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姬出于氏源流考略

小娘子

东海姬出于氏源流考略

中国于氏，主要有两个大的宗派源头：一是炎帝后裔、复姓淳于氏。周武王克商建国以后，极力推行分封制，封同姓王、近亲功臣建诸侯国。炎帝嫡系裔孙、原夏朝斟灌国姜姓被封于邑州，建立州国，为公爵，世称州公。至春秋时期有州公实，亡于杞，其州国公族定居于故国都城——淳于城，地处今山东安丘东北。后来恢复州国，仍为公爵，改称淳于国，族裔以国为氏，遂有复姓淳于氏。及至唐朝，为了避讳宪宗李纯的“纯”字，被迫改为于氏。宋代以后，有的恢复了复姓，有的则一直沿袭不改。
另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于氏宗派源头，就是黄帝轩辕氏第二十七代孙、周武王姬发之子姬叔。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雄居全国第三十八位六百二十万人（一说二十八位九百六十万人）的大姓氏。本文专就这一宗派的一大主体族系——东海于氏的源头和流向，予以粗略考证。

（一）  河南沁阳邘叔时代

中国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三代之前，属母系社会，姓、氏分称，女人称姓，男人称氏。用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也用来别婚姻，固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分；唯有氏同姓不同者，可以通婚姻。三代之后，姓氏合二为一。应该说，从总体上看是这样。具体说来，则是前后交错衍进的。不少大的姓、氏，在西周前后就合二为一了。姬出于氏，就是这样。
史学界现已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中国人文初祖黄帝轩辕氏，生于姬水——今陕西岐山县岐水，由此得姓姬。其曾孙帝喾，育有四子，依次为：尧、挚、契、弃。弃即后稷，是周部落的始祖。弃之第二十一代孙、兴周先驱——周太王古公亶父，居于岐山周原，育有三子：太伯、仲庸、季历。季历妻为挚任氏之中女太任，颇有贤名，于公元前一一五二年夏历九月十五日生子。是时天呈圣瑞，古公喜出望外，曰：“吾世有兴者，其在昌乎？”意欲立季历而传位于昌。此时，古公亶父前思后想，决计为天降崇孙彰显姬姓，命名姬昌，是为兴国圣君周文王。
文王姬昌不负祖望，矢志全力兴周。遭纣王囚禁羑里期间，悉心演周易，著有《文王八卦》《文王六十四卦》，万世流芳。在宝鸡蟠溪钓鱼台，拜姜子牙为太师，推行富民强国策略，倡导仁政，重视农桑，“九一而助”，积德行善，尊老慈幼，起兵岐山，团结诸侯，最终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宏伟目标，为灭商建国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文王长子姬考，为纣王所害。次子姬发，史称周武王，继承父业，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灭商建周，史称西周。经过四年整饬准备，鼎力推行封建制，先后建了五十三个诸侯国。武王三子（按：一说二子）姬叔，封于邘国，时称邘叔，因以姓传，支庶子孙皆以国为姓，改“姬”为“邘”，后来又改“邘”为“于”。省去右耳这个部首，通常有三种解释：一是古代“邘”“于”通用，二是全为了简便省笔，三是右耳兼有“县”和“城”双重意义，省以表达离开旧国故城不思折返的决心。
邘国都城旧址，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十五公里处的万西镇邘台村东。相关史志、谱牒资料记载：战国（前七二二——前四八）末年，诸侯国之间，疯狂争斗，战乱频仍；地处中原的姬出于氏，经过千年发展繁衍，“族众昌盛，人增地窄，势难居住”，便催发了向周边地区大规模播迁的移民潮。如今的鲁、黑、辽、吉、湘、陕六省，占据全国姬出于氏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山东为最多，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豫、皖、苏、浙、鄂、皖、粤、桂、冀、蒙、川、陕、甘、新、京、沪、津、港、澳、台等等省市区，以及亚、欧、美、澳、非五大洲诸多国家，都有姬出于氏子孙的踪迹。可是，当年的邘国都城，如今是个户超两千、人逾万丁的超级村落，却找不到一户邘叔后裔，几乎是清一色的陈姓人家；六、七万人口的西万镇竟然也是如此！足以想见当年的姬出于氏，破釜沉舟、举族同迁的宏大规模。

