲，多以短弓见长，滑音的演奏给旋律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在琵琶演奏上，他也有很深造诣，左手触弦坚实、右手以大指开板为特点，气质淳直、粗犷健朗。阿炳以自己的创作、演奏(包括编唱新曲)，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表现了被压迫阶层在旧社会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



  首先，华彦钧演奏的风格与特点，体现在他使用二胡的形制与定弦法上。华彦钧继承的是我国民间"托音胡琴"的形制与定弦方法。即二胡的两根弦使用中弦(外弦)与老弦(里弦)，演奏小工调(宫＝D)乐曲时，其弦法是sol-re弦(a-e1)；演奏正宫调(宫＝G)乐曲时，其弦法是do-sol弦(g-d1)。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均运用的这种弦法。这种弦法的特点是比民间二胡另一种形制与定弦方法“主音胡琴”低五度(“主音胡琴”定弦为d1-a1)。同样演奏正宫调乐曲，由于二胡形制与定弦音高的差异，“托音胡琴”用do-sol弦，“主音胡琴”用sol-re弦，在二胡旋法进行上亦形成较大差异，演奏“托音胡琴”乐曲比“主音胡琴”更为低沉厚重。特别是“托音胡琴”里弦空弦音(全曲最低音)的频繁使用，创造了独特的旋律风格特点。



  其次，在演奏方面，华彦钧二胡演奏右手的弓法，以短弓见长，多一字一弓。音量饱满，坚实有力，这与他用的弦比较粗和经常在室外演奏有关。华彦钧对二胡连弓用的不多，但用得极有特点，往往是由弱拍进入强拍，形成弓法上的切分进行。这种弓法进行破坏了原节拍有规则的力度变化，有助于表现乐曲中激愤不安的情绪。



  华彦钧二胡演奏左手的指法，最大特点是对民间演奏中定把滑音的发展运用。他把民间常用的食指、中指滑音的演奏推进了一步，以丰富、加深旋律的感染力。如《二泉映月》，旋律音g2不用四指，而用食指滑音，使旋律进行丰满有力，增添了旋律的活力。除了食指滑音的应用外，在《寒春风曲》里，中指滑音的运用，配合里弦较柔和、低暗的音色，获得独特的艺术效果。



  华彦钧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乐曲的感情，在民间器乐演奏的基础上，对二胡演奏技术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打破了旧的传统演奏技法的局限，突破了江南民间的演奏习惯，丰富了二胡演奏的表现能力。



  阿炳创作与演奏的器乐曲数量较多，但大多已散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抢录了他的三首二胡曲和三首琵琶曲，辑有《阿炳曲集》。







  华绎之：(公元1893～1956年)，以字行，江苏无锡荡口镇人。著名养蜂专家。



  无锡著名实业家华鸿模的孙子，继承祖产之后，在无锡城中开办多处实业，民国10年在上海创办华绎之蜜蜡公司，中国科学养蜂业由此始，他因而被誉为“养蜂大王”，同时在无锡创立华氏农场，购买现代农业设备，培育良种水果，禽畜。在从事实业的同时，他还热心于家乡教育事业，兴建鸿模藏书楼，创办鹅湖中学，年近四十岁时，又潜心于书法，字学颜真卿，颇具功力，自成一家。







  华凤翔：(公元1897～1984年)，字毅如，天津人。著名航空专家。



  (清)华大学毕业，留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执根大学，1925年回国后历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中央笕桥飞机制造工程师等职，1949年11月在香港参与组织和发动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后任中国民航局机务总工程师，科研所副所长，民航总局顾问，为第二至第五届全困人大代表，逝世于北京。







  华　山：(公元1910～1971年)，原名华芷荪，出生于无锡县张泾桥，自幼酷爱文学，为九三学社无锡分社第一任宣传部长，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不久转至该校历史系执教，开宋史课程，编写《宋辽金史讲义》，凝聚了半生心血完成《宋史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抑郁而终。







  华罗庚：(公元1910～1991年)，江苏金坛人。著名当代数学家。



  1946年任美国普林士顿大学客籍教授。1950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他喜欢写诗词，在《治学》中提出了“妙算还算拙中来”，“一分辛苦一分才”的观点。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他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心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十个小时以上。他用五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二十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了名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



