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胡姓迁徙分布

吉娃娃

迁徙分布：
在公元七～九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出现了一个由彝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南诏国政权，南诏国传世十三代，历经二百七十四年之久，它与吐蕃政权同为唐帝国版图内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最强大的政权，基本上与唐帝国相始终。由于南诏国地处西南极边，与唐、吐蕃为邻，处于唐、吐蕃之间，因此在唐帝国的西南边疆形成了唐、诏、蕃三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纷争局面，成为公元七～九世纪西南各族历史发展的主线，西南各民族皆在南诏国的统治下继续发展。

1.南诏的起源和建国：

⑴.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

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各民族地方势力群雄争霸，形成“朋仇相嫌”、“喜相仇怨”的分裂局面。早在魏晋时期，被称为南中或南宁州的“大姓”和“夷帅”发展很快(第三编第四章　已详述)，到四世纪初(东晋初年)南中大姓势力曾一度受到东晋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的严重打击而衰落一时，但此后“大姓”、“夷帅”之间的兼并更为激烈，互相兼并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一个爨氏“大姓”集团。爨氏便趁机盘踞宁州，只在形式上仍对中原王朝“奉正朔”，而实际是在地方闭关自守以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到公元六～七世纪的隋末唐朝初期，爨氏已形成为两股强大的地方势力，称为“两爨蛮”，即“东爨”和“西爨”，于是爨氏便称王于一方，“土民爨瓒窃据一方，国家(北周)遥授刺史”，爨瓒之子爨震袭职后，更是“臣礼多亏”。爨氏势力所占据的地区“延袤二千里”，“遂王蛮中”。

爨氏的强大已对统一的中原王朝造成危害，因此在公元六世纪末任益州总管的梁睿就曾两次上书北周大丞相杨坚，建议征伐爨氏豪酋势力，但当时北周还没有力量去经营南中地区。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王朝，这时打破南中爨氏割据，改变南中地区纷争的状况已势在必行，于是隋王朝派兵开通到西南的道路，接着又派遣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梁毗为西宁州刺史(今四川西昌)。还在南中地区设置恭州(今云南昭通)、协州(今云南彝良)、样州(今贵州省境)。此时割据宁州的爨氏代表爨翫亦归附隋朝，隋朝便委任爨翫为昆州(今云南昆明)刺史。

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隋朝派到南宁州官吏的苛暴，引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不满，“(韦冲)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既至南宁(州)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趋参谒。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于是以爨翫为首的地方贵族势力便起来反抗。隋朝为了彻底消除爨氏割据势力，于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派遣史万岁率兵前往镇压爨翫的叛乱。隋军自西宁州(今四川西昌)南下，“自晴岭川(云南省永仁县)，经弄栋(云南省姚安县)，次大勃弄(云南省祥云县)、小勃弄(云南省弥渡县)……度西二河，入渠滥川(云南省昆阳县)，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爨翫投降。

但是由于史万岁受贿，没有给予叛乱的爨氏首领爨翫以致命打击，第二年爨翫复起反抗，隋朝再派杨武通率兵前往镇压，俘虏了爨翫及其子爨宏达等，并将他们押解长安。经过这两次大的军事打击，爨氏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被消灭，爨氏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爨氏统治区域缩小到原建宁、晋宁二郡地，但终隋之世，隋朝并未彻底解决爨氏在南中的豪酋势力。

公元七世纪初的唐朝初期，南中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的局面。洱海一带六诏争相崛起；滇东的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内部也很不统一；边远地区的各部更是经常互相进行掠夺性战争。这就严重影响了南中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生产生活的安定，这一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成为各族的迫切要求。因此，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后，便立即着手“开南中”的工作。

唐朝首先释放了爨翫(这时已死)的儿子爨宏达，并将其送回云南，任命他为昆州刺史，利用爨氏在南中的影响，以“诱诸部”归附，于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上层纷纷归附唐朝，唐朝便在其领地范围内广者设州，狭者设县，任命这些上层为刺史、县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更积极开展对西南各部族的招抚，然后广设羁縻州县，从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公元621～649年)，唐朝先后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立了一百零四个羁縻州县。为了进一步开发南中，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与北部的戌州都督府(今四川宜宾)、东北部的黔州都督府(今四川彭水)相配合，从四面向西南民族地区推进。

对滇西洱海地区唐王朝也积极进行开拓，早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就在接近洱海地区的姚安一带设立云南郡，以此为据点，招诱西洱河地区六诏中乌蛮上层，任命他们为羁縻州具的刺史、县令。到公元664年，唐王朝改云南郡为姚州都督府，进一步加紧对洱海地区的控制。然而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也在那里“兵戈相防”，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兼并邻部的领土，实际上姚州都督府并未起到控制洱海各部族的作用。

在爨氏称霸滇东和唐朝初期经营南中时，滇西洱海地区的“河蛮”和“乌蛮”势力亦逐渐发展壮大。公元6至七世纪初，滇西西洱河(洱海)周围地区居住的许多河蛮部落，大小数百个，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有数十种姓氏，其中杨、赵、李、董是豪族大姓。“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这些河蛮无大君长，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

在西洱河地区除众多的分散的河蛮村社外，还有更多的乌蛮部落与河蛮相互交错聚居，特别是得海西南地区山谷中有很多的乌蛮部落，这些乌蛮部落是南诏建国的主要民族。

洱海地区的河蛮、乌蛮，由于他们地处滇西受南中大姓、夷帅战乱的影响较少，并有从滇池、滇东因战祸而迁往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他们直接促进了洱海各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如河蛮有使用汉字记音的白文，有了历法，社会组织已进入了以地域为单位的农村公社阶段。经济上农业较发展，农作物有稻、粟、麦等，掌握了养蚕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能畜养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这些都为南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⑵.六诏的兴起和蒙舍诏(南诏)势力的增强：

