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毕氏家境的毕士安（文化资料）

姓氏文

毕士安(938—1005年)，字仁叟，3岁丧母，由继母祝氏抚养。毕士安少时好学，颇有远见的祝氏以为“学必求良师友”，携毕士安先后至澶州、宋州、郑州求师。在郑州，“得杨璞、苏利用、王嘏、韩丞(丕)、王延之、刘锡、韦文化七人，与(毕)士安游”。毕士安“博综群经，通诸子百家之言，究极古今治乱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义、治民行已之本末。”(见《尚书郎赠金紫光禄大夫毕从古行状》》、《丞相文筒公行状》》)。

历后晋、后汉、后周而入北宋，毕士安与大多数寒族一样，迎来改变个人乃至整个家族命运的佳机。宋初推行所谓“右文”政策，实行较为公平的科举选官之制，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世族长期垄断仕途的局面。好学博古的毕士安，获得人仕的机会。宋太祖干德四年(966年)，年近而立之年的毕士安，举进士第三，被郇州帅臣杨廷璋辟为幕府，掌书奏。他在宋太祖、宋太宗朝，仕途较为顺利，有一定的政声，甚得宋太宗赏识，先后两次被委以皇子僚属。尤其是后一次，彻底改变其仕途走向。淳化五年(994年)十月，寿王(即后来的宋真宗)将为皇太子，先为开封府尹，朝廷慎选府僚。颇为宋太宗青睐的毕士安和杨徽之(921—1000年)，以谏议大夫充开封府判官。宋制，开封府判官在开封府仅次于府尹或知府，地位很高。

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寿王立为皇太子，置东宫属官，又诏令杨徽之兼太子左庶子，毕士安兼太子右庶子、迁给事中。他 “出入辅导，咨访谋画，从容与皇太子议论，阴为天下之赐者甚众，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闻也”。(见《丞相文简公行状》)这一段仕历，使他获得了新天子的宠爱。

在宋代，天子潜邸旧人往往获宠，并将大用。毕士安的经历，或可窥其一斑。宋真宗即位后，遂授其尚书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宋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人头’”宋真宗以毕士安权知开封府，实际意味着已经得到重用，并将会大用。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庚寅，授其为参知政事，八月己未升宰相，未阅月两超迁。升迁之速令人吃惊，这恰与他不凡的经历有关。当然，毕士安亦非等闲之辈，更不完全凭恃其特殊的经历。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军大举入侵，“北州大略皆警”，毕士安与寇准一起“始议请上幸澶渊亲征”。（见《丞相文简公行状》）当时有大臣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毕士安和寇准力陈不可，坚持认为天子应亲征。而宋真宗“卒用(毕)士安议”，“乃驾幸澶渊”。前线得知天子临幸，士气高涨，一举挫败契丹军而签订和约。后人对此肯定曰：“至今九十余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见干戈，多出公(按：指毕士安)计议及荐寇准同为宰相之力也。”(见《丞相文偷公行状》)元朝史臣评价曰：“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计。毕士安荐寇准，又为之辨诬。契丹大举而人，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钜(拒)敌。及议岁币，因请重贿，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景德、成平以来，天下义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这些评论或为一面之词，但大敌当前、国难临头，宰相毕士安表现出临危镇定、敢担风险、决策果断的气魄和机智，在当时尤值得肯定。

在宋真宗和时人心目中，毕士安显然立了大功，奖赏在际，可惜天不假年。惊魂甫定的宋真宗还未来得及褒奖他，毕士安便死去。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乙酉，毕士安暴疾而卒，享年68岁。宋真宗“车驾临哭，废朝五日”。诏赠太傅、中书令，谥文简。以皇城使卫绍钦治葬。有司给卤簿，所享礼遇，非同寻常。可谓恩宠一时。次年，葬郑州管城马亭卢村之原。

毕士安死后，宋真宗思念之绪犹不能释怀，对宰相寇准等说道：“毕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躬慎行，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没，深可悼惜。”宋真宗的追思或基于个人的感情，而“深可悼惜”一语，正是他对毕士安功勋的认同。后人则以“名相”称赞毕士安曰：“公以雅望耆德，被遇三圣，出入禁省，庄靖慎密。及在大位，知贤能荐。谋虑国事，惟几惟深。辅政虽才逾年，而克有勋烈，中外义安，郡国丰登，刑罚衰减。忠清之德，有始有卒，天下至今称为名相。”

毕士安为官3O年，得幸天子，交游名宦。“凡交游无党援，唯王桔、吕端见引重，王旦、寇准、杨亿相友善，王禹傅、陈彭年皆门人也。”又贵为宰相，勋业昭著，从而改变了毕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为其后代入仕、婚姻、交际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毕士安还改变了毕氏家族的籍贯。“毕氏望出东平，而自唐末五代以来世居代之雁门，为代人，至太原文简公(按：指毕士安)始葬其父太师(按：指毕义林)于郑之管城。子孙从之者五世矣。故雁门之毕，今多为郑人” (见《奉直大夫千乘毕公师圣墓志铭》)。

毕士安娶骆氏，封陈国夫人，生两子：长子毕世长，毕士安薨时为太子中舍，后终卫尉卿；次子毕庆长，毕士安薨时为大理寺丞，后终太府卿。孙9人，曾孙18人。(见《毕文简公士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