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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呈现在纸端的是一个古老华贵的望族——颍川褚氏家族。自西汉至唐末，长达八百年间，这一家族人才辈出，福泽连绵不绝，接连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大都督、尚书令、大将军、尚书、将军、郡守、刺史、文、史、经学家……几度成为不同朝代的栋梁支柱。其家中优秀子弟伫立在中华文明大航船的掌舵处，衣袖翩翩，引领着泱泱神州的社会发展、文化走向。
可伴随着千年风沙席卷而去，如今他们的形象却是如此模糊。当笔者俯首书堆，费劲地查询这一位位褚氏子弟生平的时候，只觉得满眼陌生：那是一个个繁绸绕口的名字，行走在一幕幕兵荒马乱的时代，几乎每一张面孔都十分生疏，可他们的籍贯上却分明凿刻着“颍川”两个斗大的墨字。刹那间，我仿佛走入了另外一个禹州，一个被历史沙尘掩埋在地下的荣耀家乡。
故纸黄卷一页页滑过，我看着褚氏家族的始祖以布衣学问起身，看着褚氏子弟甲胄在身、勇战叛军，看着褚家长者几度弃主、艰难博弈，看着褚氏后人鲜衣怒马、坐食祖荫，也看着黄昏时刻他们倾坍衰落、血流成河。到如今，褚氏家族已经和光同尘，成为遥远方向的一抹记忆。这些跌宕起伏的家族史仅仅化为史书中零零散散的片言记录，但于书中偶然相逢，我们依旧会为之动容。而通过他们的故事，你我更仿佛猛然撬开了尘封故乡的一角，露出了我颍川的恢宏原貌。在此光芒之下，古老的褚氏家族仿佛也随即化为一叶小舟，在荣耀颍川的汪洋中航行，愈加衬得这片土地的深广。
追溯褚氏
据《万姓统谱》、《新唐书》等记载，褚姓起源较早，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多年：周武王灭商之后，把商丘(商代旧都，今河南商丘市南)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宋。宋国传至第二十三代国君宋共公（公元前588年至前575年），其子段被分封到褚地，段为人高尚，褚地属民都学习他，尊敬他，把他当作老师，久而久之，人们就称他为褚师。其子孙后来省去师字，改为姓褚。 另有《通志•氏族略》记载，褚氏源自于官职。春秋时宋、卫、郑等国都设有褚师之官，为管理市场之官。那时有以官为姓的做法，褚师官的子孙，往往就姓褚师。后人省师字改为姓褚。
不管褚姓源自于封地，还是源自于官职，因为春秋时宋（今商丘）、卫（今鹤壁、新乡一带）、郑（今郑州一带）皆在中原，褚姓诞生于河南境内无疑。战国纷乱之后，褚氏子孙一支迁徙至颍川，成为声名最赫的颍川褚氏。西晋灭亡后褚氏集体东迁，后裔分布在武进、苏州、钱塘等地。隋唐之后褚姓支房迁居全国各地，少部分流寓于国外，其中有一部分迁回禹州。因为颍川褚氏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散居在四方的诸多褚氏分支，仍旧在籍贯上填颍川二字，以示不忘本。
褚氏崛起
颍川褚氏起自两汉,并于魏晋之际迅速崛起,在此后朝代更迭频繁的南朝政权中左右逢源，列位第一流士族。据所查据到的资料，褚氏兴盛历经至少六次跳跃：
第一次跳跃是以文化为根基。褚氏首耀史书的是一位文人——西汉末期博士褚少孙，精通文史的他先后在宣帝(公元前74年—前48年)、元帝、成帝期间任博士、侍郎。因在司马迁死后，补辍《史记》而闻名于世，被后世文人史官尊称为褚先生。褚少孙作为一代史官曾出入宫廷十余年，知识渊博、见识卓越，为家族儒学门风奠定了基础。
至东汉时期，褚氏在颍川已成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氏族群，连二千石大员（仅次于丞相俸禄的高官）都不能制。但不知因何原因，此间200多年，褚氏未曾有见诸史册的俊才。直至东汉末期，褚招因受名臣羊祜青睐，而登上政治舞台，在东汉末魏初时官至安东将军、扬州都督、关内侯。使其家族在朝廷中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
