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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与政治抒情诗
——读《贺敬之诗选》
王迩宾
贺敬之是新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政治抒情诗，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把我国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在我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灿烂一页。在诗歌创作日趋彷徨、迷惘、萎缩的今天，重读《贺敬之诗选》（周良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贺敬之诗歌，特别是政治抒情诗的成功经验，寻找当前诗歌创作低迷的原因，推动诗歌创作发展大有裨益。本文拟就书中政治抒情诗谈一点感想。
一、贺敬之是新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贺敬之诗选》中的大多数诗歌都属于政治抒情诗。选入“上篇”的早期作品，大多都带有政治诗性质，并且艺术手法日臻成熟。但是，贺敬之诗歌的重大突破，还是在建国以后，即“下篇”选入的作品，确切地说，是在一九五六年《回延安》、《放声歌唱》、一九五八年《三门峡歌》、一九五九年《十年颂歌》、一九六三年《雷锋之歌》、一九六四年《西去列车的窗口》、《又回南泥湾》、一九六五年《回答今日的世界》等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相继问世以后。这个时期，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为代表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诗歌主流，政治抒情诗这一概念由此而提出，一个新的诗歌群体也由此形成，成为中国诗歌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辉煌就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展现。其中，我以为广为流传的《雷锋之歌》是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经典之作。著名诗评家贾漫这样叙述了当年诗歌发表时的情景：“那时他的诗一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立即引起青年人倾城倾国的追慕。诗歌唤起的是一种声音的力量，我无法用一种道理说出当时的感受，只好借助李白的两句诗，那就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那是一种大气磅礴的鼓动……”“一九六三年，贺敬之在复旦大学朗诵了《雷锋之歌》之后，激动了全校师生，使他们十多天沉浸在《雷锋之歌》的热潮之中。一曲雷锋之歌，如身化千亿之松，使多少青年洋洋乎而生凌云之志。雷锋造就了贺敬之的诗，贺敬之又再造了诗的雷锋。”（一九九四年八期《诗刊》“三江报潮汛，壮怀读贺诗”）那时候，一提到政治抒情诗，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贺敬之。如同戏剧《白毛女》一样，政治抒情诗同贺敬之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了。贺敬之由此被人们誉为“时代的歌手”。
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出现，大大拓展了诗的思维空间和艺术空间，他的政治抒情诗在那个时期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整体高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贺敬之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回答今日的世界》，又一次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撼以后，“文革”开始了，政治抒情诗的辉煌时期结束了，贺敬之停止了歌唱。“文革”之后，他又相继献出了《中国的十月》和《“八一”之歌》两首长诗，再次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政治抒情诗开始苏醒。与此同时，政治抒情诗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冷落，诗歌从关注社会，关注“大我”，开始转向抒发个人人生的感慨，抒发“小我”之情。刚刚复苏的政治抒情诗日渐式微。当然，在以后的新时期数十年间，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纪宇的《风流歌》等，但是从总体上讲，没能形成当年贺敬之政治抒情诗那样广泛、深刻的影响。政治抒情诗失去了当年的风采。随着创作的低落，政治抒情诗还遭到了诗歌理论上的不公正评价。很少有人为政治抒情诗正名，诗人不愿写，不敢写，似乎这一诗体不是诗歌，不是艺术，要把它排除于诗歌艺术之外。然而，人们依然需要政治抒情诗，时代呼唤政治抒情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作用、意义和价值。
二、贺敬之政治抒情诗审美观的主要特征
贺敬之政治抒情诗为什么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那样的创作高度，受到了那样强烈的欢迎，这里不能不阐说一下与他的政治抒情诗审美观有关的几个主要特征。
1、诗人，同时也是战士。《贺敬之诗选》收入了诗人在一九四○年创作的诗歌《我们这一天》，诗中写道：
在这里，
诗人和他的诗，
就是
工人和他的铁锤；
就是
农民和他的镰刀；
就是
战士和他的枪。
在同年创作的《不要注脚》一诗中，他说：
在艺术的
