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 定：(生卒年待考)，字天授，人称谯夫子，自号涪陵居士

あいしてる

谯　定：(生卒年待考)，字天授，人称谯夫子，自号涪陵居士；涪陵人。著名宋朝学者，涪陵学派主要代年表。

少喜学佛，后学《易》于郭曩氏，并从程颐闻道于洛，是程颐川籍门人中最杰出的易学家。清康初，召为崇政殿说书。著有《易传》。

有宋一代，学说纷争，学派繁兴，他们或推寻宇宙之真理，或探索人生之究竟。在众多学派中，或以代表人物之所在州县命名，如“洛学”、“蜀学“、“关学”、“婺学”、“闽学”等，或以学派创始人姓氏命名，如“吕学”、“朱学”、“陆学”等。而涪州人(今重庆涪陵)谯定首创的学术派别，时人称“谯学”或“涪学”(涪陵学派)，今人称为“洛学的涪陵学派”或“涪陵学派”。

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古近古的转换期，其承前启后的地位与顾往盼来的姿态，又显示出深泓的涵量与迷人的魅力。论学术，向以汉宋并称；论文学，则唐宋并举；论学术，又宋元同列；科学技术的发展，宋朝更是超前蔽后。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封建文化繁荣发达面积最广、程度最高的时代。之所以能凸现这样一时代，必然与学术的空前繁荣、学派的林林总总关系密切。“涪陵学派”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极盛于南宋。其形成当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原因。

政治之影响，是“涪陵学派”得以发生之外缘。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奖励儒学，曾对其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由是臣庶始贵文学。宋太宗年间(公元976～997年)，令史官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巨著(集)以及求天下古籍等举措，使无数士人认识到学术之重要。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又诏令天下州县立学。“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学校之兴，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科举考试方面，真宗时“提倡尊孔崇儒，并规定科举考试要考儒学经典，由是儒术得以复兴。”至宋仁宗时，宋郊等人又上奏曰：“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由此，一代学术，迅猛勃兴。此乃“涪陵学派”形成的政治背景。

程颐贬涪州，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导因。据史籍《宋史·道学传》程颐本传载：“绍圣中，削籍窜涪州。”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农历2月，诏追毁其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同年农历11月，程颐被遣送四川涪州编管，由地方官管制，遂失去了居住的自由。史籍《同治重修涪州志》中记载：“渡江老殳，涪陵人。伊川先生谪涪，渡江，中流，舟濒覆，人皆哭，伊川独正襟危坐如常。及岸，老殳问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壮，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殳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而老殳径去。”程颐到涪州，对自己的心态稍作调适后，于次年(公元1098年)便在被管制的艰苦环境中，在北岩普净禅院辟堂讲学，潜心“点易”，并于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农历1月撰成《周易程氏传》，作有《易序》。可以说，程颐是“易从伊洛入涪来”的关键人物，也是“涪陵学派”形成的启蒙人物。涪陵学者谯定就是在其学术威名影响下，决定从程颐学《易》经，并深得伊川洛学之精髓，后自成“涪学”或“谯学”。故“涪人祠颐于北岩”。所以，今人有言：“宦海折戟，偏安涪陵，这是程颐的不幸，却是涪陵的大幸。”

涪陵学者谯定从颐学《易》并首创门派，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关键。据史籍《宋史·隐逸传》本传记载：“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北宋南平人，今重庆綦江)……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谯定学成之后，“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咏)其中。”据史籍《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十九“艺文志”记载，谯定曾“从伊川先生于汴。伊川贬涪，欲与同修易书。”可见，谯定两度从伊川。今史学家马培汶说：“程颐对易学的许多精妙理解，都被谯定学习、继承和借鉴，谯定从而成为‘洛学’入蜀的关键传人。”而洛学入蜀的“重要场所是涪陵北岩的普净院”(北岩书院)。

“涪陵学派”既是一个学派，学术成员就并非三五人。从谯定上承程颐，下启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的发展进程看，“涪陵学派”应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土著涪陵人，主要有“涪陵学派”的创始人谯定以及“贤而有守之士”，他们是该学派之领袖；二是谯氏门人，据史籍《宋史》本传记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除这几个关门弟子外，朱熹、陆游等为谯定的再传弟子。他们是“涪陵学派”之中坚和骨干；三是流寓涪州之理学家，如罗从彦、尹焞、朱熹等，他们有的是谯定的同门师兄(弟)，有的是谯定的再传弟子，他们在涪陵或探讨理学、研习《易》经，或定居北岩，聚徒讲学。尹焞、朱熹在涪州皆有题壁诗。尹焞《偶感贴壁》诗云：“少蒙师教指迷津，老读义经味入神。无限青山随意好，强来骑马踏红尘。”朱熹《北岩题壁》诗云：“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他们是“涪陵学派”的重要成员，对学派的形成起推动作用。