公元六世末七世纪初的隋末唐朝初期，在滇东爨氏逐渐衰落的时候，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河蛮(白蛮)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洱海地区的乌蛮各部更是急剧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六个强大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和四个势力较小的奴隶主集团，文献称为“六诏”或“八诏”。即《蛮书》所记载的“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关于六诏史事自《蛮书》以后有很多文献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云：“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嶲诏、浪穹诏、越析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

六诏的分布区域是：

蒙嶲诏，在巍山县北至漾濞江一带，故又称为漾备诏；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由磨些族建立而得名，在今云南省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浪穹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一带；

邆(邓)睒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

施浪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之间；

蒙舍诏，在今云南省魏山县南，位居其它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六诏中除越析诏是由磨些(纳西)族组成的外，其余五诏皆为乌蛮，即汉晋时期的滇西嶲(叟)、昆明部落繁衍而来的，他们是现代彝族的先民。

六诏以外，在洱海地区还有四个势力较弱的统治集团，他们是石桥诏(今云南下关)，以石桥城而得名；石和诏(今云南大理风仪镇)；白崖诏(今云南弥渡红崖)；剑川诏(今云南剑川)。这四个统治集团比之六诏其势力要弱小得多。

六诏的势力在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时大致相当，彼此互不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域最大，兵力较强，蒙舍诏比之二诏稍弱。但自公元七世纪初以后，蒙舍诏有了迅速的发展，很快发展成为六诏中的最强大者。

蒙舍诏(南诏)起源于巍山，许多史志皆记载蒙舍诏的始祖为舍龙(又名龙伽独)，明朝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说：“舍龙自哀牢将奴罗居蒙舍，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舍龙是为避仇家自哀牢迁居蒙舍川后才开始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农业的。

经过舍龙、细奴罗父子在巍山的开发，其势力迅速增长，迫使当时蒙舍川地区的白子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不得不将王位禅让给细奴罗，拥载细奴罗为王。张乐进求还以女妻细奴罗，并“举国逊之”。这样以和平禅让与和亲的方式，解决了以细奴罗为首的乌蛮部落与张乐进求为首的白蛮(河蛮)部落之间的长期争斗，细奴罗终于成为巍山南部的最高统治者、蒙舍诏的大酋长。蒙舍诏自细奴罗后，又历经罗盛、盛罗皮、皮罗阁几世的艰苦创业，蒙舍诏日渐强盛起来，终于在公元八世纪初建立起强大的南诏国政权。

⑶.南诏国的建立：

当七世纪末，唐朝正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时候，此时唐朝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唐朝西邻的吐蕃奴隶主势力迅速壮大起来，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并不断派兵进攻唐朝西境，同时又自西北南下深入到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的昆明(今四川盐源)地区，还与唐争夺四川北部的安戌城(今四川茂汶)，其势直逼成都。吐蕃势力已构成对唐朝西南边疆的威胁，因此唐朝与吐蕃在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吐蕃势力南下时，已经控制了洱海北部的剑川、浪穹一带的一些乌蛮部落，如果洱海其余地区再落入吐蕃之手，唐朝的西南边疆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们，为扩展自己的势力，则利用唐、蕃之间的矛盾，朝秦暮楚于唐、蕃之间，形成洱海地区的一些乌蛮贵族们“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对唐、蕃“或叛或附，恍惚无常”。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唐朝便决定从洱海各部中选择一个奴隶主集团加以扶持，让其统一洱海各部，使之既能控制洱海地区的局势，又能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权衡之后唐朝选择了南诏(蒙舍)奴隶主集团来完成统一洱海的使命。

唐朝选中南诏，是因为在洱海地区的六诏(或八诏)中，南诏的社会生产较之其它各诏为高，“蒙舍川……当五诏俱存，蒙舍北有蒙嶲诏，同在一川(平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洱海)，周迥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之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畜牧业也与农业相配合发展较快，“孳牧繁衍”，说明农牧业都相当发达，这是统一六诏的物质条件。又因南诏地处六诏之南，最靠近唐朝的姚州都督府，便于唐朝对其进行控制。加之南诏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朝，“率种归附，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曾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被唐朝封为巍州刺史。细奴罗之子罗盛于武后时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百匹，关系极为融洽。南诏还主动为唐朝讨伐叛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邆睒等诏，表示忠于唐王朝。这些原因促使唐朝选择南诏来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使命。

从唐开元二十二～二十五年(公元734～737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兵力协助南诏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活动。唐朝派御史严正海等与南诏王皮罗阁一起制订了统一各诏及各部落的战略。

公元734年，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在严正海所率唐兵的配合下进攻石和城(今云南凤仪)，皮罗阁率兵攻下石桥城(今云南下关)，乘胜夺取了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并击败了邓睒诏，占领了大釐城(今云南大理喜州)，接着在大釐城以北筑龙口城(今云南上关)，很快控制了原西洱河河蛮各部地区。河蛮地区原先是受已归附吐蕃的“三浪”(即浪穹诏、施浪诏、邓睒诏)所管辖，于是“三浪”便联合起来对付南诏，因此皮罗阁亲率南诏兵与“三浪”抗争，将“三浪”打败，“三浪”残部退守剑川。736年唐朝又派内给事王承训率唐兵与皮罗阁“同破剑川”，将“三浪”彻底击败，统一了“三浪”地区。同时皮罗阁还出兵越析诏，将越析诏消灭，统一了宾川地区。在南诏王皮罗阁出兵统一洱海以北四诏的时候，对于与南诏毗邻的蒙嶲诏则采取了非军事统一的方法，这是由于蒙嶲诏与南诏是近亲部落，因此皮罗阁便以“推恩嶲利”的方法，吸收了蒙嶲诏的部众，进而将其领土兼并，统一了蒙嶲诏。至此，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使命。

南诏皮罗阁在“效命”、“输忠”于唐朝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由于皮罗阁统一六诏的“功绩”，于是唐朝便对皮罗阁进行加封，“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农历9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西南大酋特进越国公”。皮罗阁的诸子皆被唐朝封为刺史。唐朝对皮罗阁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

