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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视界中的《铸剑》 Zhu Jian：In The Horizon of Psychoanalytic Study 姬志海 （宁夏大学 中文系，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在小说《铸剑》中，弗洛伊德的关于人格结构的三个基本层次的理论被鲁迅大而化之，以一个古老的复仇传说作为载体从而天才般地完成了从“个人性格”的三个层次向“社会性格”中的本我、超我与自我的三个层次的移植与嫁接。论文从小说中显现出来的社会性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的基本特征入手，试图探究文本其中的被以往的批评者所忽略乃至误读的成分。
Abstract: In the novel Zhu Jian,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which is consist of three basic levels is enlarged by Lu Xun .He finished a transplantation and grafting wisely via an ancient legend. The three basic levels as id,ego and superego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were insteaded by the corresponding parts of society’s personality.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ociety’s personality structure showed in the novel ,papers make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novel of which was previously ignored by critics and even the composition of misreading.
关键词：个人性格向社会性格的转化；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意象分析；模式的建构与解构
Key words:the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personality to the personality of society;the analysis of id,ego and superego in society’s personality;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姬志海（1973-），男，安徽亳州人，硕士，宁夏大学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
一 个人性格向社会性格的转化
小说《铸剑》作于1927年，是故事新编中构思精致的成熟之作。取材于《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记载的“三王冢”的故事，但鲁迅先生无疑对之进行了“新编”，对民间流传的这一文本（只有二百多字）进行了刻意的改动。它以“剑”作为故事情节得以舒展的基本意象，演绎了一段鲁迅先生“揉进了自己的半生血泪和经验”（袁良骏语）的复仇故事。因为铸剑，眉间尺的父亲被楚王杀害，这一事件直接构成了故事内容的基本矛盾冲突，围绕这个冲突，三个主人公依次登场。最终，干将的遗腹子眉间尺在黑衣人的帮助下杀死了王。
《铸剑》在历史小说中是鲁迅先生自认“确是写得较为认真”[sup][1][/sup]的一篇。较之《故事新编》中的其他小说文本，历代批评者也对此显然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自文本的诞生之日肇始，各家对它的批评与争鸣就从未停止过。批评者大都从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着眼，普遍认为作于1927年的文本《铸剑》，正产生于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时。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等接踵而来，直到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倒在血泊中……在这些“血的游戏”的窒闷中鲁迅构思了《铸剑》。其后，在作者为了“击退心中的鬼气”（王晓明语）而向厦门向广州步步退守之时，终于将这篇优秀的历史小说写就。正基于此，从政治的或者社会批判的立场得出的复仇主题在诸家批评的争鸣中居于主流也就似乎是合情合理、不足为怪的了。
笔者认为，这些批评尽管在某些方面也确乎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若从西方现代的批评视角来看，难免叫人觉得文本其中的某些因素至今仍处于被遮蔽乃至误读的状态。于是笔者试图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入手，去重新审视鲁迅先生的这篇多重意蕴的、实验性极强的文本，祈求能有新的发现。
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学理论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在作为其三大理论支柱之一的“无意识与心理结构学说”中（其它两个方面是指“泛性欲说”和“梦的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是由“本我”（id,又译伊德）、“自我”（ego）与“超我”（superego）组成的。处于心灵最底层的本我是完全无意识的，相当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只按“快乐原则”行事。处于最上面的一层是超我，相当于人们平常所说的“良心”，代表着社会道德对个人的规范作用。他压抑制约着本能冲动，也不顾现实得失，按“至善原则”活动。而处于中间的一层是从本我里分化出来的自我，它代表着理性，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行动。这三个部分要求统一与相互协调。但事实上，三者却经常处于互相矛盾、斗争的状态，特别是超我与本我之间的对抗经常是不可调和的。在正常的人格结构中，自我必须在超我的指导和陶冶下对本我进行有效的控制，才能使这三者保持平衡，从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理性。[sup][2][/sup]
