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席氏家族婚姻关系

谱文整理

明清以来，一些家族凭借各种因素诸如科举考试、政府扶植、历史荫袭、宗族势力等而成长起来，或为簪缨大族，或为工商巨室①。还有的则专门从事特殊职业，如一些家族，世代习医②。明清时期始著于商界的洞庭商人，实际上就是由东山、西山的几大经商家族形成的，如东山的翁、许、席、严、叶、金等家族，西山的沈、秦、邓、郑、徐、孙诸家，一时赀雄。其中，席氏家族自唐代后期从北方迁居江南的太湖之滨，聚庐托处其间，子姓繁衍，逐渐成为东山大姓。洞庭席氏家族在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壮大，经商习文，历久而不衰，也是借助了多种力量和关系，其中突出的有三种，即家族力量、姻亲关系及同乡势力，其背后则与这个家族所蕴涵的独特文化有很大关系。一般说来，要研究一个家族需先敍述四种事实，即：一是姓氏的由来，例如迁徙、改姓等；二是世代的蝉联，即祖孙父子的血缘关系；三是每个人物的简单事迹；四是族与族之间的婚姻关系③。前几者体现的是血缘，后一种反映的是姻缘，加上同乡关系的地缘，还有在具体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业缘，诸多“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构成了复杂的人际网路，这种网路与关系对洞庭席氏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一、 千丁之族，散而能聚

如果说生活在一个村落、一个区域之内，团聚于一起，这个家族“未尝散也”，这可能是部分借助了地域或职业上的相对封闭。但当一个大家族的成员散居四处，从事于各种职业，而又能保持不散，说明这个家族更具有凝聚力。建祠堂祭祖先，置族田修族谱，绵延了千年的洞庭席氏家族，人口繁衍，懋迁四方，而这个家族长期以来散而能聚，是靠它独特的① 靠各种因素而成长起来的大家族，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如有关于山东滨州杜氏家族、云南沐氏家族、江南无锡荣氏家族等的研究，详见荣敬本：《梁溪荣氏家族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年版）；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侯玉杰、冯美荣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 年版），等等。② 如松江府上海县龙华有徐氏家族，世代为医。徐复为元医学教授，其子徐枢继承父亲的医术，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诏授秦府良医。永乐年间荐入太医院，掌御医，寻掌院事。徐枢后代大多习医，以医传家。徐枢之子徐彪，少从父入秦，正统十年（1445），荐入太医院。艺术高明，曾医治好多位王公贵戚，于是留在御药房。三年后，擢御医。景泰二年（1451），迁院判。撰有《本草证治明辨》十卷、《伤寒纂例》二卷、《论咳嗽分条》二卷。徐彪有二子，即徐墱、徐埙，都有名声。后代有一人在明嘉靖中为太医令。又有徐大楫，字若济，少敏悟，承其父徐天泽教解《灵素书》，医治好不少人，著有《脉论辨讹》、《医宗粹语》等。徐大楫的儿子兆魁，孙子凤如、金台，皆能世其业。类似的医学世家，在江南还有不少。③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载《潘光旦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8 页。

家族文化或宗族文化在维系，在支撑，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修祖墓，筑宗祠，祭祖先。依守祖宗庐墓，聚族而居的席家人对于祖先怀著格外深重的情感。在家族的风俗中，有著十分周全的敬祖祭先之礼。他们一般皆立宗祠以供祖先，每当祭奠，长幼毕集，衣冠济济，祭品丰备，礼数周全，场面颇大。“吴中惟洞庭山人，至今以清明前十日至清明止，争率子女长幼，持牲楮钱，祭扫坟墓甚虔。虽作佣至贫之家，亦备壶醪豆豕而祭之。故外孙祭外祖者，亦多有之”。祭先敬祖的情感，深深地铭刻在洞庭席家人的内心，纵然环境改变，此种情感却不移不迁。及至近代，席家子弟驰骋、活跃上海等地，懋迁都会，他们已很少回到洞庭东山，即使偶尔回家，多半不是祭祠即为扫墓，他们依然怀著一份对祖先的深深依恋。

东山席氏共认席温为始祖，到明代后期，席端樊、席端攀兄弟以经商起家，累资巨万，称雄于世。此后，席氏子弟从商成习。至近代，席家人又在上海金融界一展身手，开设钱庄，充任起各大外资银行的买办。腰缠万贯，一呼百应。巨商、买办的身份，洋场生活，已迥异于洞庭山之情景，但是，祖居宅第的失修损毁，依然牵系著在沪席氏后人的心，深以“不克修整”为憾，为此，席嘏卿兄弟几次共同出资葺治，尽复旧观，一慰席氏子孙心迹。至于修祖墓，筑宗祠，席氏后裔更是不辞其任。席嘏卿时，曾与族人倡修席氏廿八世祖左源公以下各墓，已做上汇丰银行大买办的席正甫“独任其费之半”，一次付金八百，而席嘏卿以年迈多病之躯，雇船回山，主持修葺祖庐墓，用费甚繁，“数致三千余金” 。后又重修席氏一世祖温公祠堂。

席家历经千年，支脉繁多，祭祀复杂。厚厚的一部《洞庭席氏家乘记》，记载了的就是这个大家族从事祭祀诸方面的情况。清明时节，除祭扫始祖，并祭扫各支先祖。不仅有大宗祠，还有支祠的修建、祭祀。这里，要提一下席嘏卿所修建的席氏支祠。光绪三十四年（1908），席嘏卿让儿子席锡蕃购洞庭东山朱巷村白豸岭下叶姓地以建新阡。宣统三年（1911），此时席正甫已经去世多年，席嘏卿对席锡蕃说：“我族宗祠既格于一支独进之先例，盍于新阡西首旷地上别建支祠以为后日祭享地乎”？于是，他们筹集资金，集中人力修建。1911 年，又筑支祠门前通槎湾路一条以便行人。1914 年，支祠启迪堂告成，席嘏卿回乡省墓。此后，席嘏卿、席正甫诸兄后代回东山，又多了一处祭祀之地。该支祠至今仍存，当年席锡蕃所撰之“新建席氏支祠始末记”碑文亦清晰可读。席家人除大当年祭扫修理，还有小当年祭扫轮值。在洞庭东山老家轮值的六大支为：元号怡澜公支，二号三彦公支，三号庭芝公支，四号庭松公支，五号右源公支，六号左源公支。轮值诸支成员，有在东山的，有在上海的，有在常熟的，有在青浦的，分散于各地，但每到当值之时，就必须来人值祭。祭祀事务繁杂，各支中的各房、各堂，再行分派承担。崇敬祖先，对席氏子弟的精神生活产生著巨大影响。