  1946年赴美国，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与其团聚。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下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Ｅ.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四十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二十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两百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华应申：(公元1911～1981年)，原名遗曾，笔名革索。无锡县石埭桥华四房人。



  清宣统三年农历8月15日生，早年在上海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发起组织文艺团体——海燕文艺社，后参加并领导进步出版工作，以中国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两家名义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抗日救亡书刊。1949年初，奉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出版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出版局副局长、发行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1961年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国家文物管理局副局长。

花岛

华君武：1915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美协顾问，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秘书长。主要创作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出版多种漫画集，著名的“三毛”形象就出自他手。



  华君武自1930年始在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至今已近七十五年。这七十五年时间，除去文化大革命时期，画家“未作一幅漫画”外，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杭州～上海时期”、“延安时期”、“东北时期”、“十七年时期”及“新时期”。这五个阶段，不仅显示出时间上的推移，更表明了作者风格及选材的演进和变化。



  第一阶段(公元1930～1938年)：



  华君武原籍江苏无锡荡口，1915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关于华君武少年时期的家庭情况，他本人很少谈及，只在叙述进大同大学附中的原因时，附带提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等等。华君武的漫画创作也是从杭州起步的。1930年他的第一幅漫画在浙江省立一中的校刊上发表，画的是学生打预防针时的怪相。稍后，《浙江日报》也刊登了他的另一幅作品《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作品的成功发表，对于初入漫坛的华君武，是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的。



  1933年，华君武赴上海求学，入大同大学附属高中。家里人的原意，是要求他向理工科方向发展，这却与华君武个人的兴趣完全相悖，故并不成功。但上海的五年生活，实际上却成为他漫画创作中第一个重要的时期。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中心，有众多专门登载漫画的刊物。(据《中国漫画史》不完全统计，1934年前后共出版过十九种之多)其中较主要的有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黄士英、黄鼎主编的《漫画生活》，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和《独立漫画》等。另外，林语堂办的著名刊物《论语》也经常发表漫画作品。初到上海的华君武，面对这样丰富多彩的漫画世界，真可谓“目不暇接，欣喜若狂”了。于是他开始不断地向这些刊物投稿，由此而结识了一大批当时上海漫坛的重要人物，如丰子恺、鲁少飞、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他们对于华君武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华君武一直将他们视为其“走向漫画的领路人”。同时，一些年龄相仿的漫画作者，如丁聪、黄苗子、特伟等，都成为华君武交往的伙伴，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也是十分有益的。到1936年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召开时，华君武已被选为筹备委员。可见这位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漫画家，在当时的上海漫坛已赢得了一席之地。



  从杭州到上海，是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已经不多了。我们只能较为笼统地来谈一下其风格特点。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华君武，非常注意学习、借鉴别人的绘画，他向漫画界前辈学，也向报刊书籍上的外国漫画家学。例如，上海《字林西报》的巴萨乔和《父与子》的作者卜劳恩就被他引为“未见过面的老师”。另一方面，华君武已经开始了对个人独立风格的探索。他当时是以画“大场面”著称的，一张画往往画上几十成百的人物，这就区别于其他的漫画家，而有了自己的特色，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如《一二九运动》、《江北大世界》等就是这一类型的作品。虽然这一画风并没有延续很长的时间，且有明显的弱点(画面较凌乱，主题不易突出)，但仍然清楚地表现出华君武在早年便已具有的可贵的独创精神。



  华君武曾经说过“近代上海对我起了正反两种教员的作用”。事实正是如此，伴随着画家本人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其作品的思想性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他的一些作品缺乏明确的主题，即使是反映了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和问题，其思想倾向也并不鲜明、(如《学生运动余味录》、《看杀头》等)。他甚至还摹仿外国报纸所刊登的漫画，画过斯大林的漫画像，其实那时他对苏联的情况并不了解。画家思想的转变始于三十年代中期，当时他从一位进步人士处得到了美国作家斯诺的新作《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本书中介绍的有关解放区的情况，使华君武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时，日本继强占东三省后，又向华北逼近，中国的民族危机加剧，华君武的漫画开始逐渐转向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和罪行，如《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画日寇手执军刀闯入中国境内杀得鸡飞狗跳；《报告，我何时失踪？》则讽刺日军用谎称人员失踪来制造事端的卑鄙行径。抗战爆发初期，华君武作为《救亡漫画》的编委之一，在该刊发表了《骨灰瓶作沉默的凯旋》，画装着日军骨灰的“骨灰瓶”打着破太阳旗回国去，以此预示侵略者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些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漫画，是画家爱国热情的真实流露，被认为是华君武早期创作中“最富有思想光彩的作品”。