南诏国的建立是西南彝族和其它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建立使洱海地区长时期的部落与村社之间的纷争局面结束了，使原来互相对立的、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共同联系起来的各个小部落集团统一了，这就有利于洱海地区各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南诏王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南诏王就成为唐朝设在洱海地区统治的地方王侯－地方长官，这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的常见形式，因而它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⑷.南诏国的对外扩张：

唐朝扶植南诏统一六诏的目的是企图借南诏的力量抵御吐蕃，以保证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但是南诏也有自己的打算。当南诏在力量薄弱时为得到唐朝的支持，便对唐朝百般恭顺，及至完成对洱海地区的统一，力量壮大之后，南诏乌蛮奴隶主们的扩张欲望便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对其邻境进行了不断地、大规模的战争。

南诏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滇东两爨地区。公元八世纪中叶，滇东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各部的经济已很繁盛，部落人口众多，“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对这片肥沃丰饶之地南诏早有夺取之意。正当南诏意欲得到两爨之地时，发生了滇东爨氏的反唐斗争，为南诏夺取两爨地区提供了机会。

公元746～747年，唐朝为巩固在两爨地区的统治，便加紧在滇东开辟“步头路”，修筑安宁城，企图在滇东爨区建立起统治据点。但是唐朝的这一行动激怒了滇东诸爨领主，引起了爨氏各部首领联合反唐。唐朝即派中使孙希庄、都督李宓等率兵前往镇压，同时唐朝又决定征调南诏兵配合行动，窥伺滇东爨区已久的南诏王皮罗阁便立即率兵东进。在唐、诏大兵压境之下，滇东诸爨恐惧，内部开始分裂。皮罗阁便利用诸爨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挑起诸爨内部的纷争，最后乘机尽灭诸爨领主，占有了滇东两爨地区。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继为南诏王，阁罗凤命令进驻爨区的白蛮将领杨牟利以武力胁迫诸爨领主和爨区白蛮二十余万人西迁保山一带，并将唐朝的势力也挤出滇东，从而完全控制了滇东爨区。

南诏占领滇东爨区后，与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了矛盾，加之唐朝姚州都督府官吏的残暴统治，“卞忿少方略”，“多所求”，引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的不满，阁罗凤也不能忍受唐朝越来越严厉的控制。为了完全摆脱唐朝的控制，于是阁罗凤首先出兵攻陷了姚州都督府，杀了云南郡太守张虞陀。公元751年、754年，唐朝两次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伸通、侍御史剑南留后李窗率兵四次征讨南诏，唐兵皆被南诏击败，唐诏关系破裂，阁罗凤北臣吐蕃，与吐蕃结成同盟。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诏、蕃共同出兵攻取了唐嶲州地，南诏与吐蕃瓜分了唐嶲州之地，会同以下归南诏所有。唐朝从此失去了在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重要据点，为南诏继续向北扩张扫清了障碍。

南诏在攻下姚、嶲州后，解除了唐朝北来的压力，接着便发动了向永昌及其以西各族的扩张战争。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天，阁罗凤亲率大军西开寻传，征服了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寻传蛮、裸形蛮、朴子蛮、望蛮等民族地区，其军队西达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鲜山一带，将众多的部落和民族纳入南诏国的统治范围。

南诏利用与吐蕃结盟的机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随之而来的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日趋严重，最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南诏王异牟寻转而寻求与唐和好，于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诏在点苍山重新立盟和好，这就又一次给南诏统治者带来继续对外扩张的机会。

唐、诏再次结盟后，南诏便立即向吐蕃出兵，攻占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夺取了铁桥等十六座城池，占领了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一带。

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南诏又麾军东向，攻下了长期被吐蕃控制的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统辖了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西的部分地区，将其势力扩展到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

南诏在北攻吐蕃之后，又调兵南下，向今西双版纳地区发展，征服了茫蛮中的茫天连、茫吐薅、茫盛恐、茫鲊、黑齿等十部及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许多部落，将其南部疆界推向女王国(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以北。

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是南诏势力最强盛的时期，而此期间唐朝势力又日趋衰落，这就为南诏继续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于是南诏不断发动了对唐朝边境的扩张战争。

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南诏出兵攻唐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边境。

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派兵攻入黔中，将其势力向贵州境内发展。

唐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南诏趁安南都护府经略使李琢贪暴失民心之机，派大军将段酋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占领了安南都护府北七馆洞地及棠魔蛮等地。公元860年以后，南诏向唐朝边境的军事扩张更为频繁，“咸通以来，蛮(南诏)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公元860～874年，南诏曾两次进兵安南都护府和邕管(今广西西部)，这些地区的一部分或长或短时间内成为南诏的统治范围。

南诏经过皮罗阁到世隆期间的不断扩张，南诏最强盛时的疆域已是“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东北黔巫”。南诏已成为唐朝西南边境强大的政权。

⑸.南诏国的政治军事制度：

南诏国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作为这个多民族集合体的统治机构－南诏政权，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行政上的长官往往同时又是军事首领。南诏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①中央政权机构：

南诏政权的最高政治、军事统治者是南诏王，王室世系属于原蒙舍诏的蒙氏贵族，南诏王“坐东向……王自称曰元，犹朕也。谓其下曰昶，犹卿、尔也”。南诏国的都城最初设在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至异牟寻时迁往阳苴城(今云南大理)。

南诏宫廷内协助南诏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是清平官和大军将，清平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选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清平官中推选出的内算官权力最大，有如唐制的中书令，掌握机密，有权代国王判押处理大事。两副内算官辅助内算官行使权力。还有“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亦无商量裁判”。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下发的公事文书，皆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下达执行。

大军将是最高武职军衔，其中有十二人的官阶与清平官同列，参与南诏王的议事活动，主管军事。“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　度，有事迹功劳尤殊者，得除授清平官”。大军将以军事任务为主，同时也兼管中央、地方行政。