二、修族谱。相伴于宗祠的修建，作为洞庭东山的大姓巨族，席家投注更大热情的是去修纂家族谱系，有宗谱、家谱、世系，散处在外者则续修支谱。席氏家族在数百年间留下了详细周全的谱系。

自明代以来，席家就不断有人留心谱系，或抄录，或撰写。明清之际，席本桢订正《席氏世谱》。到席启寓之时，见父亲当年所辑的家谱已垂四十年，三席分支日广，子孙蔓延，亟待重新修订。于是，他四处联络族人。后由席启寓主持，与族人一起续修了《席氏世谱》八册。《席氏世谱》八册刊刻于康熙年间，承前启后，特别是把一些分支也与总谱相连。从清代到民国，席氏谱系陆续修纂增补，计有数十种谱系图牒流存，此举部分：《洞庭席氏家谱》（清）席启汯修，清顺治本。《席氏家谱》十六卷，（清）席启绂纂修，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

《东山席氏世系录》（安仁公支），清雍正钞本。

《席氏怡泉公支谱》清钞本，1 册。

《席氏怡泉公支谱》不分卷，民国九年钞本，1 册。

《席氏家谱》不分卷，清钞本，1 册。

《洞庭席氏支谱》（清）席存震纂，不分卷，清钞本，6 册。

《席氏宗谱》不分卷，清钞本，1 册。

《（吴县）席氏支谱》席苌纂，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3 册。

《洞庭席氏世系表》不分卷，钞本，2 册。

《席氏世谱》四十七卷，（清）席彬重辑，清光绪七年（1881）敦睦堂木活字本，17 册。

《席氏世谱》，不分卷，民国钞本，1 册。

《洞庭东山席氏世谱八集附席氏常熟支谱系》 ，一卷，（清）席启寓、席启穗等续修，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8 册。

《虞阳席氏世谱》三十五卷，席彬纂，清光绪七年，敦睦堂木活字本，16 册。

《常熟席氏族谱》二卷，席鏊纂，清钞本，1 册。

《席氏支谱》（济宁）不分卷， 席德济纂，民国十一年钞本，2 册。

《洞庭东山席氏昆山支系支谱》不分卷，席锡蕃纂，民国钞本，1 册。

《洞庭东山席氏右源公支移居金陵六代氏孙表册》不分卷，席裕荣纂，民国十年，钞本，1 册 。

《席氏养初公支谱》（青浦），不分卷，民国初钞本，1 册。

《席氏谱稿》不分卷，民国十二年钞本1 册

《席氏左源公支谱》十二卷，（民国）席与兰编辑，左源支从一世至四十二世。

《东山席氏世系录》（清）雍正抄本，安仁公支。

《席绍葆行述》清乾隆年间刊。

《席氏宗贤像赞》不分卷，（民国）席裕康等纂，民国十四年石印本1 册。

《席氏左源公支祠堂及墓葬记》（民国）席裕康编辑，1 册。„„

对于宗族而言，族谱所系宗族的荣耀与辉煌，往往宗族越大，族谱越浩繁，子孙后代借以寻根问源。

洞庭席氏子孙后代取名皆有一定排序，其二十八世至四十七世的辈分诗为：“端本启永祜、绍世存元素、裕德与时行、秉维昌尔祚”，依循著这样的排序，借助谱系，他们的名字、事迹便与席氏大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离开了东山的祖居，散处各地，修纂家谱更具有了联络血缘的直接意义。分散在各地席氏，与东山席氏都保持著一定的联系。青浦席姓子弟，已迁居朱家角多年，但他们到一定时候都要去东山续谱。还有几支因长期散居在外，但他们对修谱同样保持著浓厚的兴趣。如中席有一支，兄弟俩一个叫席官宦，一个叫席官宰，算来，他们是席温的第二十五世孙。席官宦“因久贾楚中，其间民风敦厚土俗攸宜，乃挈胞弟官宰徙居于德安之随州”。经商在外，殷实富足，但每念及远离故地，与宗族疏远，不免伤感，于是，他们“谨录本宗一支，俾留之子孙，知所从来。凡吾子孙当续纪于后，倘东山之族访余一系，庶几得编入大宗„„”，其言辞恳切，盼望“归宗”情结浓烈。出外经商之人日众，族人日趋四散，族谱的作用却益显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了宗族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网路，这是一种牢固的血缘网路。而这种血缘网路、血缘关系，对洞庭席家的凝聚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三、办义庄，置族田，兴学校，聚会联络。洞庭东山居太湖之滨，群山环绕，果桑成林，风景佳丽，地形上相对独立。自宋以来，一些大姓，躲乱避难，纷纷迁居于此。有所谓八大

家族，即前山的翁、席、刘、严；后山的胡、叶、朱、周。他们大多创办了义庄、祠堂。明清两代，东山的涧桥、新潦、渡桥、后山、湖湾，创立的义庄有王、席、吴、翁、金、郑、周、严等八个。民国初年，创立的有席恒义庄、叶义庄两个。洞庭东山较早的义庄，就是席本桢创立的席太仆义庄。席本桢追逐什一之利，富甲一方，他于明崇桢年间创办席太仆义庄。席家族大业裕，善行亦广，每月逢初二、十六，发放粮食以周济本族孤贫。席本桢之后，其子席启图秉承父志，广置义田，赈冻馁、育婴孺、助嫁娶，“族中无依者多赖以存活”。《席氏世谱》中收录了顺治十年（1653）三月所立的洞庭席家《义庄给米条约》，此录