对于二十世纪的20、30年代其时乃至以后的世界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精神分析学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在西方，精神分析学对意识流、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现代主义流派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当时的中国，活跃于文坛的许多知名作家如丁玲、施蛰存、张爱玲、林徽因等也都因汲取了精神分析学的营养而在创作方面取得过不菲的实绩。笔者以为，在文本《铸剑》的创作过程中，作为具有恢宏眼界的、主张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时代文学巨人鲁迅来说，不可能避免其时正如日升月恒般的弗氏学说的影响。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亦步亦趋地主要是从个体的心理结构的潜意识方面入手去生发故事进行文本创作，在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的三重分析理论中受到了某种启发的鲁迅，继而又对之进行了超越，结合当时黑暗中国的时代现实，大而化之，以其极具实验色彩的不羁文笔，在文本《铸剑》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深刻哲理：社会也和个人一样是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人格结构的三重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同样适合与社会。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其“性格”中一样也存在着“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关系倘若得不到合理解决，之于个人，会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但之于社会，则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带来的会是社会的感染、溃疡乃至腐烂。根治社会失衡的途经只能存乎于代表人类进步的“社会超我”依赖由具体的社会人组成的“社会自我”对代表盲目性、对人类社会文明破坏性极强的“社会本我”进行血与火的短兵相接的厮杀搏斗。
二 “本我”、“超我”和“自我”的形象分析 这里的“王”，就是人类社会性格中“本我”的代表。他追求自我满足，不顾社会和他人。社会性格中“本我”的失控势必将会导致整个社会和谐秩序的严重破坏与失衡。对此，小说在多处都有暗示和描写：王在平日里过着声色犬马、荒淫无耻的生活，其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极大地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他或是听白须老臣的讲道，矮胖侏儒的打诨；或是看走索，缘竿，抛丸，倒立，吞刀，吐火的把戏；或是游山玩水；或是与妃子嬉戏……他还凶狠冷酷、残暴无情，拿臣民的生命为儿戏“常常发怒，一发怒，便按着青剑，总想寻点小错处，杀掉几个人”。干将是一个铸剑的名工，以三年之力为楚王铸成了天下最好的剑，却在献剑之时为楚王杀害，成为第一个用鲜血来饲自己宝剑的人。究其原因正如干将在诀别时对妻子说的那样“大王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害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 随着故事的发展，其结局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悲惨：王杀死干将后，“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王的统治已经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人人自危的非常态的人间地狱。于是，在文本的第三节里眉间尺人头唱道：“王泽流兮浩洋洋；克服怨敌，怨敌克服兮，赫兮强！”这里的“王泽”，便代表着淹没一切的、残害苍生百姓的“王权祸水”，就是祸国殃民的洪水猛兽。我们知道，在我国史前的尧、舜、禹时代，就有因为荡荡洪水，危害中国的缘故，共工氏、鲧和禹等人先后治水的传说。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旧约》里也有关于洪水的记载：“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经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见创世纪的诺亚方舟部分）。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传统观念里——洪水莫不是宇宙秩序的当然破坏者。王所代表的王道与百姓所代表的民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社会性格中的本我的失控所造成的社会失衡已经到了洪水滔天惨绝人寰的地步了。
“王”所代表的社会性格中的“本我”冲决了有机社会的和谐秩序，而“整合秩序使之再次和谐”的“眉间尺”和“黑色人”也必然要出现——以洗涤社会云翳，重新整合失范了的社会。
代表着青春、激情、单纯、但又缺乏斗争经验的眉间尺是社会性格中的“自我”的化身。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们不能把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区别看得太严格，也不能忘记自我是由本我特别分化出来的部分”。[sup][3][/sup]作为代表社会性格中自我的眉间尺首先来源于代表社会本我的王，正是因为王杀乃父，才给予了他与生俱来的复仇命运。他的存在才有价值和意义。与文本中其他两个性格类型化的扁平人物王和黑色人相比，眉间尺可以说是属于圆形人物。他的性格发展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文本之初对眉间尺杀鼠细节的详细描摹可以视作他日后要进行的复仇大戏的彩排。“五回松明”的时间里他几乎始终在“杀它还是救它”之间犹疑不定。充分显示了他那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延宕”的性情。“一交子时，你就十六岁了”，眉间尺的母亲说的这句话，也可以视作全文眉间尺性格发展将会由“优柔”、“延宕”走向坚强果敢的最好注脚。