（二）  山东郯城于定国时代

史书称，姬出于氏“望出河内、东海”。这就是说，姬出于氏离开发祥地的流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河内。历史上的河内，特指河南省黄河以北区域，秦时设郡，治怀县，即今之河南武陟西南，素有地狭人众之称，农商事业很发达。可以推断，此一支于氏子孙也一定有椒衍瓜分的盛大图景。
另一个主要流向就是东海。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东海为三十六郡之一。辖境范围大致为：今之山东临沂市费县以南，枣庄市和江苏邳县以东，江苏宿迁、灌南以北。郡治在郯——今之山东郯城县政府驻地。当年姬出于氏，几经周折，卜居于此，子孙兴旺，代不乏贤。
对东海于氏的初选定居地，还有说是江苏的东海县。这与史实不符。因为那时这里属于朐县辖区，一千多年以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四二0——四七九年）时，才正式设置东海县。此一时期的东海于氏，当已迁居到斥山了。
如今的郯城县府住地，秦汉之际，曾有一个很大的村落于家庄。（故址在县城南关街）。西汉（前二O六——前二五年）初期，东海于氏出了一位关监狱的小官时称于公。《百家姓探秘》注文引录称：“于公决狱平。东海有孝妇，为太守寃杀。公争之不得，辞疾去。孝妇死。东海旱三年，后太守至。因公言治祭，立雨。公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公谓曰：‘少高大，令容驷马高盖。我治监狱有阴德，子孙必有兴者。’”果如公言，子孙皆大有作为。
汉昭帝（前八六——前七四年）时，于公之子于定国，继承父业，初为狱吏、郡决曹。治狱审慎，有疑者皆从轻处理，时称“宽平”，很快由廷尉、光禄大夫擢升为御史大夫；汉宣帝（前七三——前四九年）时，嘉升为丞相；汉元帝（前四八——前三二年）时，更受器重，封为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亦封侯。因此，东海于氏族裔，不论迁居何处，一般都追尊于定国为远祖。在东海于氏宗祠的大门上，常会出现同样的联语：“东海望族，驷马高门”。