如下：

一、 本族有鳏独年至六十岁贫无所业者给。

二、 本族有幼孤无倚无业者给，若年至十六能自食其力者止。

三、 本族有真正残疾病废无倚无业者给。

四、 本族幼年寡妇宜更加优恤，但恐失志未真，每年给米一石八斗，如果贞节可嘉须要五服亲族保举，十年之后各给米三石，如年登五十，合族当具呈旌扬，以敦风化。

五、 本族有为僧尼道士者不给。

六、 本族有流徙他方者不给。

七、 系鳏独幼孤，尚有田房簿业苟可自存者不给。

“以上鳏独幼孤每人一年给米三石，三、七、十一月三次各给一石，至期执票到东典支取，如有不列前例混进冒领者，查出罚米三石备账”。可见，清初洞庭席氏家族在东山的义庄已有一定的成文条例，其中一些条款之制定也有一定的背景，如“本族有流徙他他方者不给”，这是结合当时的情况而定的，因为刚经历了明清鼎革，时局不稳，家族内部需要稳定，不鼓励子弟外出经营。事实上，在明清易代之际，地方上普遍有自保的倾向，在《席氏世谱》中，另外还有一篇《普劝积粟备粜保安地方说》，说的是要积粟以保乡保家。后来，随著形势的变化，局面稳定，社会经济逐渐活跃，人心思动，席家人重又四出经商了。洞庭东山席氏设义庄、济族人的这一族风，后来被移迁到各地的分支所继承。如在常熟，有席祜智，雍正己酉举人，曾立田300 亩为周族赡贫费。祜智又与其兄祜仁、弟祜信同置席氏义庄，在钓渚渡北范河西。此后又经席成勋等成之，田扩至570 余亩，分赡本支贫族。清同治六年（1867），得到地方政府表彰。附置祭田义冢地200 余亩。后又设分庄于城内祝家河。据20 世纪50 年代的调查，东山的席氏义庄，全年总收入为350 担米，其用途计：完粮80 担，占总收入22％，占支出的40％；杂支（工资等）32 担，占总收入的10.3％，占总支出的16％；祭祖、修缮20 担，占总收入6％，占总支出10％；义米（救济本族贫困者）60 担，占总收入17％，占总支出的30％；义学（办学校之经费或补助本族子女之学费等）6 担，占总收入1.7％，占总支出的3％。合计全年支出198 担（占总收入的57％），剩余计152 担（占总收入43％），则交庄正，或存银行生息，或购股票，准备将来购义田及修祠堂之用。

席氏义庄、义田的租金收入，除用以赡养族中鳏寡孤独无所依靠者，另外一大开支就是对子弟读书的支援。族中有人破产败家，其子弟若无力就学，族人会集资助学，备束金，办义学义塾，延师执教，所谓“族之贫者以义而教而食”，即指此类义学义田。洞庭席家在清代订立过《义塾劝戒条约》，要求族人教育好子弟，“本宗义塾之设，原以拘束单寒子弟俾之日就磨礲，不流放逸，将来长进庶肯谦卑自立，一艺一业皆可资生养家，故择师必慎访求，督课务须简要”。特制定数条族规。从相关条文来看，席氏对本宗开设的私塾从子弟选读书目、考察考核等都有严格规定。其中“书写”一条，特别列入，重点奖赏，所以，观历代

席家子弟书写之字，大多工整，此在经商中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此外，义塾对选拔老师、收受学生也作了两条规定：其一，“义塾师范务访通敏谨勅有坐性者，以弘教益。倘有始鲜终招摇废日，作速更易，不得徇情溷留。本宗有作教授者，请从别所，本塾永不招延，恐滋嫌论勒为定例。”其二，“义塾生徒，止收本宗嫡胤，未能广及亲邻。若异姓养子内侄外甥下至佣隶，永不许借端夤缘溷入，致滋冒滥勒为定例”。

到了近代，东山出现了一些新式学校，其中几所就明显带有宗族兴办的痕迹，其著者有席家创办的安定小学。安定小学兴办于1926 年，席氏太仆义庄宗裔私立，由席守愚商请宗祠购地，特建校舍，该校资金来源，部分由席守愚投资，余从宗祠积余金中支出。安定小学的名誉校长为席裕昌，聘李仲仪为校长。在家族与李校长的勉力支援下，安定小学经办了多年，于1942 年停办。这些学校的开办，为族人特别是族中贫寒子弟提供了宝贵的读书机会。后来，我们在上海等地采访席家子弟时，不少人提到族人创办的安定小学，一些人当年即因受到族人的支援得以接受教育，才有了后来的成功。东山安定小学的读书经历，使他们终身难忘。

此外，席家人还通过家族聚会的形式来联络族人，彼此熟悉，相互交流情况。不仅东山的席家人经常聚会，迁徙到各地的席氏子弟也不忘聚会。从晚清到民国，在上海的席家人就不断聚会。虽然席子佩这一支早已落户于青浦，但他们与洞庭东山席家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他与席立功连续几届同时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曾多次谋面协商。在上海，因为同出一源，遇有家族里的重要活动，如祭祀祖宗，或诸家举行婚丧寿诞，席子佩都会带著朱家角的子弟，与东山席家人聚集于一起。席锡蕃在上海曾多次邀请族人，讨论族中事务。这种聚会，排名论序，议论家常，情意浓浓，至今让那些参加过的人念念不忘。事实上，聚会的习惯至今在席家仍然保持著。在上海、在各地，席家十多人或数十人、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一直在进行。

建宗祠、祭祖先、修家谱、办义庄、置族田、兴学校，以至举行规模较大的家族聚会、家族联谊活动，这些现象与行为在江南、在全国其他区域的大家族中也经常出现，一些地区的家族甚至比洞庭席家做得更多、更细致、更有影响，这样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但是，与其他家族相比较，洞庭席氏家族具有的两个特点颇足关注：第一，从明清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这个家族持续时间长，且具有相对的完整性。第二，这个家族在从明清到近代的发展中，出外经商，宦游各地，早已突破了故土家园，游历了不同的地域，特别是经历了十里洋场的“洗礼”，当买办，出洋留学，而依然对大家族抱有热情，实属不易。事实上，直至今日，

席氏大家族的许多联谊活动仍在进行，这在江南、在上海，还是较为少见的。千年的洞庭席氏家族是通过它独有的文化在延续著它的历史。

当然，这其中有几个因素或条件不可忽视：一是财力支撑。无论是修纂家谱，还是修筑宗祠、祭祀祖先、创办义庄，都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为基础。数百年来，席家人善于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们有余资去做凝聚族人的事务。二是不断有族人的热心推动。修家谱，筑宗祠，办义庄，光有钱还不够，还需要消耗很大的时间、精力，这就需要那些热心家族事务的人去筹划、去组织、去落实。所幸，历代洞庭席氏家族不断有热心人涌现，席洙、席左源、席右源、席本桢、席启寓、席锡蕃„„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这些席家子弟从不同的方面为家族公共事务作出了贡献。岁月沧桑，政权更替，社会巨变，但洞庭席氏家族通

过种种方式凝聚族人，以其独特的文化决定了其传统的不中断性，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 婚姻圈的变化与姻亲关系

