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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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一些华侨和美国人建议在澳门组织一个“澳门赛狗会”，由富商范洁朋承办，投资50万港元组织了“澳门赛狗会”。然而开办之初由于设备不完善，场面颇为冷落，不到一年，跑狗场便改由电灯公司总经理、英商嘉理仁接办。嘉氏接办一年之后，因跑狗会不愿再补本购狗，而致赛事日淡，连着又转由商人毕侣俭接办。然而，那时候进跑狗场，不是一般人所能消费得起，毕氏仅仅经营了三年多，又宣告停业。
　　1940年，澳门政府将赛狗场收回，改成了运动场。一晃二十多年，没有人提过赛狗的事。直到1961年，印尼华侨郑君豹，向澳门政府提出恢复赛狗，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同年8月，郑君豹与澳葡政府签订了专营赛狗的合约，并将莲峰球场看台拆卸准备兴建赛狗场。9月26日，澳门跑狗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同时得到澳门政府的认可。1962年，澳门赛狗的专营权曾两次转让，至1963年又将这项专营权转让给由何贤牵头组织起来的逸园赛狗有限公司。
　　何贤向来不愿插手赌博性质的行业，但赛狗场既然开了头，半途而废未免浪费，因此他联合商界朋友成立了澳门逸园赛狗公司，建起格力赛狗场，自任董事长。1963年2月，何贤与澳门政府在转让合约上签字，同年9月28日开幕，澳门逸园赛狗有限公司举办了第一场赛狗。
　　所谓跑狗，其实也是一种“高尚赌博”。开赛前，练狗师分别牵着穿上编有号码的不同颜色背心的参赛狗，在看台前走一个来回，让观众预测并购买狗的号码彩票进行投注，投注完毕，即鸣钟开赛。狗圈门一开，一组格力狗即犹如离弦之箭，去狂追一个围绕着椭圆型跑道旁铁轨上高速滑行的机械诱饵(电兔)，最先到达终点为胜。赌注可以押在一只狗或一组狗身上。当地报纸每天刊出的“狗经”，就是赌客们下注时的主要参考资料。虽然是狗，但却关系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以每只都不同凡响，而且娱乐业兴旺的澳门在五六十年代，并不是和平宁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仍潜藏暗伏着，澳门不时可以闻到火药味，匪徒屡屡使用爆炸手段，破坏澳门治安，进行爆炸仓库、戏院、轮渡、旅店、知名人士住宅等活动。匪徒还把澳门作为基地，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这些活动，包含着丑恶的阴谋，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威胁着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些时日里，何贤晚间已经甚少去看赛狗了。谁也没有料到，令人发指的暴行，会在何贤开办的狗场发生，且恰恰就针对着“好好先生”何贤本人……
　　1966年5月8日晚，葡国大西洋银行总裁马沙度，在爱都酒店厅举行酒会，宴请澳门各大社团领袖。何贤作为贵宾，出席了酒会。
　　马沙度酒酣兴浓之际，向何贤提出要到逸园去看赛狗，何贤当然表示欢迎。席终，何贤便陪同马沙度驱车到格力赛狗场去，同车前往的除他的夫人陈琼外，还有陈文光夫人周瑞珍、何景沂夫人黄佩贤、陈毅生夫人梁德琼。车到逸园后停泊在司警处值勤室侧的停车场，何贤一行人便下车进场，坐在会员台上，陪马沙度观赏赛狗。
　　马沙度兴致很高，买了几个号码，何贤也凑热闹买了4和6两个号码。何贤买的两个号码都中了，贴身保镖黄子雅便去替他收款。这工夫是深夜凌晨12时30分，何贤已带着夫人陈琼和三位名流太太径直到了停车场。何贤的汽车停放在靠近墙边处，何贤原准备在左边开车门让女士们进车厢，但因近墙边处停放有几辆轻骑，于是转而走到右边开车门，这时候突见一个小东西用报纸包着，迅速朝他滚来。
　　何贤蓦地看见这包东西，心中顿感不妙，便下意识地准备提起右脚将它踢开，却听见纸包内发出吱吱的响声。
　　炸弹！他突然猛醒！说时迟，那时快，那包东西已滚到距离何贤仅数寸的地面上，只见白光一闪，轰的一声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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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被震倒在地上，但还算命大，只伤了右脚。夫人陈琼在他身后，幸未受伤。而其他三位太太，以及一位赛狗场葡籍稽查约瑟·马尾喇，一位香港来客陈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何贤遇刺”顷刻成为港澳的特大新闻。此事件发生后，澳门街头巷尾，所有居民都表现出焦灼与关注，人们对歹徒公然在公众场所抛掷爆炸品，企图伤害人身安全之非法行为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并对歹徒暴行的动机纷纷推测，莫衷一是。
　　事发当夜，除何贤被送镜湖医院急救外，其余五名伤者均被送上山顶医院救治。何贤的伤势以右脚较重，入院后送入X光室，在透视镜后观测，发现有三块手榴弹碎片藏在肌肉中，遂施手术，将碎片取出，包扎伤口。医生将何贤额头上被玻璃碎片擦伤的伤口敷药后，他即于当夜凌晨4点，返回得胜马路二十八号的别墅休息。
　　何贤险遭暗算，澳门政府认为是个重大事件，连夜展开了侦查暴徒的工作。那些日子的港澳报纸，都用一整版一整版的消息连日追踪报道何贤病情的恢复、各方人士对他的关心慰问，以及警方破案的进展。
　　何贤说：“我自问一向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且与人无仇怨，这次事件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我是不怕任何人恐吓的，虽然用炸弹炸我，但我不怕，我今年58岁了，人总是要死的，能为同胞服务，为爱国事业尽力是值得的。”
　　商会理事长何贤被匪徒暗杀未遂，已影响到澳门工商业的稳定及每个人之安危。商会便于5月9日下午两点，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大家一致指出何氏在澳十多年，为澳门工商界与各界同胞解决了不少困难，对社会福利亦贡献甚大，这次匪徒目无法纪，在大庭广众之下施行暗杀的卑鄙手段，澳门政府当局应负责任。
　　澳督答复，当局极为重视此案，已令警察厅长尽一切力量缉凶。
　　在本案未发生之前，澳门警方已于那年复活节接到香港警方消息，说有人将在复活节之夜在狗场内行刺一个人，但此人是谁，却未获悉。
　　澳警截获了这个惊人消息后，当晚曾下令全体警员候以待命，并于当晚加派警员到赛狗场守卫，严密监视场内可疑人物的活动，并保护赛狗场之主人及观众安全。但是经过三晚的森严戒备，跑狗场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事件发生，因此，警方经过三晚戒备后，对此消息之可信度发生了怀疑。于是，每晚再赛狗时，不再下令加派警员到场工作了。
　　然而，距复活节整整一个月(复活节第一晚跑狗是4月8日)，竟有人在狗场使用手榴弹企图暗杀何贤！这证实了香港警方传送的消息无讹，只不过，日期推后了一个月而已。
　　自何贤出事后第二天，有人在现场附近拾得美式手榴弹的破碎弹壳，上有英文字母，刻着美国制造的字样。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传闻，说是何贤的私人情报组已经查出作案的歹徒。这歹徒是受一个国民党海外行动组收买指使，才干出这勾当的。据说这个歹徒抓起来后，还被押去见过何贤。
　　何贤问他“你跟我无仇无怨，为什么要害我？”
　　“我没办法，混不下去了，他们给了我一笔钱。”
　　“你只是为了钱？”何贤问。
　　那家伙耷拉着脑袋，等待大难临头。
　　可出乎意料，何贤没有骂他，更没有打他，只是说：“细佬(小弟)，此事不关你的事，你也是受人指使，以后不要再染手。”
　　何贤说罢，从袋中掏出几千元港币递给这个歹徒，并用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你即刻离开澳门，到别的地方去做些小生意，以后也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害人的事！”
　　传闻还说，何贤宽大为怀的举动，把那个歹徒感动得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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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为澳门办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好事，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暗算他呢？原因就是何贤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何贤除了始终不渝的爱国言行，他还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澳门政府下令撤销台湾国民党当局设在澳门的领事馆。可以想见，台湾当局对何贤非常憎恨，密谋下令杀害他。正如何贤所说：“我本人确实没有敌人，但因热心办公众事，有时也会间接得罪人，几乎招来杀身之祸。”
