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名人：18.论张謇政治转型时期的“新思维”

张贤

论张謇政治转型时期的“新思维”

南京大学历史系 谷永清 张海林

一、从改良舆论暗流到制度变革思潮的出现

《南京条约》签订后，久久关闭的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随之拓宽。与以往的“蛮夷狄胡”不同，洋人不仅有先进的火器轮船、天文历算，还有中国知识界闻所未闻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政治理念。中国思想、文化长期滞后于西方，故要正确认知彼此间巨大的文化差距，进而借他山之玉，实施政治革新，不仅需要时间和智慧，更需要一定条件和环境。

其一，清朝首先是作为统治集团而存在的，对维护既得利益最为上心，至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未来，则在其次。所以，那些相仿欧美、着眼全局的改革动议，往往是一出笼即遭致其死硬分子的竭力反对。跟洋务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鸿章说在中国即使只是搬一张桌子也会弄出血来。马克思·韦伯对中国社会改革有这样一段评述，实在耐人寻味：“在中国，官吏的地位是经常变动的，而且为了取得官位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求学、捐纳、赠礼与规费等），任官后必然拼命敛财，而且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到他们利益的旨在强化中央财权的改革。改革毫无希望，不仅因为有一股巨大的物质利益与之对立，而且也没有独立于这些利益集团之外，而与利益无涉的执行机构来实现它……只有在国土为武力所征服的情况下，或者成功的军事革命或宗教革命，才能瓦解俸禄利益的强固结构，从而缔建全新的权力分配与新的经济条件。任何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尝试都必然会受挫于上述提及的阻碍。”

其二，中国朝野知识分子在话语表达系统上有分歧。士大夫阶层出于对一己私利的维护，总是有意无意地掩盖可以预期的社会问题及民族隐患，凡事能拖则拖，除非万不得已，决难冒险力谏，为民请命，进而促成对现行体制的改良。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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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官方话语系统仍沉浸在“万年和约”、“同光中兴”的温梦之中，着力掩饰日渐显露的民族危机，在强兵富国方面毫无建树。而同时期在野士人的言论主张，倒是基本切合时代主题。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王韬、严复等人的议会民主、维新改良等政治见解。但传统观点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在议会制度阙如的中国，人微言轻，他们的见解只能作为一股舆论暗流在基层缓缓流动，根本不可能对流至上层，更难说影响决策了。

其三，中国政坛危机有着独特的潜伏期。文字狱的阴霾、现实利益及明哲保身的为官为绅之道，致使体制对舆论是有着异乎寻常的约束力，所以，在危机没有真正火烧眉毛时，敢将心里真话吐露出来的人少之又少。等到问题严峻且再也无法回避之时，那些压抑许久的真实思想、思潮即会出现井喷。

历史尽管对所有民族都是公平的，它不会给一个民族以永远改正错误的机会。《马关条约》后，列强加大了对华侵略的力度，中国发展空间急遽萎缩。空前的民族危机严重挫伤了国人自尊。进行体制革新、挽救民族危亡迅速成为一股政治思潮。许多精英认定政治体制落后是国家陷入危机的主因，只要采取雷厉之举，实施断然变革，就可以弥补此前几十年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过失，开辟民族新未来。戊戌变法前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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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维新派人士就促使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令，其急切心态可见一斑。邹容、宋教仁、孙中山、戴季陶等人皆有类似情结。细察中国近现代史，会发现这股激流绵延不绝。中国落后局面是慢慢形成的，妄想一朝一夕将其彻底扭转从逻辑上讲不通，现实中也没可能。民族复兴是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既需一腔热血，更需循理而动的大智慧，而后者则需要一定的气魄和悟性。张謇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兼具二者之长的风云人物。

二、张謇“新思维”的核心——理性思辨

与西欧社会不同，中国由于缺少理性思辨传统，故其历史每向前推进一步多是要以血淋淋的“吃一堑”、“吃几堑”，甚至反复吃同一堑为前提，这恐怕是不争之史实。人们总爱用“多灾多难”来形容中华民族艰辛曲折的历史。的确，有些灾难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避免的，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厄运并非“在劫难逃”。多数情况下，如果统治集团提前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危机是能够被化解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过无数次王朝兴替，可政权频繁更迭之后，中国政治思想水平提升甚微，有些方面还倒退。在张謇看来，一个民族的历史主要是由其成员集体书写的，解决方式也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不可照抄照搬外国模式，更不能想当然。的确，我们今天“心脏搭桥”、明天“接骨植皮”也许能渡过一段特殊岁月。但这太危险，代价也昂贵。在外部处境险恶、内部赘腐丛生的情况下，中国已经不起太多刚性手术了。反倒是采取“未病先防”、“慢药调理”等渐进方式更为适合。