第二次跳跃是以忠勇而获青睐。东晋时，褚翜（sha，意为快，迅速）(275-341)在苏峻之乱（公元328年）中誓死捍卫司马氏皇权：在苏峻军队涌入宫廷之际，他护卫幼帝，因而获得信任。在兵乱平定后，与兄弟褚裒（póu，意为聚集）得封以封侯，并代权贵庾亮为中护军（禁军高级将领），累迁尚书仆射（相当于宰相），加散骑常侍（皇帝近卫官职）、护军将军。褚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
第三次跳跃得益于与皇族联姻。公元343年，褚裒(303-349)女儿褚蒜子（324－384）被封为晋康帝司马岳的皇后。这位传奇女性三度临朝，褚氏家族由此以外戚身份成为掌权的四大家族之一。其父褚裒得封侍中（相当于宰相）、征北大将军，坐镇徐州、兖州、京口等军事要地，并于公元349年率军北伐。褚氏家族高等士族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
第四次跳跃是因审时度势、转投新君。（刘）宋（420年～479年）时期，褚裒曾孙褚裕之(381—424年)、秀之、淡之三兄弟身为外戚却背弃东晋王朝，与崛起的新兴军事统帅刘裕进行了新的一轮君臣合作。受到了刘裕的厚封，并与刘氏皇族结成姻亲关系，使颍川褚氏在刘宋时期跃为一流高门。
第五次跳跃得力于才俊子弟左右逢源。在（刘）宋向（萧）齐（公元479—502年）过渡期间，由褚秀之的孙子褚渊（435～482)来完成。褚渊人才出众，先后当驸马、为高官、平叛乱，为刘宋江山的稳固做出过极大贡献。宋明帝死后，褚渊以顾名大臣的身份，将萧道成引入权利中枢。（萧）齐建立之后，褚渊受到重任，齐高帝对其言听计从。高帝逝世后，褚渊又被昭为顾命大巨，已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第六次发展是靠后人贤能。（萧）齐（479－502年）灭亡之后，南朝又历经梁代（502－557年）、陈（557－589年）两轮王朝更迭，褚氏家族逐渐淡出政治中枢，褚亮、褚遂良两父子作为家族黄昏的最后一抹亮色出现。褚亮(560-647)，历次就职于陈朝陈后主、军阀薛举、唐太宗李世民等。贞观中，任散骑常侍，封颍川侯；褚遂良(596-658)，褚亮之子，著名书法家。以谏议大夫踏入朝堂，贞观二十二年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太宗临终时他与长孙无忌被召为顾命大臣。后因反对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而遭贬谪死于任上。
此外，颍川褚氏在这一时期的名人尚有（部分）：东晋辞赋家、晋恭帝皇后之父褚爽，南朝齐散骑常侍、秘书监褚责，南朝宋、齐名士褚炫，南朝齐、梁光禄大夫褚球，南朝梁侍中褚向，北朝魏太守褚緭，南朝梁吏部尚书褚翔，南朝陈文学家、御史中丞褚玠，南朝梁诗人、御史中丞褚沄，恭帝皇后褚灵媛，将领褚契，南朝宋齐时棋手褚思庄，齐东昏侯皇后褚令璩、大将褚蕃，梁经学家褚修，隋学者褚晖等。
时代背景
从一介布衣平民跃身为登峰造极的贵族门阀，面对褚氏这一华丽涅槃，起初笔者惊叹于天佑这福泽之家，致使贤良子弟层出不穷，推动家族兴盛至此。但随着阅读史料，笔者发现在此背后更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
西汉中后期，中央政权对地方掌控力衰落，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逐步形成豪强地主势力。它们从占有大量田地、依附农民的地主，逐步发展到拥有武装私兵、商业贸易的城寨，形成一个个封闭式的独立王国。与此同时，这些豪强家族中陆续有子弟成为著名学者、政府官员。于是，势力、权利、文化三者汇集，形成了势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 至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已经遏制不住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魏晋时期的举孝廉、九品中正制、任子制等制度，使大批地主子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甚至逐渐控制了选举推荐官员的渠道，逐步形成门阀政治。