  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公元1938年)，二十三岁的华君武毅然离开上海，奔赴延安。有了前面的叙述，其原因不言自明，正如画家后来所指出的：“身处黑暗就必然向往光明。”



  第二阶段(公元1938～1945年)：



  1938年8月华君武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于同年11月到达延安，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作。画家后来写了不少短文，深情地回忆了这段时期的生活，他说：“延安确是新天地，官兵平等，生活虽然艰苦，精神上却是极为满足和快乐的。”



  华君武到延安后进入鲁艺高级美术班当研究生，1939年起先后在艺术指导科、美术工场、美术系任创作员、教员。当时，延安的漫画家，除华君武外，还有胡考、米谷、蔡若虹、张谔、张仃等，形成了一个较强的创作群体，这对于解放区漫画艺术整体水平的提高和每一位漫画家个人风格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延安《解放日报》是漫画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由于报社锌版不足，漫画要由工人先刻成木刻再烧制铅版印刷，许多珍贵的底稿都未能保存下来。



  延安时期是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之前和之后，他的漫画作品也如同其他许多解放区的漫画家一样，呈现出有所不同的面貌。



  1942年2月，华君武和蔡若虹、张谔一起，举办了三人讽刺画展，在延安引起了轰动。其中又以华君武参展的作品数量最多，影响也较大，因此这次展览也可以看作是对华君武延安前期创作的一次总结。关于这次画展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这实际上涉及到对“内部讽刺漫画”的看法。我们认为，对于新社会中存在的旧思想、旧作风，完全可以也应该利用漫画的形式进行批评，甚至是辛辣的讽刺。关键在于讽刺的出发点和分寸是否把握得正确。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这样一种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讽刺上，而在客观上放松了对敌斗争漫画的创作，应当说是不合时宜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于包括漫画在内的解放区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有着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华君武几十年后写道：“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最想讲的一点，就是它解决了我国几千年来，文学作品的服务对象问题……逐渐地，我认识到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两者各有内涵而又不可分开。画了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画以后，我很受鼓舞，渐渐地理解了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为大众服务，反映人民的声音，与时代的脉搏相合。”同年8月，毛泽东约“讽刺画展”三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到枣园，谈了漫画中个别与一般、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等问题，华君武把这次谈话看作对其“在漫画创作上避免片面性十分重要的指示。”



  此后，华君武的漫画作品无论在题材还是在风格上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其锋芒直指向民族的敌人和阶级的敌人，产生了一批佳作，如《肉骨头引狗》、《丰收》、《诱降》等。尤其是《榜样》一幅，可以看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里着重谈一下：此画作于1945年5月，当时德意日法西斯面临末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被处决，并暴尸示众。画家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应该考虑前途了”。因此以此画预示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事实上三个月之后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至于蒋中正，则被认为是中国的法西斯，且与日本人颇有瓜葛，因此也上了画。值得注意的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蒋中正的面目并未画出，但显眼的秃头及黑大氅已使人一看即明。这种以突出人物的局部特征来象征整体的漫画手法是十分巧妙的。



  总之，华君武在延安后期的这些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表现手法方面都已趋向成熟，其个人艺术风格也已基本形成，为下一阶段创作高峰期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阶段(公元1945～1949年)：



  1945年6月，华君武参加鲁艺文工团，前往东北解放区，1946年1月到《东北日报》，由于设备缺乏，无法印制漫画，从事记者工作半年。当年夏季，报社由长春迁至哈尔滨，条件有所改善。华君武遂于次年起，担任文艺部美术编辑。在之后的三年里，他发表了大量时事漫画，内容多是揭露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中正打内战和反映蒋家王朝的崩溃，及时而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



  东北的四年半，是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一个高峰的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因此，华君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漫画家之一。



  华君武这一时期作品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成功的塑造了“蒋中正”的漫画形象。也许是这一形象太有感染力了，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竟以“诬蔑领袖”的“罪名”，将华君武列入暗杀的黑名单。那么华君武是如何刻画这一令敌人望而生畏的“党国领袖”形象的呢？画家自己曾作如下回答：