据史籍《宋史·谯定》本传记载：程颐回洛阳后，一日，“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就连程颐都不得不承认“易学在蜀”的事实。这究竟是因为谯定“得闻精义，造诣愈至”之因，抑或是“涪陵学派”已然具备自身特点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以谯定为首的“涪陵学派”已具雏形，并独具特色。综观南宋之“涪陵学派”，其特点如下：

一，悠久的理学传统：

宋朝的理学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人物，南宋至今，人称“程朱理学”。在程颐(公元1033～1107年)与朱熹(公元1130～1200年)相间的百年岁月中，涪陵本土学者谯定(生卒年待考，只知“年百三十岁不知所终”)却在中间起一个过渡与承传作用。谯氏上宗程颐理学，下授刘勉之、胡宪，再由刘、胡二人将理学授与朱熹。谯定及涪陵学派之功绩不仅在于“洛学”入蜀，更在于让“涪学”出蜀，由西南至江南，尔后至全国。并在南宋后期至前清的六七百年中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儒学正统。故八百年前(公元1208年)的涪州牧范仲武在程颐塑像两侧撰写对联云：“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师宗推北宋；涪江流薮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焕西川。”毫无疑问，对联已阐明其传承关系。谯氏的理学思想就是通过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们扩展开去，“使程颐、谯定在涪陵开创的理学研究得以发扬光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谯定弟子刘勉之的学术思想对其女婿朱熹有重大影响，史籍《宋史·刘勉之传》中有言：“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二，庞大的学术队伍：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言：“后以《易》学授刘白水勉之、胡籍溪宪，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先生之余意者也。”谯氏“门人和再传弟子有二百人以上”。“谯氏三传”弟子则更多，仅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的弟子就达数百人之众。可见，谯定的二传、三传弟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队伍，特别是朱熹及其学生更是一个有势力的学派。仅举一例可证：“在庆元年间，其(朱熹)政敌就已担心在朱熹死后四方来会葬的将达千人，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可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故请政府下令禁止。”据统计，史籍《宋元学案》的一百个学案中，谯氏门人及再传、三传弟子涉及的学案多达三十五个，占三分之一强。故王梓材说，谯定“先生固程门一大宗也。”从“蜀人敬礼，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中可见谯定在南宋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三，强烈的爱国感情：

谯定在政治上一直是主战抗金，反对朝廷一味妥协退让。他还告诫其弟子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在他的教诲下，谯氏门人多为主张抗金之名将，其中，尤以冯时行、张浚为最。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当秦桧主张与金人议和时，冯时行出于爱国忠心，直言上奏皇上：“金人议和，何足深信？”后虽被宋高宗斥为“杯羹之语，朕不忍闻！”并因此逐出京师“知万州”(今重庆万州)，但冯氏忠义报国之情时人称羡！冯时行的人生宗旨为：“上无负于明天子，下无负于贤方伯，幽无负于鬼神，明无负于庶民。”谯氏另一弟子张浚，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名将。他曾面对金人的虎视眈眈，上奏朝廷：“当今事势，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他因此触怒秦桧，被贬至永州。“先生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难怪宋高宗视他为“一飞冲天”的“羽翼”，宋孝宗把他当作“不容摇夺”的“长城”。史家评论张浚曰：“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不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谯氏的再传弟子陆游更是一位“本意灭虏收河山”的爱国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一生之中曾因力主抗战屡被罢官，直至晚年罢官回山阴故土之后，报国之情始终不渝。临终前还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句《示儿》诗。仅此数例可见，“涪陵学派”具备爱国家爱民族的宝贵传统，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或“职所当为者，悉明目张胆言之”，或挺身而出，为国捐躯。

四，浓厚的地域特色：

涪州人素有“人多憨勇……其人性质直”之特征。“涪陵学派”之成员大多如此。《宋史》本传载：谯定面对“崇政殿说书”之职，能“以论不合”之故而辞去；面对他人与其衣食能“不受”，能“委金而去”、“袖而归之”，其“自立之操”何等高洁！谯定“为人高风亮节，公正廉洁”，故蜀人称为谯夫子。涪州另一理学家崔彦直也是“贤而有守之士”。谯氏门人冯时行出知万州(今重庆万州)时，倍受百姓爱戴，称他为勤政爱民的“三巴贤守”。谯氏另一门人胡宪，平生淡泊功名利禄，好隐于山林，胡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可见，谯氏本人及其众多弟子都能“恪守儒家贫贱不移的立身情操”。谯定重视培养地方学者，在谯氏门人中，有三个为蜀中人，其中冯时行是恭州乐碛人(今重庆璧山)，张浚为汉州绵竹人(今四川绵竹)，张行成为临邛人(今四川邛崃)。在其再传弟子中，张栻、魏了翁等也是蜀中人。“到南宋初，蜀中理学逐渐发达，形成风气，日益成为蜀中学术的主流”，并“涌现出不少理学大师，撰写大量理学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这无疑与谯定重视培育地方学者是分不开的。