（一）西方政治学说对精英阶层的影响

从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日算，到甲午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东浸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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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使从鸦片战争算也有

多年，可是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深入分析欧美政治制度的长短及其文化载体的优劣。这是由于“在中国，除了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其它所有的追求都被抑制了，因而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艺术活动，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药学、自然科学或工艺学”。

“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重要历史因素”，可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消极，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知识界的积极影响十分有限。不要说那些恪守“民以食为天”、“老有所依”、“学而优仕”等功利且浪漫理念的不教之民，“即令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真正认真读过并真正从理念上接受这些著作的人并不太多，即使在民主思潮比较宏阔的时期，多数人也只是在现实民族和社会危机的刺激下，通过舆论间接地、零碎的、一知半解地了解了这些学说”。

（二）张謇政治渐进主义理想

1905

年清廷停止科举，为寻求自己的出路，许多士人外出留学，希望借助洋学历，维系其家族地位。这些仓促间出国的年青人因涉世尚浅，对激进主义思想颇感兴趣，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他们不切实际地幻想借助其在国外获得的一知半解，采取断然手段，即可在短时间内清除国内几千年留存的垃圾，进而缔造一个全新的国家。黄凌霜曾说：“社会革命是将全社会的恶制度从根本上推翻，拿新的来代替他；若是畏首畏尾，这简直是基督教改良主义，还能算社会革命么。”

社会改造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离不开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需要一个反复实践和探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重大社会问题理性思辨显然有助于加深人们提前采取防范及化解危机的措施。这总比等到危机发生后，靠残酷的事实来警示人们“下不为例”明智得多。与邹容、宋教仁、孙中山等激进革命派不同，张謇主张对问题要进行理性分析，且不可感情用事，他说：“天下事不可求其速效，盖欲速则不达。”

“凡事入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

通过对中国历史及现状论证思考，张謇已觉察出骤然共和的潜在危险，力主效仿英、日等国，推行中西合璧，兼顾历史、现实及将来的“君主立宪政体”，非万不得已，决不轻言革命。因为那样很可能会使国家因失去秩序而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他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中这样写道：“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

在这里，张謇认为在列强皆对华抱觊觎之心的时候，秩序对国家安危及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故中国决不可斩断老根谋出路。况且各国皆有自己“特别之历史、政治、风化，即各有其肆（适）应之能力，不能强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己以扬人”。在《复汤城函》中，亦指出“各国相沿之历史，特殊之灵魂，又可削趾以适履也”。

随后的史实印证了张謇的预测。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进入一个良性建设轨道，反而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过渡期，政府更迭频繁，边疆危机加剧，社会发展受阻。张謇一度热切追求的“进我人民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的政治理想也渐行渐远，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无量金钱无量血”换来的是神权、君权向强权、官权的过渡，刚送走了猛虎，又迎来了饿狼，秩序没了，道德散了，谋求社会进步的道路更加崎岖。张謇这位当年毅然“舍身喂虎”的风云人物，只能无助地发出“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的凄凉叹息。

张謇尽管很有耐心，但直到去世，还是没有看到一个朗朗乾坤。因为在群雄争霸的时代，物质、精神文明是难以积累的，量变无法促成质变。政治舞台的对决不再是道德与勤奋，而是权诈与狠毒，国家民族利益也就成了广告语。

追求合理、进步、公正是人类共性。不论是激进的革命派还是温和的渐进派，其政治观点和策略的对否应看其能否更为合理有效地推进中国社会在秩序中求发展。中国近现代史上“左”倾思想及由此导致的冒进模式可谓屡见不鲜，主政者多是在出现不幸结果后才警觉，仓促补救，可由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却相当严重。倘若当事人也能像张謇那样多借助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的理性思辨潜力，对重大决策进行充分地论辩、论证，那教训一定会少很多。

三、张謇“新思维”显著特征——人文思想

（一）由新实业而新教育。“存在决定意识”。张謇在举办近代实业过程中，逐步摆脱了旧式知识分子的窠臼，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理性色彩的世界观、价值观。

1896

年，张之洞奏派他与陆润庠分别在通州和苏州举办工厂时，张謇并不情愿。他回忆说：“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仅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牗，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蜘躇累日，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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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张謇“捐弃所恃，舍身喂虎”的目的是要借助于实业增进财富，借助财富发展教育。