潘光旦先生在研究明清两代嘉兴地区望族时，非常注意族与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他认为：“望族之形成，除了种种环境的条件而外，自亦有其遗传的因缘，遗传的因缘又可以分两部分说，一是血缘，二是姻缘，姻缘与血缘虽不能完全划分，但先得有姻缘，然后可以有血缘。如今以往的种种地方氏族的作品，几于全部只注意到了血缘，并且只不过是父系一面的血缘；一若此种血缘的形成和母系全无干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挂漏”。这段话对于研究家族史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提醒。的确，在研究家族历史时，大家关注较多的是祖孙父子承袭的血缘关系，而对母系或家族间的姻缘问题有所忽略。事实上，在一些家族文献中，也保存了有关婚姻状况的资料，对此进行梳理，可以反映出不少问题。洞庭席氏家族迄今已延续千余年，历代编修的家谱又比较丰富，特别珍贵的是，其家谱中记录了大量有关席氏子弟配偶的资料，这为研究这个家族的婚姻状况提供了可能性。先来看明代席洙祖孙三代的婚姻、家庭情况。席洙原配金塔村郑氏，继配朱氏，“皆相继没”，再继西泾村吴氏。郑氏、朱氏、吴氏均是东山当地人。有四子：端懋（观源）、端楚（澄源）、端樊（左源）、端攀（右源），其中，端懋为郑氏生，端楚为朱氏生，端樊、端攀两兄弟为吴氏生。席洙在世之时，家规甚严，保持了一个大家庭的规模。明万历十年（1582年），席洙去世，之后分家析产，从一些记载来看，不久他们家庭就出现了纠纷，一个侄子在端懋去世后，“屡有违言”，估计是为财产分割，与几个叔叔发生了矛盾。端樊、端攀“乃拂衣辞去”，又念母亲吴氏在家，不忍远贾于外。于是，兄弟俩先到邻近的青浦经商，“共权子母，逐什一之息”，开起了典铺。母亲吴氏非常支援他们，还拿出陪嫁时的金银首饰，“以佐之”。左、右源后成为明代后期的著名大商人。席左源、右源兄弟因经商在外，其婚姻状况又如何？席左源的原配乃本山殿后沈氏，为庠生沈余烈之女。继临清王氏，在家谱记载“贰山东临清州王氏，生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卒康熙十七年戊午”。从资料来看，席左源与原配沈氏相差1 岁，而与王氏相差39 岁。席左源当年“遣宾客子弟，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不二十年，资累巨万”。而临清是一个重要经商据点，他曾长期在那里设肆经营，显然，他是因为经商而在那里继娶王氏。席左源有三子，即本广、本久、本彜，其中本广、本久为沈氏所生，所谓“嫡出”，本彜乃王氏生，所谓“庶出”。再看右源的婚姻，配本山后巷吴大宾之女。有一子，即席本桢。

席洙孙辈们的婚姻状况，以席本久、席本桢为例。席本久是左源的次子，家谱中只有寥寥数语：配东山金湾姜氏，继青浦沈氏。其实，那时的家庭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另据当时人的记载：本久“元配姜贤而无子，尚出奁中金置二女为翁备侧室，及冢子甫生，翁即择对庀妆具嫁遣之，其最后买者侍翁弥年，既嫁犹处子也。由是里党翕然推服。”后来，他在青浦经商，又娶侧室当地人沈氏，“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玙，皆太学生，候选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诸生严（宗龙），曰徐（夏），曰诸生蔡（光祖），其婿也。皆沈出”。席本久经常往来于太湖、泖淀之间，在朱家角镇中市下塘筑“澹香别业”。席本桢先后娶四房，其中，原配乃叶巷吴成名之女，同岁。继娶叶巷叶氏，比他小10岁。吴氏、叶氏都没有生育。再续江宁府延啸云之女，延氏比本桢小14 岁；后又续江宁府谭氏，也比他小14 岁，可惜不久就去世了。席本桢所配四人，前两位来自本山，后两位皆

江宁人氏，这与席本桢在那里的经商经历有关。席本桢有四子，即启兆、启图、启疆、启寓，除启图谭氏所生为外，其他三子皆延氏所生。席本桢有六个女儿，俱延氏所生。这里，也要提一下席本桢六个女儿的婚姻状况：长女适茭田许聚奎，次女适安仁里严宗垂，三女适吴之度，四女适漾桥郑登远，五女适同里翁天浩，幼女适茭田许广誉。所嫁配的大多是本地大家族。

从席洙祖孙三代的婚姻状况来看，在未经商出游前，基本局限在洞庭东山内部几大姓氏之间的通婚，方圆不过数里。后来，因远处经商，交际面扩大，婚姻受到影响，但由于大多数人成婚在先，或习惯在家乡择偶，故原配仍多东山本地人，侧室则已扩大到数十、数百里之外的经商地或流寓地。不管继娶还是侧室，其婚姻圈实际上随著经商活动的展开而在发生变化。

对于迁徙地对宗族婚姻圈的影响，已有一些相关研究，如唐力行先生专门研究明清徽州社会，他在一项有关“徽州宗族的迁徙与定居活动”的专题中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对于移居者来说，进入定居地的婚姻圈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这是他们融入定居地社会的重要通道”。洞庭席家在经商迁徙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左源公一支，传至席元镇，字在东，号静山，生于嘉庆年间，配青浦县朱家角杨氏，继配昆山县界贤家巷童氏，显然，他的婚姻圈已游离于东山。元镇约于道光年间迁居嘉定县北门外娄塘镇，他有三子：素洪、素澂、素治。其中，素洪配嘉定外祖父施似兰公曾孙女，继配娄塘镇黄晋甫长女；素澂配娄塘镇郭家宅郭氏。这一支子孙在娄塘镇定居置产，所嫁娶的多为娄塘镇当地人。这是一个因家族成员迁徙婚姻圈发生变化的例子。

关于婚姻与门第的问题，迁居到常熟的席启寓一脉更是有长远的考虑。席启寓本人做过几年京官，也开设了不少店铺，一直在经商，在常熟曾“质贷而减其息，人咸乐趋之”，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读书人。他广交朋友，所交挚友大多是文人。他与当时江南的许多文人有交往，“少问业于华亭叶有声，及长，与朱彜尊交，士林称之”。其姻亲中也不乏名士，席启寓的妻子吴氏，就是吴伟业的妹妹。吴伟业（1609-1672），苏州太仓人，字骏公，号梅村。少时受业于张溥，擅诗文。明崇祯进士，授编修等职。参加复社，是晚明时期的一个活跃人物。入清，充清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迁国子监祭酒。后归里，博学多才。