公元316年，匈奴灭内讧后势力大损的西晋王朝，建立汉国（前赵）政权，自此神州进入长达273年的南北大分裂时代。逃至南京的新兴东晋王朝，借长江天堑偏安一隅，皇权衰弱，甚至需要靠士族大姓的支持才能维护统治。此后南朝历经宋、齐、梁、陈等政权均未有改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姓地主逐渐变成豪强宗族，诗书之家成为士林学门，官吏家庭成为官僚世家，而更可怕的是，三者常常集于一身，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士族。这种集财富、学问、政治权利、盛名、影响力于一体的大家族，经过一代代的积累，形成了一个个庞然大物，褚氏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空前绝后的士族时代，各门阀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一、不同士族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在一起，抵抗倾轧，分享权利；二、极度排外，与庶族泾渭分明，甚至坐不同席；三、士族大多以家族利益为重，难免恋家忘国，在王朝更迭中往往以强者为风向标；四、大小家族牢牢控制权利中枢，致使社会流通空间僵化；五、子弟腐化严重。
家族文化
如上所述，专制皇权与强大士族的亲密战略合作关系，助使士族迅速崛起。但在最为纷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易代之争频繁、王朝内部的权力倾轧极端复杂。不管任何家族再怎么权势滔滔，也避不过福倚祸伏的规律。一旦有新任暴力最强者出世，大多旧门士族都逃不过坠崖崩盘的命运。
然而褚氏却作为一个异类出现，数百年间，它始终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各个新兴王者，轻易化险为夷，并步步为营，处于各个王朝权力的核心。这显然不是或天命，或侥幸，或某祖先手腕通天所能解释。细梳褚氏家史，可归纳出其氏族文化的四个特点。
一 审时度势 冷眼如炬
公元328年，东晋军事实力派苏峻因为不满与中书令庾亮（颍川人）剥夺自己军权，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中央军队溃不能敌。京都建康沦陷后，百官纷纷逃遁，待乱军涌入皇宫，只余下宰相王导抱幼帝坐御床，时任禁军高级军官的褚翜等护卫一旁。乱军威吓褚翜等投降，这位胆略惊人的汉子反而厉声呵斥：“苏峻既然来面见君王，你们军人胆敢无礼？”乱军大骇，“由是兵士不敢上殿。”随后苏峻之乱被平，褚氏家族因誓死捍卫司马氏皇权，与弟弟褚裒分别被封侯。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褚翜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极有胆色，在乱军围攻之下，尚敢扬眉应对；一个是极有“眼”色，褚翜这一句简单的呵斥，其实潜藏着他对时势的清晰判断——凭借招募流民起家的苏峻，虽然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却没有得到其他各大士族的认同。所以单打独斗的苏峻只敢树起“清君侧”的名义，却不敢反东晋；而“单家”作乱触犯皇权、打破各阶层平衡，势必遭到群起而攻之，苏峻必败。于是在背水一战的绝境中，褚翜赌了一把。显然，他赌赢了。
有其兄，亦有其弟。褚翜的弟弟褚裒为人沉稳谨慎，喜怒不形于色，在当时就被名士评为“有皮里春秋”。他先因哥哥褚翜功劳荫及，25岁便得封侯。随后以外戚（太后褚蒜子之父）身份进入权利中枢，但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中央任职，选择了向地方发展。“诏以为左将军、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镇金城。”后有官员上奏，说褚裒是皇太后父亲，提议拜他为侍中、录尚书事（等同于宰相）。褚裒则“我是外戚，恐怕舆论责骂（乱政擅权），请求能够为国家藩守边疆。”于是改授他为“都督徐、兖、青、扬州之晋陵吴国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永和初年，朝廷再一次诏褚裒回去，又被褚裒拒绝。（《晋书》本传）