兵营和工厂
我们是
战斗员和突击者，
工作不息！
把诗人视为战士，这是贺敬之始终如一的诗观，这一诗观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之中。四十一年后，他在《李季文集》序中写道：“是诗人，同时也是战士。这就意味着，要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斗争，为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时代而歌唱，这是衡量诗人成就大小和诗篇价值轻重的首要之点。”他称赞李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作为战士的力倡者，他倡言，做诗人必须做战士，诗人和战士这两重身份，应该也可以统一在一起。他在诗人韩笑病情恶化时，曾经送给韩笑一首诗，诗中有这样几句话：
尽管有人忘记
“战士”二字
是对诗人的崇高称誉，
尽管有人鄙弃
“战士之诗”
是标明诗品的高位价值；
仍有早行者不改初衷，
更有新来者相继奋起
做战士诗人，
写战士之诗。
我有幸望见
他们在昂首，在前进，在冲刺，
……
（1993年4月5日《寄韩笑同志》）
贺敬之始终有一种战士情结，始终把自己融入于集体之中。1986年11月3日他在致女儿的信中说：“人生匆匆，足迹无多，回顾来路，为人民、为祖国贡献甚少，思之惭然，稍有可自慰者，乃区区一滴，自奔投延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今日之观，不亦可谓壮哉乎？”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存有战士的情怀，以老兵自许：“老兵登程去，回望白云楼”（《陆疗小住》）。他的战士和诗人相统一的诗观，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要以强烈的热情，投入到生活中去，关注和表现社会矛盾，真实的反映客观生活，同时也必须真实地反映主观感觉。他说：“这是作者的党性和作品战斗性的尖锐表现，是坚持真理、坚持生活真实性和政治倾向性相一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贺敬之诗选》自序）因此，这也对诗人个人素质提出了要求：一位优秀的诗人必然是一位热爱生活，思想境界高尚的人，思想境界的低级、无聊、颓废很难写出真正的好诗。
2、诗要呈现时代精神。古今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真正称得上伟大的诗人，都是时代的产儿，其作品都与时代精神脉搏相连，息息相关。贺敬之是一位无愧于时代的大诗人，他的吟唱，就是时代的回声，那音调恢宏、高昂、有力，久久地回荡在如日方升的新中国大地上。试想，如果新中国诗坛上没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这样一大批大气磅礴、充满了浪漫激情和时代精神的诗篇，诗坛上只有那些缠绵、晦涩、忧郁的抒情小调，那么中国的诗坛会是多少苍白、灰暗，也与那个时代多么不相称啊。如果一个时代长时间没有这种时代的强音，没有主旋律，没有出现值得大众奔走相告，获得大众认可的诗人和作品，那也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贺敬之是站在时代高度思考的诗人，他的诗，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吟唱，而且还是他参与其中的新中国政治现实的反映，是他政治情怀的抒写。他的诗，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那就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普天同庆，新的事业鼓舞人们所产生的积极、昂扬、向上的精神。
要表现时代精神，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透过现象看本质，还要严格选材，不能随心所欲。从诗集所选的诗歌来看，贺敬之的每一首诗（包括歌词），都坚持了这一创作原则。特别是建国以后，他的诗歌选材严格，出手不凡。他精心选取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和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的题材来写作。他目标远大，心态沉实，甘于寂寞，精益求精，不追求数量，把宝贵的才华和精力集中起来，凝为利器，创作了一首首誉满大地的艺术佳作。这种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不无深刻的启迪意义。
3、诗要表达大众的声音。目前，新诗的痛苦就在于它渐渐失去了大众。对此，贺敬之“不禁深深为之惋惜”，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客观价值的作品，很少有不反映时代风貌，不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息息相关的。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袖珍诗丛·青年诗辑）序）他的诗，既是为自己而写，更是为了大众而写。对他而言，二者无法分离。有人认为，他的一些政治抒情诗，没有表现当年他的自我。其实，他的作品恰恰既表现了那个时代大众的心声，又表达了那个时代他的自我。同后来的政治抒情诗《小草在歌唱》、《将军，不能那样做》等一样，他没有作假，如果他不那样写反而是作假了。他在1985年4月19日答《词刊》吕美顺采访时说：“要说经验我没有，但体会却有一些。我觉得歌词（包括诗歌在内）他首先应该是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当然也是作者的声音融会在一起，作者的脉搏要和时代的脉搏合拍，离开了时代和人民的声音，光唱你内心那点心声，你的歌就不可能得到广大的知音和人民的共鸣，而成为孤芳自赏的东西。这些虽然都是老话，但我想这是真理。”他在《富春江散歌》一诗中还写道：“我有归魂非迷魂，清江一滴是我身。”他强调自己并非是失掉了自我的迷魂，而是人民海洋里的一个小小水滴。因而，无论受到何种谣诼或恶意攻讦，他从来不感到孤立和彷徨：“我岂‘笛吹孤戍月，’但笑‘犬吠隔溪村’”（《富春江散歌》）。因为，他的诗歌表达的是大众之声，他的诗歌的根基在大众当中。
