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伯赠钟的历史故事与盂县遗迹

智源文

盂县城北，有一条街叫钟镇街。街名三个字，最打眼的是那个 “钟” 字。这个字，指的是一口真钟。街面不算宽，两边是门脸和住户。路牌立在路口，三个字，认得的人多，停下来想一想的少。那口钟，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铸的。钟铸得太大，寻常的路运不进来，非得先开出一条道，才能把钟抬进城。仇犹国的国君答应了。路一通，钟进了城，跟着大钟一道进来的，还有晋国的军队。仇犹国，就这么没了。一口钟，换掉了一个国家。这件事记在《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里，几本古书，各写各的，讲的却是同一口钟。这口钟如今早不见了影，钟镇街却还留在城北，用一个街名，替一座城记着这段旧事。相传那口钟，就埋在这条街的底下。钟到底在哪，史书没有说清，可街名一天不改，这个说法就一天还有人信。问题也就藏在这儿：一个已经亡掉的国，为什么它的名字，没有跟着国一起消失，反倒一层一层，留成了今天的 “盂县”。


示意插图

仇犹是白狄的一支。白狄是狄人的一支，世代在北方走动，逐水草而居。约公元前 569 年，这支人向东迁徙，走到今天盂县东北的古城坪，停下脚，定居下来，立了一个小国。走到这里，山围起来了，水也有了，他们便不走了。这一停，就是一百多年。国不大，四面是山，进出都难。山，是它立身的本钱，也成了它后来亡身的缘由。平日里，山把外面的车马挡住，也把里面的日子圈住；真到了用兵的时候，这重山既是屏障，也是死路。一百多年后，晋国的智伯盯上了它，想要伐它，却被这一重一重的山道挡在外面。强攻不成，智伯换了个法子。他铸了一口大钟，说是要送给仇犹国君，只请仇犹先修一条路，好把这口钟运进来。这一年，是公元前 457 年前后。大夫赤章曼伯看得明白。他是仇犹的臣子，也是那一国里少数还醒着的人。他向国君进谏说：路一通，钟一到，晋国的军队必随其后，国家也就亡了。话说到了，国君没有听。赤章曼伯没有再争，他离开仇犹，逃往卫国。这个人的选择，值得多看一眼：他先尽了臣子的本分，把话讲明白；又保住了自己的清醒，没有留下来陪着一国赴死。路终究修通了，运钟的车进了城，晋军尾随而入。仇犹，亡。亡得利落，也亡得明白 —— 那条路，就是它给自己开出来的一道口子。后人读这段，多叹智伯的巧，却少有人提赤章曼伯那一句 —— 那一句，才是这桩旧事里唯一清醒的声音。

国亡了，名字却没有跟着死。前 228 年，秦灭赵之后的那一年，朝廷在盂丙邑设了盂县。县名没有取 “仇犹”，取的是盂丙邑的那个 “盂” 字。国名和县名，在这里拐了个弯：国用 “仇犹”，县用 “盂”。从这一年起，“盂县” 两个字，开始了它漫长的路。隋开皇十六年，公元 596 年，这里又设过一个原仇县，名字取的是城北的原仇山，像是在提醒后人，这片地上曾经有过一个仇犹；到 607 年，改来改去，还是复了盂县的名字。再往后，金朝把它升作盂州，元朝沿用作州，明洪武七年，1374 年，又降州为县。名字被反复改过，辖境也被一次次切开：1952 年 5 月，东南二十个村庄划归阳泉，到年底，西边二十六个村庄又划给了阳曲；1958 年 10 月，盂县的建制整个被撤销，划归阳泉市；1959 年 4 月，又恢复了建制；1983 年 9 月，正式归阳泉市领导。一个亡国之地，就靠着这样一个县名，在两千多年的行政更迭里，被切开、被撤销、又被恢复，再被拼回来。一个名字能活这么久，靠的是一代代人愿意把它写进户籍、写进地图。名字没有断，是因为总有人在某一刻，替它把这一段接上了。

今天再去看，古城坪还留着一截残墙，高的不过三米，矮的只到半米，风一过，墙头的土就往下掉一点。墙还立着，也算是一种回答。两千多年了，土夯的墙能剩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2003 年，盂县北关墓地出土了青铜剑、车马器、陶器，几件旧物从土里出来，把那段亡国的年月，又轻轻托了一托。东西不多，却都是仇犹人当年用过的。2012 年，全国首届仇犹古国学术研讨会在盂县举行，一群人坐在一起，替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小国，梳理它的来路。地名也还留着：钟镇街、将军岭、折将坪，一个挨一个，散在城内外，像留在纸页边角的旧批注。人从钟镇街上走过，多半不抬头；可只要抬头看一眼路牌，那三个字就还在。钟镇街的街名没有改，古城坪的墙根也没有挪。那口钟早不在了，“钟” 字却一直留在街名上，替这座城记着：一口钟，是怎么换掉一个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