　　何贤为了澳门社会和他本人的安全，在1955年组织了一个私人情报组。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搜集有关危害澳门社会治安，或危及个人人身安全的情报。这个情报小组，人少精干，干得很有成绩，并为维护澳门治安立下了不小功劳。小组负责人就是何贤的贴身保镖黄子雅。黄子雅是斗门县白蕉乡人(原属中山县人)，自小在澳门读书。黄子雅文化程度较高，对中国书法颇有研究，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吟诗作对呢。高中毕业后，黄子雅到了叔父黄森那里当中队长。1949年8月，他积极支持进步的叔父黄森，在斗门率队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1949年10月16日，黄森起义部队和其他游击部队一起解放了斗门。当时，国民党保警师两个连持械逃走，黄子雅便乘胜勇追穷寇，带队追到南门冲口，把他们包围起来，迫使他们无退路，为解放斗门立下了赫赫战功。不久，黄森部队奉命和其他游击队一起挺进五桂山区。在五桂山区，经过整编又参加了解放中山县石岐的军事行动。但在此之后，共产党由于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对黄森部队没有处理好，亦没有公正合理地对待他们，以致黄森请长假到了澳门。再不久，黄子雅也到了澳门，被何贤聘请做护卫。
　　黄子雅为人有正义感，生活作风正派，遇事又机智勇敢，何贤数次遇险都得以化险为夷，黄子雅因此得到何贤的信赖和重用。何贤视子雅为亲兄弟，两人感情之深厚，自不用说。何贤与国民党特务的较量中，可说遇到过四次风险，小磨小难则远不止四次。50年代初期，何贤的私人情报组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了一姓颜的特务到香港。这个姓颜的特务是个胖子，他受命策划枪杀何贤的阴谋。何贤情报组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进行了反跟踪活动，并拍下颜某的尊容做好了防范。因此，国民党特务两次要杀害何贤，都没能得逞。
　　有一次，何贤应邀参加香港友人儿子的婚宴，地点在九龙的龙琼酒楼。散席后，何贤夫妇打算搭夜船返回澳门，然而当何贤他们坐的小汽车快到达港澳码头时，黄子雅突然发现码头附近有可疑人物在活动……仔细看清楚，不错，那可疑人正是颜某。黄子雅立即告诉何贤，并一再嘱咐何贤切勿慌张，镇定对待。这时小汽车继续向前驶去……黄子雅一面拔出手枪，一面密切监视着肥佬颜的行动。糟糕！肥佬颜已越来越接近小车！黄子雅迅即指挥急停车。车子骤停。
　　黄子雅急令一名护卫员，扶着何夫人下车搭船，以扰乱敌特视线。肥佬颜见何贤的小汽车骤然停下，也害怕被人发觉，便急忙闪身躲在骑楼柱后。肥佬颜偷偷监视这边的动静，见何夫人已下车，只待那在劫难逃的何贤一下车，便立刻毫不迟疑，“动手干掉他”。
　　但是敌人的美梦做得太早了，机警的黄子雅，当即自作主张，不让何贤下车，而是指挥司机迅速掉头，开足马力，飞驰而去……肥佬颜黑暗中急得跺脚骂娘。这件事可算何贤一次惊险的杀身之祸，因有黄子雅的保护，巧妙避开了。
　　还有一次，何贤仍在香港，又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那时候，香港海底隧道还没通车，何贤的小汽车正停在码头，排队等候过渡。突然，黄子雅心头暗自一惊———
　　他锐利的眼睛从排在何贤小车前面的一部货车中，“搜”出掩藏着的一支枪管！黄子雅清楚地看到了那掩藏在货车中的枪管，正向何贤乘坐的小车缓缓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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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当时正用打火机点燃含在嘴中的香烟，毫无察觉。黄子雅见情况如此危急，当即用手推倒何贤，让他躺倒车中，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并赶忙命司机掉头，将小汽车飞快开走。
　　国民党特务还是白忙活了一阵“小动作”，根本来不及放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何贤乘坐的小车，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事后调查证实，这两起蓄意谋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均为国民党特务颜某。为了惩罚凶手，黄子雅怒气冲天地嚷着要“干掉”颜某人。
　　何贤却道：“我本人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那又何苦把他干掉呢！”
　　结果，还是没让黄子雅主动下手，干掉顽敌。由此可知，何贤的长处，有时恰是他的短处；他心太软，也太容易相信敌人的“良心”；他以为问心无愧，便尽所能以善待人。
　　忆述当年，黄子雅对人慨言：“老实讲，在那个时候，贤哥在港澳对付一个于己不利的人，不管用明用暗的手腕，都是唾手可得的事，但贤哥不许自己人干这种事，可见其为人之光明磊落！”
　　然而，现实斗争的严峻局势和社会背景，就是残酷较量着的“看不见的战线”。
　　何贤认为自己没有敌人，对特务的行凶，一再忍让，一再宽容善待，一再清高不予理会。然而敌人并不就此放过他，且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地继续对他进行骚扰、恫吓和杀害……
　　1966年逸园那场爆炸大案，就是何贤险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
　　这一次也巧，黄子雅刚好不在何贤身边，替他去收中彩款了，但是想一想，即使黄保镖紧贴何贤身边，灾难就可幸免吗？可也不一定，因为敌人投的是手榴弹，一旦黄子雅及时发现，何贤躲避不及，也会伤着的。
　　难怪何贤这第三次遇险，是真真尝到了苦头，却也真真警醒了。所以他在马万祺等老朋友面前才会慨然落泪，才会又愤又痛，才会态度更加鲜明，不怕敌人的威胁恫吓，亮出与国家与民众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
　　何贤以大义压过大善，他终于在此次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暗杀事件中，表达了对敌人阴谋活动的抨击与痛斥。
　　如果说，逸园爆炸那回是何贤遇到的第三次杀身之祸，那么第四次则是在宴会桌上。
　　有一回，何贤在酒楼设宴八十多席，请澳督品春茗。
　　席中，侍卫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企图在席间搞破坏，并要趁此取何贤的命。为了不影响宴会的气氛，黄子雅没有告诉何贤，只是布置好护卫，自己站在何贤身侧。
　　阴谋破坏宴会的歹徒，见接到恫吓的宴会主客都镇定异常，跟没事人似的，反而心底发虚，不敢动手。
　　还有一次，也是何贤正在参加一个宴会。突然，何贤本人接到一个同乡会的电话，说台湾派了两个杀手，打扮成古董商人，以上门给何贤送画为借口，乘机下手杀害。
　　何贤听完电话后，表现十分镇定。回到宴会席上，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吩咐黄子雅派人去调查线索，弄清那两人的行踪。
　　结果情报组把两个冒名顶替住在酒店的特务，严密监视起来，逼使他们不敢动手，实在无奈才溜回了台湾……
　　澳门报刊经常报道何贤的言行举措，也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而60年代的报刊，也都敏感地觉出何贤的处境有危险，日子过得并不太平。特别是狗场爆炸案发生后，更有不少报刊报道说：“有消息称：最近何贤的随从人员警戒较严，且经常携带一个公事皮包，据说皮包内装有手提轻机枪。对于这件事的传说颇堪寻味。”
　　因为那虽是何贤平生历经的几次杀身之祸，都可以说是他的爱国之举或正义言行所带来的惊险及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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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家乡，何贤是很难忘怀的，或许是何澄溪老先生带出的家风吧，他愈在外发达富裕，愈怀念家乡。何贤缅怀昔日的家园，却难以认同眼前的一切———家乡太落后了。他想着如何帮助故乡改变落后面貌，以尽自己的孝心……
