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往耶的评传（文化资料）

文化拾九

南往耶的评传

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评论

南往耶先生，我读了一些与您相关的资料，知道您生性正直、耿介，是个真诗人。……您的这些富有思想的焦虑，使我想起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和它的主人公霍尔顿。很抱歉，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我在万里之外却直觉地感到您很像霍尔顿，也是一个“麦田守望者”。不过，您的麦田，乃是民族性写作。我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支持全球化，更支持中国进入全球化结构，(因为此次全球化是技术推动的，是现代化生活的自然逻辑。不像16世纪以后数百年的全球殖民化，那是用枪炮推动的，并非自然结果)但是，仍然充分理解您的守望情结。霍尔顿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他的沸腾的荷尔蒙，隐藏的神秘与冲动，割破的手指，耳边吵得要死的音乐，样样都有个性。他散漫、怪异，却充满生命活力。他作过一段著名独白，说有一大群孩子在麦田里玩耍，附近没有一个大人，除了他自己。他的职务是在那里守望，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他就把他们捉住。他只想当个麦田守望者。他其实非常自尊，非常高傲，可以说“心比天高”。

学者，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评论贵州黔东南的苗寨，我去过，也给那里写过几篇文章。那里的山水很美，苗族人更美，他们淳朴善良，敬畏自然，与大地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我相信这样的山水和民族一定孕育优秀的诗人，我觉得南往耶就是。他的诗是对苗族的思考，也必将唤起人们的理性良知，重而反省、重估人类的文明。

政治家，原贵州省省长王朝文评论

王朝文 苗族是蚩尤的后代，我们为是这个祖先的后代而感到自豪。在黔东南，锦鸡苗这个支系的苗族非常憨厚淳朴，为人耿直、干脆。这也是我们苗族最重要的品格。我的父亲以前是教师，也喜欢写诗，他写的是古体诗。但我个人认为，古体诗多少还是有些束缚，不像现代诗那样自由。我不提倡年轻人去写古诗，那对年轻人的思想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禁锢，现代诗不讲究押韵，其实很好的。……南往耶对现代诗特别热爱，并写出不少好看的作品，我能够从他的诗歌中感受到我们苗族人的那种简单和干净。

霍俊明评论

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霍俊明：

尽管南往耶在写作年龄和被诗歌界认可的程度上肯定是一个“年轻”诗人，他的诗歌写作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但是他的诗歌写作向度显然在当下的时代具有某种重要性。他的诗歌有意识或不自觉地呈现出诗歌和生命在文化地理上的对话、摩擦甚至碰撞。由此，诗歌的地理性、差异性以及个性由此产生。而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作为个人的写作可能会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仍会延续下去，因为这个推土机和拆迁队无比疯狂的年代同样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话语”。这种诗歌写作的寓言性和“政治话语”是必备的，但是其前提仍然是个人化和诗歌本体意识的，我们不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诗歌话语权力的争夺者以及在主流美学的规训下“思想”和“写作”一起被征用的流行的“底层诗人”和“现实主义诗人”吗？尽管南往耶也属于底层中的“打工”者，他的一部分诗也呈现出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痛苦，但是这些诗歌不是流行的“打工诗歌”。因为南往耶能够基于个人经验和想象力在体现出介入现实能力的同时，更为可贵的是他立足于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故乡“雷公山”的展现的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化乡愁和精神传记。但也想提醒南往耶的是，目前看来“底层写作”、“打工诗歌”、“新农村写作”已经成为一种被“官方”和“民间”双重鼓动的大量复制的流行性写作。而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的诗歌写作在此语境下其挑战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知道对于南往耶而言他的生存的语境很大程度上就是最为真实也可能最为残酷的“打工”生活。而南往耶对“出生地”“独南村”和“雷公山”的个人记忆和文化乡愁显然体现为诗歌写作中就具有了重要性。在此意义上，南往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着“低烧”的诗人。他以骨刺一般坚硬、疼痛的方式刺向一个时代病困重重的子宫和躯干[10] 。