褚裒几番拒绝进入朝廷中枢，并非真正的“惧获讥嫌”，而是有着谨慎考虑：当时掌权的庾、桓、何、褚四大家族中，褚氏崛起时间最短，势力相对弱小。坐镇边关，使褚氏家族避免了与其他权贵矛盾激化的危险，且占据了京口这一重镇，起到了积累实力和制衡中央的目的。
褚翜、褚裒的这种应时变化的做法，开创了褚氏家族的现实主义家风：在此后王朝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更加险恶，褚家人始终以一种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独特的慧眼观察时事，趋利避害，使家族利益最大化。
褚裒去世近70多年后，时至褚裒曾孙褚裕之、秀之、淡之三兄弟时，东晋王朝大势已去。褚氏兄弟从现实出发，为了保存家族的势力，在身为晋室姻亲的情况下（恭思褚皇后即褚裕之胞姐褚灵媛），却选择了投靠刘裕，为刘裕谋权篡位积极奔走：《宋书》记载，褚裕之三兄弟尽忠于刘裕，四面征讨，“力战有功”。甚至为了获得刘裕的信任，褚氏兄弟利用外戚身份作出令人发指之事：恭帝每生男婴, 刘裕便命令褚氏兄弟杀掉，他们或诱赂宦官侍女, 或密加毒害, 前后不止一二次；后来恭帝被迫逊位幽禁，恐惧会被诛杀，与皇后（褚灵媛）共住一室。甚至亲自做饭，防止被下毒。而刘裕为了斩草除根, 令淡之兄弟去探望褚后，褚后出别室相见，士兵随即进入，献毒药于帝。
我们不知道褚氏兄弟或直接或间接杀掉自己外甥、姐夫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过犹豫？午夜是否辗转反侧？出身儒礼世家的他们背负着杀婴、弑君的恶名时，是否会愧疚、痛苦、煎熬？但我们知道刘裕称帝之后，东晋高门士族或抄家，或消退，甚至高官长者人头砍落，子孙为奴为阉，妻女为婢为妓。而褚氏家族却一直备受朝廷优待，地位反而进一步提高。时间飞过六十年，到了褚秀之孙子褚渊时，他又面临了同样的抉择——刘氏皇族衰落，新兴王者萧道成崛起。褚渊同样长袖左右挥舞：一方面他忠于（刘）宋，勤政务，平（薛安都、桂阳王）叛乱；宋明帝病逝后，褚渊接受遗诏为顾命大臣，也曾尽心辅佐幼主，史称：“渊同心共理庶事，当奢侈之后，务弘俭约，百姓赖之。接引宾客，未尝骄倦。”（《南齐书》卷23）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为萧道成篡位提供方便。他不仅根据当时品评人物的风气，在舆论上给予萧道成很高的赞誉“此人材貌非常，将来不可测也。”而且利用顾命大臣的身份，力引萧道成进入权力中枢，为其铺平了道路。（萧）齐建立后，褚渊受到重任，“朝廷每有机要事，帝多与褚渊论谋，其意见每每从纳。礼遇甚重，及高帝崩，遗诏以其为录尚书事（等同宰相，顾命大臣）”。
从褚翜、褚裒、褚叔度兄弟、褚渊前后150年间四代人的抉择中，我们可以窥到其家族文化中具备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总是冷眼如炬地观察世势，并作出冷静应对。很多人或许会责备、蔑视他们在朝代更迭之际，不能死节抗争。比如褚渊身仕两姓，在当时就受到了民间舆论，甚至自己堂兄、长子的责备。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史实：（刘）宋政权中后期的帝王极端凶残荒淫，子杀父、弟杀兄、杀宗室，仅仅在皇族之中就已经血流漂橹。心惊胆战的臣子们值得效忠这样的帝王吗？而刘裕、萧道成这样的强悍军事领袖兴起，东晋、刘宋这样腐朽、无向心力的政权的灭亡，又是一二人能逆时代趋势倒行的吗？
世间人事之变，不是黑或白就说得清的。临境望之，常常使人感觉看山不是山、望水不是水。张口欲言，却理不清、道不明，只有沉默。
二 孝悬门楣 悌睦家风
如果说审时度势显示出褚氏家族“智”的一方面的话，那么“孝”则是褚氏家族的另外一大特点。褚氏先祖褚大、褚少孙以儒学名闻天下，对仁孝之道自然有着比常人更高层次的研究，这一渊源也深远地影响着颍川褚氏族人。
东晋时晋康帝的皇后褚蒜子，曾以太后身份，在穆帝等朝临朝称制近四十年，对其父褚裒仍然尊敬有加。她不仅在归家时对褚裒行的是父女家人之礼，还要求在朝廷之上亦行家人之礼。此事虽经大臣们以君臣礼节不能乱为由，未能实行。但却反映出颍川褚氏以孝为先的家风深入各个家族成员之心，即便是贵为一国之母的皇后也不例外。（《晋书》卷32《后妃传》）