　　抗战胜利初期，何贤和家人回乡去看过，他看到岳溪小学课室太少，孩子们上课挤在一起，何贤便和爸爸、哥哥捐建了两间课室；看见贲南中学的校舍不够宽敞，何贤即刻又捐了5万元给他们扩建校舍，还到香港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赠给学校；看见从大龙到岳溪的道路坑坑洼洼，很难走，何贤便拿了2万港元给乡人修筑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何贤很快在澳门脱颖而出，他力排众议，主动靠拢新中国，并通过柯麟的关系，很快便和新中国中央领导人有了交往。家乡的人们，解放后忙的不是搞建设、搞生产，发家致富奔小康———和全中国所有的人们一样，当时忙于搞阶级斗争，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分田分地，还得呈报等级成份。最不幸的是岳溪这个穷乡，竟找不出一户地主，要说生活最好最富有的就数何贤家了。于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土改一开始，乡里就把他家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没收了何贤家的田地，没收了果园，最后连祖屋也没收了……
　　如此一来，何贤家族就被列为乡里的专政对象，被视为敌人。经历过这等遭遇，换了许多人都想不通，难免会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仇恨心理，不是吗？何贤到底是不一般，他没有想得太复杂，只是认为农民的生活确实太苦了，耕者没田也确实不合理，分田分地很应该。所以土改开始不久，何贤就写信回石楼区公所和岳溪乡农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
　　那时，有地主的乡村，农民们都分到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而岳溪乡没地主，无租可退，无果实可分，村里土改工作组为了提高贫农的斗争积极性，同农会商量致信何贤，要何家退租。
　　何贤接到信后即刻汇回相当于10万斤谷子的巨款，分给乡里农民。土改结束后，何贤知道复查时乡里已将他家的成份改正为“华侨工商业”，不是“地主”，不算成敌对阶级了，他更心怀释然，毫无芥蒂。有人告诉他，说一个从前受过何贤周济的农民，土改时竟跳出来怂恿贫农到何氏家院抄家搬浮财……言下之意，是说这人忘恩负义，叫何贤往后千万不要再理睬他。
　　何贤听了却哈哈大笑，对告状的人说：“我知我知，随他怎样好了。在那种情势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还计较这些做什么，都是乡里人。”
　　的确，何贤根本不计较土改时乡人的所作所为。待风暴过后，他一样热爱家乡，关心桑梓。1955年冬天，何贤在澳门应政府之邀回内地观光。那该是12月23日，何贤欣喜骄傲地离开澳门，途经广州赶赴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他。在一次宴会上，何贤被安排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归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同桌。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心港澳同胞，并亲切地鼓励他多回内地参观，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
　　何贤和其他共和国的宾客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1956年元旦之后，又被安排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参观，这次行程长达一个多月。这是何贤第一次赴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情的接待。并且，何贤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他高兴得如同徜徉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在1956年3月11日由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联、镜湖慈善会和同善堂等四社团举行的大会上，何贤向澳门同胞们报告了他回国观光的全部经过。
　　何贤盛赞祖国进步很快，告诉人们到处都是日新月异、快马加鞭的新景象，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何贤希望港澳同胞也关心祖国的建设，鼓励大家一有机会就应为自己的国家报效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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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各界人士怀着惊奇的心情聆听何贤的新鲜见闻，他们听何贤演说早已不止一次两次，但这一次，人们好似第一次见到何贤如此地欢欣雀跃，兴奋不已……
　　正是怀着这种兴奋愉悦的心情，何贤在结束观光旅程准备经广州回澳门时，特地叫广州的管家，通知家乡岳溪的干部们到广州小聚会谈。
　　想一想，那该是“土改”结束后，何贤第一次同家乡的干部们接触呢。岳溪乡的干部们接到何贤的通知，自然是异常欣喜。岳溪乡党支部书记陈顺开、副书记陈细耀、乡长冯耀一行，即刻跟随曾替何贤管理渡船的退休工人初伯，到广州人民大厦七楼去见何贤。
　　这一行人中，许多都没见过何贤。也自然，他们都以为这个名声显赫的大富豪，架子肯定摆得不小，因而都有些惴惴不安。不料，初见何贤令乡人暗吃一惊，他们个个都估计错了！
　　这位大富豪不但衣着随便，人也相当随和，见到他们后满脸笑容连声说道：“请坐！请坐！我们是乡里乡亲，不必拘束，更不要客气。”等大家安神坐定后，何贤才继续说：“请你们来这里，是想同大家见见面，吃顿饭，谈谈家乡的情况。”
　　乡干部们见何贤如此平易近人，一下子就把先前的猜疑、隔阂都迅速消除了。他们将岳溪乡的生产状况向何贤作了翔实的汇报。当时岳溪已成立了两个初级合作社，但是因遭逢50年一遇的大旱情，咸潮上涌，水稻收成大减，乡亲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何贤听后开门见山地问：“眼下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主要是开耕费用没着落。”
　　“需要多少钱？”何贤比乡人还务实。
　　“两万元左右……”
　　何贤随即点头，叮嘱坐在他旁边的秘书说：“等回去澳门，即汇两万元给他们。”
　　女支书陈顺开汇报时，谈到乡里计划办一个信用社，以帮助那些农民“困难户”。何贤听了很赞赏，并道：“好！是要注意关心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但一定要有借有还，否则很难办下去噢。”
　　陈顺开连忙补充道：“是的，我们也想到了这一点，并已订下个章程。”
　　“嗯。”何贤点了点头问：“办个信用社要多少钱呢？”
　　“3000元就行了。”
　　“好！就拿3000元回去，抓实抓紧办起来吧！”
　　从此，何贤同家乡的联系更密切，对家乡的建设也更关心了。为了改变家乡干旱的面貌，何贤出资在家乡建了一座“澄溪抽水站”，乡人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了支援乡里实现农业现代化，1958年何贤赠送岳溪乡3台卡车和2台福特森拖拉机；为了发展渔业生产，他捐赠了一大批捕捞工具和5艘机帆船；为提高乡民的健康水平，他捐款建了一座医疗站和一个体育场，后医疗站扩建成“澄溪医院”；为活跃家乡父老的文化娱乐生活，何贤还捐赠了一台电影放映机；继而他又捐赠2万元支持家乡发展生猪饲养……
　　在那段时间里，何贤对家乡建设的支援，还是零敲碎打的，且多局限在岳溪乡。原因是当时他对县里的领导如何看待他，尚不清楚，所以他长时期不愿回乡。
　　1958年初春，何贤因事到达广州，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接待了他。他们吃饭时谈起祖国的形势，接着便说到家乡的建设现状。黄施民建议何贤回家乡番禺看看，并且诚挚地说：“番禺县的领导一定会欢迎你，热情地接待你！”
　　这番话，使他想起了自己早已过世的母亲邓氏，邓氏葬在岳溪乡应塘村后面的大松岗，何贤已经快10年没回去祭扫了，于是，他爽快地回答黄施民说：“好吧，待清明节我回乡扫墓，就顺便参观参观吧。”
　　1958年4月的一天，何贤回到家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回到故乡番禺县。县里的领导们果然对何贤很尊重，县委书记郭信民、县长黎春华亲自迎接他，并且委派了归侨干部郑德先生专门负责接待他。
　　乡亲们将何贤归故里视为村里的盛事，都举家出门，拥向村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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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等人到石楼镇参观后，在区公所用午餐。当晚，县人民政府设盛宴招待了他，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们都同他见了面。饭后，当地政府又专门为何贤举行了一个县、区、乡干部座谈会，何贤与大家谈得非常热闹，直至深夜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何贤天生就是一个孝子，他的父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纪念，他感到无限欣慰，也就更加眷念家乡了。所以从这次回乡之后，何贤对家乡建设的资助，就不只限于岳溪了。
