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氏家谱谜团（谱牒资料）

戚谱牒

元、明、清三个朝代纪年，集中刻写在一块青石墓碑上，构成怎样一个叙事背景；

“翼扶名教”“纪效新书”写入宗祠楹联，是家族文韬武略的昭示还是希冀；

同治年间保存至今的家族谱牒，竟出现一批男丁无嗣且生卒无考，谜团重重；

族谱中的《仕宦录》尽管列出了一批昔日官宦，却难与方志印证，原因何在……

永嘉县文物部门前些日子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动中，在桥下镇桥下村及桥头镇洛溪村，发现元代国子监生戚定宁坟墓及一块刻有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墓碑……本期《地理》为你打开戚家谱牒，探索神秘的一页。

厚重桥下街

代有闻人

桥下，即现在永嘉县桥下镇政府所在的大致范围，宋时属仙桂乡三十都。此地处西溪下游。古时在附近有一后河桥，桥下因此而得名。西溪，又有荆川、荆溪之称，是永嘉县的第二大水系。

围庄岭头是桥下南面一道天然屏障，是古时候从温州到金华、衢州、杭州等地的重要通道。围庄岭的样子，与平阳县城坡南街的“长相”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坡南街两旁依旧商铺林立。据该村委会有关人士介绍，当年围庄岭东有白楼、马放池，西有画眉弄、指舵山及五凤楼遗址。围庄岭上以前只是一条小路，经过后可以到达桥下及金衢杭等地。过围庄岭后，地形呈豁然开朗状，村舍鳞次栉比，有柳暗花明之慨。用前人的话语来形容——背有崇山而茂林修竹可为荫映，腰环深溪而鲜鳞香菜可充荐馐（嘉靖壬辰年·戚氏大宗祠碑记）。

只是因年代久远，围庄岭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的小道如今已是省道的一段了。新立了一名叫“桥下城门”拱形门，是围庄岭豁口标志性建筑。

荆川可谓钟灵毓秀。早在北宋元丰年间，荆川刘安上、刘安节同周行已、许景衡等九人一道就学于汴京京师太学，史上称“元丰永嘉九先生”。“二刘”后来形成的学术思想成为两宋永嘉学派的滥觞之一。

话说在宋时，戚氏有一位名叫戚祉的先人，“仕瓯通判而卒于官”。其子肃文、肃叙二公以温邦有邹鲁风，遂于郡之洗马桥家焉。肃叙公之孙叫孙定宁，元初时期的解元，登进士第。徙居江北之二十九都临江乡白壤腊溪，立基创业。定宁之孙朴庵（戚元礼），“至正丙戌进士”，江西府武昌县县令。著有政绩，解组后寻山间水，游咏忘归。适入桥下街，见理学之遗踪、先贤之旧迹，遂卜居焉。

据咸丰年间，时为蒲州府万泉县知事王玉所撰写的序文来看，世代为应天府（今南京）籍的戚家祖上，就这样开始了在永嘉的落脚。这事从元朝温州路总管王正（中宪大夫）的相关序文得到了印证，即戚家是从临江乡白壤迁到了仙桂乡荆川的桥下街居住，时间在元至正年间（即1341年至1368年）。

戚氏家族在桥下的发展，从遗存族谱中的记载来看，似乎还是不错的。写于清咸丰元年的一篇谱序还称，“永嘉戚氏，东海名家，西溪华胄，先世分派南畿……代有闻人”。

谱序相赠，难免有溢美之词，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家谱中另辟册页用于记载族人仕宦名录，这在其他姓氏中倒不多见。而且仕宦录的前言还称：本宗食采于戚，因氏以来，毋（实）多仕宦。分支散处不能归一，唯南畿一派，自唐宋以迄元明，登仕录者汇集谱首，以明前代之荣贵。

谜团仕宦录

难有印证

上述这一切，尽显桥下戚氏在以往的岁月远非一般的地位。在该村村干部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位于村里的戚姓宗祠。前些年，为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不少地方都流行将宗祠改为文化活动中心，戚姓宗祠也一样与时俱进。

走入祠堂的小院，门口一对旗杆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虽然没有刻上具体年份，又偏处一隅，但还是能告示来客此姓氏曾经有过的荣耀。

改造成文化活动中心的宗祠内，列祖列宗的神位摆在一处极不显眼的地方。几块残留下来的石质柱础，颇能显示当年宗祠的规模之大。村里人告诉我们，以前有大小两个宗祠相连，有15亩。在宗祠内，我们还见到了这块墓碑，其上刻有“荆川始祖戚定宁公之墓”字样，墓碑周围还刻有元、明、清三个朝代几次修缮时间。

