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的梧桐老宅（胜迹资料）

杜古迹

杜重远的梧桐老宅

淮海中路，花园洋房，尘封的宅院见证了伟大爱国者杜重远先生一家的悲欢离合及两代人的为国情深。

《纵横》杂志2007年10月号刊登杜重远之女杜毅、杜颖的文章。本文摘编自该书。

一幢占地6亩、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地中海风格的花园洋房，静静地伫立在上海淮海中路闹中取静的地段。高高的围墙，东西两个相距十余丈的黑色盘花大铁门，紧紧关闭，很少有人出入。2006年12月，杜重远上海故居揭碑仪式在此举行，老宅打开了记忆的大门。

一场完美的婚礼

1933年3月25日，老宅见证了一场最美的婚礼:似乎完全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我们的父母，在这里戴上了婚戒。母亲天生丽质，聪慧过人，18岁以独占鳌头的成绩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22岁获国际法法学博士学位。而父亲年长她14岁，且遭遇过封建包办婚姻，虽已离异，尚有四女。然而在海外华人抗日运动中，母亲目睹并深深感动于父亲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为救蒙难祖国视死如归的行动和精神，与之终结连理，生死不渝。娇气又有洁癖的母亲，后来随父亲远赴当时被称作“异域番邦”的新疆，并在那冰封雪涌、腥风血雨之中，将三个患重病的孩子抚养成人。

老宅的神秘客人

1936年7月的一个晚上，一辆神秘的黑色轿车悄然停在老宅门前，迅速接走刚回家探望母亲病情的父亲。这是张学良将军趁去南京开会之机，绕道上海会见父亲，密谈中父亲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惟一的出路……1936年父亲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西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再度做了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西安事变爆发后，父亲又做了很多和平解决事变的工作，终于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大好局面。国共两党讨论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宋子文、张学良一致推荐父亲为该联合政府行政院院长。大家都认为，以父亲的声望、实力和他与两党的关系，足以当此重任。

两党合作前后，老宅门前车水马龙，宅内中西餐两套厨房，多有朋友聚会，与当时外界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氛围反差颇大。1937年1月15日早上，母亲耳语父亲:“小开(潘汉年)要来打牌。”父亲会意:“我马上准备麻将。”在哗哗的牌声和饭菜飘香中，潘汉年告诉父亲，说他接到密电:“张闻天要杜重远去南京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工作和了解亲日派情况。”父亲立即去了南京。“蓝衣社”特务及日本武装浪人先后荷枪“造访”老宅，母亲贵妇人的装束和气质，流利的“皇族”日语，以及老宅豪华的气势又一次挡退了这类“突然袭击”，很好地掩护了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高崇民等)和地下党员(潘汉年、孙达生、胡愈之等)在这里的“麻将聚会”。

老宅也常有国民党高层及工商界巨头出入，如宋子文、宋子良、张嘉璈、熊式辉、杜月笙、黄金荣等。父亲与他们商议官商联手、振兴实业、筹措抗日经费和军需等问题。父亲与这些要人的眷属在老宅聚餐时，常讲述一些汉奸鬼子们的罪恶丑行。一次他叙述了发生在上海遭轰炸后难民营里的一则卖花女被日本兵射杀的真人真事，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母亲。

母亲说，父亲约人和被约吃饭的次数很多，但从不知饭菜的鲜香，只顾陈说“家不和，外人欺”，饭菜囫囵吞下，导致经常犯胃病。每当电话铃声响起，父亲不论刚端起饭碗，还是入睡不久，都会即刻奔出家门，或赶赴热河等地前线，做露天广场抗日演讲——没有扩音器，父亲不顾耳边炮声隆隆，枪响不绝，大声疾呼:“国土日失，权利日丧，无彻底认识，无整体组织，长此延误，不堪设想。热心民众，望猛速醒。”演讲尾声时，父亲常引吭高歌《松花江上》；蜂拥的人群，立即附和，眼泪和着旋律，暮色苍茫中，群生悲歌撼天地——或往返于川沪陆地、水上——父亲高烧腹痛，仍坚持与卢作孚等友人，内迁上海工厂，几次晕倒在车间里，险些抢救无效。母亲感喟道:“你们的父亲满腔热血，全身心投入救亡运动，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两次午夜来电