范宇评论

甘肃西北民族大学校园作家范宇：

他高傲的头颅不需要恳求任何人的理解，而懂他的任何人都将毫无保留地理解他。

南往耶的狂傲，或许有点夸张，但绝没有半点虚伪。雷公山下的南往耶是苗家的儿女，他的铮铮傲骨便不难理解。据说苗族是蚩尤的后代，这一点苗家儿女们一点都不避讳，反而大大方方地承认。传说蚩尤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死不休，勇猛无比。作为蚩尤后代的南往耶，或许正是流淌着蚩尤的血液，蚩尤的无所畏惧，南往耶毫无半点排斥地继承下来。蚩尤最后败给了黄帝，战败的他虽饱受种种非议，但似箭如梭的岁月终究抹不掉他的铁血傲骨。而今天，谁能够战胜蚩尤的后代南往耶呢？我想没有，如果有，那也一定是一种叫做诗歌的东西，南往耶只愿意死在诗歌的剑下，无怨无悔。

写这篇文字，正是深夜，清冷的西北有些苍凉的月光。窗外的荒山，有了这些月光的装饰，满怀信心，挺直了它们的腰杆。西北的月光，让人想到的不是江南水乡的温婉，而正是像南往耶一样的豪迈或是狂傲。兰州离盛唐的长安不远，打个盹就到了，这不，月光下一位行吟诗酒醉半酣，像是吟诵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盛唐，这是绚丽的盛唐，那个醉酒的诗人，莫非就是万世景仰的李白。

是的，他就是李白，高歌“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力士脱靴，贵妃磨墨，他的狂傲不羁，挤不进政治的夹缝。挤不进正好，山山水水，放浪形骸，与朝廷无关，只做一个酒醉的诗人。“我是天才我怕谁”，盛唐容不下他，他却驾驭了一个盛唐。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一诗中有这么一小节：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写得正好，盛唐之外的李白完全有这个气场驾驭半个盛唐。

而今天的南往耶，真是像极了盛唐的李白，一样有着“我是天才我怕谁”的凌厉傲气，一样有着“仰天长啸出门去”的飘渺洒脱，一样有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桀骜不驯。或许，南往耶的狂傲终究被逼的四处逃窜，但他一定不会低下他的头颅，他的头颅只为诗歌而生。我想，今天的世俗如若容不下南往耶，或许千百年后，南往耶会像李白一样驾驭半个今天。没有半点夸张，蚩尤的后代，怎会那么轻易低下他的头颅？

南往耶，不居庙堂，只持一把长剑行走江湖。相信他的剑气，像李白，挥袖一舞，便是半个中国。

安琪评论

《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代表诗人安琪：

贵州这地方要么不出人，要么就出奇人怪人，譬如黄翔，譬如哑默，譬如梦亦非，譬如南鸥，譬如新近锋芒毕露的南往耶。你只需稍稍翻阅一下南往耶博客和他担任编辑的《贵州民族报》及担任主编的《雷公山诗刊》，他毫不遮掩的个性扑面而来。

我天生对张狂的人有同类相惜的亲切感，这符合“吾道不孤”的老话。一个人但凡有才华了总像针尖难免要刺出布袋，又像烈火总要烧出包裹它的外物，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更没有办法的是，针尖一刺出总难免要刺到人，烈火一烧大也总难免要烧到人，即便不刺人不烧人人也要躲之乃至拗断之浇灭之。这就是才华张狂者的宿命。对南往耶，我一直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他既要保持才华又要收敛个性，这当然是中年之人的中庸之语，也是失败于生活现场的垂暮之将对正在沙场征战的少年英雄的关切之情。但我深知，那正驰骋于诗歌疆域的人他坚定的目标只会注视诗歌的一切，他无暇也无心于琐碎的杂事俗事。这就是当下的南往耶状态。

这样一个热血与激情共舞的诗人来做事，容易出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份专属民族体系的报纸被他创意十足的想像力和行动力编辑成了一份大文化、大视野、大胸怀、大关怀的动人篇章。我们也看到了雷公山这一座独属于贵州的山走进了全国诗人的眼中心中。每个人都是地域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事实上都暗中肩负着传播地域的作用，只是有的人自觉有的人不自觉，南往耶无疑是自觉的。

