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贺氏通谱》的世代数质疑（谱牒资料）

贺谱牒

《中华全国贺氏通谱》的世代数质疑

编纂《中华全国贺氏通谱》，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许多赤诚的中华贺氏子孙，不辞劳苦，不怕困难，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有功于贺姓族人，有功于贺姓氏族，也有功于中华民族。正如《通谱》编纂委员会绥宁分会在转发后来出版了的《通谱》(大音乐家贺绿汀题写书名)时在末页附加的“说明”中所说，“《通谱》……是联宗的纽带，是合族的开端，它的出现，为准确地编写我贺氏家乘创造了条件，很有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通谱》的总编当初在定位贺氏世代数方面、在入谱的材料的取舍方面及对待贺氏远祖溯源的态度方面，都有许多不妥的观点。这些观点根深柢固，极其严重地影响了《通谱》的价值。本文只讨论《通谱》定位贺氏世代数的问题，其他问题，另文再议。

《通谱》编修之前，总编认为我贺氏族人发展速度应当是平均每代20来年，甚至是十几年，他们的理由有二：

一是有老谱上的文字为依据。

但是，这作为依据的老谱上的文字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我们可以在总编不加分析，不顾反对意见而固执地印在了《中华全国贺氏通谱》第一分册的第124至125页上的这些老谱资料上看到：

“达公”于21岁时(“公元 902年”)生四子“应䄡”。

“应䄡”于15岁时(“公元 917年”)生长子“伯景”。

“伯景”于16岁时(“公元 933年”)生次子“逢时”。

“逢时”于15岁时(“公元 948年”)生长子“居震”。

“居震”于15岁时(“公元 963年”)生长子“均福”。

“均福”于16岁时(“公元 979年”)生儿子“仕昌”。

“仕昌”于15岁时(“公元 994年”)生儿子“子中”。

“子中”于15岁时(“公元1009年”)生儿子“庆明”。

“庆明”于15岁时(“公元1024年”)生长子“大德”。

——这里连续的近十代人中，除了“均福”这一代是16岁生子外，其余都是不超过15岁生男孩，这种理想到了超现实的繁衍速度，整齐划一到了超巧合的生育年龄，竟然也还不能提醒《中华全国贺氏通谱》总编和责任编辑的慎重对待。

记得很清楚，就这一组生育时间的不可信问题和关于要慎重对待族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发展速度这一重大问题，我曾同总编进行过多次长谈，每次都争论得比较激烈，但是每次都效果不佳。争论得最激烈的是1995年农历年底的那一次。那时设在湖南省邵阳市沙子坡旅社的编辑部的人已放假回家，只有我和总编民政(贺景)宗亲两人在场。这次，我以《中华全国贺氏通谱》编委总会副主任的身份同《通谱》的总编民证族老讨论关于慎重对待老谱的问题。我们从五里牌开始就争论起来，边走边争，一直争到沙子坡，进了编辑部，争论还没有停止。干脆，两人在同一房间里各自睡在一张床上继续争论。一直争论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左右，远处的公鸡第二次打鸣的时候，两人才商量说，“都快天亮了，再怎么样，也得睡几分钟的觉”。

要说我的充分论辩完全没有效果，也不很准确。例如，总编选定的某支派旧谱上的一篇文章在《通谱》上刊载时，终于采纳了我的一小点意见：把旧谱上的错别字“沂”换成了“溯”。这篇文章的标题“贺氏沂源”中的“沂”字，非常明显是古人少写了一点，从而把“溯”字写成了“沂”字。如果是“贺氏溯(溯)源”，则标题的意思很明显，而“贺氏沂源”却很费解。但是总编说，这是古谱，没有错的。我说 “溯源”好懂，“沂源”不伦不类，总编说，我们贺姓源自齐国，古代的齐国在现代的山东，而山东有一座沂蒙山，沂蒙山下又有一条沂河水，沂河水应当可以同京杭大运河相连通的，你知道吗，大运河是一直通到南方的，这样的话，我南方贺氏就可沿运河寻源寻到沂河水，这不就是“沂源”了吗？我说这样的“沂源”太牵强附会了，如果《通谱》排版时不把“沂源”改成“溯源”或“溯源”，我们贺家人会在世人面前出丑的。最后排版时，总编才把那篇文章的标题由《贺氏沂源》改成了《贺氏溯源》。但是我的更多的更重要的争论却没有动摇总编的意志，尤其是我贺氏族人发展速度问题及由此决定的贺氏世代数定位的重大问题，总编更是充耳不闻。