南诏中央政权的高级官员中，还有两名“同伦判官”，负责向六曹长传达南诏王的指令，属于南诏王的亲信。还有羽仪长八人，系南诏王的侍从官，由贵族子弟担任。

南诏国中央政权的国务行政机构是六曹，曹长分别由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每曹设曹长一人，主持外司公务。六曹是：兵曹(主兵)、户曹(主户籍)、客曹(主礼宾外交)，刑曹(主刑法)、工曹(主官人)、仓曹(主财政)。南诏的六曹是仿效唐朝州府的六曹制度稍加改变而设置的。南诏中期以后又将六曹改为“九爽”，“爽犹言省也”，是唐朝中央官署“省”的音译。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手工业)，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九爽官员均由清平官或酋望、大军将兼任。九爽与六曹相比增设了慈、厥、禾三爽，这是九世纪以降根据南诏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统治机构所作的相应的变动。此后南诏国的一切政令皆通过九爽下达而执行。

②地方政权机构：

南诏的地方政权机构，因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民族情况的复杂，故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设的政权机构并不一致，大体是以洱海为中心，在全国设十睑、六节　度、二都督。

南诏在其统治中心洱海地区设“十睑”，“夷语睑若州”，即如唐的州。十睑是：云南睑(今云南详云云南驿)；白崖睑，亦称勃弄睑(今云南弥渡红岩)；品澹睑(今云南详云)；邓川睑(今云南洱源邓川)；蒙舍睑(今云南巍山)；大厘睑，亦称史睑(今云南大理喜州)；苴芋睑，亦称阳睑(今云南大理)；蒙秦睑(今云南漾濞)；矣和睑(今云南洱海)；赵州睑(今云南下关凤仪)。十睑在南诏的疆域中只占极小部分，但其地位却十分重要，这里有南诏都城太和城、阳苴城和大厘城、龙尾城、龙口城、邓川城、白崖城等重要城镇。这里还是南诏的发详地，是其统治西南各民族的根据地，又是南诏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十睑地由南诏王直接管辖，作为南诏国统治的根据地。

南诏在十睑之外，又在全境设六节　度、二都督。六节度是：弄栋(今云南姚安)，永昌(今云南保山)，银生(今云南景东)，剑川(今云南剑川)，拓东(今云南昆明)，丽水(今云南伊洛瓦底上游两岸)。二都督是：会川(今四川会理)，通海(今云南通海)。节　度和都督同是仿唐制，是在唐朝都督府、羁縻州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节度设节度使为最高长官，都督有一名最高军事长官，均由大军将兼任，由南诏王直接任命。节　度和都督既行使地方行政权又具有军事权，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③军事设施；

南诏国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南诏军队的数额并不固定，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增减，《蛮书》说“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异牟寻与吐蕃合兵攻唐朝西川边境一战却出动大军二十万，唐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诏进兵安南都护府时兵力达十万之多，可见南诏兵员数额变化之大。

南诏军队分为三种。一是乡兵，这是南诏军事力量的基础，是村社的壮丁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组成的，每到农闲时对乡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每年11～12月份，还要检查训练的情况。二是常备军，是从乡兵中选出的优秀者，因此大多能征善战，是南诏军队的核心。三是境内各民族部落武装，是从各民族中征调来的，也是南诏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各民族兵士骁勇善战，每战必使其充任前驱。

南诏军队的最高统帅为南诏王，军事编制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西南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率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帅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因各地人口不均，所编之军也多少不等，所以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的区别。“每岁农历12月农田收获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出兵征战，以两千五百人为一营，每兵士携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由于担心粮尽，因而求胜心切，使南诏军队虽强但不能持久作战，这是南诏军队的致命弱点。同时南诏规定军行出境允许士兵劫掠，以供军需。这种无后勤供应专靠劫掠的军队，对战地的破坏极为严重，因此所到之处必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南诏后期又不断频繁地发动这类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南诏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2.南诏的经济与文化：

南诏时期是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西移洱海地区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和影响，南诏的社会经济文化在其政治发展的同时也有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南诏的奴隶制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⑴.南诏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南诏统治的区域广大，境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和部落，各民族和部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有的民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受中原先进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了封建经济的因素，如滇池、洱海地区的部分民族有封建经济的萌芽；有的边远地区或高山地区的民族则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有的民族又处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有关记载南诏社会经济的文献史料来看，南诏经济从总体来说奴隶占有制经济占着主导的地位。

在南诏统治区内，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力－奴隶归南诏王所有，即属于南诏奴隶主统治集团占有。南诏统治者在其统一六诏及其以后的扩张中，采取了残酷的以武力夺取各部落土地的手段，强迫各部族人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使之完全丧失土地，尔后将土地收归南诏政权所有，再将这些土地划分为若干区域，即许多庄园，每一区(庄园)直径大约十五公里，“疆畛连延或三十里”。归所在地的城、镇政权官吏经营，地方官吏再派田官管理，田官又派“监守”催促强迫佃人(奴隶)进行劳动生产。佃人们在“监守”严密的监督下进行生产，产品“收刈已毕，蛮官(田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农户(佃人)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佃人)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粮食，余者全部岿奴隶主集团所有。这种生产关系称之为南诏佃人制－奴隶生产关系。

南诏社会内部划分为奴隶主与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劳动者－奴隶，奴隶主阶级统治和奴役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

南诏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南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早在南诏始祖细奴罗时便“耕于巍山之麓”，就已经从畜牧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了。南诏农业广泛使用奴隶生产。奴隶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南诏统治者以强制手段迁徙的各部族人民，使他们离开原来世代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变成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生产奴隶，这种奴隶的数量很大。据文献记载，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南诏占领西爨(滇池地区)后，一次就强迫迁徒二十万户白蛮于永昌(今云南省大理州和保山地区)，然后又将东爨乌蛮迁至西爨地区。

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迁弄栋(今云南姚安)白蛮于永昌城。同年又迁河蛮于滇东北和拓东。

