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诚斌《法国教授出农家》（文化资料）

家风传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踏上法兰西大地已经十六年了。回顾这十六年的留学生活，尽管建树不大，感受倒还颇多。想当年大学毕业考上出国留学生后坐火车去北京参加法语培训的路上，人家还以为我是刚考上大学的中学生，现在却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同时，我也从一个穷乡僻壤贫困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初步被学术界承认的法国大学教授。这其中有多少奋斗的艰辛，成功的喜悦和失败后的彷徨，又有多少亲人的默默奉献，师长的殷殷教导，朋友的热情帮助和鼓励。当然也领教过那种对来自当时还相对闭塞而且落后的中国留学生的偏见和充满怀疑的眼光。所幸的是，这些偏见和怀疑正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和神州学子的骄人成绩而越来越少。

最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那走出农家的艰难历程。我出生在安徽省偏僻落后的大别山区，父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父亲是乡间裁缝，母亲是勤劳的农村妇女。我小时候就随父亲走东家、串西家，父亲给人裁衣缝裤时用料的精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做事和做学问的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待我年纪稍大一些，由于父亲日渐年迈加上他固执、不愿意接受新式服装，家境渐落，我就开始上山打柴挖草药卖以补家用及挣自己的学费。强烈的求知欲使我发奋学习，成绩总是在乡村学校名列前茅。1981年我被合肥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录取，但由于家庭贫困，父亲极力反对我上大学。好在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毕竟当时在穷乡僻壤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我终于凑齐了上省城的盘缠和学杂费，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直到大学毕业，我的笔记本上还记着借东家大叔5元、西家大哥10元。是靠人民助学金和亲友的借助，我才艰难地读完了四年大学。在大学里，我就开始了当时还较少见的勤工俭学，比如假期帮人翻译科技资料挣点钱。忙里偷闲，向《安徽青年报》等投些豆腐块文章，挣点稿费。参加英语竞赛，得点奖金。值得庆幸的是，我并没有因为家境贫寒而受到同学老师们的歧视。当时大学里比的不是吃穿而是学识。在大学四年里，我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在学习之余，还组织成立了系文学社并担任第一任社长。正是在文学社里我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当时比我低一届，任文学社的编辑。经过四年的寒窗苦读，我顺利考上赴法留学生。经过九个月的强化法语培训，我带着简单的行装、祖国的期待和亲人的祝福，登上了前往巴黎的飞机，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

我的留学生活始于东部的南锡。初到异国他乡，各种困难纷至沓来。首先是语言障碍。生活上的不便倒是次要的，主要是第一年必须通过DEA (深入研究文凭，相当于硕士)，要通过七八门课的考试。再加上教育系统和授课方式的差别，一开始不知从哪儿入手。经过及时调整学习方法，我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尽管查着字典参加考试，还是以优良的成绩拿到了洛林理工学院DEA学位。

这时，著名的法国国家计算机及自动化研究院（INRIA）引起了我的兴趣。该研究院正开始在南锡设立分院，其中由著名的Proth博士领导的研究生产管理的实验室成了我做博士论文的首选，因为生产管理在当时属于比较新的研究方向，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1987年秋，我如愿以偿地加盟该实验室，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从自动控制转到了生产管理，从事生产调度的算法设计及评价方面的研究。这一转又要求我学习运筹学方面的知识而且要自学C语言编程。再加上在如何做研究方面还是新手，我又一次面临挑战。在Portmann博士和Proth博士的悉心指导下，我阅读了大量的科技资料，很快提高了科研能力。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按计划于1990年9月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并向国际知名杂志投出六篇学术文章。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如Carlier教授等国际知名专家的一致好评并得到了最好的评语。投出去的文章也相继发表，其中的结果至今还有很多同行引用。