即使如精于利益选择的褚渊，虽在当时及后代深受非议，但他却是倍受赞赏的孝子。史载褚渊侍母至孝，曾以“母亲年高多病，早晚需要陪护”为由辞官，后其庶母（其父之妾）郭氏去世之后他终日哭泣，仅几天的时间，竟然憔悴到了让人认不出的地步，以至于要皇帝下诏“断哭”、禁止别人吊丧来保护他的身体。及后，其嫡母（其父正妻）逝世，他又悲戚如初。（《南齐书》卷23）《褚渊碑文》亦记载说：“（褚渊）孝敬淳深，与父母尽欢朝夕，人所敬佩。其父亲去世后，他请求丁忧去职，由于过度哀伤，几乎死去。”
褚渊长子褚贲虽然对于褚渊身仕二姓颇有微词，然而在父子之道上却为至孝。褚渊去世后，武帝召见褚贲，他“流涕不自胜”，并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还放弃位高权重的官职不做，自愿居墓下为褚渊守丧。
颍川褚氏的“孝”行不仅表现在亲子之间，还在家族成员中扩展为兄弟的“悌”及亲族间的“义”。如褚渊身为长子，在父亲死后却能把所有财产让给弟弟褚澄，自己唯独留下数千卷书。（《南齐书》本传）又如褚渊从弟褚炫，得到巨额钱财之后，随即分与亲族中贫寒者。这是将“孝悌”扩展为了对整个亲族的经济帮助，因而更让人叹服。再如褚渊的长子褚贲，在父亲死后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继承，而褚蓁又能在褚贲死后上表让给褚贲儿子。家族间重“孝悌”的门风表露无遗。
褚氏家族以孝悬门楣，成员间的尊卑亲疏井然有序，易于凝聚共识；以悌睦家风，亲族间互相辅助，以己所有补彼不足，助推家族中后辈前行，使得几乎每一代都有杰出子弟出世。这样的门风使其家族形成了沛然合力，长驱向前。
三 博学家风，自强济世
褚氏本就是在经、史、文学上都颇有成就的儒门世家，又出身华夏文明渊蔽的颍川名郡。浸染在这样厚重的文化背景中，褚氏文化自然流露着浓郁的博学济世，自强不息的特点。
东晋时，面对南北分裂的局面，仁人志士们立志恢复神州故土。但先有祖狄、庾亮，后是殷浩、桓温，相继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褚裒在镇守京口，拥有一定军力后，仍竭力主张再次北伐，显示出儒家重视事功的积极用世精神。然而北伐最终又以失败告终，他率领的三万晋军死伤惨重。褚裒引《春秋》责帅例子，上疏自贬。朝廷虽然下诏原谅，最终他仍忧愤自责而死。褚裒一生“在官清约，虽居一方诸侯，仍然使家仆亲自樵采”，坚持“政道在于得才，宜委贤任能”的用人主张。上以事功对朝廷尽忠，下以《春秋》精神对己严要求，可谓严守儒家原则。
颍川褚氏的后世子孙大多遵循了褚裒的这一精神，在世家大族崇尚虚靡的南朝时期，仍多有作为。褚叔度在做官时“每以清简致称”，甚有祖上遗风；褚渊在政治上却能“务弘俭约，百姓赖之”，虽历官清显，死后却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孝子褚翔，亦能“在政洁己，省繁苛，去浮费，百姓安之”；齐梁时的褚球，“在县清白，资公俸而已”，且“性格刚强，无所屈挠，在御史职上甚为称职”；后来的褚玠，“廉俭有干用”，为官数年“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连车资都没有，困留县境”，最后还是因为皇太子的垂爱，“手书赐粟米二百斛”，才得以还家。
此外，颍川褚氏的家族成员多“以才艺桢干称”，在文学、音乐和医术等方面也颇有成就。史载褚渊“尝聚袁粲家，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鸪》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惹得谢庄等人“抚节而叹”；褚渊的弟弟褚澄虽贵为驸马都尉，历官清显，在医术上却有很高的造诣，善解疑难杂症，著有《杂药方》二十卷；梁时褚该“幼而谨厚，有誉乡曲，尤善医术，见称于世”。后褚该北归，官至车骑大将军，却“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其尽艺术”，其子褚则“传其家业”。
