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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名人] 崔融的宫廷生涯、谏疏与诗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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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前天 09: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宝剑出昆吾,龟龙夹采珠。五精初献术,千户竞沦都。匣气冲牛斗,山形转辘轳。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崔融这首《咏宝剑》,约作于圣历元年(697年),地点在洛阳。“匣气冲牛斗”一句,是全诗最富张力的所在,也是“气冲牛斗”这一表达的重要早期语源。典故出自《晋书·张华传》:晋惠帝时,张华夜观天象,见斗宿与牛宿之间有紫气。他问精通纬象的雷焕,雷焕说:“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张华问剑在何处,雷焕根据分野判断在丰城,于是补雷焕为丰城县令,命其寻找。雷焕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一曰龙泉,一曰泰阿。当晚再观天象,紫气俱消。这个典故的核心意涵在于:真正的宝物即使在未被发现时,也会以某种方式暴露自己的存在。剑气上冲斗牛,是剑在匣中发出的无声宣告。它不需要被人看见,它的“气”已经替它说了话。

      宝剑的意象在中国诗歌中并不罕见,但崔融没有写剑的杀伐之用,没有写沙场征战,甚至没有写持剑的人。他写的是剑的出处、质地、气势,最后以一个问句收束:要知道天下什么最贵重,拿着这把剑去问风胡。风胡是春秋时善相剑者,一个能识别剑之真正价值的人。

      崔融用这个典故,写的不仅仅是剑。初唐宫廷文人的处境,与匣中之剑有一种隐秘的对应。一个以文字服务于权力的人,他的才华、判断、甚至情感,都被收纳在“应制”“奉敕”的匣子里。他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看,都由不得自己。但“匣气冲牛斗”暗示着另一种可能:匣子可以关住剑身,关不住剑气。职务可以规定一个人写什么,却未必能规定他是什么。“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剑的价值不由剑自己宣告,而由识剑者判定。在崔融存世作品中,这类不以明确仪式功能为目的的诗作极为罕见。它不献给任何人,不为了任何典礼或仪式。它只关于一个意象,一个关于“被匣藏之物”的意象。

    “崔融,齐州全节人。初,应八科举擢第。累补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中宗在春宫,制融为侍读,兼侍属文,东朝表疏,多成其手。圣历中,则天幸嵩岳,见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及封禅毕,乃命融撰朝观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寻转右史。圣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四年,迁凤阁舍人。久视元年,坐忤张昌宗意,左授婺州长史。顷之,昌宗怒解,又请召为春官郎中,知制诰事。长安二年,再迁凤阁舍人。三年,兼修国史。时有司表税关市,融深以为不可。”

      崔融(653—706年),字安成,齐州全节人(今山东济南章丘区)。崔融入仕的路径,是初唐文人典型的“以文干进”。上元三年(676年),他中辞殚文律科,此后累补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中宗为太子时,崔融为侍读,“东朝表疏,多成其手”。这一阶段的经历奠定了他此后数十年的职业身份:为权力核心提供文字服务。

      武周圣历年间,武则天封中岳嵩山,见到崔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封禅结束后即命他撰写朝觐碑文,并由此从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此后他历任右史、著作郎、凤阁舍人,始终处于宫廷文字生产的中枢位置。史臣对他的评价是“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新唐书》则称“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两《唐书》用“典丽”与“华婉”两个词概括崔融的文风,指向的都是同一种品质:庄重、华美、得体,适合出现在皇家仪典的场合。

      崔融并非一个只会写颂歌的人。他具备在具体政务中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具备将这种判断转化为有效文字的能力。长安年间,有司提议对关市全面征税,“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崔融上疏反对,这就是《谏关市疏》。这篇奏疏在《旧唐书》本传中被全文收录,篇幅之长,在崔融存世文字中颇为突出。疏中列举“不可”者数条,核心论点在于区分“商贾”与“行人”:“夫关市之税者,谓市及国门、关门者也,唯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

      这篇奏疏展现了一种与“大手笔”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颂与册是为权力服务的文字,作者的态度是展示、赞美、饰终;谏疏则是面向权力发言的文字,作者的态度是判断、辩驳、劝阻。崔融的奏议继承了初唐魏征等人的讽谏传统,逻辑严密,叙理有序,引前人评语称其“陈六不可,利害深切”。武则天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乃寝其事”。