这句话，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在生肖上，眉间尺出生的子时恰好与鼠相对，被眉间尺杀死的老鼠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自己的象征，意味着他要强行像杀死老鼠那样杀死过去的那个孩子似的自我而重新成长成一个刚毅决绝能够担当起复仇大任的新的自我。但是，文本暗示我们，眉间尺即使拥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复仇原因）和一把天下无二的宝韧利器（复仇器具），倘若缺乏超我的指引亦不能完成复仇的重任。就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如果自我没有在适当地控制奥狄帕司情结中获得成功，曾经在心理的最深层激烈进行着的、没有被迅速的升华作用和自居作用结束掉的斗争，现在在更高级的区域中继续着，就像在考尔巴赫的油画中的汉斯战役一样”。[sup][4][/sup]所以在没有遇到代表超我的黑色人之前，读者会不无失望地看到他的种种稚气未脱的行为：虽然父亲的仇恨让他“全身都如燃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但他在复仇的前夜却没能从容地睡去，而是“醒着。他翻来覆去总想坐起来。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长叹”；他背着天下最锋利的宝剑，但当“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上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了一身汗”，“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只得宛转地退避”；在没有与仇人交上手的复仇行为失败之后，眉间尺一面啃着馒头，一面却“忽然记起母亲来，不觉眼鼻一酸”……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与黑色人有一种基本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也正是这层关系让他必须和黑色人结合。眉间尺（和他的剑）必须变成黑色人重新规范那已经被社会本我冲决而失衡的社会秩序的弥漫着青光的宝剑。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只有“人（黑色人）剑（眉间尺和他的剑）合一”以后，才能真正发挥最大的威力。否则，照此下去，眉间尺也只能够“长久地徘徊于宫门之外”而终将无法完成复仇的任务。果然，眉间尺在将头颅交个黑色人后，肉身虽然死亡了，性格却由此臻于成熟。在其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黑色人注入眉间尺头颅内的灵魂，已经使眉间尺获得了重生。“自我中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官能。这种官能能监视自我的其余部分，起着观察、批评自我，在脑子中行使检查权力的作用。”[sup][5][/sup]。重生之后的眉间尺已经不再“优柔”与“延宕”，“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很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鼎水即刻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水中死战。眉间尺在黑衣人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了从容冷静、智勇两全的成年男子。
这里的“黑色人”显然代表的是社会性格中“超我”的意象。他的使命就是指导代表社会性格中的自我的眉间尺向代表社会性格中的本我的王的“抽象复仇”。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出现解决了自我与本我向对象精力贯注的早期矛盾”。[sup][6][/sup]一般研究者认为，这里的黑色是鲁迅先生在其作品中惯用的色彩，在其它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它杂糅着鲁迅先生自己的影子在里面，象征着冷峻、孤独、痛苦等。但笔者却以为，这种看法显然对《铸剑》文本中的黑色意象的内涵没有挖掘殆尽。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黑暗的阴间同女性、母体、子宫有着象征性的替换关系，这些意象显然与生命的孕育有关。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思想与之有着惊人的巧合，在道家的太极图上，黑色代表着“阴”，象征阴影的递增，同时也象征女性、月亮、青春和万物的繁衍。这就意味着，代表着社会性格中的超我（本我自我也一样）是超越时空与世长存的。他与本我的矛盾与斗争也是永恒的、无休无止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本的具体叙述中加以阐释：黑色人对眉间尺清楚地说他不是义士；他还说：“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里黑色人要向读者强烈地暗示了什么呢？为什么要说他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他为什么还要说：“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呢？他又依据什么来说自己是“如此善于复仇”？照此看来，他要帮助眉间尺复仇绝非他第一次协助别人复仇了，而倘若他每次都以自戕为代价使复仇予以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认定——黑色人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具体化身，他是杀不死的！这也就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谓的“超我实际上来源于导向图腾崇拜的经验。”[sup][7][/sup]每当历史上某个阶段社会失范时代表社会性格中超我的他总是要出来向代表社会性格的本我进行“复仇”。而且，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不仅是黑色人，就连眉间尺和王也同样可以借助某种形式得以重生。通过文本我们看到，当眉间尺、王和黑色人的头颅离开身躯后都没有马上死去，而是能在大金鼎的沸水之中追逐撕咬。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只能藉下面这种推理才会得到相对的合理诠释，那即是——代表社会性格中的破坏性的本我与代表社会性格中的建设性的超我和自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休无止的。三颅同葬的结局也只是他们间这无休止的战争之中的一场具体的战役而已。三人灵魂上的永生超越了三人肉体上的、形式上的死亡并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以面目不同的躯体得以重新复活从而恒存于世。