　　番禺县的重大建设项目需要何贤支持，他必慷慨解囊；有时政府没有向他提出请求，他闻讯后也会主动予以捐助。
　　仅是1958年至1959年两年中，何贤就给县里送回了大小汽车75辆，汽车引擎10多台，汽车零配件40大箱，拖拉机12台，大型发电机(连动力)6套，以及柴油、汽油、机油等约2000桶(每桶200公斤)。此外，还捐赠了大型拖船一艘，平床、刨床、钻床共10台，拖拉机7台，以及药品、农药、菜种等一大批，约值人民币400万元。
　　番禺兴办造船厂时，他又捐资6万元；创办华侨中学时，他再赞助了3万元。
　　至于“大跃进”后，内地出现连续三年大饥荒的困难岁月里，何贤为支援家乡恢复生产，为帮助众多乡亲渡过难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财力物力上的资助———因次数太多，究竟他一共拿出了多少钱？连何贤自己也记不清了，但70年代以前的一些数据为：
　　1964年，岳溪乡遇到了天灾，何贤那时即向家乡捐赠了一批日本化肥；1969年，他又给家乡捐赠“么利士”汽车2台，“啤阔”汽车3台；1960至1962年的三年间，何贤以外币存款的方式，为番禺县进口化肥2000吨……
　　要知道，这都是“文革”前的捐赠数字。“文革”前，400万是个了不得的数字，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也没有今日之开明。何贤那时为国为乡倾囊倾力，也未必人人都赞同。他有时还会心存余悸，但无论怎样，他还是执意做了，以一言一行，做了很多造福桑梓的好事。
　　现今的岳溪乡应塘村委书记梁汉田，讲述了1959年，发生在经济困难岁月里的一段传奇故事……
　　1959年，在梁汉田的记忆里，家乡很穷，很多人还是没饭吃。直至“文革”岁月，乡亲们还是吃番薯、吃萝卜、吃芭蕉芯和芭蕉头，吃那些从稻谷中拣出来的糠做成的糠饼，然而有一段日子里，他们吃到了“何贤小麦”做成的饼，那凭着“麦饼证”领到的“何贤饼”，现在回味起来仍觉得好香好香……
　　哪儿来的“何贤牌”麦饼呢？说来，好有传奇色彩呢，番禺稍稍上点年纪的人们，无论干部或乡民，几乎人人难忘这件事———
　　1959年秋天，当时香港一家面粉厂在澳洲购进了小麦2000吨，准备运回香港加工成面粉。
　　天有不测风云，这艘装满小麦的货船在途中不幸触礁，小麦就沉落在太平洋公海上……因那个香港工厂已购买了保险，所以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商负责赔偿。保险商想尽量减少些损失，便想将这批小麦进行拍卖。
　　拍卖底价，约为原价的五分之一，而实际上受水浸的小麦不过才20％，将这批小麦作粮食或饲料可是太便宜不过了！所以政府拟将这批沉船小麦购入，以解决农民粮食及饲料的匮乏，但是这批货能否批准进口，还是未知数。
　　何贤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慨然应允缴付全部款，并向有关部门领导请示，请求批准将小麦报关进口。何贤又掏钱雇船，将太平洋公海中沉落的小麦全部打捞起来，并在一星期内及时运返故乡。
　　当时按照何贤的建议，拨给番禺县五百吨小麦，其余送往顺德、南海等地区……据梁汉田书记所忆，那时岳溪村民和顺德村民按人头计，每人分得小麦50斤。
　　这批小麦在当年经济困难、粮食短缺之时，实在是有如甘露啊！若不是何贤鼎力相助，出钱出力，还实在不易得到呢！
　　历史的记忆中，番禺人不能遗忘：“那次何贤把小麦运回家乡，很多人都受惠于他！”
　　“当时我记得，那小麦是救命救灾的粮！人人都知道谁给送的救命粮，我们都称何贤是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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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6月28日，澳门各大报章均登出一条新闻———港兴船务公司属下的八艘汽垫船和三艘客轮停航。澳门三面环海，可没有自己的机场和深水港。因此，对外交通几乎全凭香港这个中转站“舒筋活血”，而港兴船务公司的客轮和飞翔船，则是往返香港与澳门之间的重要交通工具，停船便意味着澳门对外客运交通大部分中断停滞。
　　客轮宣布停航后，新码头附近港兴船务公司客运售票处门口，每天都挤着一大堆急于离开澳门的人。在这群人当中，有个姓冯的客商，他此行去香港，是和一个客户谈笔大买卖。因为近来一段时日，他的公司老是不景气，现在好不容易拉到一笔生意，对方约去香港面谈，一旦去不成，对他的公司可就是一个沉重打击。又过了几天，冯先生和几位商界朋友在茶楼饮茶，谈到港兴的停航，大家都感到了无望，忽然有人说：“只有一个人可以挽救这个局面，那就是贤哥。”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点头：“对呀！救危解困之事，贤哥是能出血出力的。”
　　可是派谁去当说客呢？有人说，冯先生去最好，冯先生一听连连摆手道：“那次我有难，托人求到贤哥，贤哥够仁义，二话没说就帮了我。那救命之恩，我还没报呢！”
　　众人中有一位说：“冯先生可不该这么想，港兴停航受影响的人又不只是你冯先生一人，澳门百姓都因停航影响生计呢！你是代表澳门百姓去请贤哥帮忙。”
　　冯先生来到何贤的办公室，何贤正在打电话。冯先生听见是讲筹一笔钱的事，心想生意场上的事旁人不便听，便想退出去等。何贤见状，用手势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
　　何贤接完电话，站起来说：“很久没见到你了，生意好吧？”
　　冯先生赶忙站起说：“托贤哥的恩德，生意还不错！我这次来是应朋友的嘱托，请贤哥再过问一下港兴的事。”
　　何贤笑笑说：“港兴停航，使澳门大众有诸多不便，我也正想帮他们一下。我刚才打电话筹钱，也就是为了港兴。”
　　何贤当日下午就约见了港兴的老板。何贤说：“我手头刚好有笔钱，虽然不多，但可以解燃眉之急。这笔钱你先拿去买燃料和雇人工，把船开起来再说。船耗在码头不动窝，你怎么能找到钱呢？”
　　港兴老板于心不安地说：“贤哥肯借资，那是再好不过了！只是我们原来借的那笔钱还没还，现在再借，债台高筑，恐怕光是利息都难以负担……”
　　何贤豪爽地说：“这笔钱是我借助你，就不计息了。什么时候还，待你的公司周转过来再说。你要答应我的是，让港兴尽快复航。”
　　第二天，澳门各报纸及港兴公司售票处的布告栏，都刊出一条消息，说港兴各条船都将于三天后复航。哪知三天后，手持船票的乘客们到了码头，竟“当头一棒”地又看到继续停航的通告。冯先生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马上拨电话禀告“贤哥”。何贤知道情况后，又赶去见港兴老板。这港兴老板觉得何贤借的款，最终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他深知港兴公司很需要有新的投资者加盟注血，而不单是借几笔钱就可解决问题。于是，他耍个小小的花招儿，到了原定要复航的日子，却又借故拖延复航日期，他是希望彻底将靠山拉上“贼船”，干脆让何贤加入港兴，与他们一道“同船共渡”。
　　港兴老板对“贤哥”道：“贤哥，虽然你大方，不用我付息，但我总要还本啊！如果有你加盟港兴，公司就解决生死问题了。贤哥，帮帮忙，我情愿让出一部分股给你！”
　　这么一说，何贤反倒犹豫起来：“我回去想想，才能给你准确答复。”
　　从港兴老板那里一出来，便经过港兴售票处，一见到那些急于离澳又万般无奈的人们，何贤就决心帮人帮到底，帮港兴就等于帮大众。回到办公室，何贤立即给港兴老板挂电话，宣布购入大来等三艘客轮。8月2日，港兴复航，港澳间水上交通恢复，“贤哥”为澳门百姓又立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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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在澳门以大丰银行为主要经济支柱，而这一“支柱产业”撑旺了何氏家业，令何贤的事业如日中天，不断向多元化的经济领域发展。
　　何氏家族门下，迅疾发展起一系列的产业，这些企业和实业，大多经营得法，因而大丰集团的收入，亦成倍成倍地增加，使得何氏家业一直是澳门的重要经济力量。被澳门人暗地称誉为“影子内阁总督”的何贤，始终关注社会福利事业并起到重要作用。从抗战后期，他便投资于福利交通业，取得了澳门市内公共交通的专利权。
　　为了发展澳门经济，60年代末，何贤又积极倡议建跨海大桥，为的是把澳门同南面的氹仔和路环两岛连接起来。澳门位于广东境内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其范围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总面积为23．5平方公里。
　　澳门半岛三面环海，境内丘陵起伏，从东北向西南依次有望厦山、东西望洋山和妈阁山；中部有大炮台山；西北有青洲山；东部有马交石山等。半岛北面通过关闸与珠海市拱北区相连。半岛的南面就是氹仔岛，岛上也有大小氹山和北澳山等。氹仔岛上有著名的东亚大学(后改为澳门大学)、赛马车场、濠苑城和五星级的凯悦酒店。
　　氹仔岛再南面就是路环岛。路环岛上居民较少，有全澳门最高的山峰塔塘山(海拔174米)；岛的东南部有卫星接收站和著名的风景区黑沙环，以及竹湾泳场。
　　何贤意欲将它们连接一体，自然得到澳门各界人士和澳葡当局的支持。于是从1970年6月18日开始，由何贤经营的澳门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澳氹大桥”的建造工程，这是颇具规模的地域工程，从中足见何贤的魄力和勇气，经过四年多的施工，澳氹大桥在1974年10月5日建成通车。