母亲更清晰地记得两次午夜来电:1937年8月10日下半夜，在沪的一位日本“和平运动”友人安田君电告:“日本准备从浏河突击登陆进上海。”父亲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蔡劲军，嘱他迅转守军，不料没有得到重视。三天后，“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正是从这里打进了上海。1938年11月26日深夜，电话铃声又凄厉响起，还是那位日本友人，只是声音沙哑:“日本特务机关已发出密令，追杀杜重远，望夫人与重远君务必想出一万全之计，即刻离开公馆。”半夜三更后，一辆“圣玛丽医院”的救护车呼啸而进老宅，又呼啸而出。此后父母在外，几乎夜夜三易宿地。“新生事件”时期，酷政严寒下，母亲为营救父亲，日夜奔波，再加上这次暗杀的森冷枪口，母亲一次流产，一次堕胎，本来纤弱的身体，日见不支。父亲没有应国际友人斯诺和艾黎之邀去美国，也拒绝了政府高职之聘，而是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远赴偏僻新疆，建设抗日大后方。母亲毅然与父亲同行。抵疆后，父亲创办了新疆学院，培养抗日人才，到全省各地宣传持久抗日方针，日夜忘我工作，成绩卓然，却遭到军阀盛世才的嫉恨。40年代初，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盛世才投机叛变，大批杀戮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父亲亦被软禁、逮捕、酷刑致残，又被从数丈高墙推下，粉身碎骨，复被灭迹。噩耗传来，令人肠断。此前，宋庆龄、宋子文、周恩来、高崇民曾多次电报、书信、人去，均未救出。抗战胜利之夜，母亲泪洒声声爆竹。

情归老宅

1946年春，母亲身心俱创，带着我们——被盛世才用细菌迫害成疾的三个幼儿——回到上海，回到老宅。那时我们还小，不能体会母亲回到这“人去楼空”又处处存有父亲音容笑貌的昔日婚房，“无处话凄凉”的心境。看到母亲泪流满面，还要求她给我们反复弹奏夏威夷吉他，以减轻一点我们药石罔效的结核病苦。不久，孤儿寡母陷入了贫病交迫、祸不单行的厄运:1948年我们被逐出老宅，又相继病重——我结核性胸膜炎、高烧；弟弟结核性腹膜炎，手术；妹妹结核性脑膜炎，病危(后又派生出许多终生难愈的痼疾)，从此数十年以医院为家。60年代，周总理为妹妹的疑难重症组织全国名医电话会诊，使七次病危的她，至今笑傲死神；母亲长年护理病儿，衣不解带，三餐三把花生米充饥，终于心力交瘁，花甲之年罹患两种癌症。她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身患绝症，又遭丧子之痛。80年代初，胡耀邦同志亲示上海医务界“全力抢救”，母亲竟延活18年。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同志先后为父亲题词缅怀；而中央政府为父亲百年诞辰隆重纪念之际，正值母亲再次恶疾缠身的最后日子，她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回顾往事，悲从中来，夫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这是祖国蒙难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和子女无怨无悔。”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被批准去香港，先后开设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远源有限公司和杜氏贸易公司。最初我们做过房地产生意，可被“无怨无悔”的母亲坚决地阻止了，因为她认为这门生意对国家贡献不大，不能够报答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悉心照顾和关怀，更有愧于为国献身的父亲。母亲说，经商也要利国利民。基于当时国家水电供应出现的瓶颈，母亲支持我们选择了时间长、风险大、回报小，又极其辛苦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海外关系，为国家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兴建大型水电工程。我们都患有难愈之疾，虽服重药，病况有增无减。我们常年靠化妆掩去病容，穿华衣、坐汽车、住宾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内心的沉重和病体的痛苦。但是，父亲的目光和母亲的嘱托，鼓励着我们往返于谈判桌和医院病房之间。外国专家说，进行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每做一次，就仿佛下了一次地狱，我们躬亲其苦，才深有体会……

在我们回沪商务洽谈结束，坐车经过淮海路时，总会让车减速，徘徊于梧桐树下、老宅大门前。悲情往事，幕幕回放。近年来，党和人民深情缅怀我们的父母，我们得以一次次重温祖国苦难而坚强不屈的历史。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我们姐妹寄予关心与厚爱，经常来人来函问候病情，深情厚谊鼓舞着我们。

珍藏老宅记忆

父亲在新疆被软禁期间，遗憾无法亲自教导儿女，便以我的名义写下四本《孩子日记》，内有许多爱国英雄的小故事和励志格言，告诉孩子要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在最后一本日记里，父亲留给我一封信:“小丫儿:爸爸要很久很久离家了，还会记得爸爸吗？想爸爸时，去要妈妈给爸爸画张像伴你左右。妈妈多才多艺，用心画出的像，一定比照相馆里拍出的好看……”父亲被害后，母亲果然在当地画出好几幅我与父亲的“合影”。其中一幅，与后来母亲带着子女回到上海，我在老宅大门前玩耍的情景一模一样:我头上系着蝴蝶结，在盘花门外，人行道上，我骑着小车追赶梧桐落叶。不同的是，画里，有父亲呵护，而画外，没有了父亲……

看着老宅，父母昔日寓所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灿灿铜牌，我们仿佛又置身于儿时老宅的后花园。老宅记忆里的滚滚车轮，载着父亲“为国情深”的情怀扬风向前驶去，驶去……

(注:文中“我”指杜毅)

1933年3月25日，杜重远与侯御之在上海结婚。邹韬奋夫妇(后排右二、一)、李公仆夫妇(右六、五)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