　　这个漫画形象的蒋中正穿着一身美国大兵服装，那时蒋中正就是依靠美国的援助才有力量来打内战的。蒋中正的生理特征是光头、高颧骨、小胡子和凹进去的眼珠，我除了刻画、夸张这些特征外，还在蒋中正的太阳穴上贴了一块小小的、四方形的、黑色的膏药……旧上海许多男女流氓常常贴着这种膏药……虽然蒋中正当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块小小的膏药却表现了蒋中正的流氓本质。



  “当时蒋中正最感到头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块小小的头痛膏药也暗示天天打败仗的蒋中正无时无刻不在头痛……现实中的蒋中正总是道貌岸然，神气十足，穿着总统服，但是在漫画里他却穿了美国的士兵服，因为他是美国反动派的走卒。在生活里他并没有贴着头痛膏药，但是画上的蒋中正却天天贴着膏药，读者并没有感到不合理，反而感到很像蒋中正……”



  在这段话的最后，华君武写道：“漫画不仅要对形刻画，也要对神刻画。”真是一语道出真谛。蒋中正的漫画形象，所展示的不仅是生理特征，更是他反动的政治本质。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问题，下面列举几个实例：



  《磨好刀再杀》旨在戳穿蒋中正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请注意画中蒋中正磨刀时鬼鬼祟祟的神态，既阴险、恶毒，又空虚、怯懦。他手中那把残破的刀，无论再怎样磨，也将是徒劳的，足见蒋中正当时的狼狈处境。王朝闻在评论此画的作用时指出“不只可以引导人民对于阴谋发动内战的敌人的警惕，而且可以同时引起人民对于敌人的轻蔑。”这恐怕也是华君武这一类型作品的一个共有特征。《在反革命的后台》利用京剧演出时后台的活动为喻，描写美帝这个“后台老板”，急不可耐地催促进退两难的“丑角”蒋中正“下台”。而在“上场门”一边，“赵钱孙李”诸“介石”们已经穿戴齐整，准备“粉墨登场”了。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国民党所谓“民主政治”无非是帝国主义者导演下的一幕闹剧而已。《肃清贪污游戏》也是一幅十分精彩的作品，画家欲反映两方面的问题，即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化和派系斗争都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美帝的代表魏特迈也只能干瞪眼。画中相互追逐的队伍中加入了乌龟和兔子，足见画家对反动派的蔑视；而孙科指责蒋中正的“阁下贪污”四字，更是将国民党党棍们的虚伪和卑劣刻画得淋漓尽致。



  除此以外如《进攻的踏脚石》、《运输队》、《教师爷陈诚》、《春天到，河冰解》、《就位》、《打了再给》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总之，华君武这些以蒋中正及美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为主要人物的画作，既揭露和打击了敌人，又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充分发挥了漫画作为舆论武器的作用，同时也在中国漫画史上留下了一大批巧妙的艺术佳构。这些作品的创作标志着华君武独特画风的正式确立。这种风格将在他下一阶段的艺术实践中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



第四阶段(公元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2月，华君武即由东北奉调入京，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负责美术和摄影，后又改任文艺部主任。当时《人民日报》是十分重视漫画工作的。华君武在纪念《人民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这样回忆：“五六十年代范长江、邓拓关心漫画，我们请他们和漫画作者见面，讲解时事，分析问题，谈政策，提高大家的认识，对漫画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报纸培养了漫画家。”



  从1953年起，华君武兼任中国美协的领导，后来更以主要精力处理美协的事务。这样他的漫画创作也从配合时事新闻转向关注社会生活。这种变化十分值得重视。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作为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第四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国际时事类、漫画插图类和内部讽刺类。