　　当时，澳门舆论界认为，何贤以4332万元的廉价承接额，建设这项社会民生工程，实在是为开发氹仔、路环西岛的各项事业，起到了铺天梯的重要作用。
　　何氏经营企业，可谓拓足荒远，视野广阔、眼光独到，对新兴产业都能洞察先机。何贤的理想相当远大，这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品格。他不仅在港澳投资工商业，而且拥有拓展海外新天地的愿望。早在1952年，何贤曾经请姚观顺(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侍卫官)代表他到葡属帝汶岛，打算在该岛规划开发垦植业。可姚观顺却不幸患了脑溢血，在送香港医治途中逝世，故此，垦植大业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但是从中人们也可以窥见，何贤经营事业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从80年代开始，我国大量向澳门地区供应石油产品。何贤面对这个新兴行业，又迅速采取应变的经济措施，开办了大明石油公司。大明石油公司，在我国外贸公司的支持下，经销的石油产品占澳门同类商品进口总值的40％左右；其中煤油占74％，轻柴油占77％，对澳门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都有促进作用。
　　何氏家族于澳门拓展业务，数业并举，可谓多姿多彩。然而，也有不少商界舆论和知情人士透露，何贤在经营企业的历史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过分相信别人，且没有一套完整的监督制度，以致给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例如他在香港办的一家独资公司，因为用人不当，结果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另外，何贤还有一个较为“古怪”的特点，就是与人合股经营的企业，从来不让自己儿子插手业务。
　　例如他与人拍档经营的地产公司，建了一幢大楼，他的一个儿子要求接做装修工程，但何贤却不同意！
　　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么？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受惠”于爸爸的买卖？何贤说这样做会损害了拍档的利益。
　　“贤哥”做生意，究竟守的是生意之道，还是做人之道？究竟是经营之道，还是人际之道？他宁亏自己，不负他人。对他人，他永远主张“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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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1年起，何贤不仅担任了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会长；镜湖慈善会主席；立法咨询委员及“法人代表”……他还是澳门教育会会长，多间中小学董事长，以及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校董会主席。
　　何贤仅读过3年私塾，在今天看来可以算作无学历者。但是他见多识广，历尽沧桑，最能体会到的似乎是“百年树人”大业之神圣。
　　1948年6月17日，何贤为澳门捐建平民小学校舍一座，南湾八角亭图书室一座。
　　何谓八角亭图书室呢？原来，在澳门的水坑口至荷兰园一带，过去有个南湾花园。那里面积较大，花园内曾设有音乐台、喷水池、假山、酒水部……是葡国人节日时欢聚跳舞的地方。后来音乐台、喷水池、假山都没有了，只剩下作为酒水部的八角亭。
　　1948年，何贤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副理事长期间，便把那八角亭买下来，送给商会作附设的书报阅览室。没多久，他又拿出1．75万元，把八角亭修饰一新，并且购置了一批图书，供人们阅览。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八角亭完全演变为澳门一处别具一格的“文化景点”了。四十多年来，“八角亭”一直成为澳门最具规模的公众书报阅览室，每当人们走进这里看书抑或读报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已去的“故人”———那关心文化公益事业的“贤先生”了。
　　1948年，或许是“贤先生”的文化年度？那一年，何贤又和澳门一些爱国人士，集资创办了《澳门商报》。但是这份报纸长时间没能获得澳葡当局的许可，到1950年，他们便将《澳门商报》改为小报《新园地》出版。这份小报正式注册时，由“贤先生”出任担保人，交纳了1万元保金。
　　1958年8月15日，在以何贤为首的爱国主义人士的努力下，新创办的《澳门日报》正式出版。自始至今，该报都是以“来自澳门同胞，属于澳门同胞，为了澳门同胞”为宗旨的；其一贯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致力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报道祖国改革开放情况，成为澳门各界进步人士的喉舌。
　　50年代初，澳门人口只有四十多万，而学生已达四万多人。大部分学生都在私立学校就读，而私校的开设又有各种形式。何族崇义堂联谊会开办的崇义学校，就是在1955年由何贤倡议创办的，他还兼任了该校校长。崇义学校收费低廉，每学期会员子弟仅收10元，非会员子女也只收18元。该校开办第一年，学生有六百多人，1957年学生已增至一千多人，是澳门办得最好的学校之一。
　　该校还开办免费夜校，并设奖学金和助学金。学校所有支出不敷之数，全部由何贤倾囊捐助。何贤还被推选为平民免费小学董事会主席。继而他再以银业公会的名义创办免费义学，收容失学儿童五百余人。
　　再往后何贤又发起行动，将“免小”和“免义”两校合并为镜平学校，并为“镜平”新建了校舍，增收了学童。有着悠久历史的澳门濠江中学，是在1932年建校的，何贤曾较长时间担任校董会董事长。在任期间，他积极捐资扩建校舍，并设有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部，每期招收学生四千多名。
　　1981年前，澳门是没有大学的。何贤便率先倡议组建东亚大学，曾任该大学校董会主席。东亚大学的校舍矗立在澳门氹仔岛观音岩上，占地16公顷。自1981年3月28日开办，便设立“四院一中心”，即本科学院、公开学院、预科学院、进修学院和管理研究中心。
　　“东亚大学”即今日之“澳门大学”，这座氹仔岛上的美丽学府，对为澳门培养知识型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澳门由于地方太小，教育之历史底蕴不够深厚，所以大多富贵豪门之子女，都会前往国外深造学业。但是，也正因如此，何贤倾心鼎力办学，资助文教事业，其归根结底为的是广大平民，为他们更多的子女孩童能顺利且及时地得到良好的教育，以拥有光辉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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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春天，正值广州美术馆建馆的第二年。关心祖国文化事业的何贤，又为广州美术馆馈赠了一批宝物。原来，为了充实该馆西方油画的馆藏，何贤一次性从香港购买了英国菲尔氏复印西欧名画206幅，并通过当时广州市市长朱光，将这批名画复制品送给广州美术馆收藏。
　　现在已是广州美术馆副馆长的谢文勇，当时受单位委派接待何贤，并正式接受了何贤的赠送。那批油画复制品，是自西欧14世纪开始，包括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其中有古典派、学院派、浪漫派、写实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以及现代各个流派等78位著名画家的作品；更有像意大利绘画大师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现实主义大师柯罗的《桥影流光》等经典画作。
　　这对研究西方之油画，无疑是极为可贵的资料，因为何贤在澳门的时间比较多些，所以“大丰银行”办公室里的陈列，多了一些他心爱的古玩和名人字画。在办公室的一面壁橱里，有很精致的古玩，四周都是大陆名画家佳作，有画家黎雄才的巨幅，也有叶剑英亲笔题字送给何贤的李可染佳作。
　　那批古玩中，最醒目是七个高矮相同、栩栩如生的清人坐像，单看其神态与衣褶，就知道不是工艺“行货”了。这七个黑铜色的人像，是广东石湾陶塑手艺最好的一位清代名家师傅陈渭岩亲手塑造的光绪皇、洵贝勒、庆亲王、肃王、端方、张之洞与李鸿章的人像。据说，何氏家族收藏的古董，有的价值连城，哪怕古董商曾出1000万港元买一件，何贤也不相让！
　　什么宝物如此稀罕呢？这里有最值得一提的话题。有不少外国收藏家，都知道宋代的“紫锭水洗”和清代的“醉红”两件珍品在何贤手里，便千方百计地想将它们买到手。何贤不是慷慨仗义之“哥”么？惟独这两样东西，无论怎样打他的主意，他都死活不肯出手卖给人家。