三 模式的建构与解构
实验性极强的小说文本《铸剑》无疑是试图并且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如下的结构模式：
（表层结构） 王的残暴统治 社会有机体失控的严重后果：自妃子弄臣以下人人自危的非常态的人间地狱的形成 眉间尺和黑色人（的头颅）相互合作，经过激烈厮杀后最终将王（的头颅）杀死 三人头颅因为彼此分辨不出而同棺共葬 （深层结构） 社会性格中本我（id）被压抑地位的反动与失控 社会性格中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个层面的冲突与失衡 社会的自我（ego）在超我（superego）的帮助下制服了本我（id） 社会性格中的三个层面重新取得统一和谐
但是，除了上述我们分析到的表层的和深层的结构，小说中是否存在着第三种结构呢？
应该说，比之鲁迅先生此前的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集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无疑充满了更多的浪漫主义的相像与夸张的手法.而《铸剑》又是这部小说集中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文本。弗莱在论述浪漫故事情节时强调，“浪漫故事的完整形式具有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用希腊术语分别称这三个阶段为‘对抗’（agon）或冲突、‘生死关头’（pathos）或殊死搏斗，和‘承认’（anagnorisis）或发现,即对主人公的承认——主人公明确证明他是一位英雄。即使他在冲突中战死亦复如此”。[sup][8][/sup]显然，这里的王不仅仅是眉间尺的仇人，更是自妃子弄臣以下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仇人。这在文本的前三节已经通过时隐时现的叙述得以展示。从这种意义上说，按照惯常的传统情节的结构模式，杀死了王的眉间尺和黑色人（理所当然地算是英雄）死后原本应该作为惩处独夫的英雄来予以对待的。但结局的情况却绝非如此。在文本的第四节里上演的是一出出乎意料的、充满荒谬意味与喜剧色彩的大闹剧。“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绝大多数百姓都忙着看美丽的王后与妃子们，似乎早已忘了死去了的三个人是谁，偶尔的几个义民，愤怒的竟是‘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这样的处理，虽然可以认定是延续了《呐喊》与《彷徨》中的对不觉悟的庸俗民众的批判主题，但从现代叙事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对前三节整个文本已经构筑成功的模式的有意识的颠覆与消解。这样，向来都对国民性的改造效果持强烈怀疑态度的鲁迅便完成了他在文本中镶嵌进去的、旨在解构前三节里已经建构成功的既定模式的第三种结构——反讽。
本文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概述了《铸剑》文本中出现的社会性格中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与个人性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的相契合之处。之后的论述又讨论了鲁迅先生在此文本中设置的多重叙事结构。有感于因作品其中含有的很大的实验成分造成的文本中诸多变动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在单一的政治的或者社会批判的批评文本中会受到不可避免地误读。基于此，本文即意在将小说置放在弗氏的关于人的性格结构的三个层面的理论分析之上，祈求能对文本作出更为合理的阐释。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有可供多层次阐释和分析的可能。就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因此）绝不可能有所谓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是我们悠游其间，而又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sup][9][/sup]是为结语。
作者简介：姬志海（1973-），男，安徽亳州人，硕士，宁夏大学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
参考文献：
[1]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导读（自学指导）[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43.
[3]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A]. 林尘等.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73.
[4][6][7]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A]. 林尘等.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87-188.
[5]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142。
[8]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26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A]. 王岳川、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1]作者简介：姬志海（1973-），男，安徽亳州人，硕士，宁夏大学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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