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赐履与康熙朝党争（人物资料）

熊读史

熊赐履与康熙朝党争

康熙朝以党争炽烈著称。就其主要内容，则在初年为鳌拜集团与皇权及理学官僚之间的斗争；中期为明珠、徐干学等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利纷争。此外，康熙中后期皇室内部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夺。三次斗争，熊赐履都置身其间。

在反对鳌拜集团的斗争中，熊赐履作为理学官僚的代表、作为皇权的坚定拥护者，站在了斗争的前列，慷慨直言，以致鳌拜责其“弹劾我等，理应惩治”[90]，进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对此，本文前已论及。这里，主要对其在康熙中后期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作简要梳理。

从有关材料看，在鳌拜集团被清除后的一段时间，清朝内部虽然相对和谐，但党争的伏笔已经埋下。当时，因备受康熙帝信重而受众人侧目的熊赐履成为一些官僚攻击的对象。嚼签案事发，索额图等人对其百般窘辱，及其去职后，朝中更有人必欲将其置之死地。康熙帝说：当时廷臣“皆言熊赐履不好”。康熙十六年《日讲四书解义》成，该书本为熊赐履所作，但刊刻之时，尽管康熙帝主张熊赐履应列其名，但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等坚决反对，认为熊为“名教中罪人，不应刊名”。而汤斌更从学术的角度，否定该书的价值，以致康熙帝怒责：“汉人行径殊为可耻！”康熙帝后来回忆说：“前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刊刻之时，朕以为熊赐履所作，应列其名。原任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以熊赐履名教中罪人，不应列名。又因僧人事牵连议处，朕以为熊赐履断不为此，故宽释之。彼时若将熊赐履问罪，今如何可用？且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91]

需要说明的是：《日讲四书解义》最终未列名熊赐履，列名总裁官的是库勒纳、叶方蔼等人。《孝经衍义》一书也是如此。该书本系熊赐履主持完成。熊赐履称：“仆于辛亥年（1671）被命总其事，即发凡起例，属元少诸子脱稿，而仆实为手定之。乙卯（康熙十四年）待罪纶扉，已校订成书矣。但以时方用兵，未及缮写进呈耳。”后清廷颁布该书，列名总裁者为叶方蔼、张英等人。熊赐履说：“其所号称总裁者，则皆从未展卷一寓目者也。”哀叹：“世事至此，岂不令人永叹！”[92]

在熊赐履寓居江宁期间，清廷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党争。其中，主要是徐干学和明珠等人的权力斗争，清廷两位重要理学家熊赐履和李光地均卷入其中。政坛风云诡谲，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熊赐履和李光地的关系。

据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载，熊赐履落职后，徐干学曾鼓动李光地一同拜会大学士明珠，要求启用熊赐履。徐干学对李光地说：“熊老师不出，天下何以治？其去之事，全是椒房害之，绝无影响。今日吾辈，通是老师门生，非为私情，乃是公议。求明公一言起之，所关不小，年兄其助我乎？”然而，当徐干学和李光地与明珠相见时，李光地一言不发，反倒宣称：“予生平不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皇上问，自当以实对”。而明珠不但拒绝在皇帝面前为熊赐履求情，反倒挑拨熊赐履和徐干学的关系，称熊赐履“待你未必好”。“（熊赐履）何尝不说你学问好，但别处不好，奈何？”结果三人不欢而散[93]。

经此次会面后，熊赐履和明珠、余国柱、李光地等人的关系趋于紧张，转而与索额图交结，共同“与明珠为难”[94]。明珠、余国柱惟恐熊赐履重新起用，加紧在康熙帝面前进行活动。明珠等人曾将熊赐履所著《学统》进呈康熙帝，指责该书“有毛病”，而康熙帝以熊赐履“看的书多，毕竟有好处”，不置议论[95]。与此同时，熊赐履和徐干学、陈廷敬等南书房诸臣的关系更加紧密，颇有串通结党之嫌。徐干学为熊赐履复出奔走的事，熊赐履显然知道并十分感激。他曾致书干学：“颇闻足下关注于仆，备极苦衷。在足下雅具古人肝肠，故虽以仆之不肖，而亦未忍漠视之，此厚道也。”同时，又不乏虚伪地表示：“从前种种，如烟霞变灭可尔。清凉一片地，尘坌绝少，篱落萧疎，有柴桑之致。仆艺蔬饮水其中，甚乐也。”熊赐履将徐干学视为知己，认为只要徐干学得人，即“实可为吾党之庆。”[96]并向徐干学推荐自己的中表弟，认为其中表弟既在“公（徐干学）门”，当“亦班于蔡黄之列”，建议徐干学在康熙帝面前，“特为荐达”，“则不特为馆阁储材地，即异日肩斯道者，亦必属诸斯人之徒矣。”[97]观其在干学面前为亲戚谋求，毫不避讳，足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在此期间，熊赐履又加紧和颇受康熙帝信重的陈廷敬联系，致书称：“惟祝先生早登揆席，立取斯世而黄农之。履得以优游松牖，日夕微醺，以娱圃稼，兼且击壤之暇，讨论邱索逸简，补孔壁汲冢之或遗，斯则履之分愿尔尔也。”[98]

康熙二十七年，熊赐履复起为礼部尚书，徐、熊交往更密。二十八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徐干学事先派人告诉在家守制之熊赐履皇帝所喜者为谁，不喜者为谁，嘱其“喜者当极力推荐，不喜者当极力排斥”。又称：“上一到南京，必召见孝感，定有半日扳请，访问朝臣殆遍”。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召见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殆出。”[99]熊赐履乘机推荐时因索贿被免职的徐干学“道德、文章、经济兼之，古无其匹，此乃气运极盛所生之才，不用可惜”[100]。康熙帝则御题“经义斋”匾额以赐。皇帝的重视令熊赐履感激万分，“跪捧之下，涕泗交颐”[101]。后来熊赐履到京任职，徐干学回籍，熊赐履仍不忘为其通风报信，尝致信干学：“主上旧眷不忘，足下第静俟之”[102]。而康熙帝对徐干学也“曲予矜全”[103]，使其得以善终。