　　“贤哥”也有吝啬的时候？对。这两样东西，他居然“吝啬到了家”。何贤与人说：“这是中国的国宝，我要送，也得送回祖国去。”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给买主们候着磨着问来问去也不好。何贤说到做到，心里一疼，送！
　　他终于割舍了宝物，将其送还“娘的怀中”。何贤和夫人陈琼一起，在黄子雅的护卫下，搭乘火车，日夜兼程地将宝物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馆展览。博物馆负责文物的工作人员，睁大了双眼，喜出望外地说着：“这醉红花清代仅做了三只，一只烧坏了，一只被盗卖到日本，而今就只有这只了，真是无价之宝，无价之宝啊！”
　　这两件宝贝，何贤当初究竟又是怎样弄到手的呢？何贤自己对人讲过，这两样东西，本来是平地黄的收藏。据说陈济棠那阵子想买下，出价到20万银两，但是平地黄无论多少钱也还是不肯卖出。平地黄的女婿见状，便揣测这两件东西定是比金子还贵重的宝物，也总惦记着算计着，他想将之拿到手。后来抗战期间，这女婿做了汪精卫的部下，好像是当广东财政厅长吧，他凭此显赫身份就将两件宝贝拿过来了。何贤又听人说当初这女婿爱这宝物如命，战事中一听到警报有什么不妥，就赶忙随身带上这两件宝贝一齐走……
　　抗战结束后，这位效忠过汪伪政府的女婿潦倒了，度日维艰。这时便找到何贤，何贤出七万银两买过来了。何贤一脸苦笑地对人说：“买到手就麻烦啦！威士忌都去掉我几百箱呢！因为那些外国人听见我有这两件宝物，成日从早到晚都有人磨着要看要买。”
　　何贤实为忠厚之人，他后来对人说：“如果有人肯捐十万元美金给澳门做善事，我就送给他。”
　　老朋友何柏劝何贤说，这两件东西如此珍贵，叫他不如捐给广东博物馆。何贤想想也是，就同夫人托着两件宝送回广州。哪知朱光市长一见，说这两件东西，应该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馆才对！何贤听从了朱光市长的建议。直到今日，国宝始终摆在故宫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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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不是艺人，也没有从事过艺术工作，然而他从小就喜欢戏剧曲艺，酷爱粤剧和广东音乐。当然，这当中离不开“第五夫人”陈琼的熏染并得益于她的影响和“训练”。
　　何贤与陈琼结为夫妻后，因为陈琼的粤曲唱得字正腔圆，缠绵宛转，几乎达到了专业水准，故常常于春江花月之夜，伴着朗朗清风，在花园、阳台为“贤哥”高唱一曲，有时兴致所至，两人还常常你应我和地对唱开来……
　　陈琼虽不是职业演员，却可谓澳门一位资深唱家，她的粤曲唱得好听也是公认的。陈琼曾道，她学唱粤曲虽未正经八百地拜过任何人为师，但亦有许多名家指点过。
　　她唱曲的心得，总结起来，“基本功是最重要的”，起码的要求是板稳、吐字清晰、运腔圆滑、收放自如等方面。
　　书画家邓芬(徐柳仙唱的“梦觉红楼”的撰曲者)对陈琼演唱的“梁山伯归天”中的唱段，都提过他的意见。
　　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名门太太有如此大的冲劲和痴迷去钻研粤曲艺术呢？
　　陈琼说，是她的丈夫何贤平生最喜爱粤曲所致。换句话说，是陈琼对“贤哥”投其所好了。
　　何贤关注并参与了相当多的演艺活动，他不但组织过澳门著名的濠镜音乐会，而且组建了不少剧团，经常搞演出。
　　平时一回到家里，何贤就打开留声机听粤曲。而陈琼，就是为了丈夫的喜爱和参加演出活动的声誉，才严格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尽力将自己的这项特长，发挥到最佳效果，最棒水平，以不辜负何贤的期望。
　　一般人出台表演的首次经验，大概都是在一些较小规模或较不正规的演出场合吧？但是，陈琼的首次演出，却是在广州的海珠戏院(今称人民戏院)！
　　日后回忆起来，陈琼在百感交集中，流露出羞羞的怯意……噢，如梦如烟的往事，好似就发生在昨天，观众热烈的掌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那是1961年，丈夫何贤带领濠镜音乐会回国内交流，陈琼第一次登台，心情有点紧张。
　　何贤便安慰她说：“第一站去石岐，唱过之后才去广州，应当没有问题，不要怕呀！”
　　哪料到，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曾生，却要求第一场在广州演出！
　　陈琼更为紧张，几天下来竟瘦了三磅！事实上，第一场招待的是地方首长、文艺界和戏剧界的同行，名伶马师曾等都是座上客，陈琼之心理压力当真不小，能轻松么？
　　不过，陈琼确实具有极坚实的功底，加上同台演出的演员也都是颇具分量的名伶，陈琼的临场表现丝毫不差。那一晚，她的平喉独唱《贾宝玉夜祭芙蓉神》，赢得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那次巡回演出，奠定了她在澳门曲艺界的地位。也因夫人所长，也因情有独钟的何贤，对影剧艺人、名伶歌手们有一份情深如海般的关怀与体贴，跟他们一班人马接触起来更为平易亲切，其乐融融。
　　三十多年来，举凡来澳门演出的剧团、乐团、曲艺团、杂技团等，以及到澳门访问的红伶们，何贤都会亲自出面接待。其间有碰到困难的，比如上座率低，入不敷出；或囊中羞涩，脚钱短缺；或有天灾疾病，飞来横祸……何贤必定伸出救援之手，为替大家排忧解难，有时就自己倾囊相助，反正务求使艺人们心情舒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何贤每每到香港，抑或来广州，只要是能腾出时间，他都会去看望这些粤剧艺人。有时为了节省时间，他不便来回跑腿，就索性设席于酒店宾馆，邀约上一些相熟的艺人们来此聚会，把酒言欢，畅叙一番从艺之甘苦，人人欢颜笑语，落泪中也有着知己互相倾心的痛快。
　　如此，省港澳的粤剧艺人们，都称何贤君是“小孟尝”，还称陈琼作“三姑娘”。
　　何贤夫妇成了艺人们的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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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及香港沦陷后，不少艺人辗转流落到澳门，他们不能经常演出，又无固定薪水，处境令人怜惜。在这困难时刻，为保证艺人正常演出，解决他们生活的困窘，何贤先后买下平安戏院和国华戏院，安排各剧团演出。他还组建了一个新声粤剧团，自当班主，将流落澳门的粤剧名流任剑辉、白雪仙、欧阳俭、陈艳浓等吸收入团。
　　其间虽历经甘苦，却是从组建之日起，一直经营到抗战胜利，任剑辉和白雪仙重返香港才告解散的。所以，30年后何贤病故香港时，任剑辉带病在灵堂守了三天灵；而白雪仙看着何贤的遗体泣不成声，一直陪送何贤之灵柩到澳门安葬。她哭道：“与贤哥生不能再相聚，就让我们多陪他一会儿吧！”任、白两位名伶为何如此心痛感怀？那是因为她们永远都没有忘记，在30年前那段战乱时期极其艰难的日子里，何贤曾给予过她们雪中送炭式的援助……
　　也是在抗战后期，粤剧大老倌(演员)马师曾和红线女从香港到澳门演出，何贤亲自款待他们，食的住的花的，全由何贤包了。当时红线女身体不好，何贤就叫镜湖医院派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病，使她能上台亮相。
　　年逾90高龄的著名粤剧老倌白玉堂，是与马师曾、薛觉先齐名，三足鼎立艺坛的粤剧泰斗。白玉堂在战前和芳艳芬演出时，也是由何贤当班主的。多年来，何贤始终惦念着老迈体衰住在香港粉岭的白玉堂，常常去香港看望他。
　　1983年当白玉堂从报纸上看到何贤逝世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赶到灵堂守灵。他对人说：“贤哥帮助过不少人，有人求助于他，他必然会挺身而出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粤剧名伶红线女，90年代到澳门去，也曾由黄子雅陪同，专程到何贤坟墓致祭，表达哀思。
　　1955年初春的一天，在澳门利为旅酒店的地下餐厅(即今南通银行原址)里，马师曾就与“贤哥”面对面坐在一张餐桌两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着什么……
　　那几个月里的马师曾，正处于人生的岔道口，那或许就将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吧———他要告别香港，回祖国大陆工作。
　　中共港澳工作小组的吴狄舟已经就此事同他谈过许多次，回去后的工作安排、生活待遇、住房等等均已谈妥。而在这一系列计划的酝酿和决定过程中，马师曾的“每下一步棋”，都征询过何贤的意见。他俩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尤其是5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萧条，粤剧不景气，老马的叫座率明显下跌，收入锐减，手头也日渐紧缺。何贤每次到香港看望他，都少不了要问：“日子过得怎样？”
　　听到老马支吾以对，何贤握别时常常给他留下一笔生活费。