      武则天于神龙元年(705年)冬去世后,中宗需要为这位“则天大圣皇后”完成最后的体面。刚从袁州贬所被召回、时任国子司业的崔融,被选定承担这一任务。崔融对武则天的感情,恐怕不是简单的“君臣之义”可以概括。他的仕途高峰在武周时期:武则天赏识他的碑文,将他从外州参军擢升为著作佐郎;他的“大手笔”声名,也主要建立在为武周政权服务的那些文字之上。更重要的是,武则天死时,武周政权刚刚终结,中宗复位,张易之兄弟被诛,崔融本人也刚从因依附张氏而遭贬的袁州归来。他被召回撰写哀册,本身就带有某种“将功补过”的意味。

     哀册文属于四言赋体,结构程式化,语言庄重华赡,其功能是在皇家丧仪中追述逝者功德、表达群臣哀思。它既不能脱离礼仪规范自由抒情,也不能像普通祭文那样以私人情感动人。它的“好”,标准在于得体、周全、有分量,而不在于真切。崔融在撰写哀册之前,曾写下《则天皇后挽歌》二首以寄托哀思,被认为“崔融对武后充满感激之情”。哀册文中确实存在超出程式的情感投入,被当时人赞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然后,他死了。《旧唐书》的记载只有八个字:“用思精苦,遂发病卒。”

      以崔融的才力和经验,撰写这样一篇文字本不应致命。他为武则天写过《洛出宝图颂》,为朝廷写过无数大手笔,哀册文的体制对他而言并不陌生。“用思精苦”四字,通常被解读为崔融写作态度认真、反复推敲。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仅止于此,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篇千字左右的文字能够夺走一个人的性命。更合理的理解是:这篇哀册对崔融而言,承载着难以调和的压力。

      中宗复位后,需要对母亲的功过做出某种平衡性的表述:既要肯定她“制礼崇儒、巩固宗庙”的政绩,又不能触及那些不便言说的事情。崔融必须在颂扬与回避之间找到精确的措辞分寸,任何一处失当都可能被解读为政治立场的问题。崔融的仕途与武周政权深度绑定,当他提笔为武则天写悼词时,他写的不仅是一个皇帝的哀册,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画上句号。这种写作,消耗的不是技巧,而是心力,“绝笔而死”。

      崔融在诗歌理论方面著有《唐朝新定诗体》(又名《新定诗格》),通过《文镜秘府论》的征引得以部分保存。该书论“十体”(形似、质气、情理、直置、雕藻、映带、飞动、婉转、清切、菁华),论“八对”,论文病与调声,与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同属初唐声律理论体系。有研究认为,崔融将“十体”凸显于诗格之中,由声律论进至文体学,“开了诗格论体势的新风”。他的诗歌创作或许不足以与李峤、杜审言争锋,但他的理论工作却在律诗定型的过程中留下了痕迹。诗格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匣”——对诗歌形式的规范与收纳,与应制文字对文人的收束,恰成同构。

      崔融死后,谥号“文”。他拥有过判断力,那篇《谏关市疏》证明了他并非没有政治头脑;他也拥有过情感,那篇哀册文中的某些句子证明了他并非完全在“做文章”。但这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只能在极其有限的缝隙中闪现:一次是在制度允许的谏议渠道中,一次是在耗尽生命的绝笔之中。

      他的大多数文字写得很好,好到“当时罕有其比”,好到杜审言在他死后“为服缌麻”。但这种“好”的代价,是他必须将自己的判断与情感压缩到最低限度,直到最后那篇哀册文,压缩到极限的东西终于反噬了他。

     《则天哀册文》写死了他。但杀死他的,或许不是那一篇文字本身,而是那一篇文字所代表的全部:一个以书写为职业的人,在书写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文字之后,终于遇到了一篇必须把自己放进去的文字。他放进去了,然后没有走出来。

     《咏宝剑》则是他更早时候从匣缝中透出的一线光。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一个宫廷文人在某个夜晚,写下了一把剑的等待。那把剑的锋芒,和他后来死于哀册的“精苦”,其实是同一种东西——都是那个被匣子关住却不肯完全熄灭的“气”。只是剑始终在匣中,人始终在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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