但是出色的科研成果只是在法国立足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博士毕业又担任两年专家工程师后，我于1992年参加INRIA研究员职位的竞争。无论从哪个指标看，我的材料都是所有竞争者中最好的，但结果还是被洛林分院排在第六，只是后来在总院的干预下才改为第五。最后还是由于当时任INRIA主席、现任法国空间研究中心（CNES）总裁的Bensoussan教授的亲自出面，我才获得了研究员职位。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公平竞争由此可见一斑。

拿到研究员这种终身职位意味着捧着铁饭碗没有失业的危险。但我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我继续加深和扩大研究领域，从生产调度扩展到进货、切料及装箱的优化和管理，从纯学术研究发展到实际应用，从被人指导到指导博士生。这期间，我参加或主持了多项研究或应用课题，如为法国空间研究中心所做的卫星摄像的调度，为一家法国小企业做的钢管切割优化。这些项目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例如钢管切割项目为企业每年节约50万欧元。这些工作使我在而立之年具备了答辩独立博导资格（相当于以前的法国国家博士）的条件。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Tours计算机应用工程师高等学校校长Proust教授在推荐信里这样评价∶“储诚斌博士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和新颖性，他是少见的世界级科研工作者。”答辩会进行得热烈而友好。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答辩后几天，《洛林共和报》把我作为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的典型和年轻学生的楷模，以半幅版面和押题照片报道了我的经历。我取得的这些成果也使我于1996年荣获第二届经法国运筹学学会评审的以法国运筹学先驱Robert Faure教授名字命名的Robert Faure一等奖（一二三等奖各一名，每三年评选一次）。该奖项是为奖励在运筹学领域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成功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科技工作者而设的。想当年对运筹学一窍不通，而现在却拿到该领域的最高奖项，我不禁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1996年，在特鲁瓦大学校长Paul Gaillard教授的力邀下，我来到香槟地区的特鲁瓦大学，次年成为终身教授。该校邀请我来的目的是组建一个生产管理方面的实验室。一个外国人能三十二岁当上终身教授并任实验室主任在法国还是很鲜见的。创建实验室在北美也许并不新鲜，但在法国就不容易，尤其是对外国人。首先法国实验室不是一个教授加几个博士生，而是要聚集多名教师在一个新颖的领域里工作。其次，法国不是北美那样的移民社会，外国人想融入主流社会而取得较高职位相当困难，总是有诸多有形无形的障碍。尽管如此，我组建的工业系统优化实验室如期成立并于1999年获得法国教育部的承认。如今，实验室已从刚创建时的三人（两名教师一名博士生）发展到今天的二十五人（教授三人副教授七人博士生十五人）。如果加上博士后、访问教授和硕士生，实验室有三十多人之众。每年发表十多篇被SCI收录的杂志文章和四五十篇国际学术会议文章。跟企业的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目前，我们实验室已和包括美国、巴西、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同国内的合作更是紧密，我们经常接待来自国内的访问教授和博士后，现有两名博士生是和国内联合培养的。我希望与国内的研究所或大学建立更多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和国内共建生产管理，物流管理或者交通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更好地报效祖国，使我最大的心愿。

创建并领导一个实验室有大量行政工作要做，但我还是努力参加各项学术团体的活动，和学校多个委员会的工作。比如说，我曾长期担任法国运筹学学会东部负责人，是法国工业工程教研人员俱乐部董事会唯一的外裔成员，特鲁瓦科技园区的项目评审专家，香槟地区后勤学教研中心筹委会成员，还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杂志副编。这些活动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但我并未因此而放松科研，因为一个研究人员如果放弃了研究就没有发展后劲了。我仍然平均每年发表三篇被SCI收录的国际杂志文章，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1998年度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最佳论文奖。

我走过的路不能说很成功，但十六年的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告诉我，要想在国外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有两点很重要，那就是勤奋和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中国人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但在融入上还需要努力。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就是把自己看成主人而不是旁观者：争取主人的权利，同时履行主人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本文只谈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但愿能对后来者有所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