4、强烈的情感表述。贺敬之说：“诗的题材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写什么都是好，都是为着写出这个情来。”战士、题材与情感是贺敬之诗观不可分离的整体。是战士，就要有战士的情怀，贺敬之诗歌的情怀是真挚的、强烈的，唱出了真襟抱、真性情。许多诗句似信手拈来，不假雕琢，而真情实感见于字里行间。从《贺敬之诗选》中，我随处都能感到这种情感像烈火一样在燃烧。这其中有表达对鲁艺情感的诗《不要注脚》、《我们这一天》，有表达对延安之情的诗《回延安》、《又回南泥湾》，有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感情的诗《北方的子孙》、《弟弟的死》、《五婶子的末路》、《牛》、《小兰姑娘》，有反映军民鱼水之情的诗《行军散歌》，有表现对旧社会的愤懑之情的诗《夏嫂子》、《婆婆和童养媳妇》、《葬》、《小全的爹在夜里》，有抒发对新生活向往之情的诗《生活》、《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放声歌唱》等。诗歌从根本上说是抒情和煽情的艺术。贺敬之的诗情，不是一般的情，而是真情、豪情，是战士之情、时代之情、赤子之情，这是贺敬之政治抒情诗影响深远的力量所在。诗人叶文福曾经这样评介贺敬之：“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时常自度，如果我是他那个年龄段，我肯定像他一样放声歌唱，那是由衷的，那是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真实。而且，贺诗中的清洁与斑斓，热情与雅致，汉赋式的文采，不是说学就能学得到的。”（2007年12期《星星》上半月刊）贺敬之是真诚的，他写出了他当时的真情实感。在他的诗中，我们找不到悲哀、懈怠、丧气、无聊的情绪，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他这样说过：“我们不是革命的客人。我们那一代作家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一起流汗流泪以致流血。撤退时一起难过，进攻时一起冲锋，我们没有淹没自我、失落自我的悲哀”（《贺敬之文选》第4卷）。
5、英雄主义的豪迈情怀。从诗选中可以看出，贺敬之诗歌中的英雄主义情怀由来已久，这其中有1944年在鲁艺文工团时为纪念刘志丹烈士而创作的《罗峪口夜渡》，有1947年创作的赞美农民群众踊跃参军的诗歌《搂草鸡毛》等等。在作者的眼中，英雄就在翻了身的人民群众之中，“英雄，/ 在我们行列”（《 回答今日的世界》），“创造一切的神明正是我们自己” （《放声歌唱》）。正如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一诗中所言：“喜看稻菽千重浪 / 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个遍地英雄，就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
解放后，作者又创作了许多洋溢着英雄主义豪迈情怀的诗歌，影响最大且又收入在诗选中的诗歌有《中流砥柱》、《雷锋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八·一”之歌》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在新社会里涌现出来，让我感受到那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贺敬之之所以重尚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我以为他是站在了弘扬民族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塑造新中国形象这一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他在致《新国风》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和许多战友与诗友一样，向来认为：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表现英雄主义精神，是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文艺尤其应当如此。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要充分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不能离开英雄主义精神的。”贺敬之诗中的英雄主义情怀，不但表现了他对英雄的敬仰、尊重和纪念，也表现出了他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信心。
6、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贺敬之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是独特的，那激情澎湃的语言，那铿锵有力的韵律，那干净透明的意象，一看就是贺敬之的，读之爽人心目。他使用象征、暗示性语言，简约明了，营造的意象，明白易懂，而又意味悠长。以《雷锋之歌》为例：
我看见
海浪滔滔的
母亲怀中——
新一代的太阳
挥舞着云霞的红旗
上升啊
上升……
这里的意象交易是清晰的，“海浪滔滔的/母亲怀中，”潜喻着祖国大地，接着把“新一代的太阳”拟人化了（同时这太阳也象征着站立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民），它“挥舞着云霞的红旗”，这又是一个意象，其中有比喻，也有暗示，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再如：