　　到了1954年，何贤想到祖国粤剧的发展前景，再想到老马的艺术前途，干脆毫不犹豫地劝他“不如回内地发展”。何贤坦率地同他分析形势，充当内参，说内地这些年很重视戏曲，广州的粤剧舞台热闹非凡，观众十分踊跃，如果你老马杀回去，无论资历还是表演艺术，都是执牛耳之大名角，一定会深得观众捧场和领导重视的……
　　最初老马对走这一步还有些犹豫不决，后来同吴狄舟谈过几次话，又跟何贤交换过多次意见，才决定离港返粤。
　　马师曾已应允为祖国粤剧艺术贡献自己的一臂之力了，可现在，还需“贤哥”先助他一臂之力。怎么？打扫战场，清理债务，反正是些“擦屁股”的事，这不，两人坐在地下餐厅，嘀咕的就是这番事。
　　老马呷完最后一口咖啡，坦言相告：“现在我已没什么留意，只想快点回去，只是还有些债务未了，欠的税款还未交清，我走不了。”
　　“总共欠多少？”这位“直性子”贤哥，比那位更痛快地追问着。
　　老马嗫嚅道：“超过两万元。”
　　两万元，在50年代中叶是笔不小的数目，可贤哥为了鼓励马弟安心回大陆，一口答应替他解决：“你不用愁，税款我来做担保人，欠的债即刻拿钱去还！”
　　老马心中的巨石终于落了地。1955年初夏，马师曾如愿以偿，回了大陆。临行时，何贤想到他回广州重新安家，一定需要花费不少款项，便又送上1万元给老马的伴侣王凤，让她用于安置新生活。
　　何贤对艺人们，就是如此关心，无微不至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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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剧艺人中，与何贤交情最深、最为知己的，当然要数新马师曾。新马与何贤在抗战爆发前，已在广州认识了。那时他们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常常在一起打乒乓球，一起玩乐，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年轻的新马师曾那会儿染上赌瘾，天天离不开赌场。何贤以一个大哥的身份劝他，叫他不要沉湎于赌博，否则误了自己的学业和前程，新马听不进去。
　　何贤气了，干脆把他的钱全部缴收，锁进抽屉里，为的是防止他再赌。就这么捱了一阵子。可终于有一天，新马师曾赌瘾又上来了，他东翻西搜地把钥匙搜出，偷偷开了锁，把钱拿出来又到赌场去搏杀，结果输个精光。
　　何贤得知却没有厉言疾色地骂他，也没有讽刺挖苦他，只是启发他：“往回想想，你赌了这多年，是赢了还是输了？就算给你赢过一两次，最后还不是又输光！还是正经做人实惠又安全。”
　　日后，新马师曾每每谈及这些往事，都感慨：“没有贤哥，也就没有今天的新马仔！”那次听了何贤的苦口婆心的相劝，新马再也不好意思去赌了，从此戒了赌瘾。
　　新马师曾每到澳门，都住在何贤家，两位老友常常谈心到黎明，而何贤每到香港，也必去看新马。何贤在澳门常常为筹款办善事而发动义演之举，每每邀请到新马，他必定慨然允诺，从不会摆架子，更不会计较报酬：“贤哥叫到，有什么好说的，去！”
　　而新马的夫人祥嫂，对“贤哥”确也是非常尊敬。何贤过港时，每到新马家做客，祥嫂便要将一盒盒人参送给贤哥补身提气……
　　80年代初，当何贤听到新马可能与红线女再度合作出演时非常兴奋，曾说过一定要在电视荧屏上看他们的演出……
　　可惜，何贤没能等到那一天。而今，新马师曾也已成了故人。
　　往事如烟。内地解放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长一段时期同港澳隔断开来。也因此，三地间艺人们绝少交往，自然，更谈不到什么文化艺术交流了。
　　何贤觉得这不是正常现象，可以说太不正常了。何贤十分清楚，省港澳的粤剧艺人们，关系是异常密切的，或师徒，或亲属，或姻亲。往日组班搭台演戏，亦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如今大家“老死不相往来”，既不合人情，更妨碍粤剧艺术的发展，艺人之间也难以互相学习、促进和共同提高、发展。
　　为打破这个不合理的僵局，1958年新春，何贤率先行动，他特地邀请了广东粤剧院第一团来澳门演出。有了这次突破性的“开门红”后，紧接着1960年春节期间，何贤又邀请这个团再来澳门访问演出。这第二回的出场阵容非常整齐，著名的粤剧大老倌白驹荣、罗品超、楚岫云、罗家宝、少昆仑等都来了！何贤兴奋地亲自驱车到拱北海关迎接，在盛大的招待会上致欢迎词，而后安排他们在澳门最大的戏院“清平戏院”演出。
　　何贤与马万祺、傅德荫等社会名流们到场观看，热情捧场。此次演员由于名伶云集，轰动了港澳。许多香港戏迷每天下午特地坐船过澳门来看戏，结果演出欲罢不能，只得加演，一连演了10天，场场爆棚。那是令今日艺人们无限感慨的繁荣场景……演出结束，打道回府之日，何贤又设宴饯别，依依不舍。
　　他对广东粤剧院这一次访问演出的成功感到由衷高兴，他说这是一次“大突破、大交流，大胜利”。从此以后，三地的艺术交流便逐渐频繁起来了。交流都是双向的，理应有来有往，相互观摹呀。为此，才有了陈琼首次到广州海珠大戏院登台献艺之事。那次是1961年10月初，何贤特地组织了一个业余音乐曲艺团赴广州公演，称之“濠镜音乐会”，何贤自任团长。由于那是建国后港澳到内地的第一支文艺演出团，因此他们抵达广州后，受到了广东省、广州市文化局和文联，以及粤剧界曲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濠镜音乐会”被安排在海珠等戏院巡回公演，也是那时起，陈琼登上了粤剧大舞台。
　　广东省众多文化人、艺人，都盛赞何贤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爱国爱乡有长远眼光、有胆识的壮举”。实为可惜———那种渐入佳境、大有起色的艺术交流，好景不长，便被“文革”的腥风血雨腰斩，被一股粗暴的逆流冲断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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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浩劫中，内地的粤剧艺人十之有九成了“牛鬼蛇神”，或关入牛棚，或下放干校，或遣送回乡……昔日体面骄傲、神采飞扬的名伶红角，成了一群“臭戏子”，只有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当时岁月里，红线女的遭遇人人皆知，人家避她惟恐不及，谁还去探望她？可何贤不怕。他到广州时就径直去到她家，“雪中送炭”地给予人生最珍贵的理解和友情。红线女因挨斗、受管制，身体很坏，疾病缠身，何贤回澳门后还不断给她寄药，帮她治病调理。
　　何贤去香港，跟任剑辉、白雪仙又谈及红线女的境况。任、白两名伶道出苦衷：“我们也很想去看看她，只是对内地的情况不熟悉，只怕犯了规矩，累人累己呀！”
　　何贤说：“不怕，只是探望朋友，犯什么法？我带你们去。”
　　贤哥说到做到，他果真带着任剑辉、白雪仙看望红线女了！在那个六亲有如陌路，连夫妻也反目成仇的残酷岁月里，居然有朋自远方来，有故交从故地来，来看一个处境艰难、潦倒落泊之人，怎不叫红线女感动涕零……
　　“文革”当中，另一个处境很惨的艺人是罗家宝。这位粤剧小生原先是在新加坡和港澳登台唱戏的，1951年何贤在香港碰到他，见他英俊潇洒，演艺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便说：“祖国的粤剧艺术是会发展起来的，那边人才济济，你回去也好舒展拳脚，发挥自如，因为祖国的舞台天地更大更广阔呀！”
　　1954年1月，罗家宝毅然来到了广州。罗家宝在广州一登台，便迅速走红，成为著名小生。他的唱腔独树一帜，被称作“虾腔”。何贤每次到广州，碰到家宝登台必定去看；而每次邀请广东粤剧团到澳门演出，也都不会忘记他。
　　1960年新春，罗家宝到澳门访问演出时，就住在何贤的家里。十年浩劫一开始，罗家宝就被“揪”了出来，以后便被送到梅县管制劳动。那十年中，何贤每次来广州都要打探罗家宝的消息，甚至直接向省里的领导部门问他何时才能释放？终于到了1978年，家宝从梅县回到广州，可他的问题还未澄清，被安排在工厂劳动，接受审查。忽有一天，家宝风闻“贤哥”来到广州，请省市的粤剧界朋友吃饭。家宝听说邀请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可他一直没接到通知，也没收到请柬。罗家宝很想见一见久违的老朋友，他请示广东省粤剧院长郑泽才：可不可以去见何贤？郑泽才说要请示省文化厅领导；结果还是认为他的问题尚未弄清，不宜出席……
　　家宝心中遭一重棒，泪在眼里打着转儿，却没让它们落下来。家宝想法子打听到何贤住在爱群大厦14楼，便打电话到何贤的房间。何贤已知晓家宝不能来参加宴会，就关切地问：“你的身体怎样？”
　　“我很好。”家宝说。
　　“你的声带呢？”
　　“没有损害。”家宝心中又一阵辛酸……
　　“……”电话里沉默了片刻。
　　还是家宝先开口：“贤哥，你保重，不用惦记我！最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
　　何贤也道：“你也要保重，我已同领导讲过，希望加快解决问题，将来你还可以出来演戏。”
　　“……”这回，是家宝没出声，但他含泪默默地点头，放了电话。那一回，咫尺天涯，人在一城，却未能相见。第二天，何贤再到广州，知道罗家宝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并且正在沙河戏院演出《苏小妹三难新郎》。何贤即刻跑到沙河去观看，尔后，又去看他的看家好戏《柳毅传书》。看完家宝的戏，保贤真的吃惊不小，他感到无比欣慰。归途中，何贤对陈琼说：“家宝虽然耽误了10多年，看来还未丢荒，声音还可以啊！”
