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和鲁迅交往的故事（文化资料）

成家风

心无介蒂天地宽

——成仿吾和鲁迅交往的故事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异军突起的一个文学社团。鲁迅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曾与创造社有过论战，但他一直把创造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团体，对创造社的绝大部分成员，特别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主要成员，都视为革命者或进步作家看待。

成仿吾作为创造社的一员大将，参加过对鲁迅的围攻。后来他投身革命后又在鲁迅的帮助下找到了党中央，对鲁迅深怀敬重。

从两人的交往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个没有实现的合作计划

创造社本来和鲁迅有合作的意愿，并有过积极的接触。早在1926年，鲁迅去广州之前给许广平的信中表示过，要“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鲁迅在广州时，和创造社成员有过接触。1927年4月1日，成仿吾和鲁迅、王独清、何畏等人发起，联名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刊登在创造社办的《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宣言》愤怒地控诉了英、法帝国主义帮助军阀孙传芳残杀中国工人阶级的血腥罪行，声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呼吁“世界无产民众赶快起来结合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1927年9月24日，鲁迅离开上海前夕到创造社门市部选购书刊，创造社人员执意免费赠送。

郭沫若回到上海以后，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找鲁迅商谈合作事宜，商议准备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 述员。鲁迅欣然表示同意，但不主张另办刊物，说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一个共同园地。

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创造周报》复刊广告，公布《创造周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特约撰 述员为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30余人。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创造周报>复活了》。

可惜这个合作计划没有实现。

一场不愉快的笔墨官司

合作未成，反而引来一场论战。

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犁、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从日本回国后，心气高扬，革命情绪高涨，他们和郭沫若的计划接不上头，好比日本的火碰到的上海的水，呈现相持局面。郭沫若主张催回正在日本的成仿吾，于是发了电报。

成仿吾回国后，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一样，反对恢复《创造周报》，认为其使命已经完成了。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新办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号出版。2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出版。创造社在表明正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的同时，点名批评了鲁迅、郁达夫等人。在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看来，他们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总的批判。

《文化批判》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和《请看我们中国人的Don Qui Xode（唐·吉珂德）的乱舞》。5月1日，成仿吾以“石厚生”为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论述了“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观点，认为鲁迅的“闲暇”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鲁迅对此十分反感。1932年4月24日深夜，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愤然写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这次论争持续到1929年初。由于党组织出面干涉，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平息了。

1828年7月20日，鲁迅作《上海文艺之一瞥》讲演，评述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及功过，指出创造社等在这场运动中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府权力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鲁迅又说：“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来看，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想是也有些才子加流氓式的。”

鲁迅尽管受到攻击，然而他高瞻远瞩，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怨言。”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

一次愉快的会见

1928年5月，成仿吾离开上海，经过日本，到了莫斯科，于8月到达巴黎，遵照张闻天的嘱咐，同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接手编辑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旅欧三年后，成仿吾于1931年秋回到上海，10底奉党中央指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等。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越平汉路而去，把根据地四部电台全带走了。从此，鄂豫皖根据地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1933年10月，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支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派成仿吾代表省委向中央汇报根据地的严重情况。省委派一个400多人的团掩护，并派一个40多人的便衣队护送，经过一个多月的游击，终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11月底，成仿吾从武汉乘船抵达上海，在福州路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成仿吾这时病得很厉害，害疟疾已8个月，可长期无药医治。更麻烦的是，原来接头的党的联络机关，已经过了半年时间，按地下工作规定不能再使用了。等了一个月，找了一个月，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党中央。他还不知道此时中央机关已迁到江西瑞金去了。

一天，成仿吾从国民党官办报纸上看到骂鲁迅是“准共产党”的文章。他眼前一亮，决定去找鲁迅。

成仿吾知道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和鲁迅交谊很深，而他过去与内山完造也很熟，他便去了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见到他，很惊讶：“哎呀，你还活着？”原来国民党报纸好几次宣布成仿吾已经死了。

成仿吾回答：“病了，到上海来养病。鲁迅先生怎样？”

“他还在上海。”

“我想见见他。”

内山完造让成仿吾过一天来听回话。过了一天，内山完造告诉成仿吾，鲁迅约他第二天下午在北四川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会面。

成仿吾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这家咖啡馆时，鲁迅已在等候。鲁迅站起来向前迎了两步，和成仿吾紧紧地握住了手。

成仿吾穿一件旧棉袍，打扮像一个乡下的小学教师。鲁迅看他这身打扮和又黑又瘦的脸，亲热而又机警地说：“从家里来的吧！”

成仿吾从鲁迅的目光和话语里觉出鲁迅是了解自己身份的，于是回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

鲁迅说着，让成仿吾坐下喝咖啡。

成仿吾说：“我看到前天的报纸在骂你……”

鲁迅明白是指国民党报纸在骂他“准共产党”。他微微一笑，接着幽默地指了一下成仿吾，低声说：“你也死过几次了。”

过了一会，成仿吾凑近鲁迅，低声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我想找一个党员，你有办法吗？“

鲁迅望着他，郑重地回答说：“可以！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就困难了。”接着，鲁迅问成仿吾住在什么地方？安全不安全？生活上有没有困难？

成仿吾把他的住址告诉了鲁迅，并约定了接头的暗号。

第二天，一个人来到了成仿吾住的小旅馆，接上了暗号，来人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分局组织部内交通主任。通过党的联络站，成仿吾终于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于1933年底离开上海，1934年1月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一片真挚的深情

成仿吾后来在回忆起这段愉快的往事时，深情地说：“鲁迅是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惜他逝世得太早了，不然，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事，写出更辉煌的作品！在白色恐怖下，鲁迅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过着半地下的生活。敌人对他不断地跟踪、搜捕，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帮助我找到了共产党。”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1959年写的《鲁迅回忆录》中谈到：“一般人只知道鲁迅和成仿吾同志有过一次笔墨之诤，但不知道和成仿吾同志之间还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前不久，我有机会见到了成仿吾同志，问起他是否在上海见过鲁迅？他说：‘是的，并且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这件事情使人非常感动。成仿吾同志和鲁迅有过文学之争，这是谁都知道的，但由于革命的目标一致，思想、政见的一致，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终于统一了起来，意见一致了起来，这时看到鲁迅毫无芥蒂地像接待亲人一般地会见了成仿吾同志，真使在他旁边的我，都要为之高兴不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

这时，成仿吾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对鲁迅的不幸早逝，他十分悲痛，写下了《纪念鲁迅》一文，高度评价了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他由衷地写道：“关于过去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问题，今天已经没有再提起的必要了。自一九三三年以来，我们是完全一致了，我们成为战友了。我们的和好，可以说是团结统一的模范，同时，从此他成了拥护统一的最英勇的战士。一九三三年底我与他在上海见面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什么隔阂了。”

无庸讳言，成仿吾和鲁迅曾有过笔墨之争和某种误会，但在革命事业的旗帜下，他们消弥了彼此之间的芥蒂，留下了深深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