（三）  胶东斥山于敬祖时代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三八六——五三四年）中期，东海于氏的子孙们，又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告别郯郡，跋山涉水，辗转千余里，奔赴胶东半岛的最东端石岛北六公里处的斥山脚下，落地生根，又建了一个于家庄，从而成为入住胶东最早的东海于氏聚居地。故址在今荣成市石岛管区斥山办事处辖区内。但是，老村早已不复存在。原址建起的村庄称作沟李家，村中没有一户于姓人家。我们只能从国史、方志、谱牒里探看当年这里的繁荣和辉煌。
大水泊《于氏支谱·一份》卷首，引用元初著名方志学家于钦（一二八四——一三三三年）所著《齐乘》一书的话：“环斥山而居者，千有余家”。虽然这里没有明说“千有余家”是何姓人氏，我们把入住的郯城于氏视为主体，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不过，在卷首里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为此推定提供支持：“元益都于思容（按：于钦，字思容，曾任翰林院、国史院编修官、御史台都事、中书左司员外郎；后期回老家任山东东西部肃政廉访照磨、益都田赋总管。疑为大水泊始迁祖于坚八世孙。待考）云：齐东于氏皆斥山之望”。经查，原著此句前面紧接着有十个重要的字漏引了；“高门之族居此有千余家”。这里的“高门”二字，非常明确地是援引了“驷马高门”的典故，所指东海于氏定然无疑。其实，东海于姓人家，经过隋、唐、五代、两宋等六、七个世纪的繁衍生息，发展成为一个千户之众的大家族，也不算什么悬事。更何况他们的东进举措，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合族联动。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中期，金兵在北方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染指江南，酝酿迁都开封，从陆地、海上两路并进，大举南侵。地处海防前线的石岛港区赤山于氏，决计进行新的战略转移。这可能是为斥山于家庄故地找不到于姓人家的缘由，提供的恰当注脚。十分有幸的是，道光二十五（一八四五）年在大水于氏合族修葺洪水澜（地处今威海市工业新区草苗子镇辖境内）祖莹时，出土了元泰定元（一三二四）年树立的《洪水澜老茔》卧碑。阳面镌刻着《于氏袝茔之记》，兖州儒学正邑人孙礼撰文，计一千四百字。虽然藓蚀残缺三百一十个字，却基本可以贯联文义。阴面镌刻着篆额“宗派之图”——《于氏宗派图》，记录了自于敬祖以下八世完整的谱系。大水泊《于氏支谱·一份》卷首，将碑记文字、谱系图表，原貌实录，极具研究考证价值。
碑记主题，记叙抗金将领登州镇守于敬祖，及其长次二子士达、于坚以下三代的生平事略。书丹的于良佐是敬祖的五世孙，那时已成家立业，育有二子，任本县儒学教谕，时年应在四十岁左右，与敬祖之间的五世跨度时间一般在一百三十年上下。以此数上推，应为南宋中期的光宗绍熙五（一一九四）年，仍处在与金兵的对峙中。这样，就与碑记中有关敬祖抗金的一段文字接上了茬：“高祖讳敬祖，字孝先……金季板荡，兵革不息。孝先充邓州镇守，把军千户之职……群黎无劫掠之虞。异日言旋，士庶莫不流涕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东海于氏从斥山领出来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非敬祖莫属。他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从定居斥山数百年的于氏巨宗大族中，可以找到的年代最远、名望辈分最高的人。