　　1980年，罗家宝与粤曲名伶李丹红结婚了。那时日罗家宝只有一个10平方米的小房间，令他好不为难。恰好何贤又到广州，他便将这个最烦心的困难告知了何贤。何贤一听，非常干脆道：“我在西关有一间屋，空着没人住，可以借给你。”
　　何贤带着罗家宝径直来到昌华街多宝南横28号。天哪！这哪是一间，房子相当宽敞，三层共有七百多平方米！何贤说，这所房屋当年是用343万港元买下的。罗家宝无言，只有闪着泪花点头感激。何贤说：“这房屋得略为装修一下。”说罢，掏出一千多元连同手上的钥匙，一并交给罗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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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说，“文革”以前，何贤组织省港澳的艺术活动和演出交流还带有冒险尝试的意味，那么，到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何贤就更可以大胆地组织内地和港澳间的艺术交流活动，也更能敞开心扉地和艺人们频繁交往了。
　　1978年冬，中国艺术团访澳，1979年春，东方歌舞团访澳，1980年春，中央乐团独唱奏乐组访澳，何贤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们。而1980年6月，广东粤剧团一行59人赴澳门演出，更是轰动一时，此次活动从始至终，演出、宴会、游览，所有的节目何贤都亲自过问，安排妥帖。
　　如此看来，何若“贤哥”活至今日，可谓一个出色的“演出经纪人”角色。更令艺人们不能忘怀的是，1983年7月，何贤又邀请了罗家宝、卢秋萍等到香港演出。可那时他已确诊患了肺癌，决定要到美国治疗了。
　　人们劝何贤：“你抱病在身，又不在家，谁来接待他们呢？不如取消这次邀请吧！”
　　何贤执意不肯：“不可这样做，既然邀请信已发出，就不要改变计划。我不在家，由厚铧代我接待。”
　　临上飞机前，何贤仍放心不下，还反复叮嘱儿子厚铧和联艺公司经理霍强要做好接待工作，不要出岔子，尤其不可冷落怠慢了人家。何贤啊何贤，对待工作竟是如此细腻；对待朋友，对待艺人竟是这般恩深似海，情重如山！
　　何贤不但对粤剧界的“老字号”们怀有深情厚意，对待年轻的“小字辈”艺员，也是关怀备至。他对龙剑笙像对弟弟一样地呵护，对麦炳荣、凤凰女、谭倩、林家声、吴君丽、黄炎等，也都给予过得力支持，卢秋萍，更是在何贤的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
　　何贤的义举，还体现在体育界和电影界。“贤哥”历任澳门乒乓球总会、篮球总会、排球联会、泳联总会及港澳各大体育会的名誉会长。50年代，澳门举办的各种体育活动所需经费、奖品，多由何贤赞助，尤以乒乓球赛项最多。1954年，澳门举办以工人为主的澳门游泳竞赛，何贤不仅赞助了全部费用，而且答应主持开幕式。可开幕前夕，却发现国民党特务有意对此次活动进行破坏，气氛十分紧张，大家都估计“贤哥”不会在运动会上露面了。出乎人们所料，“贤哥”不仅准时到会主持开幕式，还声色俱厉地发表了别具一格的开幕辞：“这次游泳竞赛，澳门各界都踊跃参加，有人却要搞破坏，我们不怕！有胆的就放马过来，我何某奉陪到底……”
　　他的举动，深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老球迷应该记得，“贤哥”也是搞过足球队的。多年以后，何贤与人开玩笑中，无意间泄露了他鼎力参与文体事业的辛苦与艰难。他对人开玩笑说：“若是你同哪个人有仇，想致他内伤，就叫他搞球队兼拍戏啦！最好搞上两只球队，再拍上两套戏，这样你就什么仇都报啦！”
　　这番话，怎么有点像前几年国内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开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这同类的话语，“贤哥”在80年代初就倾吐出来了！他边说此话边笑着摇头，颇有个中复杂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之神态。然而，我们能体悟一个真实的何贤———他深爱着文体事业，又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然而他无怨无悔。
　　已故著名电影小生十三哥张瑛，在香港开创华侨电影公司时，由何贤投资支持，拍了不少健康的影片。改革开放以后，为密切港澳和内地的联系，何贤对电影业也倍加关注。有一次，赴北京开会的何贤碰到了赴北京旅游的香港大导演李翰祥。问及电影方面的信息，两人谈得热火朝天，非常投机。
　　何贤觉得李翰祥应当拍几部规模宏大的能反映中国气派的影片，便建议李导演说：“你为何不到故宫拍片呢？”
　　“噢？到故宫拍片……”李翰祥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
　　“你如果愿意同内地合作拍片，我可以帮助你，尽我的力量支持你。”回香港不久，李翰祥就自己成立了一间“新昆仑公司”，与大陆合拍摄《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
　　李翰祥拍片的大部分钱，都是先由何贤垫支的。据说何贤特地开了个帐户，借给李翰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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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这个巴掌大的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世界级赌城。有人说，是赌博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澳门。也有人说，博彩业历史悠久的澳门，其经济支柱还是赌博，赌博渗透澳门的每一个角落。
　　自1937年起，由傅老榕、高可宁等人组成的泰兴娱乐公司，承包了全澳门的赌业经营权。到1961年签约期满后，澳门政府根据新的法令公开招投澳门赌博娱乐经营业务。泰兴娱乐公司，对既得利益自然不肯撒手，表示绝不相让，在投票时志在必得，霸气冲天。
　　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完全不能小瞧。要问鼎傅家赌霸宝座的，是一个“四大天王”的精英组合：霍英东、何鸿、叶汉、叶德利，这些人都是能摆上台面的响当当的大人物。
　　霍英东和何鸿都是港澳屈指可数的富豪，又都堪称经营天才。
　　在这样一个组合中，作为本世纪初雄霸香江的何东家族后人的何鸿，是个焦点人物。虽说他刚入赌界，但可以说惟有他是带着一股先天的王者之气进入赌门的。
　　18年前，因为战乱而逃离故园，为重整河山，出人头地，何鸿孤身闯荡澳门，那时他身上只有10块钱，历尽相当多的危险与艰辛。8年前，因为恶势力威逼，何鸿忍痛离开了澳门走水道回香港，但那会儿他已坐拥两百多万的家财。再8年后，何鸿成为名噪港澳的千万富豪，踌躇满志地重返澳门打天下。
　　他40岁了，到了“不惑之年”，一定要干一番大事业，干得轰轰烈烈，一鸣惊世。何鸿涉足赌业竞争，完全出于偶然，据说是叶德利受了叶汉委托拉他入股合谋大业的。虽然经营赌业不是何鸿长期谋划的投资选择，但富有商业头脑的何鸿一听就知道，这当然是发大财的最好时机。
　　何鸿最大的心愿，就是要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到澳门，洗掉昔日受过的逼逃耻辱。
　　眼下，博彩业和黄金买卖，正是澳门的两大经济命脉。何鸿深知，倘若他们这方能投得赌业的专营权，那么澳门的两大命脉之一就有了他的份额，这才是最能够消除耻辱重振雄威的大业。所以，何鸿果断决策，拿定主意便义无反顾。
　　由于考虑到自己和叶德利是亲戚，这样与叶汉结成三人组合埋下的隐患太多，因此何鸿又力劝霍英东加盟。霍英东既不同于“职业赌枭”叶汉，也不同于花花公子叶德利，更不同于出身豪门望族的何鸿。他出身贫寒，能由一穷二白变成千万富豪，那完全是靠个人奋斗，凭着血泪汗水累积成金的。所以，他尽管被何鸿说动加盟了，却持小心审慎的态度，并不情愿冒大风险做这类偏门事。
　　但毕竟，在商言商，巨利是永恒的诱惑。
　　澳门赌业是一块肥肉，谁都想争。
　　由此不难想见，这四大天王凑到一起，矢志争夺澳门赌业的经营权，而他们的对手，是称雄澳门赌城长达24年的傅、高两大家族，双方旗鼓相当，无疑是场你死我活的龙虎之斗。
　　傅老榕与高可宁都已作古，泰兴娱乐总公司的现任掌门人，是他们的儿子辈。傅、高家族的第二代均未经过赌业训练，但他们坐吃肥山金海，岂肯将二十多年的家族霸业拱手相让？一时斗起来，搭上数条人命也会在所不惜。因此“四大天王”可谓身负压力，“敌手”的势力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鸿虽然最雄心勃勃，但他身负的压力也最大。因为他的对手，除了傅、高两家族之外，还有当年把他从澳门逼走的那帮势力。
　　那帮势力目前不仅盘踞在澳门，而且实力比当年更加强大。
　　他们倘若知道何鸿踏足澳门，并志在夺取赌业经营权，那必将会极力破坏，甚至暗中与傅、高家族联手，进行疯狂的大反扑。
　　投标尚未开始，气氛已是大兵压境、兵临城下，山雨欲来风满楼，阴云笼罩、闷雷滚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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