在与徐干学交接、串通的过程中，熊赐履和李光地的关系日趋紧张，彼此互相诟斥，言辞及于下流。熊赐履说李光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李光地对熊赐履深受皇帝信重，十分嫉妒，责其“平生一味大言欺人，盛气加人”，甚至认为他“罪又在徐干学、高士奇上” [104]。因为痛恨熊赐履，李光地甚至对康熙帝用人方针颇有微词。当康熙帝令其与赐履商议朱子书名目次等事，他虽对熊赐履表示：“凡此皆据地浅见，仰质圣人，不敢自谓有当也。今读先生所批驳，则仍旧目次序，亦无甚碍于理，谨照旧目另编为五巻缮写已完，奉呈尊览，如尚有未当，亦祈一一签示，以便改正”[105]，但私下却感叹“真是气闷事”。哀叹康熙帝对熊赐履虽然心中不服，“却又不敢去他”[106]。

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帝对熊赐履卷入党争虽然有所察觉，但仍十分信任，而对李光地的学问人品则有所怀疑。比较典型的如：二十八年，康熙帝针对起用熊赐履一事说：“熊赐履乃读书之人，母丧未满，今虽召用，亦必控辞”[107]。而三十三年，李光地之母病故，康熙帝却令其“在任守制”，以致爆发轰动一时的“夺情案”，将光地“贪位而忘亲”的品行暴露无遗。康熙帝曾说：“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108]。康熙帝笃守主敬，专宗程朱，既认为李光地讲阳明之学，熊、李二人在他心中的分量自可想见。

康熙三十八年，熊赐履入侍皇太子。是时，云礽已经失宠。熊赐履的入侍，对处境艰难的皇太子来说，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因此，云礽刻意拉拢熊赐履，礼遇优渥。熊赐履称：“自新春入侍东宫讲席，恩礼优隆，锡予稠叠，实从来罕有也。”[109]入侍不久，即赐赐履宋刻《朱文公年谱》一函，并传旨：“千岁爷以先生素讲正学，今开导有益，特赐此书，乃大内藏本。”[110]又题“闲道堂”匾额，题赐对联：“朝宗不惜回澜力，对越常怀捧日心”，赞其“正学维世，纯忠格天”[111]，至若赐砚、赐几、赐扇等更难以悉记。熊赐履对东宫的赏识十分感动，称为“知遇”[112]。对东宫之事颇为尽心，“凡东宫问三教九流之书，他都记其目录、人姓名，大言不惭，挥斥指画如烂熟者然”。东宫遂认为赐履之学问“自古无匹”。李光地不无嫉妒地说：东宫视熊赐履为“私人”，“独亲厚些” [113]。其言虽未必有据，但说东宫和熊赐履关系亲密应该不无根据。事实上，熊赐履在内心已将两宫并提，宣称“东宫睿学已大成”，自己要“一点愚忱报两宫”[114]。当然，熊赐履虽对东宫的赏识感恩戴德，然以其宦海沉浮之阅历，决不会轻易成为皇太子之党羽。观赐履所记与东宫交往之诗文，其中并无刻意奉承、迎合之辞。不过，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熊赐履和云礽舅氏索额图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康熙帝“问可用人，索必以熊对，熊必以索对”。以致康熙帝对二人关系的进展颇感震惊，感叹“他两个又不知何时相好”[115]。

康熙四十年后，允礽和康熙帝的矛盾日益尖锐，朝中政治环境趋于险恶。熊赐履深陷其中，屡次请求解任，称自己“年来随班趋直，尽属支吾”。又表示自己“生而迂拙，与物多忤。蒙圣明加意矜惜，获保残躯，忧患余生，皆出再造。”[116]。四十二年四月，刚满68岁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桑榆景迫”，再次上疏康熙帝，请求解职离任[117]。康熙帝许其以原官解任，但仍令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118]。一个月后，康熙帝即将索额图之罪公之于众，宣称：“伊之党类，朕皆访之”。并别有深意地指出：“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警告说：“朕不嗜杀人。嗣后尔等若与索额图绝交，将所行之事举出尚可，不然，被索额图株连，必如噶褚哈、阿思哈被灭族之祸。”[119]不久，索额图被康熙帝处死[120]。

观熊赐履在这个时期反复请求解任，显然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他随侍康熙帝数十年，不能不察觉到时局的艰险，故其乞休，实有避祸自全之意，而康熙帝许其解任，但又令其留京，其中虽有保全之意，但也不乏防范之心。时人称：“（熊赐履解任后，康熙帝）旦晚召顾问，而从来出纶扉而不离禁闼者，又惟夫子一人。”[121]在一般人看来，可谓“宠眷之隆，有加无已”[122]，但其中真正的政治含义，也许只有赐履和康熙帝深知。四十七年康熙帝废除太子后，曾将“负责皇子们教育的少傅少保召进宫中，严责其容忍皇子们醉心巫术，沉湎迷信，以致闹得帝王之家四分五裂，不得安宁”[123]。又再次指责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124]。其时熊赐履虽然已经退休，但康熙帝追论前事，不能不对其当年的作为有所怀疑。五十一年，康熙帝论及熊赐履居官为人，说：“当熊赐履居官时，政事言论有不当者，朕未尝不加训饬”[125]。其中所指，颇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