随着实业活动扩展，张謇对东西文明间差距及中国现实问题认识更加深刻。他指出中国“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他在《拟领荒荡地为自治基本产请分期缴价呈》一文中这样论述：“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补不及者，睢赖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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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见解直至今日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人是生产力核心要素，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其自身素质的高低极为重要。张謇认为中国要自强，首先要凝聚人心，确保制度的公开、公正。其次要着力发展实业，充盈财政收入。第三，加大对教育投入，普育全新人才，建构科学的人才体系。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张謇心中的教育模式不再是树人为奴，生产官迷、财迷的科举教育旧路，而是弃私尚公、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新型教育模式。不仅如此，其独到之处还在于张謇本人已认识到中国“散若砂”的基本原因就是缺乏欧美国家那种社会养老救助制度，故高声呼吁推广福利事业，以解除现实劳动力的后顾之忧，进而革除国人“尚私”传统，提升公共意识。因为好的制度不仅可以约束人，也可以造就人。

（二）由新教育而新国家。

1903

年，张謇应日本国驻江宁领事田野邀请，前往日本参观该国第五次劝业博览会，由此踏上了东游日本考察实业、教育的行程，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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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足迹遍布神户、大阪、京都、名古屋、静冈、东京、仙台、青森、札幌等地。教育是此次考察重点，张謇在亲眼目睹了日本普及国民教育的巨大成就后，这样写道：“七八岁儿童解画地作图，三四岁小儿亦据地积木，为铁道桥梁式，得固多于失矣！”对发展现状深表赞许。他指出日本教育之道在于“政府有知识，能定去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齐心，以有今日（之成就）”。反观中国教育现状，“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趋者，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这种重名利、轻长远的风气在留学生队伍中也是很普遍的，因为其中多数人偏爱易于毕业且“成效近官”政治、法律等学科，这样归国后，仍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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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为官者众则国必殃”。延续几千年的官本位观念，不知毁掉了中国多少次迈步向前的机会。通过反思中日两国的过去与现实，张謇清醒地察觉到“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的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潜存着巨大弊端。他说，“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舍普及国之教育则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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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国奴”教育不仅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团队发展要求，且长持以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利于国家进步。日本国民教育中的军国主义色彩浓烈，明眼人不难感觉到其觊觎中华的野心。张謇认为中国不仅有难以洗刷的旧辱，而且还会因现实龌龊引发更加危险的未来，进而发出“天下将沦”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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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发展实业，全力推进新式国民教育，造就新型国民，走卧薪尝胆之路，渐次实现国家复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稳定环境，而流血革命不仅会给敌国以可乘之机，且会引发内部动荡、秩序紊乱，反不利人才培养。张謇认为单纯政权更迭根本不会给中国带来真正进步。倘若清王朝覆亡后，政权仍由缺少现代学术训练的旧式人物来主导，则只能是新瓶装陈酒，哪会有什么真正转型。正是有了这层认识，他强调除非到万不得已的绝境，国人还是要以和平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的渐进转换。清末新政曾一度给中国政坛带来某些新希望，但不久政策就倒退。张謇在与部分社会贤达讨论请开国会时，有浙籍人士立场激进且态度悲观，说：“国不亡，天无理。”张謇反驳道“我辈在，不为设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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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謇看来，骤然革命，古老且复杂的中国极可能失去秩序。秩序不在，兴实业、广教化、状国威皆枉然。人们常用“能耐”来形容一个人的能力，是讲“能力”取决于“耐力”，耐心可以赢天下。张謇以其几十年科场、商场生涯，不会悟不出此理，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前后力主稳健之政治渐进、反对激烈之革命流血的深层原因。

（三）由新国家而新人格。传统体制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是张謇告别旧时代、形成新思维的重要原因。张謇起寒门，

岁入蒙，

岁从海门邱大璋读书。

岁时张家自请私塾，教受张门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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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被录为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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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

次于江宁参加乡试，均遭失败，但屡挫屡奋，孜孜以求。直到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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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才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第二名。此后又向进士功名进发，但前后四次均告负。直到

1894

年，张謇才在礼部恩科会试时，考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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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贡士。后经殿试，考中一甲第一名，即状元，授翰林院编撰，终于极其艰难地完成了由“士君子”向“士大夫”的过渡。前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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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中艰辛不难想象。尽管所读、所思与所写与张謇所处时代渐行渐远，但传统学术训练，还是为他积累了广博的学识，这是其一。其二，连续科场厮杀，也使张謇认识到科举的黑暗及其对人性的摧残。他曾说：“鄙人亦科举中人”，“始读书时，孜孜于场屋生涯二十余年。世风渐变，自觉其非，然不能不于此中求脱颖，但不为所囿耳。”