吴梅村经常到东山、常熟等地探望妹妹、妹夫及他的外甥们。席家有很多亲友住在青浦，吴梅村也多次前往青浦。其实，吴梅村早与席启寓相识，清初吴梅村为国子监祭酒，启寓还是一位监生，称弟子，后来娶其妹，才改称长兄。后来吴梅村的一个女儿又与席启寓的长子永恂成亲，更是亲上加亲。席启寓有官场之阅历，有经商的经验，卓有远见，通过缔结姻亲，为他的后代营造了浓郁的书香氛围。

从明清到近代，由内地来到通商口岸，洞庭席家子弟到上海后，他们的婚姻是否又发生了变化？这里，以席嘏卿及其子孙的婚姻状况进行详细考察。席嘏卿娶张氏，乃苏州张春泉次女，有二子五女。二子即席裕康（锡蕃）、裕照。长子

席锡蕃的婚姻情况：光绪七年（1881），娶上海马采侯之三女，马氏于1888 年病故。次年，续娶东山后山顾松泉的四女儿（1903 年去世）。又续宝山县罗店镇李叔士的长女。次子裕照，配同里施子霞长女。嘏卿有五个女儿，她们的婚姻状况：长女适上海谭蓉塘次子谭传洙（号沂卿）；次女适同里刘松夫次子刘昌榆（号守之）；三女适上海唐序卿三子唐文焕（号子美）；四女适同里朱怡生次子朱家瓒（号厘周）；五女适长圻陶质夫长子陶慧麟（号德生）。席嘏卿孙辈的婚姻情况，以席锡蕃的儿女为例。锡蕃有三子五女，三子是德鋆、德渊、德淕。德鋆，字汉伯，号颂平，是席锡蕃的长子，也是席嘏卿的长房长孙，颂平配田渎里秦

筱舫长女（年仅25 岁去世），继配严良淑（系洞庭东山余家湖严子荃长女）。次子德渊，字涵深，娶东山严仪珍，他们于1926 年结婚③。三子德淕，字济群，配东山严同珍。 席锡蕃有五个女儿，其中长女早殇；次女席德芬，适胡寄梅次子筠秋；三女席德芳适叶振民；四女德萼适叶恩溥；五女德蓉适金征五。胡家原籍安徽绩溪，而叶、金等为东山大族，他们在上海经营多年，在工商界颇有名望。

席氏家谱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其子孙后代婚姻状况的资料，通过对相关线索的梳理，了解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其分支众多，各支各脉的情形不一，加之职业差异、居住区域不同，或移或迁，或经商或为官，不同人群的婚姻选择又具有不同的目的，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家族婚姻圈的复杂性。然而，根据对已有的资料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勾画出洞庭席氏婚姻圈的大致情况，其主要的特点有：

其一，这是一个以经商闻名的家族，其人员流动频繁，具有较大的地域跨度，相对于农耕时代一些家族囿于一定地域、较少流动而言，明清时期的席家就具有交游广泛的特点。到了近代，来到通商巨埠上海，其人际关系更为复杂，凡此都体现在他们的婚姻状况上。

其二，洞庭东山席、严、叶、沈、翁、王诸大族，历来有婚姻相通的习惯，“山中著姓，世为伉俪„„所重相女配夫未尝嫌贫择富，媒约一言，欣然相就„„并无门户错配之患，亦无远嫁离山之女”。受此风俗影响，席氏家族成员后来四处经营，散处各地，尽管在婚姻上选择面较广，但多数人家仍注重与本山几个大族的通婚。于是，一种现象出现了，即原配往往多为本山人，续娶则多为外地人，这在明代后期体现得比较明显。到了近代上海，面临著更为开放的环境，然而，我们发现席家的婚姻圈依然较多考虑在“同里”选择上，即使是迁移到其他地方的席氏子弟，如出生于青浦席子眉，其原配为洞庭吴氏。

其三，在一山之中，地域有限，彼此相互了解，婚配“并无门户错配之患”。但迁离故土，散于各地，在婚姻选择上就要慎重，所以，迁移到外地的洞庭席家子弟在婚姻上比较注重“门当户对”。明清时期常熟等地的席氏子弟重视人文，故与文人名士交往频繁，互结姻亲的也多。到近代上海，洞庭席家人更多选择与工商家族联姻，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从事工商活动的，这是因“业缘”而引起的“姻缘”上的互动往来。此在席嘏卿、席正甫子孙中已有这样的倾向，而在他们的后代表现更为明显。以席正甫的第三子裕光为例，裕光的婚姻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他的原配是南浔许春荣三女，许春荣（1839-1910），浙江宁波人，早年来沪，被英商泰和洋行聘为买办，后创办了多家钱庄，并任德华银行买办等职，与席正甫一家交往甚深。席裕光有两子，即席德懋（字建侯）、席德柄（字彬如），兄弟俩在民国时期都是名声响亮的人物，德懋、德柄的子女自然是名门望族之后，与他（她）们所缔结的姻亲也要有相当之身份。席德懋有二子二女。二子为孪生，小的叫与和，未婚早世；大的叫与中，毕业于英国康桥大学，后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娶妻潘家璜，大家闺秀。德懋有二个女儿：长女Ann适梁Solomon、二女席梅英适宋子良。宋子良的姐姐宋庆龄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席德懋的这

个女儿：“„„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席德柄先娶妻黄凤珠，南浔人，1941、1942 年间死于上海。后在重庆娶欧阳宝琳。席德柄有一子七女，俱黄氏生。其子女情况：儿子席与文，曾就读于圣约翰中学，留学美国，毕业于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现居美国。德柄有七个女儿，除长女、幼女早夭外，二女、三女是双胞胎，即与昭（Lilian）、与明（Vivian），与昭后适张长春（其父张慰如），与明后适刘吉生儿子Eddie 刘（刘鸿生侄子）。四女与萱（Florence），适David 林。五女与时（Edith）适Nelson 张。六女与景（Helen）适Yi –chuan 秦。夫君皆出自沪上著名家族。从席氏家族的婚姻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了。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了解与分析，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见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人注意到洞庭山大族之间联姻的事实，认为此与东山的民风习俗有关，“姻娅联络”，这样的婚姻圈对洞庭人经商有一定好处。洞庭席氏家族的婚姻圈注重与同乡大族的联姻，是基于多种考虑与选择，既出于对家庭的现实需要，男子经商在外，妇女主内，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而大族之间互结姻亲，于地方上可以相互照应，多方关照。同时，在经商中也有相互提携，互相援引的一面，利用姻亲的关系，“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将血缘、姻缘、业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席家在上海成功