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又强掳骠国(缅甸)百姓三千至昆明(今四川盐源)。还将成千上万的汉裳、施蛮、顺蛮、扑子蛮等族人民迁到滇池地区成为生产奴隶。据文献记载统计，南诏这种迁徙移民配隶的各族人口不少于一百万。这种大规模的移民配隶措施是南诏统治集团加强其统治和解决奴隶劳动人手的一种手段，南诏将各部族互相迁徙的结果使他们处于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境地，然后将他们重新组织在新地区的奴隶生产之中，成为南诏农业上的主要劳动人手。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还有其更深的意义。从政治上看，南诏将滇池地区的“西爨白蛮”二十万户迁到滇西，这就有利于南诏政权对两爨地区的直接统治，又将与统治者同一族属的“东爨乌蛮”移入西爨地区，从而又巩固了对滇东北地区的统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西爨地区先进的白蛮迁居比较落后的滇西地区，促进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使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转向洱海地区，洱海地区便成为南诏、大理政权500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由于滇东比较落后的乌蛮移居到滇池周围农业较发展的地区，也使滇东乌蛮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进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促进了滇东乌蛮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战争中掳掠的战俘或其它各族人民。南诏曾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尤其是在天宝年间和南诏王劝丰祐时战争更为频繁。在战争中被南诏俘虏的汉族人口数量极大，被俘的汉族人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唐兵进攻西洱河时兵败溃散被俘的，另一种是南诏军队进攻内地掳掠来的汉族人口。唐天宝十～十三年(公元751～754年)，唐将鲜于仲通、李宓两次进兵南诏，败于西洱河，全军覆没。公元前后两次战争唐军损失军队二十万人，其中除一部分战死外，其余大部分被南诏俘虏后作为奴隶。756年(至德元年)南诏进兵寓州，此次俘掠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越嶲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虏”，连西沪县令郑回也被俘。所俘汉族人口之多可想而知。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起，南诏三次攻入成都，仅公元829年一次“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俘掠的人口数量也是很大的。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进攻骠国，俘虏三千人。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攻破弥臣国，又俘获三千人。公元858～866年南诏军队攻入广西、黔中等地，先后俘掠十万余人。

三是通过买卖而来的各族人口。买卖人口也是南诏奴隶来源之一。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南诏攻陷姚州，姚州都督汉族判官郭仲翔被俘为奴隶后，曾先后被转卖四次，经十年最后被其友吴保安重金赎归，吴在回嶲州时又从云南购买女奴隶十人。公元九世纪中叶，喻士珍任嶲州刺史时，就专门掳掠今凉山西部的两林、东蛮人口卖与南诏为奴隶，说明南诏及附近地区奴隶买卖之盛行。

南诏通过上述三种途径所获得奴隶的数量相当之大，总计在一百五十万～二百万左右，这个数目大大超过南诏境内自由民的人数。这些奴隶大多用于农业生产，奴隶劳动成为南诏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南诏所实行的授田制中大量使用奴隶生产。按规定南诏的上官(大奴隶主)授田四十双(每双合五亩)，上户授田三十双，中户、下户各有差降。上官、上户得到如此多的土地，决非一家劳动力所能耕种，这些上官上户的土地必然使用奴隶进行劳动生产，这也是奴隶主们支持南诏王进行对外掠夺战争的原因，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奴隶，以补充奴隶劳动的不足。

南诏的手工业也使用奴隶劳动，南诏将奴隶组织在纺织手工业中，奴隶们织的丝绫锦绢，“蛮(奴隶)及家口不许为衣服”，产品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只给奴隶少许极粗糙的残次品为衣。

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从成都掠来的数万工匠和“巧儿女工”也被组织于奴隶手工业劳动之中。南诏的采矿业中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将成批掠来的各族人民和罪犯隶配丽水(伊洛瓦底江)淘金。

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将从弥臣国掠夺来的三千人“配丽水淘金”，“河睒蛮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所得的产品“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南诏在水利建设和城市建筑中同样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南诏修建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昆明金汁河、银汁河等水利工程时大都用奴隶充当劳动力。在修筑大釐城、阳苴城、太和城、云南城、拓东城和佛教寺、塔时也大量使用奴隶劳动。更有甚者是南诏统治者为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修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如著名的南诏五华楼，这些宫廷建筑无不浸透着奴隶们的血和泪。事实说明奴隶劳动已成为南诏社会生产的基础，南诏奴隶制的特点完全表现出来了。

⑵.南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南诏的生产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都较高。南诏“土地肥沃，宜稻禾”，农业上粮食作物品种繁多，据记载，当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五谷品种齐全，既有北方作物麦、黍、稷，又有南方传统作物稻，豆类作物也有种植。南诏农作物的种植技术较高，水田每年一熟，且实行复种，“从农历8月获稻，至农历11～12月之交，粳田稻种大麦，农历3～4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耕作方法，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禾”。也就是《新唐书·南诏传》所记的“犁田以一(应为二)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的二牛三夫耕作法，这种耕作法延至明、清两代而不衰，甚至近现代乃至今日在云南还可见到这种古老的耕作方法。对于南诏的农耕技术，《蛮书》曾作过较高的评价：“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就是对南诏农耕技术的总概括。

南诏的畜牧业也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载：“畜有牛、马、猪、羊、鸡、犬。”《蛮书》亦说“畜产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南诏所产马当时已闻名全国，日行数百里的“越睒

吉娃娃

⑷.重新和好和时期：

这是诏唐关系由恶化向和好转化的时期，大约从唐建中元年～大和二年(南诏异牟寻见龙二年～劝丰祐保和五年，公元780～828年)。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南诏王位成为第六代王。吐蕃、南诏合兵二十万分三道进攻四川，妄图攻取成都，此役被唐将李晟精兵打败，把蕃诏联军赶到大渡河以南。南诏伤亡惨重，元气大伤。但吐蕃将此役的失败迁怒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赞普钟南国大诏”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属地位。并不断加重对南诏的军事征调和赋税、劳役剥削。此时异牟寻深感背唐附善的苦处，开始了弃善归唐的计划。清平官郑回又力劝异牟寻与唐朝重新和好，郑回说：“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接受了郑回的建议，有了重新归唐之心，但又不敢公开对抗吐蕃，因而只在暗中谋划。