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多无奈。

入仕后的现实与张謇“富于创立个性”的理想相去甚远，加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影响渐炽，他已很难再延续前代读书人在皇权之下“舔疮舐脓”的压抑生活。其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甲午那一年，我父在京好几个月，有一回看到太后从颐和园回转到京城里，适逢大雨，地上的水积了一二尺，大小文武官员还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缨，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都不回。我父一看，心里就难过起来，觉得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该做得么？还是回去做老百姓吧！”此类现象在中国官场是司空见惯的，对一般官僚来说并算不了什么，因为向来如此，比起从主子那里博得的荣华富贵，一时委屈又有何不可。正如鲁迅先生说，中国读书人不外两类：一类是成为奴隶的人，一类是渴望成为奴隶而不能成为奴隶的人。而张謇却为旧文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一个经济自立且人格独立的人。此后不久，自尊心严重受挫的张謇萌生去意。

1895

年辞官归里，在家乡创办大生纱厂。此举与今天那些因无法挤进官场分羹一杯的下海者不同，张謇不是从权贵奴隶到金钱奴隶的转变，他要通过办实业、兴教育、做慈善，进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他曾对众人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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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心声，这是张謇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与资本主义人文精神显然相符。他给自己公司所起名字有“大生”、“阜生”、“资生”、“颐生”等，其用意就在于《易经》所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对此，张謇曾这样表白：“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步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

在社会学者看来，温饱是维护国民独立人格最后防线。对此张謇亦有清醒认识。所以，他不仅关注慈善，还主张青年人要追求个性独立。他这样对比分析旧书院与新学堂间关系的：“书院则人人意中皆功名利禄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生存竞争之思想。书院则人人意中服从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奋起独立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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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张謇对教育真正功用的认识水平不仅超越了古人，且令许多今人望尘莫及。的确，社会进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自身进步的基础之上，张謇在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独立、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人权理念对提升公民素质及推动国家整体进步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张謇曾说“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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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西方这些理念定在他取法之列。

结语

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是通过一次次思想解放而取得的，而推动思想观念进步的基本力量就是知识精英群体。“士为四民之首”，精英群体新思维、新价值观对造就新国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新思维”形成渠道有二：一是事后惊醒，二是理论思辨。前者为“吃一堑，长一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指在民族危机反复刺激后，才痛定思痛，不得不反省现实问题；后者是指能察微而知卓，主动地思索事物的前因后果，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断定其发展趋向，并给出一系列应对方案的思维模式。张謇属后者。广阔的社会阅历、独特的实业经历及不断积累的理性素养为他从新的视角和模式思考历史、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也是他能够自觉走出传统士大夫藩篱、开辟新天地的基本原因。唯有认识到这点，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张謇能够决然地放弃了那些令人梦寐以求的社会资源扬长而去。

与陶渊明辞官归南山不同，张謇追求的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倾心造福梓里，以求达到改造局部、影响整体的积极入世理想。奥地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西方，独立、平等、自由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而言的确十分宝贵，特别是在

1848

年革命后的欧洲，更多的志士甘为之流血牺牲，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自由之花要时常用暴君和英雄的鲜血来浇灌”的道理。张謇虽没有像裴多菲那样以生命的终结来唤起世人对革命、自由、民主的追求，但其“由实业而新教育、由新教育而新国家、由新国家而新人格”的渐进主义改造构思显然符合中国实情，因为单纯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根本无法推动中国社会的真进步，徒使鲜血白流。

张謇独特的人生轨迹及其所言、所论，给后人的思考和启示是深远的。已经落后的中国要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效率固然重要，但绝不是惟一、第一。秩序、公正及人自身发展同样重要。没有秩序何谈效率，失去公正不仅已有效率很难由量变促成质变，且极有可能归零、归负。而新式人才、人力的培养则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在传统中国，统治秩序的之所以频繁重构，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处理好效率、公正及人才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公正遭侵蚀、人心趋离散、秩序被异化的可怕局面。随着实业实践的深入，张謇已觉察到中国基层社会缺乏活力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官本位”传统是不仅有悖社会公正及正义，且易危及秩序，阻碍社会发展及人才造就。为此，处于时代风口浪尖的张謇在其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一步：毅然辞官回乡、兴办实业。如果说

1911

年武昌新军起义是对封建帝制开山炮的话，那么，

年状元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则是对“官本位”传统的回马枪，其意义非凡。

注释

〕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

中国的宗教

页、第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李良玉：《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第

105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进化》

〕《张謇全集》第

卷第

147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491

128

146

江苏古籍出版社，

450

854

472

〕王长发：《百年前张謇眼中的日本》。参见周新国：《中国近代化先驱：状元实业家张謇》第

398

402

页。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521

870

111

216

217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

269

68

380

381

页。上海书店，

1991

〕赵鹏：《状元张謇》第

页。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

张謇全集》第

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