敬祖指挥族众，离开斥山，受过三迁之苦。首迁崮山后林家庄。谱载：“明隆庆二（一五一五）年，（山洪暴发）涌溢（黄山岗）峰前东，流激，北岸石出，长三丈余，茔兆赖以无虞”。对此，民间有另外一说，“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星石”，舆论一律地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氏家族采信此说，举村就地搬迁，在原址南面不远处重建了一个新村，改称于家庄。二十世纪末，国家统一规范村名，改称爱于庄。不过，当地仍习惯称其为于家庄，现属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辖境，共有二百零四户人家，百分之九十为斥山于氏后裔。据传，其中直接从斥山迁来定居的极少，多数是从斥山迁往它处后，几经辗转迁来的。
迁往崮山后的于氏子孙们，大部分人并不感到满足，不知与那块所谓星石的心理反应是否有关，反正定居了没有几十年时间，就有了二迁之举——迁往依山傍水的洪水澜村。故址在今草庙子镇政府驻地南六公里处。原村久已不在。附近的东泉村，只有三、五户于姓人家，疑为当年守茔的于氏后裔。
大水泊《于氏支谱·一份》卷首，除实录了碑记文字、谱系图表，还收录了两处于氏《老茔记》并各附七支墓碑的铭文——《崮山后老茔七石碣图》《洪水澜老茔七石碣图》。将碑记、宗派图和石碣图等几篇文字联系起来研读，可以对斥山于氏迁徙走向问题形成新的认识：
一、在元泰定元年，与洪水澜卧碑同时，还在两处老茔树了三支墓碑。其中，崮山后老茔二支，所涉于海、国用二公，难以查考；以后在元至正十四（一三五四）年到明洪武二十九（一三九六）年，先后树的五支墓碑所涉诸公亦是如此。这说明那里的墓主人，因从周边散居的斥山于氏后裔断断续续插迁进来，从而造成支系、世次无序失考。
二、与卧碑同时在洪水澜老茔树的一支墓碑，是敬祖的四世孙、良佐的父亲于质（按：铭文残缺，碑记为‘盾’，宗派图为‘质’，存疑）。加上此后至洪武年间所树六支墓碑涉及七公，共有五公谱系图上有名。除于质外，尚有敬祖之孙、于质之侄于琛，于琛之子于江，于江九子从德。这说明，崮山后于氏落脚没住多久，就酝酿转移。墓主人过世时间均不太久远，竟有卧碑书丹者良佐胞弟良佑。同时说明，敬祖抗金的辉煌时期在南宋中后期，其孙于坚迁往大水泊的时间，则在元末明初期。
三、于琛、于江父子，已有谱可查，分别迁往如今的乳山司马庄和海洋郭城村。虽然墓碑在洪水澜老茔查有实据，那应视为随俗回葬出生地祖茔，毋庸置疑。但是，他们是从哪里迁去的，说法却不尽一致。有说是从斥山直接去的，根据不足；应该是从斥山首迁崮山，再迁洪水澜，三迁而去的。还有说是直接从大水泊去的，这不可能。因为他们不在一个支派上，有违宗法理念。另外，近有见诸报端一说，元朝至正年间，斥山于仲保官至兵部司马，由此斥山改称司马庄。此说无法获得史实支持。史载，于仲保，登州海阳县司马庄人，于琛（按：字广）嫡孙，元至正（一三四一——一三七O）年间，由兖州路军民总管升兵部司马，孝名流传乡里。此时的斥山于氏举族迁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
四、碑记文字备述德高望重的登州镇守于敬祖，五世其昌。所育五子，各显其能。长子长孙于斌，锐军副千户之职，敕授忠显校尉，先后任文登、牟平县典吏，“文登县监酒税务都监”（墓志铭语）。育有六子：长子良辅，为吏三十余年；次子良弼，任山东宣尉使司行胶莱海道都漕运司万户；三子良佐，文词雄瞻，学问优长，元延祐三年授中书吏部劄付，充文登县儒学教谕：四子良佑，先后任文登、牟平县令名司……此一世代大家学问能士，对斥山于氏家族的未来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难想见的。可以断言，若无具有远见卓识、名重一时的良佐公，就没有洪水澜老茔卧碑那两篇堪称东海于氏谱牒的金玉之作传世；我们今天要追述宗源族流，就一定难以免受黑暗摸索之苦。
五、与此同时，斥山于氏尚有个别小户，就近迁往如今的文、荣两市境内定居。文登市花岛村和荣成市崖北村的于姓人家，即属此列。这也只是传说，没有史料证据提供支持。从姬出于氏迁徙历史看，每次大转移，都是合族行动。现有史料证明，斥山于氏的迁徙也是“大窝起”的。再则，依据一般规律推断，凡属定居六七百年的家族，发展到今天都会成为一个千户左右的大村庄。他们是从崮山后、洪水澜、大水泊三地任何一处迁去的，都是可信的。这里需要提及一个颇耐寻味的现象。斥山地处荣成，可是分布在荣成境内许多村庄的于姓人家，要问起他的迁出地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大水泊”；而遍布胶东包括大水泊的于姓人家谈到来源时，却多数会说是“斥山”。总体说没有错，具体说来就需要细分一下。