花岛

华君武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国际时事漫画，矛头直指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揭露它们的倒行逆施，反映它们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其画风是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漫画一脉相承的。主要特点有三：一、密切配合新闻报道与舆论宣传，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与画家在报社工作有很大关系，常常是帝国主义者言犹在耳，华君武的漫画就抓住了其中破绽而报以重拳。二、善于抓住被画对象的形神特征，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他画艾森豪威尔、画肯尼迪，在形象把握方面都十分出色，使这些帝国主义者的丑态暴露无疑，与他所塑造的蒋中正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巧妙地运用了许多幽默的手段，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如在《美国月光曲》中把月亮画作一块金圆，而让音乐家为它而奏，以讽刺美国社会的拜金主义；又如《对影成四人》中化用了中国古诗的意境将帝国主义者孤家寡人的窘境凸显出来。
  因具有这三方面特点而成功的作品很多，如《总统的新衣》、《肯尼迪的牙齿》、《蚊从草出》、《地狱牌局三缺一》、《叶落而知秋》等，这里只对《唐宁街头小景——拍快照的》一画稍加分析：画作的构思起源于一则新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要借美国的导弹来维持英国业已失去的大国地位。画面上的麦克米伦神气活现地面对照相机镜头，身后是一块绘制了美制导弹的布景。站在描摹实景的景片前拍照，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画家将这个人们熟悉的事物套在挟美自重的麦克米伦头上，不是绝佳的嘲讽吗？在这里，时效性、战斗性、艺术性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华君武的漫画插图也很有特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为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和《酱油和大虾》以及陈笑雨的《残照录》等作过插图。这些作品多是以反帝反殖为题材，与画家的时政漫画有相近之处，但想象力往往更丰富一些。“画家与作家的思想旨趣相通，互相配合，可谓相得益彰。”另有为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画的一套插图，影响非常大，直到几十年后，年轻一辈的画家绘制同名连环画时仍以华君武创造的人物形象作为蓝本。

  这一时期，华君武漫画创作中，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内部讽刺漫画”。这类作品多发表在1959年至1965年的《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画家称它为“小小试验田”。前面提到抗战期间的1942年华君武等三人曾在延安办过一个“讽刺画展”，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尚未发表，画作在讽刺态度和讽刺分寸的把握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后华君武的创作重点转向对敌漫画方面，但他从未放弃对社会生活题材的思考与探索，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克服了以往的弱点，而将漫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功能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谈到此举的目的时，华君武有如下感慨：“新社会也存在旧思想、旧意识，这是人们头脑中从旧社会带来的。共产党反对这种旧的思想、意识、作风，所以提出世界观的改造……旧思想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自动消灭，这就是社会主义长期存在的矛盾。漫画批评讽刺旧的也就是帮助建立新的……。” 1957年毛泽东发表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著名论断，更坚定了华君武的这种看法。不久他便推出了“人民内部讽刺漫画”。画家本人就此类漫画的创作原则总结了三条：“一，画错误的思想不针对人，亦对事不对人之意。也可以避免‘自动对号入座’。二、漫画是一种批评，对待人民内部也要与人为善，不要丑化。三、也批评人性中的弱点，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等等，以扩大漫画的题材。”

  华君武的“内部讽刺画”佳作很多，如批评动不动给人扣大帽子的《杜甫检讨》，批评长篇空洞发言的《误人青春》，批评生造简化字的《仓颉认字》，批评多子女的《大“小家庭”》，批评占用公用电话胡侃的《生根》，批评杞人忧天生活态度的《看医书》，批评相声水平不高的《听相声？》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谓常看常新。

  综上所述，华君武在建国后十七年间的作品，无论是思想的深度还是选材的广度都超越了以往，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其个人风格也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为群众所熟悉和喜爱。尤其是那一部分“内部讽刺漫画”在禁忌颇多的五、六十年代，显得弥足珍贵。至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其中许多作品，被充作批斗华君武的“罪证”，画家就此被迫搁笔十年，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第五阶段(公元1976年以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华君武，重新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他先是担任文化部艺术局的负责人，后又兼任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美术组长。1980年起任全国美协副主席，并主持协会日常工作，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华君武的漫画创作始终不曾停顿，全国各地的报章，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羊城晚报》、《大连日报》等都经常登载他的新作；同时他还举办了多次个人漫画展览，并且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画集问世。