地缔造了一个以其子弟为核心的“外商银行买办群体”，这一群体当年名声显赫。作为远东的重要金融中心，近代上海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外资银行，在席家，不唯席元乐的二儿子席正甫家庭在外资银行当买办者多，其他几个儿子，大儿子席嘏卿（其子席锡蕃）、三儿子席缙华及过继给他人的四子素恒（即沈吉成），出任买办者也众。于是，便形成了以席氏家族为中心，洞庭山诸大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结成一个颇具势力的银行买办群体。洞庭席家有数代，如果加上几个女婿，计有十多人，先后在上海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德丰、中华汇理、宝信、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住友、运通、美商信济、德华、华比、中法工商、华义、华俄道胜等主要外资银行担任买办。

在这种状况下所形成的婚姻、家庭组合，不仅直接影响到东山的社会结构，对东山大族之间的经营活动也产生广泛影响。无论明清还是近代，不论在南京、长沙、临清抑或上海，在席家乃至洞庭帮商人经营的行业中，翁婿之间，甥舅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业务往来，资金周转、相互参股，合作经营，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经营网路中，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 地缘：同乡关系与同乡组织

在考察洞庭席家的姻亲关系时，我们注意到席家注重与东山大族的联姻，实际上就联系到地缘，涉及到乡情。从此意义上说，要研究席家必然不能忽视洞庭山的同乡网路与同乡组织。

聚族而居的传统习俗曾经使洞庭东山人极少远徙，极少远嫁，人们以“死徙无出境”的规矩圈划了自己在洞庭山的那一域生活空间，恋土而重迁。明清之时，越来越多的洞庭山人挟资出商，起初出于生计，渐而成为习尚。洞庭人不再重迁，“故其居人易于离别，万里暂游，十年永隔，既淮海兮异域，复燕秦兮绝国。浮家多浪迹之人，采药有忘归之客”。然而，别离家乡，“靡远不到”的洞庭山人却依然恋土，怀有著聚族而居习俗所种下的深深的乡土之情。现实生活中，真正实实在在地体现这种家乡情结的，是他们在异乡客地的互相扶助，互相提携，“异乡相见，倍觉多情，虽谊属疏阔，至乡人之寓如至己家，有危必持，有

颠必扶，不待亲族也。即或平素有隙，遇有事于异乡，鲜有不扶助者，如其不然，群起而非之也”。同乡之间，情谊浓厚，乡人互助，蔚然成风。

东山人出外经商，各地皆有，“置办货物，咸需舟楫往来，惟苏郡沪邑两处最多。昔年曾在上海大东门外禀请建设洞庭山码头，泊舟停桡，同声称便”。上海的洞庭山码头位于十六铺，由王屿伯在咸丰二年（1852）募建，为同乡运柩及船艘停泊之所，后又陆续购地置房。这些例属洞庭山同乡的公产。对此，《上海县志》及上海相关地图均有记载。以后，洞庭山来沪船只大多停泊于此。民国初年，沪南工巡捐局将十六铺沿浦码头，不论公产私产，一概拆去，租与大生、大达等公司，由此损害了许多商人的利益。为此，洞庭商人联合其他商帮与工巡捐局交涉。该案历时持久，洞庭山帮据理力争，毫不示弱。此后，洞庭山商人又

租得天后宫桥堍三十号码头，作为同乡船舶之进出。苏州东山码头，坐落吴县十一都阊一图（即阊门外南童子门南首），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万梅峰、叶翰甫发起筹建，归东山三善堂管业。此码头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方便同乡商人舟楫往来。洞庭东山三善堂由多位绅董组成，席家也有人参与其事，如席贵等人。这些码头的兴建，是东山同乡在外经商时团结一致的体现。

上海是一个近代发展的移民城市，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皆有，作为近代移民，其特点、性格已发生深刻变化。数以千计的洞庭山人移居上海，像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一样，他们也日益认同于这个新的城市。但是，另一方面，洞庭山人又不肯忘却自己的根，总抹不去那份浓浓的乡情。在具体经营行为中，他们仍然延续著前辈的习惯，重亲戚，重同乡。更重要的是，洞庭东山一地虽小，人数也不多，但在沪东山商人建立的会馆及公共事业却相当齐备，从中体现了东山人所具有的凝聚力。对东山同乡事业的推动，席家人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而其中席锡蕃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东山旅沪同乡会后来有一段对席锡蕃的评价：“至今三善

堂、东山会馆、同乡会，号称三团体者，济济一堂，三位一体，共策进行，毫无睽隔，皆先生之功也”。三善堂、东山会馆、同乡会，是洞庭东山旅沪三大公共团体，席锡蕃是这三大公共团体的重要发起人与推动者。

东山同乡在沪公共事业，有莫厘三善堂、同乡会两处，长期各自为政，颇少联络，各有局限。席锡蕃以为“吾山原有三善堂，所办事业仅及慈善施舍部分，他未暇及，同乡会则根基未固，能力尚嫌薄弱”，于是，他倡议建造洞庭东山会馆，此议立即得到众人赞同。随后，召开旅沪东山同乡会员大会，拟建会馆。在各位董事的劝募下，“自沪地而本山，而外埠”，东山同乡争相捐助。其中，席锡蕃经募银10200 两，洋12500 元，后来，他又与父亲一起捐洋1000 元。在经募中，席锡蕃发动了席氏家族的力量。在《洞庭东山会馆落成报告全书》的“募捐同人姓氏“及“捐户全录”上，详细开列了捐款人（户）的姓名、数目，席家子弟捐款踊跃。洞庭东山会馆于1915 年建造。会馆既成，因席锡蕃为会馆的创建出力尤多，公推席锡蕃为总董，朱鉴塘为协董，主持会馆日常事务。

席锡蕃对于同乡公益事务，几乎“无役不从”，而惠然轩公坛、惠旅养病院等更是席锡蕃一手创办的。惠旅养病院的创办与发展，倾注了席锡蕃一家几代人的心血。锡蕃的父亲嘏卿平时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性慷慨，好施与，生平施米施药，数十年如一日。1911年，他八十大寿，亲朋好友前来祝寿，他对席锡蕃说：“旅居沪上者甚众，一旦遘疾，医药无资，寝食无地，侍奉无人。盍移此分仪筵资以建病院，不徒加惠旅人且可为诸君福乎？”