（四）文登大水泊于坚时代

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末年，斥山于敬祖嫡孙、洪水澜始迁祖于坚倡导启动三迁，由洪水澜迁往大水泊，地属今文登市大水泊镇大水泊村。现有九百多户人家，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斥山于氏后裔。
斥山于氏的祖先们，选择大水泊这个迁居地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的。从地理环境看，周围群山环抱，腹地一马平川，是山东半岛东端唯一一块不小的盆地。如今建有可供波音七三七平安起降的国际空港。当年，村中有一条横贯东西、终年水流潺潺的河道，每逢山洪暴发，常会出现中流隆起、高出两岸却不致泛滥四溢的奇观。真可谓“天宝物华、地灵人杰”之风水宝地。
大水泊于氏家族中，有一位在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O）年间做过工部郎中的书法家于熙学，曾经写过一首追述族迁历史的诗：“斥山一别此为家，四百年来水北涯。忍字相承今六世，门前不改旧桑麻”，至今仍在族中流传。这里说的“四百年”，是在没有发现洪水澜卧碑尚不知道三迁之说的前提下作出的判断。如果把在崮山后和洪水澜两处居住接近百年的时间扣除，应该说是“三百年”迄今为止，斥山于氏在大水泊定居的实际时间应有六百余年之久。这是大水于门子孙昌繁的六百年，也是人才辈出、代不乏贤的六百年。
光绪版《文登县志》记载：顺治乙未（一六五五）年科考，大水于氏一门同科三进士——始迁祖于坚十三世孙于鹏翰与儿子于涟及其从远孙于可讬，父子爷孙同榜联捷，轰动京城，名闻遐迩。
据有关谱牒资料记载，鹏翰之父应第，明末岁贡，是名躁乡里的善士贤达。崇祯十三（一四六一）年，山东闹灾，饿殍遍地，人死过半。应第路设粥棚，坚持数月，广济饥民。乡间士庶，赞语不绝，崇其三义：捐义莹以收白骨，立义仓以备凶荒，建义学以教子弟。同时召集流亡，助以耕牛、种子，帮助复归本业。时人称，应第积有厚德，上苍必赐洪福报于后人。
应第子孙，多有作为。长子鹏翚，顺治乙酉（一六四五年）拔贡，官至福建先游知县。三子鹏翀，顺治壬辰（一六五二年）进士及第，为尽孝道，照应年迈双亲，拒受远任，就近在灵山卫做学博，代理教授。次子鹏翰，在胞弟摘得进士桂冠四年后，携子同榜联捷登进士。四子鹏翥之子于渶，康熙丙辰（一六七六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在科考史上，一门四进士，文登仅此一家。
鹏翰曾为江西峡江知县，时值由乱向治，兵戈不息，百姓苦不堪言。鹏翰捐资顾船募丁，应对军需；为民请命，减免皇粮；变卖坐骑，资助农耕；致力兴学，端正民风。履职两年，峡江大治，百姓绅士请祀乡贤祠。
鹏翰次子于涟，字清漪，号桐江。与父联捷及第后，首授云南楚雄府推官。勤政清廉，府无寃民，百姓称颂。巡抚器重，留任省城，托予审理疑难要案。时遇平西大藩吴三桂，专横跋扈，陷害忠良，密谋策划上疏弹劾高巡抚。于涟据理争辩，迫其消除邪念，保得忠臣免遭涂炭。父亲病故回家守孝三年后，调任义乌知县，力推兴学倡考，劝农息颂，革除县衙弊端。未及一年，盗颂皆息，义乌大治。同时协助平乱，卓立战功，虽为旗人瞒报冒领，亦点无怨言、异动。被邑内百姓赞为神人，先后为其建造三座生祠，表达崇敬和祝福。此等超凡事迹，后来惊动朝廷。康熙十四（一六七五）年，在京城隆重举行“特赠于涟四代正一品封典”，钦赐蟒服，补功追奖加十一级、晋阶一品，升吏部员外郎，转郎中，把大水于氏的族望推到了极致。
与鹏翰父子联捷的于可毻，字阿辅，号龙河。入编《世界名人录》，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长于理财，首创三联单记账法，官至户部左侍郎。
可讬极力鼓励后裔，学习先祖的眼光，向周边风水宝地播迁。一九三三年续修的大水泊《于氏支谱· 一份》有一段绝妙的序文，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缅稽我祖，图腾斥山。而崮山后，而洪水澜。至大水泊，是曰三迁。始迁之祖，名讳曰坚。衍兴几祖，四百余年。龙河继起，兄弟蝉联。一而传后，昆季十三。族益日大，支益日繁。人丁剧增，讵能合爨？里仁为美，择地而安。东至海际，西至昆山。南北迁移，各成家园。”事实正是如此。那时，可讬兄弟四人的子孙们，迁往文、荣两县定居的村庄已有四十一个，且均有谱载始迁祖名号。其中文登三十一村：东北庄、苏家泊、西行（邢）村、藕湾头、黄庄、北洼、泽上、北产、迟家河、小沟、大河、长湾沟、薄落后、靳家、芦子口、兰宅、江家庵、丁家夼、西南台、西北台、乔子头、北水道、养鱼池、大百户、西海庄、岜山后、岔河、梧桐庵、三庄、桑行埠、县南门里等；荣成十村：单家、茂柞圈、绿对岛、海崖、于家台、楚家庄、乡宦庄、陡岗后、东楼、白云东等。据文登一九八五年统计，全市共有三百八十五个姓氏，于姓为第二大姓，六万五千多人，居者九成村。
以于可讬为代表的大水泊于氏家族先贤们，还主张远亲婚姻，不计较山高水远，与名门望族联姻，追求优生优育。文登的徐、张、吕姓，福山的古现王家，均属远近闻名的大家望族，大水于门数代与之联姻。可讬一家，有清一代出了三个著名书法家，誉称“一熙（熙学）二迈（于迈）三方石（令淓）”。熙学为可讬嫡孙，清工部郎中。于迈为熙学次子，清岁贡生。方石为可讬之子、清肇高廉罗道按察使司副使于其珣嫡孙，清副贡、北元，赐翰林院检讨，充莘县教谕，擅榜书，乾隆有评；与湖南乡贤赵进士联姻，育有四子，长子书佃，清三魁，充济南府学训导，诗书俱佳，所书大明湖石坊匾额、碑记，声名远播。方石之孙于湘兰，道光举人，文武全才，先后充新台、平原县教谕，寿宁、台湾知县。可讬十世孙于植元教授，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荣膺“国学圣手、民间文化大使”美誉，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待遇，入编世界名人录。其母为咸丰丙辰进士、户部郎中张书甲之嫡孙女。