二是从前不搞计划生育，更不提倡晚婚晚育。

这种说法，粗略一听似乎有道理，但是经不起分析。中国历史上灾荒不断，战争频繁，瘟疫时发，我贺氏族人同各族人民一样，自古以来，因为灾荒、战乱和瘟疫而受到的生育节制，绝对比现代有意识的生育节制厉害了不知好多倍。再说，基于历史的原因，这种代数的计算，是以男子为标的的。古代，确实是不受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政策的约束，在某一个无天灾无人祸，无战争无动乱，无瘟疫无疾病的非常非常理想的生育环境中，某一个具体的族人个体，从他本人降生，到他生育出一个下一代的孩子，确实有可能只需要十几年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大家族在千百年漫长的繁衍历史中，平均每十几年就能繁衍一代人。况且还有，这个具体的族人个体，在他十几岁生下第一个下一代的孩子时，生出来的是男孩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在成活率极低的古代社会，每次生出的第一个男孩就能成活下来，并且成功地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可能性也还要打一个很大很大的折扣……

我当初也把这一分析亮了出来同总编进行辩论，但是总编根本听不进这些分析。始终坚持前述支谱上所反映的我贺氏族人平均每十几年、20来年就发展一代人的观点。

我们中华贺氏，同兄弟氏族处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繁衍，繁衍和承传的速度，理应大致相同。

孔氏家族的传承资料非常详明，从公元前551年(春秋时期)孔子出生传到公元1920年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出生，历时2471个年头，平均每传一代人约需32年时间。

有一支周姓家族，每繁衍一代族人，从其始祖出生的公元175年到第61代人出生的公元1980年，历时1805年，这期间，平均每发展一代人约需30年时间。

我们贺姓氏族，也应与此相近：即全族每繁衍一代人，平均所需要的时间应当接近于30年，而不可能是有些宗亲认为的20年或20年以下。

不管怎么说，还是尊重事实，具体调查的结果才胜于雄辩。

我贺氏各派也同其他多数兄弟氏族一样，在唐宋之前，族人的生卒年月等内容多无连续多代的记载，直到明朝前后，才逐渐有连续的记载。调查就由此有记载的地方入手。为了便于表述，先设各支派当今最小辈份中最先出生者为“乙”，再由“乙”顺着他的父、祖、曾、高……往上数，数到这个支派的族谱连续载有正确的出生年月的祖先中的最先的一代，然后把这一人设为“甲”(也就是说，从“甲”的父亲以上的祖先，谱上没有连续记载几代人的出生年月；而在“甲”及“甲”的儿子以下，则每一代人都有正确的出生年月的记载)，调查表要求把从甲到乙的每一代人的名字、出生年月都填上。

于是我把上述的说明文字和《近数百年贺氏族人发展速度抽样调查表》邮寄给了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我贺氏支派，并把所回收到的14个不同支派的调查表进行了统计。下面是统计情况。

本文中为了列表方便，用了11个代码，它们是：

①：族人当今住地；②：派别；③：当今人口；④：甲名；⑤：甲出生的原年号；⑥：甲出生的原年号折算成的公元年号；⑦：乙名；⑧：乙出生的公元年号；⑨：甲至乙增加的年数；⑩：甲至乙增加的代数；⒒：甲至乙平均每代经历的年数。

统计结果表明，我们贺姓氏族各支派平均每繁衍一代人，所需要的时间接近于30年(惊人地与兄弟氏族相同)，而决不是有些宗亲认为的20年或20年以下。

然而，总编坚持自己的观点，用某一支谱上的传承代数(能够非常容易地推证它的代数有巨大的、明显的错误：人家孔氏家族，从公元前551年到公元1920年这2471个年头中只传到第77代，而总编认定的这一支谱中的贺氏代数是，从比孔子生年迟后672年的公元121年——东汉中年由庆氏改贺氏的时间，到公元1977年贺绍燕出生，大约用了1856年的时间，却“传了”79代人。就是说，贺氏比孔氏少花615年时间，却比孔氏多“传了”两代人，能不错吗？)来强行统一全国贺氏的世代数，而又用无奈和无赖的方法粗暴地“统一”了全国贺氏的世代数——“齐上、齐下、省略中间”。结果我贺氏支派中，除了那个计代错误的支派外，其他任何一个支派都无法从“通谱”中找回自己被强行用省略号抹去了的许多代祖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