梅花的枝条上，
会不会有人
暗中嫁接
有毒的葛藤？……
把难友的鲜血
倒进
老爷的杯中……
作者把担心和忧虑具象化了，这些象征、暗示性语言，运用得当，恰如其分，增强了诗意的简练蕴藉之美。贺敬之从不讳言诗歌应该吸收优秀的现代和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他的独特的政治抒情诗艺术风格的形成，就是不拘成法，汲古熔今的结果。从上边的诗中不难看出,他的诗歌还有着强烈的韵律美，在诗歌节奏的形式上也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创新。
三、政治抒情诗仍然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这些年来，有一种理论，把在极“左”时期的极“左”政治对文学严加控制的那种特定时空、特定语境下所产生的政治话语权对艺术的挫伤，机械地理解为是作品中的政治思想、政治内容对作品的挫伤，把政治都统统理解为极“左”政治，排斥让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即国内、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进入诗歌，这是十分偏谬的。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说明，西方当代诸多类型的文艺学理论都是非常政治化的，它们并不认为作品中的政治思想、政治内容会削弱或挫伤作品中的艺术性。相反，这类作品由于关注现实，用诗歌参与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敢于对社会现实发言，敢于说真话，表达大众心声，不仅会丰满作品的内容，而且还会激活大众对作品的关注热情，使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活跃的局面。诗歌创作历来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形而上的，强调灵魂的高点境界；一种是形而下的，突出的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一般来说，政治抒情诗则属于形而上的抒写形式。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下千万间,尽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等许多诗歌，都属于这类政治抒情诗。这些年，诗歌的视角从表现现实社会转向表现自我，凸显了人的生命本质，丰富了诗歌创作手法，这自然是可喜现象。但是当下诗坛缺少站在时代高度有着自己思考的诗人，缺少史诗和大诗，缺少黄钟大吕的震撼之作，诗歌诗意淡化，思想贫弱，受到了读者的冷淡，这也是一味向内转带来的不良后果。著名诗人葱郁曾指出：“实际上，中国诗歌目前最为缺少的是史诗和大诗，一个时代的诗歌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心灵史，应该有非凡的语言成就，应该给我们认识和解读我们几代人经历的时代提供一个艺术的参照物，但我们没有……我们需要，但我们真的不缺少微情薄爱的那些‘诗歌’，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用诗歌纪录的他的民族的苦难史、生存史和心灵史，而我们的当代诗歌没有，我们的诗人都在干什么？是媚俗还是在那里轻薄？中国诗人目前非常可悲，仅仅像是一些被人推来搡去的残男滥女的形象，诗人自己不自重，活该！”（《黄河诗报》2010年第2期）笔者以为，诗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集体不负责任，是公众对诗歌这类文本失望的根本原因。社会责任感理应是诗人的内在素养，思想性从来都是优秀诗歌生命的魂魄。贺敬之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政治抒情诗这种诗学形式最适宜抒发思想和情感、表达诗人的公共关怀和社会良心，最适宜思想、情感和公共事件、公共话题的结合，也最适宜多种形式的传播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它既不排除表现个体内心感受，又易于表现“大我”，在直切时政、阐释哲理，抒发情感，传播大众诸方面胜过了其他诗学形式。
事实上，政治抒情诗的语义指向应该是多层面的，宽泛的。不能把政治抒情诗理解为就是美政盛德，以为政治抒情诗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相反，政治、思想都应该成为政治抒情诗的一部分，像一块糖溶化在一杯水里一样，它应该与诗的形象、情感溶化在一起，才更有诗意。政治抒情诗出现的概念化问题，不是政治抒情诗本身的过失。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诗风的变异，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学界的变异。过分依附于政治的不仅仅是政治抒情诗，而是整个诗歌界，整个文学界，乃至工农商学兵各界。因此不能将诗歌的失误完全归咎于政治抒情诗。
另外，承认和鼓励政治抒情诗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为了维护诗歌多元格局、平衡诗歌生态的需要。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烂漫，诗歌创作理应百花齐放，而不可厚此薄彼。诗人可寄情山水，发自娱之情；可咏史抒怀，吐胸中之块垒；可沉吟纤芥，呈小巧之才能；可关注世道民瘼，抒写豪迈豪放之感慨，排斥任何一种诗歌形式都是没有道理的。在新世纪这个历史大转折、大变革时期，人们依然呼唤贺敬之式的战士诗人相望辈出，期待着新时代的《雷锋之歌》式的好诗层出不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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