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照邻笔下的长安繁华与个人身世

卢堂志

邓王李元裕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七子，对卢照邻评价很高，曾当着众官员的面说：“此即寡人之相如也。”将他比作西汉的司马相如。卢照邻（约636—695年），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望族，“博学善属文”。二十岁左右，他进入邓王李元裕的王府，担任“典签”（从八品下的官职，掌管文书表启）。在太宗、高宗朝，像邓王这样的宗室王，地位尊崇但没有实权。王府的僚属——典签、参军、文学——大多是“清选”，名义上是“被王爷赏识”，实际上是一条窄路：王府属官的升迁，不走吏部的常规铨选，往往要等王爷本人调任或入朝。卢照邻跟随邓王辗转寿州、襄州、兖州，“迁徙于京城及各处任上约十年之久”，官阶始终是典签。不是他没有能力，是他站在一条不升迁的路上。

       离开邓王府之后，他调任益州新都尉。县尉是九品上的官职，比典签还低。关于这次调动的内情，史书没有留下记载。在蜀中，他与年轻的王勃相遇，两人“纵论诗酒”，同游玄武山。他也与一位郭姓女子相恋，“才子佳人，暗订终身”。但蜀中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秩满之后，他寓居洛阳。

      《长安古意》的具体创作年代，学界有争议。有说系于652年，也有认为作于“初唐的六十年代”，即卢照邻在邓王府任职期间或稍后。但无论是哪一个年份，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他在长安生活过，呼吸过那里的空气，见过那里的街道、车马、宅第、人群。

       唐长安外郭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由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划分为一百一十个坊（隋建大兴城时为一百零八坊，唐增补至一百一十坊），以朱雀大街为中轴，东归万年县，西归长安县。坊门早晚启闭，以街鼓为号，“天明时承天门击鼓，各条大街上的街鼓跟着敲击六百下，坊门开启”，“日落照样击鼓”，坊门关闭之后，全城宵禁，无官府通牒而在夜间行走于坊外，按《唐律疏议》可笞二十。坊是居住区，市是商业区，坊与市严格分离。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考古发掘显示，两市的面积加起来只占长安总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二。

        《长安古意》诗云，“长安大道连狭斜”。“狭斜”是窄巷，在六朝诗歌的语境里，往往指向娼家、酒肆、游乐之地。卢照邻笔下，在那些规整的坊墙之间，存在着另一条通向欲望和消费的、不那么“秩序”的动线。西市在开远门附近，据相关研究，鼎盛时期，西市“汇聚了行商与坐商超过四万家”，行业达“二百二十行”，因此获得了“金市”的别称。来自波斯、西亚等地的商人多达3万余人。西市之内，有“波斯邸”，有“胡姬酒肆”，有邸店，有柜坊，有质库，是一个连接着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枢纽。一个从八品下的典签，时常从西市旁边的大道上经过，看得见那些商铺、骆驼、胡商、七香车，但只是看见而已。

        卢照邻在《长安古意》里写“青牛白马七香车”，写“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写“娼妇盘龙金屈膝”，写“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这些物象的背后，是西市所支撑的一整套消费体系：香料、宝马、金银器、丝绸、酒、胡姬、宅第。长安的繁华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可以用“四万家商铺”“二百二十行”“三万胡商”来计量的。

      卢照邻在邓王府十年，官阶不过从八品下；他在西市附近的大道上看见的“七香车”，没有一辆是属于他的。这是《长安古意》的情感起点：他写的是他看见的城，但他知道自己不在那座城的分配结构里面。

      《长安古意》全诗六十八句，换韵十四次，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开篇写长安大道上的车马与宅第，中间写娼家与侠客的夜生活，再写将相的专权与骄奢，最后笔锋一转，落到“寂寂寥寥扬子居”。前三个部分越铺陈越繁华，最后一个部分越收束越冷清。

       “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写的是执法机构的冷落；“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写的是侠客的横行；“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写的是娱乐场所的兴盛；“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写的是禁军的放纵。卢照邻把长安的夜晚摊开给世人看：执法的门可罗雀，犯法的驰骋如飞，消费的夜以继日，权力的杯盘狼藉。