于是，他将自己的寿礼及筵资合成3600 两，作为建造惠旅养病院的基金。后以这笔钱款为基础，又经同乡募集，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惠然轩西面建造起一座医院，造福众人。

在“惠然轩惠旅养病院碑记”中记述了席嘏卿平时喜爱的一段话：“人必心力有余而始为善，终其身无为善之日矣。”惠旅养病院的具体建造，全赖席锡蕃一手操办。惠旅养病院，又称惠旅医院，直到1920 年才成立开幕。该医院的兴建使东山同乡获益匪浅。除惠旅医院外，他们还创办了惠旅助产学校。

席家其他分支各房，都有一些热心人关心同乡事业。在这些席家子弟，以及来自山中的王、严、翁、叶、万、郑、朱、沈、邱、张、徐、刘、金、吴、施诸姓族人的共同努力，热情推动，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洞庭东山会馆才能有声有色地开展活动。东山的同乡会与会馆自成立以后，都以维护乡人利益，促进家乡公益为义不容辞之责任。东山同乡会在其章程上明确指出，同乡会有改良本山风俗教育及维持申、山慈善事业等类之责，会员遇委屈、欺侮等事可向同乡会声诉，经调查确实，同乡会出面代为伸理。本著这些原则，同乡会在其存在的几十年间，经办了一大批事务，涉及治安、交通、文化、慈善公益等各类问题，具体

如治安方面，有“历年冬防筹款”、“太湖湖匪防治问题”、“战争发生后地方治安问题”，等等；交通方面，如历次开浚河道、修筑苏山航道间各桥梁、协助轮船交通等等；文化方面，协助会员创设义学，如务本、鉴塘、燕石、厘峰等小学，出版《莫厘沪报》、《莫厘旬报》等刊物报纸；救济方面，如历年水旱灾害赈捐、战争期间遣送难民回籍等；在为乡人服务方面，如常年办理汇兑，运柩回籍，为被诬被冤同乡申诉等；慈善公益方面，如整顿三善堂，收回南码头，接管惠然轩及惠旅养病院，等等。经办范围广泛，所投入的大量人力财力，都来自

同乡募集，会中经费亦“幸承各同乡关怀桑梓，各尽棉薄，集腋成裘，事无不济，此乃我山团结之表示。”除上海外，洞庭山人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分别建立了同乡会和会馆，特别是在洞庭商人相对较为集中的湘鄂苏一带，在江苏，南京、宿迁、睢宁等地都有洞庭会馆之设，且存在时间较长，如南京洞庭会馆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当时曾拥有较大规模，岁时佳节或有事则召集旅宁同乡公议，为同乡赴省城，染病无依，死后无殓者提供资助。之后，因战乱的影响，时设时歇，一直到1949 南京解放，会馆尚存。睢宁洞庭会馆建于乾嘉年间，是洞庭商人较

早设立的一个会馆。宿迁的姑苏洞庭会馆，几经战火，屡毁屡建。同乡会、会馆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联络同乡，增进乡谊，推动公益事业发展而设。但其所作所为，增强了洞庭东山人的凝聚力，同时，也无形间把洞庭山帮当成一个整体推向了社会，在公众中留下印象。传统乡情意识，浓郁的地域观念，经过近代的洗礼，有所继承，有所发展。

洞庭东山的同乡组织、同乡机构，在从传统到近代的延续过程中，有不少是沿袭了旧有的做法，典型的如善堂之设，东山在清代中叶就有惠安、固安等善堂。惠安堂分设于前山、后山两处，先后创设于嘉庆十一年（1806），办理施棺掩埋，兼施医药。固安堂创设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订立规条，平价办理丧葬各事，“以为隐贫者助，凡无力殡殓其先人之骸骨者，皆得由固安代任办理” 。另有体仁堂者，设立稍晚。而近代上海之莫厘三善堂，乃旅沪东山同乡“合吾邑旧有之固安、惠安、体仁三善团而成”，故名三善堂。在后来善堂的发展中，其宗旨和基本的做法还是吸取、参酌了传统的东西。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信奉、祭

祀的问题。

在东山，有著众多庙宇，诸如关帝庙、城隍庙、观音庙、太湖神庙、水平王庙、娘娘庙等，而受到东山人最普遍和虔诚信奉的，则非刘猛神莫属。东山人视刘猛神为一方之庇护神，故而当东山人散处各地时，依然对刘猛神虔信倍加，而冀期于各方面得到神之庇助。在徐淮、南京、上海等地，东山人所建的会馆公所中，亦往往供奉刘猛将。创自于清乾嘉年间徐州府睢宁县李家集的洞庭东山会馆，规模恢巨集，正殿即供奉刘猛将神像，“其仪容与本乡无疑”，上悬匾额，书“仲伯鄂蕲”。建于南京水西门内徐家巷的洞庭会馆，自嘉庆四年（1799）创设以来，也一直“奉刘猛将为福神，供置厅堂，每岁逢正月十三（刘猛诞辰）、五月十三、九月十三及岁时佳节，旅宁同乡皆毕集于此”。会馆常年经费，由在宁设肆者提供。清人甘熙曾对南京洞庭会馆的刘猛将军庙有一段记载：“今洞庭会馆塑像祀之，白面无须，头系彩帛，群儿戏弄，谓博神欢” ②。每逢十三迎神，还要求每肆捐利钱三百文，以作演戏、设筵之费。可见他们对祭神、迎神活动的重视。上海的洞庭东山会馆，建于民国年间，屋宇巨集敞，设备周全，其中专设猛将堂。在会馆落成礼节单上，其中第二条就写到：“诸同乡领有入座券者随即到（大厅）关圣帝君前行三跪九叩首礼（议事厅）刘猛将军前行二跪六叩首礼