褚渊从弟褚炫擅长诗词文章，被誉为名士，与当时三位著名文人并称“四友”；褚渊曾孙褚翔在文学上成就更大，“梁武帝宴群臣游苑，诏褚翔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顷刻之间便已完成。”因而得到武帝欣赏，即日升迁，为时论所美。此外，陈朝褚玠、褚玠子褚亮、褚亮子褚遂良等都是既能为政安百姓，又是名闻天下的才子、名医。
腹有诗书，气质自然光华；自强不息，便生勃勃英气；精通文艺，自有一股风流。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也就难怪我们频频在史书之中看到褚氏子弟“淹雅有器量”、“风仪端丽，眉目如画”、“每公庭就列，为众所瞻望焉”等描述。
四 联姻皇室 结盟士族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皇权统治基础较为薄弱，皇族逐渐由至高无上的天之子下滑成为势力最大的家族。持续的此消彼长，自然会使强大的家族生出不臣之心。为了赢得支持，皇帝以利、威、情笼络、震慑各大家族，联姻便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士族之间也是同理，为了安全，为了长久的盈泰，也通过姻亲来构成同盟关系。
据资料显示，颍川褚氏自西晋时代，就与颍川其他望族互相通婚，比如褚、庾联姻。至东晋中期， 颍川褚氏在褚翜、褚裒二人苦心经营之下，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并获得了与皇族司马氏联姻的机会。即褚裒女褚蒜子“以名家入为琅邪王( 即康帝) 妃”。褚蒜子为皇后后，以其父褚裒为代表的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迅速获得升迁。
至（刘）宋时期，因为褚裕之三兄弟在帮助刘裕谋权篡位的过程中尽心尽力, 刘裕以姻亲来持续拉拢褚氏家族。而褚氏这种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士族, 又帮助出身寒微的刘裕安定人心、巩固统治根基。在（刘）宋王朝短短五十多年历史间，褚氏与（刘）宋皇室的联姻就达九例，其中娶公主者有褚湛之、褚渊、褚澄、褚暧等五人，被宋宗室纳为妃者有褚湛之女、褚秀之孙女、褚方回女三人，另有褚球娶宋宗室刘景素女为妻。
除与皇室频繁联姻之外，褚氏还与其他高门士族不断结为姻亲。如褚秀之女嫁与济阳江湛为妻，褚渊女嫁与陈郡谢瀹为妻，褚法显娶琅邪王景文丛姐妹为妻, 褚湮娶彭城刘孺姐妹为妻。颍川褚氏的家族势力在此时可谓如日中天，所联姻的这些家族无不是赫赫有名的高门士族。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了维护统治，婚姻不是因爱情而结合，而纯粹作为一种利益结盟的手段。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那样的帝制时代，能与皇室结为姻亲的家族，将迅速迎来政治的升迁、门楣的光大巩固。如济阳江氏，宋齐梁陈四朝皆能联姻皇室，家族得以累世兴旺。而另外一些高门士族，则因为在这一时期不能联姻皇室而族望骤减。如颍川庾氏，东晋时一门二后，以外戚身份而成为当时的一流高门，至南朝时则未见一例国婚，其家族的门第族望便迅速衰落。
褚氏衰落
世间至理，莫不过于阴阳循环流转。纵然褚氏根基厚、运气佳、教育精、子弟贤，可是谁人见到永开不凋的花儿？在滔滔时势的车轮倾轧之下，纵使你螳臂锋利如刀，也避不过碾压成泥的命运。
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子弟固然受着最良好的教育，占据最优势的资源。但缺乏苦痛磨砺的经历，终究成为褚氏子弟最大的软肋：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且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生活在腐朽奢华的生活中，被捧杀在众星拱月的环境里，使得士族子弟普遍不思进取，蔑视、厌恶做实事。而沉溺于清闲放荡，空口玄谈，纵情声色，穷奢极欲。甚至为了追求所谓名士翩翩风度，男性世家子弟间竟流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尽管有卓见的褚氏先人束之以种种教育，却挡不住后世子弟们迅速腐朽的步伐。褚氏家族在褚渊至巅峰之后，一代不如一代。世家子弟们普遍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在政治上庸碌无能，精神上萎靡不振，远不能与先祖褚翜、褚渊等相比，再加上士族之间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这样的群体再也经不起社会潮流的冲击，终趋衰亡。