      “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排灌夫”用的是西汉灌夫在宴席上使酒骂座的典故，“不容萧相”用的是萧何与曹参之间的权力嫌隙。卢照邻把初唐将相的倾轧，套进了汉代的故事外壳里，让讽喻可以借着“咏古”的名义说出来。“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繁华不是被外力打断的，它是从内部自行瓦解的。武三思读到“梁家画阁”两句时，立刻就听出了弦外之音。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高宗晚年到武后称帝前后，武氏子弟的权势正在膨胀，被他们盯上，不是小事。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扬子，即扬雄。扬雄在西汉末年经历过王莽篡汉的乱局，仕途不显，以文章名世，晚年清贫。卢照邻用扬雄来自况，把“年年岁岁一床书”的书生生活，放在了“青牛白马七香车”的大道旁边。他并非因为得不到繁华就说繁华不好，而是在承认繁华的真实性之后，指出了一个更冷酷的事实：那条大道上的繁华，和大道旁边一间堆满书的屋子，属于两种不同的时间。前者的时间是“须臾”，后者的时间是一年又一年。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爱情宣言，出现在诗的中段，夹在娼家与侠客的场景之间。这句话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知道“当下”是留不住的。“节物风光不相待”在后面等着它。卢照邻写爱情的热烈，不是因为他相信热烈可以永恒，而是因为他知道热烈之后是什么。

        初唐的宫廷诗，承接的是齐梁宫体的传统。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笔底下有一种前代宫体诗少见的“力”，是一种把整座城市的欲望和不安都摊开来的力。后世学者认为，这首诗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它带着旧文体的壳，里面却装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形成的某种东西。

       写诗的人站在大道上，看着不属于他的车马，知道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寂寂寥寥扬子居”把一个不在繁华里面的人，放进了繁华的画卷之中。他不说“我恨我不能坐在七香车里”，他把七香车和扬子居并置在一起，让并置本身产生意义、立场。

      “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两句，一写外戚的宅第高耸入云，一写汉武帝求仙的铜柱直插天际，放在铺陈长安繁华的上下文里，本是对权贵骄奢的讽喻。但讽喻的锋芒一旦被权力感知到，写诗的人就要承担后果。据载，武三思认为“刺耳”，卢照邻因此入狱。卢照邻在狱中写《狱中学骚体》，“圜户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严霜”。一个从八品下的典签，在牢里能写的，只有霜。

       后来经友人营救出狱，但身体已经垮了。出狱后不久，他感染了“风疾”。关于“风疾”的确切所指，学界有不同推测，麻风病是其中一种可能。据载，孙思邈曾为他调治，并判断此病“郁怒所致，无法根治”。“郁怒”不只是因为病，卢照邻从狱中出来之后，仕途已经断了。一个有“诗案”在身的人，吏部铨选不会给他好位置。他的病，一半是风疾，一半是“走不上去”的郁结。

        此后十余年，卢照邻从长安到太白山，又到洛阳龙门山，再到阳翟具茨山。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足挛手废”，连走路都成了问题。他在《释疾文》里写：“覆焘虽广，叹不容吾之一生；大道虽长，悲不济吾之穷途。”他在具茨山下“预为墓”，自己走进墓穴里躺过。最终，“沈痼挛废，不堪其苦”，与亲属执别，自投颍水而死。

       他写过《五悲》，写过《病梨树赋》，写自己在病中“宛转匡床，婆娑小室”。同一个人，先写了整座城市最盛大的繁华，又写了繁华之外最孤绝的个体。今天的长安大道，比唐代更拥挤、更忙碌。但“走不上去”这件事，并没有因为大道的加宽而消失。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每天从宽阔的路上经过，路两边的繁华和他有关，又和他无关。这种感觉，卢照邻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已经写过了。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终南山的桂花开了，花瓣飞来飞去，落在人的衣襟上。这是《长安古意》的最后一句，也是卢照邻留给长安的一个画面：繁华是别人的，大道是所有人的，但一朵桂花落下来的时候，它不问你走不走得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