  九十年代以来，华君武不再具体负责美协的日常工作，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漫画创作。随着年事的增高，身体难免不如从前，也住过几次医院，所幸很快都恢复健康。老读者们仍能时常欣喜的在报刊中守候到他的新作，而喜爱华君武漫画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976年至今，又过去了近三十年。这一时期可看作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第五个阶段。他这一时期作品的题材更加倾向于反映社会生活。有时是对社会丑恶现象和不正之风辛辣的讽刺，如《狡兔三窟》，针对的是多占住房的大小领导干部，你看那老兔子，连“未出世孙子”的住房都考虑在内，还振振有辞地在人前狡辩，真有点恬不知耻的味道了。有时是对工作和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作法提出善意的批评，如《克隆一个孔已己》，鲁迅笔下的倒楣人物却成了绍兴街头长袍马褂的彩塑小乡绅，画家不禁要问，“这样对待鲁迅和他的著作合适吗？”两个“孔已己”争论之时，彩塑的孔已己竟甩出了一句“鲁迅是谁”，真是当今许多无知而又狂妄的人的真实写照。再有一类作品则是对生活中幽默场景的速写与提炼。这种纯粹的“幽默画”令人回忆起华君武最早的一幅画中学生打预防针的漫画，艺术升华的全部含义便在于此了。有一幅《书到找时方恨多》很有意思，画上那位老先生是在寻一部几十年前购得的书罢？这样的“体力活”老人如何受得了。不过我宁愿说他是在享受藏书的快乐。画的题目出现在墙上的挂轴中，是要把它赠给天下读书人作为警句吗？

  华君武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系列漫画作品，如《疑难杂症》、《生活拾趣》等。画家写道：“它的专题和连续性，容易加深读者的认识和注意。”近年又有《漫画猪八戒》百多幅问世，其中不乏隽永的小品。华君武为一些文化人，如钱钟书、黄裳、侯宝林、丁聪、凌子风、黄蒙田、徐城北等作的漫画肖像，数量不多但都很精彩。他为蒋健兰、刘乃崇夫妇《老两口说戏》一书所作的封面，让两位一生爱戏的剧评家着戏装出场，实为神来之笔，画家自己也颇为满意。为漫画家方成画的肖像，则更见意趣。初看时只见苹果不见方成，画上题字曰：“某日作盘中苹果，颇似方成，即寄呈，方成及朱育莲同志誉为神似，甚喜，此为无意中得之。”我们所说某某艺术家已入“化境”，此当属一例，没有几十年的积累绝难企及。

  华君武对漫画理论的探讨，始于五六十年代。曾于六十年代初由上海人美出版过一本《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并将其中所收的十四篇文章在《美术》杂志上陆续发表。新时期以来，画家又写了为数颇多的有关漫画理论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对自己漫画生涯的回顾；二、对几十年漫画创作经验的总结；三、对一些青年作者作品的评论。这些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后又大多收入华君武的三本文集(《补丁集》、《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漫画漫话》)。无论对于撰写中国漫画的历史，研究华君武本人的艺术道路，还是指导漫画的创作，这部分文字都是十分有益和宝贵的。

  华君武这二十余年的创作，非但没有因为“老之将至”而停滞不前，相反地，在他六十多岁、七十多岁和八十多岁的时候，都产生了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我们可以这样说，华君武的漫画艺术始终在不断地前进，其对中国漫画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几十年来，在漫画的中国化方面所做的重要实践。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善于从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中寻找幽默的因素，加以发挥。他注意收集民谚、歇后语以及成语、典故等，把它们用在漫画中(《打在儿身，痛在父心》、《死猪不怕开水烫》、《叶落而知秋》)。他也从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的表演中吸取营养(《在反革命的后台》、《教师爷陈诚》、《放马谡》)。他还化用古诗词，用来表示新的意思(《对影成四人》、《日落西山》、《宋诗今注》)。总之只要是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华君武都尝试着在漫画中表现出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众化。

  二、恰当地使用中国画的表现手法，来增强漫画的民族意味。他采用中国画的绘画工具去进行漫画创作，同时也学习中国画用笔的方法，以书法的笔触去“写画”。他还从齐白石、李可染等著名中国画家的创作经验中获得许多启发。即使是署名、题字、用印这些细节，华君武也尽量向中国画方向靠拢，创作出许多格调清新、雅俗共赏的漫画作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化。




  附录_华君武简历：

  1915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原籍江苏无锡荡口镇，汉族。

  1930年高小毕业，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创作漫画《打预防针的学生》刊于校刊。