（四）  辽宁奉天于文龙时代

清朝初期，从大水泊于氏家族中走出一位政声斐然的一品大吏于涟，可以说九州大地为之一振。那时，大水于氏族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令人高看一眼。据辽宁省北镇市北地村正在攻读硕士的于洪娜介绍，他们村中现有于姓人家三百多户，听祖父辈讲，根在大水泊；祖上在清朝初年立了大功，朝庭给予厚封重赏；为了报答皇恩而迁来辽宁，加入满族，列正黄旗。此点正与于涟在康熙年间追奖补功的那段辉煌历史相吻合，也为如今在大水泊村流传于涟后裔多数去了东三省的说法找到了历史根源。
与此同时，于涟堂弟、一个很不显眼的底层小吏—奉天巨河巡检于文龙，从大水泊启程赴任，很是风光地干了几年，极大地吸引着族中那些身强力壮、志存高远的年轻人。据大水泊《于氏支谱·五份》记载，由文龙四子永祖抻头，先后有文龙堂兄长冷、嫡侄仁士二人，堂孙式爵、本仁、养正（于涟嫡孙、乾隆朝封疆大吏江苏巡抚徐士林的姑爷）等十八人，堂曾孙履墉、世江等六人，前后共计牵动了六代二十七人、户，奔向奉天定居，并向周边寻求发展道路。如今活跃在辽、吉、黑三省的东海于氏子孙，很大一部分可以从奉天这个宗流上进行血脉链接。
差不多与此一时期可以重叠的是，斥山于氏的一支后裔，从郭城迁居奉天复县。据于永昭主编的《复州城南于氏家谱》记载，乾隆二（一七三七）年，山东闹灾，海阳郭城于德伟（斥山于敬祖十九世孙），为谋生路，携带正、仁、义、礼、信五个儿子，从山东海阳郭城村来到奉天复州城南夹河心落户，后来迁到如今的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黄旗村定居。现已成为一百六十多户、八百多族众的大家门。他们中的不少后裔，也向周边播迁，遍及关东三省。
此外，还有从如今的乳山司马庄迁来的一支斥山于氏。去年秋天，通过旅港乡亲、好友陶骏烈先生牵线搭桥，我接待过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曾为台湾少将记者的于文女士，得知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风至的祖居地是司马庄。遗憾的是到死她也不知道什么年代迁去的。通过陶先生和于女士还了解到，张作霖的夫人是于女士的姑妈，都知道自己虽然出生在沈阳，根却在大水泊。于女士的族叔于斌，是著名的红衣大主教，与蒋介石是磕头兄弟。虽然出生在黑龙江，长期住在台湾，却一直惦记着寻找自己的根——大水泊。不幸的是，一九七八年在梵蒂冈教皇葬礼上溘然谢世，留下未了之愿。
二OO二年春天，经于植元先生介绍，接待过回胶东寻根的丹东市文联主席于绍刚先生。他们那里的于氏家族，一直是只有模糊的传说，祖先是从胶东迁去的，却不能象于风至、于文、于斌那样知道祖上迁出的具体村庄。在胶东白跑了一圈，无果而返，为手中将要脱稿付印的谱书，没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和他一样留下的是深深的遗憾。从此以后，我加倍努力进一步留心有关东海于氏史志谱牒资料的搜索、积累、考证，先后查阅了大水泊的铜版五卷本《于氏支谱·一份》和手抄本《于氏支谱·五份》，司马庄的《斥山于氏支谱》，于永昭主编的《复州城南于氏家谱》，戴云卿主编的《中华修谱全书》，黄节厚主编的《百家姓探秘》……还在《辞海》《文登进士》《文登市志·简本》《百度百科》《四库全书·齐乘》《于姓的天空》网页上，浏览了相关内容。对东海于氏的源头和流向有了新的认识，才有了上述所谓五个时代之说。但是，仍然留下了诸多遗憾。最大者则是对迁居东北三省的流向所知甚少。但愿，通过初见端倪的大水泊、司马庄、郭城村等三条支流，迁往辽吉黑三省的东海于氏后裔们，包括旅居海外的那些游子精英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源头。0 ~0 d5 d; t7 u& F) h