唐贞元年间，唐朝鉴于诏蕃联盟的威胁，开始调整边疆政策。唐德宗在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接纳了宰相李泌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策略。唐朝之所以采取南通云南的政策是因为当时唐、诏、蕃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矛盾，诏、蕃联合对唐朝有着严重的威胁，而诏蕃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唐朝要解除吐蕃的威胁必先拆散诏蕃联盟，而南诏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对付吐蕃，这就使诏唐重新联合成为可能。又加之唐西川节　度使韦皋“抚蛮有威惠”，在韦皋的积极活动下使诏唐重新和好得以实现。

韦皋在得知异牟寻有归唐之意后，首先采用了进一步激化诏蕃矛盾的策略，离间诏蕃关系，使吐蕃对南诏更加不信任，致使吐蕃派兵进驻会川，索取南诏大臣子弟为质，并想废除南诏蒙氏的统治，而以施浪诏代之。为此异牟寻更加愤怒，归唐意志更坚。韦皋又不失时机地显示唐朝的军事实力，派兵进攻吐蕃，俘吐蕃大将乞藏遮遮，使异牟寻最后下了归唐的决心。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异牟寻遣乌蛮勿邓大鬼主苴梦冲等至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处，以示友好，这是诏唐重新和好的第一步。

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异牟寻派遣使者杨传盛、赵莫罗眉、杨太和眉各持给韦皋书信分三路赴成都：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使者各身带绢书一封，金镂盒一具，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四件物品各具含义：绵为柔软之物，以示对唐柔服，不敢再从中生梗；当归者，应当归唐之意；朱砂色赤，表示敬献丹心；金，表示归顺之意如金石之坚。异牟寻在致韦皋的书信中诉说了受吐蕃凌辱的“四忍”，“四难忍”，表示从此后“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韦皋将南诏使臣送到长安，朝廷赐书抚慰，接受了南诏和好的请求。

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韦皋派使者巡官崔佐时至羊苴城，宣读唐朝诏书，异牟寻受命，令其子寻阁劝和清平官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誓文中请“天、地、水三官”为证，盟誓完毕将誓文一式四份：一份进献唐朝廷，一份藏神室，一份投西洱河，一份留城内府库。誓文还明确表示南诏与唐各守疆界，互不相犯，永结和好，南诏绝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点苍山会盟后，异牟寻实现了他的诺言，与韦皋合兵攻破剑川三浪和裳人、施蛮、顺蛮、磨蛮等地，破吐蕃于神川，收复铁桥等十六城归唐朝版图。

异牟寻还遣其弟凑罗栋领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朝，献地图、铎槊、浪人剑及吐蕃所赐印八颗。于是韦皋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唐朝派袁滋等人为册封史进入南诏。唐朝将此次册封视为朝廷大事，不仅册封使团庞大，而且还专门铸造银窠金印，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还为册封使团开通了石门道，沿途为使团设立行馆驿站，骚人墨客还赋诗选文为袁滋等人壮行。南诏欢迎朝廷使臣也是盛况空前，蔚为壮观。异牟寻先派曹长、同伦判官九人与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罗札带二十四匹好马远道迎接，又有子弟羽仪六人沿途视事。当袁滋等人途经安宁城、曲驿(楚雄)、欠舍川(镇南境)、云南(祥云)、白崖城(弥渡红岩)等处时皆受到当地官员、百姓、马步军队的夹道热烈欢迎。袁滋一行入龙尾城(下关)客馆，异牟寻派其叔阿思带好马二百匹来迎。袁滋入太和城时，异牟寻先遣克蒙细罗勿等以良马六十匹迎之，金鋑玉珂，兵振铎夹路阵排队十余公里出迎。继后在城外道路两旁排列马步军队，歌舞乐队，仪仗队。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执双铎鞘”，率侍卫千人，大象十二头引道，带着其子寻阁劝亲自出城迎接袁滋一行入城。在太和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异牟寻言词诚恳地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并出示唐朝廷赐其父凤伽异的银平脱马头盘两个和还活着的笛工、歌女二人，一再表示永不违唐命。袁滋归唐时，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随袁滋入朝谢天子和进献南诏土产珍宝。又令大军将王各直等护送，还派丁夫三百人挑担食物，一直送到石门。异牟寻结束了附蕃背唐的历史，从此结束了诏、唐之间五十年之久的矛盾冲突，恢复了诏唐友好关系，并将诏唐友好关系推向第2次高潮。诏唐友好关系的恢复，加强了南诏的地位，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交往，有利于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

⑸.诏唐和战并举时期：

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异牟寻卒，子寻阁劝即南诏王这。牟寻卒时唐朝廷停朝三日，并派遣谏议大夫段仲平为册立南诏王和吊祭使，册寻阁劝袭封南诏王，赐元和金印，诏唐关系还十分友好。但此后由于南诏幼主继位，内部权力争夺，权臣当权，改变了南诏与唐永世和好的既定政策，诏唐关系进入了和战并举时期。

公元808年，寻阁劝即位为第七代南诏王，但不幸于次年卒，其子劝龙晟即位为第八代南诏王，唐朝亦册龙晟袭南诏王，但龙晟“淫虐失道，弄栋节　度使王嵯巅弑之”，嵯巅扶植年仅十五岁的劝利(龙晟弟)为南诏第九代王。唐朝以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封劝利为南诏王。

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劝利卒，弟劝丰祐立为第十代南诏王。唐朝以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为南诏王，丰祐遣洪酋等人入朝谢天子。丰祐仍一心向唐，“丰祐……慕中国，不肯连父名”。但从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开始诏唐关系骤变，由于幼子继位，王权落入权臣王嵯巅之手，王嵯巅开始改变异牟寻以来与唐友好的政策，撕毁和好盟约。嵯巅率领南诏大军攻唐“邓、戍、嶲三州，陷之，入成都”，唐军惨败，损失重大。但嵯巅仍顾虑唐军的反击，又采用友好的方式致书唐朝廷求和，“明年(公元831年)上表请罪”。王嵯巅也“自陈请罪，兼疏(杜)元颖过失……自后赋贡不断”，并归还从成都掠夺的西川民四千于唐朝。唐朝此时也不愿与南诏决裂，更无足够兵力对付南诏，因而一方面允许南诏求和，一方面整顿西川边防。南诏此后也“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诏唐在对峙中共存，彼此还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和好，南诏仍采用和战相兼的策略，一面进攻唐地，一面又遣使谢罪求和。

