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氏乾嘉后劲阮元

古迹寻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或芸台），又号揅经老人、雷塘庵主等。其祖居江苏扬州，康熙五十年（1711年）始迁居仪征。故史载其为仪征人。阮元祖父阮玉堂，官湖南参将，曾率军征苗，活捉苗人数千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阮元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次年大考乾隆帝亲自选他为第一名，破格提任少詹事。乾隆帝召阮元入朝应对，高兴地说：“没想到我八十多岁还能遇到这样一个人才。”直南书房、懋勤殿，迁任詹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阮元外任山东学政，任期满后，又调往浙江。历任兵部、礼部、户部侍郎。

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出任沙丘江巡抚。浙江沿海一带多年来一直遭受海盗的侵扰，这些海盗与沿海的土匪互相勾结，严重影响当地人民地生活。阮元到任后，集结众人商议对策，制造船只，训练陆军，与海上军队接应作战，阮元又亲自督办，以定海镇李长庚统率三军水师，并商调广东、福建的军队会同作战，先后用了六年时间，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当地的土匪也相继被歼灭。嘉庆十年（1805年），阮元丁父忧去职，李长庚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几次作战都吃了败仗，不久战死。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皇帝下诏阮元任福建巡抚，阮元称病推辞。十二年（1807年），阮元到达浙江，嘉庆帝令他继续加强海防，打击海盗。阮元先后两次任浙江巡抚，政绩颇多，其最大的功劳就是平定海盗。后历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漕运总督。嘉庆十九年（1813年），调江西巡抚，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嘉庆二十一年（1815年），调河南，升湖广总督。任期内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嘉庆二十二年（1816年）调两广总督。当时英法等帝国已开始觊觎中国，阮元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上书嘉庆帝，认为“宜镇之以威，不可尽以德绥”。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兼任粤海关监督。当时来往中国的外国船只常常挟带鸦片入境，阮元对敢于经售鸦片者予以严办。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调任云贵总督，一方面罢免贪官污吏，加强对盐税的征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偏远地区的百姓开荒种地，防御蛮族的进攻。道光十五年(1835年)，召阮元回朝，拜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道光十八年(1838年)，阮元因老病请致仕，道光帝许之，给半奉。临行前，又加太子太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逝世，终年八十六岁。谥文达，入祠乡贤禂、浙江名宦祠。

阮元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直到道 光十八年(1838年)告老还乡，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清代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他先后两任浙江巡抚，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在当地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安定海疆。嘉道年间又任两广总督，先后兼任广东巡抚、学政等职，在任长达十年之久，大力整顿海疆防务，坚决抵制英国殖民者的霸道行径，严禁鸦片，为巩固边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在学术方面，阮元的贡献也不亚于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阮元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学者兼显宦，他生活在乾嘉考据之学渐趋衰弱、今文经学尚未兴起之前这样一个过渡时代。当时，由于清初学者，尤其是乾嘉学派的悉心钻研，在学术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果，有待于总结。阮元独具慧眼，以他渊博的学识，充分利用任学政、督抚的有利条件，招集大批文人，对清代前期的学术作了一次全面地总结。其一，篡辑《经籍篡诂》。乾嘉学派在训诂研究方面也作了不少发凡起例的工作。但是这些训诂成果散见群书，不易学者查找利用，于是他组织人力，广泛搜集唐以前的古籍旧注，充分运用乾嘉学派及他本人在训诂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集训诂之大成，编篡成《经籍篡诂》406卷。其二，校勘并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清代经学复兴，十三经及其注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当时《十三经注疏》通行的是明汲古阁毛本和武英殿本，两本均有脱误，为学者所不满。阮元在研究的同时也注意校勘，参校《十三经注疏》和各种版本，利用前人及清人的校勘成果，通校《十三经注疏》，并将家藏宋本及黄丕烈所藏的《仪礼》、《尔雅》单疏本重刻，并附部分校勘记。其三，汇刻《皇清经解》。清代学者在经学上的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代，解经之书不可胜数，为了便于学者阅读利用、阮元广泛收罗，精心挑选，收清初至乾嘉时期的经学名家74人，经学名著180余种，汇刻成《皇清经解》1400卷，基本上将清代前期的经学名家的说经之作总括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阮元的治学思想。其次，阮元在总结清代学术的同时，又冲破了乾嘉考据之学的蕃篱，要学术上兼收并蓄，汉宋兼采，总结理论的同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经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拓宽了学术研究领域，为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阮元主张以古训名义理，汉宋兼采。阮元承戴震等人之后，继续发挥“古训明则义理明”之说，并将以变为“以古训明义理”，主张汉宋兼采，训古的目的在于求义理，并归义理为圣人之道，目的在于合乎时用，学术为政治、为社会服务。这干比乾嘉学派只搞研究、不问政治是一个进步。第二，开拓学术研究领域。阮元的学术研究，经学之外，还涉及到金石、文章、书法、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这是乾嘉学派所不及的。尤其是在书法和历算方面，阮元独树一帜，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畴人传》等著作，首倡碑学，为自然科学家立传，拓宽了学术研究领域，且后继有人。其三，谋求会通，学以致用。乾嘉末年，阮元认识到考据之学不务政事、不切实用的危害，在学术上兼收并蓄，谋求会通，介绍并宣扬公羊学说。在实际行动上，阮元也做出了大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力图在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基础上，恢复清初尚博务实、通经致用的学风，为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阮元一生著术颇为丰富，可谓著作等身。主要有《三家诗补遗》3卷、《车制图考》1卷、《曾子注释》4卷、《诗书古训》8卷、《石经仪礼校勘记》4卷、《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0卷、《国朝儒林文苑传》4卷、《畴人传》46卷、《四史疑年录》7卷、《浙江图考》3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5卷、《小沧浪笔谈》4卷、《瀛舟笔谈》12卷、《小琅嬛丛记》4卷。他的著术，经他本人及门生弟子之手编成《揅经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11卷、《诗集》12卷、《续集》9卷、《再续集》6卷、《外集》5卷。另外，在保存文献方面，阮元也有很大的功绩。他曾采进《四库全书》未著录者172种，主持修《广东通志》334卷、《两广盐法志》35卷，编辑《淮海英灵集》22卷、《两浙𬨎轩录》4卷、《广陵诗事》10卷等、《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浙士解经录》5卷。又刊刻海内名家著术不下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正如《清史稿·阮元传》所言，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