时势也在悄然变化，历经东晋、前秦等南北朝战争后，因为士族子弟们的不堪重用。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而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也迫使统治者选用一部分庶族来平衡士族势力，一部分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至梁武帝后期（公元548年）时，南朝又爆发持续三年零八个月的侯景之乱，江南社会遭空前浩劫。拥有二十八万户的首都建康，存者百无一二，完全成为废墟。及西魏破江陵城，尽俘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数万家（又作十余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弱小者皆杀之，得免者仅三百余家。以士族门阀为首的南朝政权在此次战乱中充分暴露了其腐朽无能，自身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自此士族一蹶不振。
及至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实行改变了官员选拔制度，结束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又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士族被彻底扫荡结束。褚氏也随着那个时代逐渐湮没。
后记：当千年须臾而过，后世的我们伫立这片故土，抚摸着这些青苔，感触着昔年祖先们的气息，不禁生出一种复杂的思绪——这个曾在中华大地上掀得风起云涌的禹州籍家族，我们为何如此陌生？而更讶然的是——要知道褚氏家族仅仅是颍川士族中的一个，其他如颍川荀氏、庾氏、陈氏、钟氏形成门户时间更早、名声更为显赫。如颍川钟氏，兴自两汉，在曹魏时就以军功起家，成为魏晋一流高门；颍川庾氏，在东晋时继琅邪王氏之后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左右朝政……
我们的这片土地为何会承载如此之多的俊才贤杰？又为何会消失的杳无痕迹？为何提及这些，连生于斯的后人们都是满眼茫然？作为颍川的子孙，你会有种冲动，希望能从历史风尘中掘出这座荣誉故土，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故乡，他（它）原本是什么样子？曾经历经了什么？
这是一种心怀敬意的回望，但又绝非是八旗遗老斜倚冬日城墙角，炫耀我祖宗的祖宗是如何了得。于是在本文中，我们既誉褚氏家风，也真实描绘其反复冷酷。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通过尽量客观的回溯之旅，重现故土风貌、先人衣冠之一二。
往重了讲，“欲要亡一国,必先灭其史；欲灭一族,必先灭其文化”（清末龚自珍）。一个历史文化不曾传承的地方，无论辖区如何辽阔、几度如何繁华，终抵不过时间的洗磨，慢慢地杳无踪迹，竟似从未出现过一样。追念这些往事，就如同每到清明、十月时节，你我前去祭拜祖坟。使心有一处可停留，情有地方可牵挂，血脉有清晰的传承，荣誉有古今可直面。只可惜我笔下浅薄，更寡考据，远远不能描绘出家乡先贤原貌、兴衰规律之万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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