“涪陵学派”声名殆尽，不闻于世也久矣。究其原因，这与谯定有密切关系：首先是他与时政不合。靖康初年，因吕好问所荐，“钦宗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不合，辞不就。”后来“许翰荐于朝，授通直郎”，至汴梁，适逢金兵大至，流落归蜀。后来虽有出仕愿望，但终因未能就职，无任何政绩可言，加之隐居四川青城山，世人皆以为与统治者不合，也为正统观念之不容。因此，在封建时代，统治者及后学者自然不愿宣传“道学化”的“涪学”。其次是他无著作传世。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艺文志》载，谯定曾撰有《谯子易传》，但早已失传。“涪陵学派”的领袖谯定虽“师事程颐，遂得理学精义”，而为政之道、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及人性修养等观点与主张，使后学者无所本，故随着时间推移，“涪学”逐渐杳无声息。

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一个理学家，谯定声名虽不太显著，但他却是理学从程颐的“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和承传人物。“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等，胡宪、刘勉之又授之朱熹。朱熹受学于胡宪“为最久。”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绍道统，主人极，为万世宗师”，其“思想经过统治阶级推崇宣扬，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以至日本等海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程朱理学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涪陵学派”特别是谯定功不可没。客观地讲，谯定及“涪陵学派”在整个程朱理学的形成过程中至少起了一个承传作用。如果没有谯定及“涪陵学派”，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将会改写。这是“涪陵学派”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就地方而言，“涪陵学派”的深远影响，凸现在：

第一，由于谯定注重培养地方学者，在南宋初年，整个四川的“涪学”逐渐发展壮大，并日益成为蜀中学术主流。特别是再传弟子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三传弟子魏了翁为代表的鹤山学派，均是四川涌现出来的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颐、谯定的理学，由两宋之际的“洛蜀之争”、“终莫能合”，到南宋中期的“洛蜀会同”以及“蜀学转型”，得益于“张栻之学返传回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著名学者全部是蜀中人，如刘光祖、魏了翁等。史籍《宋史·魏了翁传》中记载：“(魏了翁)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明人张之厚也指出：“历魏晋唐宋二千余载，而蜀人咸知义理之学，自鹤山先生(魏了翁)始。”

第二，自“易从伊洛入涪来”之后，谯定“助颐凿北岩点易洞”，“并于颐前朝夕聆教，其理学造诣愈深，遂使‘程学’在涪传播。”后经过谯定以及“涪陵学派”其他学者的传扬，遂使涪陵成为理学“发祥圣地”。由是，著名理学家、诗人如尹焞、罗从彦、陆游、朱熹、范成大等，接踵至涪或凭吊先师，或聚徒传道，或登临胜境，或题咏刻壁。真可谓“少小咸来，群贤毕至”，涪陵借以名扬天下。史籍《同治重修涪州志·艺文志》收录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关北岩及点易洞的散体文六篇，诗歌五十一首。另外，北岩石壁题刻计五十七幅，黄庭坚、朱熹等人的题刻至今清晰可见。同时，“涪陵学派”也“使涪陵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易学的深厚内涵”：一是南宋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涪州知州赵汝廪主持刊刻朱熹编著的《易学启蒙》一书，供州人学习和研讨；二是南宋至清朝，研习易学者众，著述颇丰，如，有谯定《谯子易传》、蔺希夔《易注》、况抡标《周易一说》等等。而今在全国医药界享有盛誉的太极集团，从理念、药名至疗效等均注入了易学内涵。由此，“涪陵地域文化就不仅只属于渝东南这块土地，不再轻飘和单薄”。

第三，“涪陵学派”领袖谯定与程颐“游咏”《易经》、探讨理学的北岩“钩深堂”(宋绍圣四年黄庭坚题)，后相继成为尹焞、罗从彦、朱熹等理学大师的讲学之所。由是，北岩钩深堂一时“名流汇集，后学辈出”，有“文风齐两蜀，仙洞接三都”之誉。特别是在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涪州知州范仲武将北岩钩深堂改建为北岩书院后，朱熹的弟子(“涪陵学派”的骨干)涪州人渊不仅讲学于此，而且亲任堂长达二十余年。从南宋时的北岩书院到清朝乾隆年间之后的钩深书院，“涪陵学派”的重要场所——涪陵北岩一直是涪州讲学、办学之所在地，被涪州人誉为“涪陵教育的发源地”。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近八百年中，对涪州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涪州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古之涪州“科名雀起，人文蔚盛”，“伟人才士接踵辈出，甲于两川东西者千百余年”。

在以上众多的人才中，还出现了一批佼佼者：贤良忠臣夏邦谟、周茹茶、陈计长等，文学家、史学家贾元、萧学句、何浩如等，学者、书法家周煌、石彦恬等……正是这些人才，铸造了涪陵文化与教育昨日之辉煌。此外，明清两代涪陵出现了四百多位朝廷命官被派往全国各地，他们又是涪陵地方文化向外传播的使者，提高了涪陵在全国的知名度。

总之，易学“涪陵学派”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