  1931年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漫画，刊于《浙江日报》。

  1932年中学毕业会考，因反对校方对学生搜身，被浙江省第一中学开除。

  1933～1936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读书。

  1936～1938年8月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初级试用助理行员。

  1933～1938年正式以漫画投稿生活。

  1938年8月～1938年11月从上海到陕北，入陕北工学四十八队。

  1938年12月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高级班，漫画研究班任研究员。

  1940～1945年先后在艺术指导科，美术工场，美术系任支部书记、教员。

  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调鲁艺文工团被派去东北工作，11月到沈阳，12月调东北日报工作。1946年1月到6月任记者。

  1946年6月～1949年12月在东北日报文艺部创作时事漫画，任编辑部支部书记，1949年任东北局直属第三总支书记，12月30日调北京人民日报工作。

  1950年1月～1966年任人民日报美术组长、文学艺术部主任、编辑部支部书记。

  1953年迄今任职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顾问。

  曾任文联全国委员，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后任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曾任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大人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现任全国文联荣誉委员。全国美协顾问。

  2001年获中国美协终身成就奖。自1948年以来，出版漫画集、文集十八种，汇编为《华君武集》十卷。从1959年起，华君武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发表了许多讽刺漫画，产生过很大影响。

  他从事漫画创作至今七十五年，其作品幽默、通俗而富有哲理，致力于追求漫画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华中一：(生卒年待考)，江苏无锡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

  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二研究所工程师，复旦大学物理三系副系主任、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物理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真空学会理事长，中国真空与表面仪器学会理事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国际真空科学技术与应用协会(IUVSRA)执行委员。为我国真空工业、电子工业作出了贡献，曾获国家科委多次奖励。1988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有成就领袖录》。l986年美国巴尔的摩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华　楠：(公元1921～今)，原名孙宝楠，山东牟平崖子镇崖子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4月在烟台志孚中学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入华北公学学习，1938年8月赴延安学习。1938年3月加入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队队长，鲁迅艺术学校协理员、旅宣传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鲁中军区宣传科科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宣教部部长，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苏豫皖军区五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干校副政委、党委书记，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随营学校政委，豫皖苏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八一》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解放军报》报社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1976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之一。1980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多次参与和起草军队的重要文件。1986年1月离休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荣获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华锡均：(生卒年待考)，江苏无锡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空军二级上将。

  台湾空军军官学校毕业，获美国普渡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战斗飞行员十五年，1969年起，历任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飞机设计室主任、中心副主任等职。

  1989年10月晋升二级空军上将军衔，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部”中山科学院副院长兼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等职。

附：萧山华氏世传：  

　　第一世华镇、字元仁，官朝奉大夫。（宋代著名诗人）  

　　第二世华初平，官枢密府君。  

　　第三世华贞、华谅，官中书舍人。  

　　第四世华洪卿、华和卿。  

　　第五世华克勤，官山西布政使。  

　　华克勤（1321-1397），字无逸，是萧山华氏的第五世祖，他品行端方，聪明好学，年轻时隐居延庆寺（位于闻堰镇凌家坞）苦读，后举贤良方正，方入仕为官。（见萧山县志稿）  

　　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要达到天下大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行政机构改革，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由中央统一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洪武十年（1377），华克勤以“能直言极谏”，朱元璋令其出任山西布政使司。在任期时，他“宣教化，布德”，“除奸去伪”，办了不少好事，能保一方平安，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之后，奉召出使日本国。  

　　洪武三十年（1397），华克勤病逝故里，享年77岁，埋骨于湘湖北岸青山之西。  

　　华家在宋明二朝时，世代显赫，其间官宦学士可名世者众多：  

　　华温其官拜镇国节度使；  

　　华荣、华和均为龙图阁学士；  

　　华源泉仕御史中丞；  

　　华宗善为通判；  

　　华景山翰林学士；  

　　华克勤为山西布政使。  

　　真所为“公卿萃于一门，金紫拥诸昆季”，华门荣耀，光辉千古，名垂竹帛。  

　　华克勤生六子，长子华宁二自渔浦而西山居住。幼子华宁五，仍居渔浦。次子华宁四，先由渔浦而到闻堰，再由闻堰而定居潭头，萧山华姓以四房潭头为最盛。三处各自成族，并各自修家谱。编修时间分别为康熙五年（1666），道光十一（1831），光绪十五年（1889），民国七年（1918），近三百多年华氏家谱修增前后四改，可见他们比较重视家普编修。萧山华氏前为名门望族，现在后裔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