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氏珞珈三女杰（一）

侨乡寻

珞珈三女杰（一）

皮公亮

4月中旬，英籍华人陈小滢回到她的出生地----武汉。她是著名名文学家陈源教授和著名女作家凌叔华的独生女儿，曾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童年时代，后来随父母到英国上学定居，获得硕士学位，曾在美联社、BBC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过，她与英国一位汉学专家秦乃瑞教授结婚，一直从事苏(格兰)中友好文化交流工作，他们多次来到北京，与我国文化界上层人士接触较多。她这次来武汉是应武大附中同班同学郭玉瑛(武大郭霖教授之女)之邀仅停两天，主要是访问旧友。我陪她去武汉大学拜访了周如松教授(周鲠生老校长的长女)、李格非教授(她中学的老师)，还拜访了年近百岁的著名国画家端木梦锡(她小学的老师)。见到小滢，使我想起她的父母，想起“珞珈三女杰”。

1932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建成后，当时在珞珈山上有3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早期女作家，她们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和文学院长陈源的夫人凌叔华女士。她们3人原来彼此就很熟悉，同住珞珈山后，来往更加密切，她们经常连袂出游武昌名胜－－洪山、蛇山、奥略楼、东湖等地，为此人们尊称为“珞珈三女杰”。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对她们评价很高，1990年赵撰写的《隔海雪林贺寿星》一文中说：“没有她(苏雪林)和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袁昌英等先驱们的奋斗，便不会有后来妇女们的觉醒，也不可能争到妇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艺为武器而获胜，取得文坛一席之地，因此她们的贡献是可贵的、卓有成效的”。

袁昌英，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后彻底平反

袁昌英，字兰子，又作兰紫，1894年10月出生与湖南醴陵20年代就以作家和学者成名。她读书非常刻苦，两次去欧洲留学，第一次在英国攻读5年，于1921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是当时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为此路透社发了电讯稿，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国内一些大报都刊登了这条新闻。毕业回国后即与在英国认识的杨端六结婚。她在北京和上海教了5年书，生了一个女孩。1926年，她将女孩留给继母扶养，求知欲使她又只身去法国学习了两年法国文学。回国后先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一年后即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取消教授资格，她仅在武大就执教了28年之久。

她在武大几十年，教过的课程有：希腊神话、古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莎士比亚和英法散文、中英文翻译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勤奋的积累为她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翻译家的叶君健就曾是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法文就是她教授的。

袁昌英1922年就以《孔雀东南飞》剧作而驰名文坛，用话剧形式再现了中围传统的“婆媳”问题，成为时人爱看的名剧。接着她还写了不少剧本，她的《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等6个剧本后来曾结集出版。抗日战争期间，她又写了《饮马长城窟》，成为中国女作家中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也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之一。袁昌英的散文艺术，最大特色是融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抒情哲理化的探索。而她的散文中成就最高的要数《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同一个主题是在1928年和1934年两个不同的年份写下的，感情色彩虽截然不同，但人们还是认为出于同一人之手。早在1923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两人以同一题目??《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分别写成了两篇著名的散文。袁昌英的《游新都后的感想》，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被文坛誉为鼎足而三，其艺术技巧确已达到与朱、俞并称的地步，她的这篇散文被入选解放前中学国国文教材，不是偶然的。

袁昌英还是一个热忱的爱国学人。早在海外留学时，她在一篇散文中说：“我们到国外来固然是为了求知，但是不可把祖国的生命忘记了。如果我们国家消灭，我们求了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地方去实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呢?……爱祖国即是爱世界，爱我们的同胞即是爱人类，所以我们对于国家安危问题，虽身在国外还是非注意不可。”抗日战争开始，她把多年积蓄的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持抗日。1938年秋，她随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乘船路过宜昌时，她上岸去散步，遇见两个法国水兵正在欺压中国搬运夫，她非常生气，立即上前用流畅的法语训斥了两个法国兵，使他们当面承认了错误。解放以后，袁昌英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思想上要求进步，继续在武大认真教学，还热情地把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加入了民主同盟，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3次参加武汉文代会，并被选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后又加人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她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免去了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我亲眼看见她拿着大长竹扫帚在珞珈山来往人最多的二区扫马路。真可谓斯文扫地。“文革”的暴风雨中，“四人帮”对她迫害得更厉害了。1966年9月，，与她患难与共一起生活了45年的伴侣杨端六去世后，她被迫搬出原来较宽的住房，住到一区一间狭小的房子。1969年12月，对她迫害更加升级，她在珞珈山居住了几十年的权利被剥夺了，当作“五类分子”勒令限期离开珞珈。

袁昌英幼年时在她老家湖南醴陵乡下度过12年，事业有成后，家中早已没有直系亲属，所以一直没有回去过。这时她已75岁，无处安身，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现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幸好她老家有一位贫下中农是她从未见过而的远方侄子，愿意收留她，就这样她以“带罪”之人，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回到农村后，她订了报纸，每天阅读书籍，写毛笔字。她关心青年的进步和群众的疾苦，有的知识青年请她补习英语，邻里请她写个什么报告或信，她都乐于忙，还有个女青年，在她辅导下考取了湘潭大学外文系。

毕竟她是年老体衰的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心里话无法对人说，珈上戴着沉重的“帽子”，心情怎么也不会舒畅，终于在返乡3年多后的一天含冤去世。尽管袁昌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她，她的不少学生、友人得知她被遣返回老家后，时常从各地给她写信，或给她寄钱，有的汇款甚至连寄款人是谁都不知道。在她逝世后有人不远千里寻到这个偏僻乡村，在她墓前致哀。1991年是袁昌英逝世20周年，武大长沙校友会在清明节派代表专程到袁老师墓前扫墓。

在这之前，1979年秋，武汉大学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结论，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袁昌英切底平反了。但她没有等到这一天。被人们遗忘了的袁昌英，逐渐又被人们知晓了。李扬女士在《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四期全面介绍了《作家学者袁昌英》，这以后出版的不少的名人辞典都列有“袁昌英”的辞条。1985年湖南人民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1988年刘运祺写了《袁昌英散文浅析》，199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袁昌英选集》。

在台湾，她的好友苏雪林发表了《哭兰子》，又写了《袁兰子晚年》。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了她早年剧作《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85年台湾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散文集》。在国外汉学家中，也没有忘记这位中国新女性的先驱。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伊丽沙白。艾德女士，于1983年来到北京寻找袁昌英戏剧创作的资料，特别是对《孔雀东南飞》的家庭结构的心理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会见了杨静远之后，她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