至于通过其他渠道入住关东的东海于氏，无非以下几种情况：从关内参军调防关外就地转业定居的，家在关内报考关外大专院校毕业后就地分配的，上个世纪中叶“盲流”过去的。尽管总体人数不一定太少，却多是不成批次规模的。好在这部分人年代不长，不存在寻根难的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从胶东包括关内其它地区入住东北三省的东海于氏子孙，返流关内的人数也不算少，其中有的还撇开故乡易地而居。北京通州有个于辛庄，就是大水泊于氏一对兄弟闯了关东，几经磨难辗转，回到关内，卜居于此的。他们的后裔于淼，曾于一九九三年前来寻根，说到他们的家祠对联是：“东海宗址传燕冀，斥山家世壮宏图。”
末了，一段有关东海于氏的历史，需加特别说明。《百家姓探秘》在于氏条目三，引入《路史》所载：“东海于公裔孙随拓跋陵徙代（州）为万忸于氏，至魏孝文帝复为于”。接着解释道：“其实这一支于姓本为汉人，也是于姓，世居山东东部，只是随拓跋氏迁居代州，入了鲜卑族，改为万忸于氏，后又恢复祖姓于氏。还有，勿忸于氏也改为于氏。”这是历史。但是，对许多东海于氏后裔来说，接受这段文字却有心理障碍，幻想于虚无，寄托于避讳。于永昭先生主编的《复州城南于氏家谱》，却以理性的心态，正视历史，照书不讳。于钦在《齐乘斥山》也坦然直述：“后魏时，有自东海随拓跋徙代改为万纽（原文如此）于，孝文时复为于氏。”本人为东海于氏外孙，学养不深，见识亦短，却对此诚表钦佩，引为榜样。乞盼东海于氏后裔宗老宗少们，都能以平常心态，笑面历史，不负望族美誉。何况鲜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同样应受到尊重。
这段两度易姓的历史，对追溯东海于氏源流，很有帮助。对自郯城东进的时间，长期难确。据此，却可推断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代。南北朝初期，定居在长白山下的女真族后裔——鲜卑人，发展到拓跋什翼时，可谓羽翼丰满，遂挥师西下，进驻漠北，在今山西与内蒙交界处，于公元前三八五年受封为代王，枭雄一时，一度吸引东海于氏，追随入族易姓。不过，未经多久，代国即显颓势，为前秦所灭。拓跋氏首领不甘言败，即刻易旗称帝，于亡国之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历十三帝、一四九年，于五三四年告终。孝文帝（四七一——五OO）拓跋宏，似为一代开明有为之君，迁都洛阳，易姓为元，雄踞江北。此时，一度改姓的东海于氏恢复祖姓，就属于顺势之为。经此一折，举族东进，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由此推断，东海——郯城于氏入住斥山的时间，定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后期，公元五OO年前后，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光景，亦不离大谱。到南宋后期离开为止，在斥山居住的时间，不少于七OO年，也是可信的。



附言：于植元先生在世时，此文已有题目，并得到过先生许多鼓励、指导。只是由于当时占有资料不足，终未成文。但是，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殷切的寄托期望之情，激励着我将此事时刻记挂于心。新年伊始，恰逢先生逝世六周年。与先生有奇缘的郑起宏先生，在《华夏文化报》上，表达了对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催我奋笔，星夜赶写，数易其稿，欣成此文，奉作先生逝世六周年祭，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己丑新正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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