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南诏利用安南混乱之机，出兵攻陷安南。公元859年丰祐卒，世隆即位为第十一代南诏王，因世隆名犯唐太宗、元宗庙讳，唐朝不册封，世隆益致怨，自称皇帝，改元建极，国号大礼，又出兵攻占乌蛮、僰、爨之地。又由于西川节　度使杜悰改变了韦皋联合南诏以攻吐蕃的政策，侵扰蛮中，致使世隆断绝朝贡，不断出兵击唐。自唐咸通元年～乾符元年(公元860年～874年)，南诏曾“两陷安南、邕管，一破黔中，四犯西川”。但世隆又在李福任西川节　度使时派清平官董成到成都致书李福，福囚董成，僖宗诏释董成，并召到京师便殿接见后送还。

唐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世隆派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恩，并遣还所掠西川民三千人，但遭到唐朝定边节　度使李师望的拒绝，杀了南诏使者，这又激怒了世隆，转而进攻唐朝。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世隆进兵西川失败，又遣使诣西川节　度使高骈请和，再遭拒绝，世隆更怒，自是南诏见唐使者不下拜，关系愈加紧张。

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世隆卒，隆舜继为南诏第十二代王。由于自劝龙晟至世隆以来对唐用兵五十余年，使南诏疲弊和内部矛盾加深，隆舜愿求和于唐朝，于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遣段室诣岭南节度使辛谠请修好，唐王朝许之。公元879年隆舜又遣使于唐求和亲，唐以宗室女安化长公主妻隆舜。

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隆舜派赵隆眉等三谋巨入唐迎安化长公主，唐臣反目杀了隆眉等三人，南诏自此后一蹶不振。这时，唐朝内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诏唐关系也就在各自的覆灭中结束了。

⑹.诏唐经济文化关系：

南诏与唐朝经济文化关系也是诏唐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诏唐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是通过双方使臣的朝贡和回赐来进行的。在异牟寻时期(公元778～808年)，是诏唐关系最为融洽的阶段，也是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南诏将自己产品中最珍贵的铎鞘、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琥珀、牛黄、毡、纺丝、象、犀角、越睒马等向唐朝入贡。唐朝则以内地的金、银、锦、缎等物品回赐，这样的来往很多。无疑这每一次朝贡与回赐都是诏唐之间的一次经济文化交流。同时还有大批掌握了内地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族劳动人民进入南诏境内，对南诏境内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文化上，南诏尤其重视学习汉文化，唐朝也积极将儒学传入南诏。唐西沪县令郑回被俘后，阁罗凤就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伽异”。后“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寻阁劝)。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郑回为南诏造就了几代具有汉族文化的统治者，其功卓越。阁罗凤等人是“不读非圣之书”，异牟寻说他的“先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且“异牟寻颇知书(通汉文)，有才智”。丰祐更是“慕中国(汉文化)不肯连父名”。隆舜时，唐使者至南诏，便“遣使者间客(唐使)《春秋》大义”。南诏统治者如此倾慕唐文化，其余学习汉文化的人就更为普遍了。贞元后的五十余年间，南诏曾先后派遣大批青年到成都学习，“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为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学习的全部费用由唐朝承担，以至后来“军府颇厌廪给”，西川节　度使杜悰曾奏请减少就学人数，引起了丰祐的不满。在这些就学者中不乏白族的知识分子，《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说：“保和(丰祐年号)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就是一例。这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薰陶，归来后传播了汉族文化，对南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也积极帮助南诏学习汉文化。唐朝西川节度使高骈说唐对南诏“赐书习读……传周公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牛丛也有“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的论述。实际上这就是诏唐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诏的音乐也和唐朝音乐有过交流。凤伽异入宿卫唐，在其归国时，唐朝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乐二部并笛工、歌女。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也向唐朝进献过“夷中歌曲”，称为“南诏奉圣乐”，曾在长安宫廷演出，《新唐书·礼乐志》用大量篇幅记载这次演出。南诏与唐朝这种歌舞技艺的交流甚至影响到中印半岛上一些国家，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缅甸)也曾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入唐，在唐长安宫廷演出。唐德宗还封骠国乐队的领队馆难陀为太仆卿，这对中缅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4.凉山彝族：

凉山彝族，是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富有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一。据考，凉山彝族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凉山彝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属古氐羌支系。与史书记载的“叟”、“爨”、“乌蛮”等有关。由于人口繁衍，先民迁徙频繁，不断地向外伸展，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以前，陆续扩至今滇南、滇东北和黔西等地。进入贵州的彝族，据彝文古籍记载，与当地的“濮”关系密切。

凉山彝族社会的发展曾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新旧交替。据彝族民间传说和彝文记载，彝族在古代经历过漫长的只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然后进入父系社会。与现在彝族地区有关的奴隶制的记载可追溯到西汉。

三国到魏、晋、南北时期，凉山彝族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农业上出现了自制的铁质农具，畜牧业有了固定的牧场，纺织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蜀汉时期，其地凉山彝族首领因助诸葛亮南征，被封为“罗甸王”，统治着今黔西北大部地区及毗邻地方。立法、设官、豢养兵丁，镇压人民。为了维护奴隶占有制，彝族奴隶主之间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以抢夺土地，掠掳人、畜和财产的战争。奴隶们在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家外劳动和家务劳动，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大权，奴隶们生产的粮食、饲养的牲畜被任意掠夺。

隋、唐、五代时期，这一地区的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的农田已能“稻粟两熟”。封建王朝虽然设立了许多羁縻州县，但仍任命当地民族首领任其统治。

