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士大夫阶层的捍卫者和掘墓人（转自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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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士大夫阶层的捍卫者和掘墓人
　　
　　我喜欢说，“历史是诡异的”。这句话，放在曾国藩身上也是合适的。
　　
　　关于曾国藩，目前的史论越来越倾向于正面评价。这基于对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持有越来越多的肯定之上。
　　
　　一、曾国藩是士大夫阶层的捍卫者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太平天国”是一个比清王朝更野蛮和更专制的政权。它搞“政教合一”，将最高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威同时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对民众施加更严厉和范围更大的管制，加上“太平天国”多数的领导人个人品性卑劣，行为乖张。所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是有功于国民的，客观上避免了国民陷入更加专制与野蛮的统治之下。
　　
　　当然，我们不能说曾国藩是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而反对和打击“太平天国”，他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要捍卫“名教”。因为，他认为“太平天国”的反对儒家纲常思想的主张与行为是最不能容忍的。
　　
　　他在“讨粤匪檄”写道：太平天国致使
　　
　　“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从他这些话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对太平天国破坏纲常伦纪所作所为的愤怒。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对他的动机做进一步深入分析。为什么他要捍卫“名教”呢？当然，你可以说，他就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就是如此，天经地义。如他所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但我觉得并不这么简单。我认为他之所以要捍卫“名教”，最根本的是要为了捍卫士大夫阶层，或者说捍卫读书人阶层，捍卫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框架内，是没有读书人阶层的位置的。这个道理很显然，既然太平天国搞“政教合一”，集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威于一体，那当然就用不着读书人了。在承认“名教”的清王朝和以往的其它王朝，都需要读书人来贯彻，传播、诠释和维系儒家思想。因而这些政权都必须倚重读书人，给予了读书人很重要的地位，容忍他们来掌握整个社会的价值解释权。
　　
　　而现在，“太平天国”毁“名教”，这个政权要自己掌握话语权，所以就根本没有必要倚重读书人。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直接管理所有的土地和货物，那也不需要宗法家族和读书人来管束和教化民众了。
　　
　　反过来看，曾国藩说，即使如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的乱贼都知道尊“名教”。言下之意是说，如果太平天国不反名教，他就不一定要去征讨它。本来中国以往的朝代更迭就是这样，如果现有的王朝暴虐无道，大多数读书人判定其命数已尽，是会反过来支持和辅佐反抗者，并发现“真龙天子”。假使“太平天国”不反名教，像以往的反抗者一样尊奉儒家思想，并以儒家的革命思想为理论依据来反抗清王朝，那么说不定曾国藩在认定清王朝王道已失，气数已尽的情况，不去征讨太平天国也是有可能的，甚至反而同情和支持太平天国也是有可能的。但太平天国要改变已往的社会结构，要改变游戏规则。而在这个社会结构和游戏规则，“太平天国”没将读书人阶层当回事。要反“名教”，“名教”既毁，读书人就没有依托之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所以，曾国藩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会本能地坚定地反对“太平天国”，捍卫名教，捍卫士大夫阶层的寄托之所，捍卫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以使这个阶层能够存续下去。

　　　　二、曾国藩也是士大夫阶层的掘墓人
　　
　　曾国藩做的另一件大事，便是开启了“洋务运动”。
　　
　　不论“洋务运动”的初衷如何，是强国也还是富民也好，最终，它的最大成效是加强了专制的力量，专制才是“洋务运动”的最大受益者。
　　
　　这里的专制并不限于清王朝。就挽救清王朝的命运而言，“洋务运动”是失败了。这要怪清王朝太腐朽了，无可救药了。但从更广视角来看，“洋务运动”却挽救了专制的命运，并加强了专制的力量。
　　
　　自中国社会从分封制转入郡县制后，郡县制便绵延了2000余年，历经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改朝不改制。变化是有的，但基本的大框架和结构却非常地稳定。
　　
　　郡县制的社会结构，很好地适应和解决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与物质生产高度分散的经济格局相协调与相互济的问题。它有两个政治结构和三种基本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一个是以皇权为最高权力的官僚体系。皇权通过郡县的行政体系而到达县；在县以下乡村，则主要由宗法权力来支配。三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则是民众、士大夫阶层和皇权。国民受到两个政治权力的管辖，而读书人则掌握着社会价值解释权，维系着儒家的忠孝价值观。进则成为官僚体系的一分子，退则栖身于宗法家族之内，成为沟通和调和两个政治结构的桥梁。皇权虽然握有最高权力，但却要受到儒家价值观的微弱的软约束。
　　
　　为什么郡县制的社会结构能稳定绵延这么长久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产发展水平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专制社会本身并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它在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只能依靠偶然的获得，而不能通过创新机制系统性的大量获得。所以，在2000余年里，中国社会的生产技术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但“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技术渐渐传到了中国。这使得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专制社会也能获得和应用先进的技术，也能获得和应用建立在这些技术上的组织管理手段。本来，技术进步既可能增进自由的力量，也可能增进专制的力量。但在中国人仍然秉持“君权至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就只能增进专制的力量。铁路的修建、电报的使用等等都加强了专制对社会的控制力。
　　
　　当专制力量强大到可以直接控制整个社会时，它自然而然地就会不再依赖宗法家族和读书人阶层，而要消除它们。它就会“灭孝强忠”，剥夺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解释权。“太平天国”应该算是这一冲动的最初尝试。当然它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直接控制整个社会的手段还不够强大。
　　
　　“洋务运动”除了增强专制的力量，从而为专制力量消除士大夫阶层提供了可能外，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转化士大夫阶层，即将读书人从价值领域转向工具领域。“洋务”本身为传统读书人提供了一条从事工程技术活动的途径。
　　
　　所以，“洋务运动”可以看成是埋葬“士大夫阶层”的最初举措。而曾国藩毫无疑问挖了第一揪土。
　　
　　我最后要说的是，不摒弃“忠君”意识，不树立起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任何的社会改革运动只会增强专制的力量；相应的，民众所能保留的自然权利也会越来越少，会受到专制越来越多的管束。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束缚也许就是几根铁锁穿骨，极其野蛮；而后来的束缚却是密密地富有弹性的锦索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