（土地祠）土地神前行一跪三叩首礼„„”③远离家乡的人们，依然保持了故乡旧有的土俗信仰，供奉著他们心目中的东山福神刘猛将。

如果说以前的洞庭东山同乡强调乡民团结，是一种民风的表现，靠自觉与习惯在延续，松散而无序。那么，到了近代，洞庭山人组织起同乡会，成立会馆，地域的概念进一步确立，组织之严密性，使活动的开展更加有常，更得章法。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有会章，会章中有关于同乡会的定名、宗旨、会址、任务、会员入会、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组织、选举、会议、经费、会计等的详细规定。如会员分永久、赞助、普通三种会员，其依据主要是缴纳会费的多少，如一次缴纳会费20 元者为永久会员，每年交纳会费二元者为普通会员。东山同乡会下有执行委员会、小学贷金委员会、医药贷金委员会等机构，各委员会各有规则章程。如“小学贷金章程”中规定：“凡同乡清寒子弟确系无力求学而学业操行成绩均在乙等以上，由会员二人之介绍得请求贷金”。对同乡会所有的财产、所属的事业机构也有专门委员会管理，并制订相关的章程，如有“本会会所基地道契保管委员简则”、“本会办事处管理规则与职工办事规则”、“本会惠旅中医部章程”、“本会医药贷金章程”，等等。东山旅沪同乡会是一个同乡组织，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同乡组织，它从教育、医疗、福利，到娱乐、体育，涵盖面非常广泛，它所经办的事务是“大社会”的事务。可以说，同乡会与东山旅沪同乡这个移民群体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样的同乡会，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已经渗透到旅沪东山同乡的生活之中，由此也使他们更加凝聚在一起，同乡意识得到了强化，在经营领域更加“抱成一团”。所谓“君不见，东山崛起太湖中，莫厘七十有二峰，层峦叠翠青且葱，湖山毓秀灵所钟„„明末清初多名公，共和创造号大同，银钱两肆我独荣。”他们在上海金融业异军突起，出现了著名的洞庭山帮，以至商界有“徽帮人最恨，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之说。也由于洞庭山帮在上海金融界占据著重要地位，散居于各处的同乡也为此大受其惠，在他们的家乡吴县：“本地钱业，得上海之头亲，银行之调节，富户之存款，故资金之来源裕如，而镇江、南京等处，于接济江北不足之时，亦常仰求吴县之头亲。是则吴县之金融，实为南京、镇江与上海间之仲介也”。吴县的那些钱庄，如保大、复豫、仁昌裕，等等，都与洞庭山人经营或任事的钱庄与银行保持著密切联系。同乡之间，情谊浓浓，地缘乡情再加上血缘、业缘的联络凝聚，洞庭山人得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亲帮亲，邻帮邻，历经几个世纪，席氏家族兴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种民风乡情。

从明清到近代，洞庭席氏家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在活动区域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向大中城市集聚，除大量懋迁来沪，移居上海外，在其他区域经商的席家人也纷纷转向城市，从江淮各地、沅湘之壤，而向南京、武汉、长沙等城市集中。其次，为适应近代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多数席家子弟不再单纯从事货物的往返运送，而转向开店设铺。其趋势是坐贾增多，行商渐少。第三，在资金流向上，传统时代的资金流向单一，大量资金只在商业领域内进进出出，到了近代，其资金出路复杂而多样，有继续从事传统贸易活动的；有转投金融业，开设钱庄、银行的；也有开始投资于近代工矿业，以及像房地产这样的新兴行业。席氏家族在具体经营中，包括经营观念、文化水平、知识结构，也随著时代的演进而发生变化。但是，从他们的经营事例以及实际利用的社会关系中，还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东西仍然发挥著作用。

在洞庭席氏家族编织的关系网络中，亲族、同乡关系始终是其中最基本的，可以认为是繁杂社会关系圈中的“内核”，也是比较稳定的部分。在他们的人际网路中，最注重的是亲戚与同乡。前者借助宗族血缘组织，依赖血缘的联络和凝聚；后者利用的是地缘，所谓“亲不亲，同乡人”。而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相互渗透的。“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故以同乡人为多”，这是钱庄等传统中国商业机构中惯用的进用人事制度，老板一般是父子相传，职员多为近亲或同乡至好。而这一套人事制度，也被买办带进并移植到了洋行中。在同乡与同族组成的人际网路中，在外资银行任买办的席家子弟在资金周转、汇兑定约、吸收

存款乃至抵押放款上，经常利用族人、同乡的关系。“深悉钱庄底细，乃导银行放息”，同时，他们往往又把外国银行的诸如代理汇划、领用钞票、存放业务交与亲戚同乡熟人经办。

席正甫等人与正大、协升、镇昌、久源、裕祥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他自己还与严兰卿合资开设了著名的协升钱庄。“那时洞庭山帮钱庄，因和外商银行买办是同乡关系，势力不小” 。银行买办与钱庄主相结合，构成近代金融界的一股新力量。另一方面，席家买办们凭借自己在洋行中业已取得的地位，援引提携，使他们的亲戚同乡跻身外资银行、洋行者不少。洞庭席家在近代上海金融界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席正甫兄弟在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当买办有关，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洞庭东山席家为中心，洞庭东、西两山诸家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规模庞大的“外商银行买办群体”。职业场上的彼此攀援，生意之间的互相帮衬，都反映出他们对亲族、同乡的看重与依赖。

与明清时期不同，在席家人构筑的社会网路中，有一种关系是在近代拓展的，这便是与外国商人建立了密切关系，这是席家社会网路结构中的重大突破。由于有了与外国商人的关系，他们在职业上与西方人保持著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作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之外的人物，他们很早与西方的近代经济发生关系，继而成为整个通商口岸富有影响力的新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外商银行买办群体，由此奠定了席家在上海金融界中的地位。凭借买办的身份，挟洋自重，在与本国官员及其他阶层打交道时，明显增加了他们的分量。甚至席家后来在欧美、香港等地拥有的一些关系与网路，也是在一些外商的撮合下建立的，1949 年前后部分席家子弟离开上海，去海外谋求发展，便与此直接相关。

人际关系是双向的，外国商人也利用了席氏家族的社会关系网路。据《商埠志》的一段记载：“（席正甫）当其初抵沪滨之际，遂与其兄昆仲同时谋事于商界，未几创办中国钱庄，自行执事，善于经营，日有进步，继由西商敬服，慕名延聘，充当汇丰银行买办之职”。这段文字上看，席正甫兄弟创办钱庄在先，因善于经营钱庄，也就是他们具有丰富的经商经验以及与本地商人的亲密关系，为汇丰等一些外商银行所青睐，从而被聘为买办。外商正是通过席正甫这些关键人物，以他们为仲介与桥梁，进而与一些钱庄组织、同乡组织以及中国的各级官吏 那些在中国社会中起实际作用的势力发生关系。这是极为有效的方式，外资企业由此成功地切入了中国社会，并从中攫取了丰厚的利润。这种经验后来为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多外商所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