这样一个胆识与勇气兼具的诗人来做事，也容易出状况，对此我只有再次提醒：珍惜生命，永远诗歌。

马新朝评论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马新朝：

我想他一定是个诗人，不然他的声音不会这样丰富，像是蕴含着某种矿藏，不然，它的声音不会暗藏着洞穿空间的锋芒。他就是南往耶，贵州诗人，他办一份民办刊物叫《雷公山诗刊》，我把雷公山与南往耶联系在一起，它们虽然是一山一人，但我总是疑怀他们中有着某种联结。是精神的，还是气质的，还是文化的，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雷公山地处苗族腹地，在黔东南境内，那里景美人美。这份《雷公山诗刊》不仅有着雷公山的骨络，也会有着苗族儿女的气血。想到这里我被自己感动了。我感动的是一个青年诗人，找人资助办一份民刊，这中间的艰难和对诗歌的热爱。中国诗歌仍然是中国文学最为活跃的部分，而民刊和网络又是诗歌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民刊和网络中的诗歌起到了中国诗歌的引领作用，相对来说官办报刊的诗歌却当滞后。然而民刊和网络的诗歌成果却在影响着官办报刊的诗歌。这已经是不争的实事。近30年来，中国诗歌由对公众经验的写作转向对个体的尊重与人的内心的写作，这种巨大的转变来得无声无息，这主要是民刊和网络的作用。在南往耶的博客，从南往耶的一言一行，我感知到《雷公山诗刊》是贵州最值得期待的一本刊物，也是中国最值得期待的一本刊物，因为它出身民间，且真正代表了民间的声音和性格。一份民刊的性格就是它的主编的性格，而南往耶是狂妄的，因此，我们看到《雷公山诗刊》不甘平庸，锋芒处处，好诗连连。而锋芒正是民刊的存在的理由。

20世纪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说了一句世人震撼的话：“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雷公山诗刊》，我隐隐地从中听到了雷公山的粗重的嗓音，还有一千多万苗族人的心跳以及篝火旁的说话声。一份诗刊为一座山说话，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说话，它的声音我听到了，很多人都听到了。

黄恩鹏评论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艺研究所研究员黄恩鹏：

南往耶办《雷公山诗刊》，我就觉得这小伙子有股冲力。这冲力是针对疲软的中国诗坛的。他眼力厉害，管他教授还是学者知名大作家大诗人，作品不好坚决不要！当期他发起了“钓鱼岛诗歌”征稿，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振奋民族精神的好举措。可惜中国诗坛群体阳萎集体虚脱，哪一家刊物也不敢作这样的征稿。南往耶做到了，做的非常成功、给力。我称之为“民间军旅诗”一点也不过！

好山好水出好诗人，南往耶是苗族的儿女，他年轻有朝气，他的“狂”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的才气和写作的冲劲让他有本事狂。雷公山清纯的泉水滋育他的心灵，洗亮他的眼睛。他直接、坦诚、不转弯抹角，不掩掩遮遮，写诗撰文时不时迸出一句糙话。我欣赏这样的性格。这种性格能成大事。如果他是一位军人就好了，他一定能振兴中国军旅诗，免得一些人整天自恋似的把糠心儿蔫萝卜当手榴弹扔来扔去制造着轰炸效果。当然，南往耶的狂，也不是独自在那里狂欢，更不是巴赫金式的集体心灵的狂欢。而是一种人性的真正释放。我欣赏他的出口无忌。因为无忌的人生才会产生不羁的力量，才会有独立的思想和顿悟。从而让语言构筑的思想光芒冲破束缚，照彻广袤的心灵大地，从而让文学得以进步。在这种有意无意的“狂放”中，一颗心不再害怕权威，也不再前后设防担心什么。我就是我，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某刊物就是垃圾刊物，某文字就是一堆垃圾文字。敢说话，敢置疑，敢批评，敢担当。多好。看这无忌的力量，让一本正经见鬼去吧。文化的反智慧主义让独立的思想找到了一种可以喷射的出口。

蒋登科评论

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登科：

我一直很看重文化所具有的传承能力。在现代作家那里，许多在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因为文学而广为人知，而且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比如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东北乡”、小海的“北棱河”、徐俊国的“鹅塘村”等等。在苗族作家中，沈从文和黄永玉的“边城”更是路人皆知。我不知道南往耶的“雷公山”、“独南村”是否最终也有这样的效果，但诗人立足乡土和民族文化的情怀是值得我们关注的[1] 。

南往耶的诗并不难读，他的语言不晦涩，他的试验也不古怪。他往往是比较直接地抒写自己的人生体验，但感情很真挚，而且有根据，有理想，有目标，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把握诗人所抒写的人生意绪。同时，他似乎不太喜欢追赶热潮，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出他有意追随某种潮流。他的作品通过我们不太熟悉的地方和文化，带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新鲜感。用流行的话说，南往耶就是南往耶，他不是别人，他只做自己。他先天具有敏锐的诗感，他从来不通过诗来包装自己，是一个本色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