如果说祠堂内的“荆水漪澜二刘旧迹”这一副对联尚能解释桥下历史之厚重的话，那“弘扬儒学翼扶名教颂当时/捍卫边疆纪效新书传后世”的对子所涉及的人与事，以及后面采访中所遇到的些许问题，则就有了一种碰撞后产生的神秘色彩，因此也引起了我们更大的兴趣！

从家族中的相关记载来看，戚家曾世居应天府，当年宋真宗皇帝曾御赐“应天府书院”匾额给戚氏先人戚同文，以表彰他“教学有年，生徒悉为台客显宽”（范仲淹当年即为戚同文门生）。这也就是祠堂对联中“翼扶名教”一词的来由。

戚氏族谱里赫然列有“仕宦录”专页。这种情景此前只在平苍一带的林氏族谱上见过。如果家族内没有出现一批仕宦，估计不会有意为之。从另一个侧面也佐证戚氏的不俗门风。族谱中“仕宦录”的人数多达33人，其中与温州相关的有6人，分别担任过宋时的温州府瑞安县知事、永嘉县知事，温州朝议大夫、温州税监等职。但从与温州有关的这几位戚氏仕宦来看，相关历史信息似乎并不完美。

在光绪《永嘉县志·秩官志·名宦》上有过记载的戚纶，但生卒年月无考。戚纶“字仲言，应天楚邱人，（宋）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知永嘉县。境有陂塘之利，浚治以备水旱。复为光禄丞。转运使，又上其政绩，连诏褒之。”据县志的说法，宋史上尚有此公的传记。《仕宦录》上有一名为“戚宾”的人，担任过宋时永嘉县知事。但从《永嘉县志》上两宋时期的秩官表中查不到此人的信息。

族谱中记载宋时“瑞安县知事”的戚诚，嘉庆《瑞安县志·职官》的宋朝时期官员里找不到确切对应的人名。只有一个叫“戚赍”的官员出现，可万历《温州府志》上关于瑞安的官员中则有“叶赍”出现。为戚氏族谱撰写谱序的“瑞安同知张禧”，倒是在万历《温州府志》出现了，按理说，张禧是戚诚的佐官，但戚诚的身世为什么又如此模糊？

此外，像那位在宋朝时担任温州通判的戚祉也无从考证；登“至正丙戌进士”第的戚元礼（戚浩之孙），也无法在《元进士考》（钱大昕 著）中落到实处。因为元朝至正二年（1341年）才开科，按照三年一开科的惯例，丙戌年（1346年）并非开科的年份，因此关于他“至正丙戌登进士第”一说值得商榷。

这些模糊的信息，将他们的身世罩上一层神秘面纱。我们已无从知晓这个谜面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往事。

神秘众男丁

去向不明

除了上述这个难以穷根溯源的仕宦录外，在戚氏家谱上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有着一批同辈份的男丁，生卒无考，去向不明。在“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批人出现无子嗣现象呢？

在桥下村村委会办公室里，我们翻阅了戚氏族人保存的一册同治年间手抄的宗谱，据说这是族内保存的一册时间年限最早的族谱，破损相当严重。我们小心翼翼地查阅了相关部分，只见该族姓的部分“守”字辈族人名下，出现了一个“止”字。翻阅新修的族谱，红线牵到部分“守”字辈族人名下后就出现空白。根据谱内的规矩，这红线表示香火相传之意，如果某人下面没再出现红线，就意味着没有子嗣！我们稍加统计一下，加上部分“宗”字辈等辈份的，多达六七十人在该族谱上没有生卒年限的记载，更无所谓“香火相续”。

在采访中，村委会有关人员告诉我们，族内人士已关注到这个神秘现象。他们认为是因为这一批人当年参加戚家军战死沙场了。理由是族里的老人一直这么口耳相传，说是在明朝的时候，戚继光来温州抗倭，因为同姓戚，于是就参军了。

他们究竟是否处于同一时代呢？按有关史料来看，在明嘉靖年间，抗倭英雄戚继光曾两度率领戚家军来温抗倭。根据戚姓族人的推算，这批去向不明的族人应当生活在16世纪50年代前后。如果这个说法准确的话，刚好与戚继光抗倭的时代基本吻合，但这毕竟缺少史料来支撑。

《纪效新书》是戚继光的军事著作，影响挺大。但与这里的戚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戚氏族内尚无确切史料加以佐证。宗祠里的另一联“捍卫边疆纪效新书传后世”算是家族文韬武略的昭示还是一种希冀呢？

（感谢大野叟提供部分参考资料）

蔡榆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