宋朝是凉山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发生大的战乱，贵州彝族地区的农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成聚落”的农业经济，个别地方“乃有良田万顷，颇多积谷”。罗甸、自杞两个地方政府也常以马匹、茶、麻、酒、米、鹿豹皮等土特产同南宋王朝在今四川泸州和广西南宁一带进行贸易。

元朝时期，朝廷在贵州彝族地区设置土司，派兵屯田，修通驿道，加强治理。使当地的封建领主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土司制度使土官不仅在政治上成为世袭的统治者，而且也是该地区土地的世袭所有者。而土官属下的农民，则按等级不同被束缚在土地上，向土官提供劳役和实物地租。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贵州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组织境内的各族人民，“开偏桥、水车以达乌蒙、乌撒、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沟通贵州与湖南、四川和云南的大道，增进了西南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贵州彝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与此同时，明朝政府还在此设置卫、所、开辟大量土地，实行“军屯”，调大批内地汉族与彝族杂处。由于大量的汉族军民的定居，不仅改变了整个地区地广人稀的局面，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农业技术和家作物新品种，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地主经济在部份地区亦随之突起，作为上层建筑的土司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向前推进，至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贵州西南部彝族地区，相继“改土归流”，废除土官统治。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吴三桂用武力在彝族聚居的水西(即鸭池河及其上源三岔河、六冲河西北一带)和乌撒地区(即威宁、赫章等地)推行“改士归流”，革除土司，封建领主制经济逐渐为封建地主经济所替代。但在边远山区，作为残余的土目统治一直被保存下来。

从“改土归流”以后，贵州彝族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主经济；一是有封建领主制残余的经济。至建国前夕，农村的封建地主经济居于主导地位。

⑴.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

彝族及其先民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从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到向人为宗教过渡和发展的地程。以崇敬虎为中心的图腾崇拜，以崇火祀水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葫芦或石头崇拜为主要形式的生殖崇拜，以祭祀祖先和制作祖灵为代表的祖先崇拜，还在英雄崇拜、鬼神崇拜、灵物崇拜，相信万物有灵，祖先的神灵会保护庇佑儿孙等等原始宗教的信爷仪式及其神话传说，迄今在彝族社会中仍有保留和残存。创世纪史诗《梅葛》和众多彝文典籍的记载，以及表现于生产、生活中的许多习俗，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彝族先民在原始宗教信爷方面的内容。

在南北朝至唐朝，彝族的原始宗教与地方政权组织紧密结合，形成了“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局面，大鬼主直接由地方奠长或称霸南中的爨氏家族充任，集政权和神权于一身。有的地方则只是在酋长身边设掌管祭祀的人物，即《新唐书》所说的：“夷人尚鬼，谓祭者为鬼主”，鬼主即是彝语所说的毕摩。直到元朝李京在《云南志略》中尚称毕摩为“酋长左右须臾不可离”的神职人员。

①毕摩：

是彝族中的知识分子。他精通彝文和经书，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明朝以前，他参政议事，明朝以后，就转到民间教学、占卜或主持婚祭活动。有正式资格的“毕摩”，一般都有“卡啦”。“卡啦”彝语是帽子，“毕摩”的“卡啦”是用金竹编制的圆形帽子。编好一顶“卡啦”约需一年半的时间。按照习俗，编制“卡啦”要择吉祥的日子，而一个月又只有一个吉日，这天一过，就得等待下一个吉祥日到来才能继续编制。照此下去，直到编好为止。名为一年半，实际只用了十几天。据说，鹰曾经保护过彝族祖先阿扣和阿七兄弟。鹰就成了彝族的恩鸟，受到崇拜，因此在“卡啦”下面还要装上一对鹰爪。“卡啦”不常用，只是做大斋、中斋、小斋才用。大斋一般三十年至六十年才做一次。做过一次斋，就在“卡啦”的顶上铺粘一层毡子作为历史记录。所以，只要数一数“卡啦”顶上毡子层数，就可知道它的年岁了。

②法帽：

彝族称之为“毕罗波”或“呗嗄兰”，是毕摩神力的象征。是一种用竹、藤、篾混编而成的斗笠，但复杂的程序却显示了风格独具的文化内涵。法帽为两层编织，顶高约二十厘米，上敷一层黑色的薄毡，用柏木薄板制成七～九个小型鸟状物，间布于中间。下层织成无数六角形花椒眼，或织成七～九个螃蟹形状。两侧分别悬挂着一对鹰与饰带，饰带长约四十五厘米，上部于黑布上绣有彝族传统花纹，纹饰深沉古朴，并缀有玉石、银、滑石制成的饰物；下部为黑丝带。

③法衣：

是一种特制的斗篷，与帽饰等物相配套。斗篷分羊毛织品、丝织品或棉麻织品等种类，有黄、红两色。丧事祭祀时穿黄色，婚嫁喜事用红色。当代的毕摩，在任何场合下做法事，都改穿黑色的棉麻长衫，或者披上具有宗教意味的披毡。

④经书箱和经袋：

彝族的古典文献，熔宗教、科技、历史、文艺为一炉，其中的宗教意味，弥温始终。存放经书的专门木箱，系马樱花木所制，工艺考察。一般在书箱的左侧刻一只鹰，右侧刻一只雁，前面刻有彝文，意为“知识神佑护”。经书箱多供放于堂屋楼正壁神台上。

⑤神箭筒：

彝族称为“维图”，用竹制成，口端呈虎口形，尾端制成龙尾形，意为取龙虎之“神”而庇佑自己，箭筒全长约四十厘米，口塞为木质，内装七～九根象征神箭的小竹箭，上涂有黑、红、黄三色彩漆。神箭之意不在“箭”，而在“神”，是毕摩做法事时的护法器物，用以镇压邪魔的骚扰。

吉娃娃

⑥神铃：

彝语称“呗铢”或“毕居”，以生铜制成，声音清脆悦耳。铜铃有柄，柄用木或铁制成。木柄的顶端，系用原木雕刻而成的人头或虎头；铁柄的顶端，往往分为锐利的三叉。

⑦神扇：

彝语称“勤克”，用木头制成，或用竹篾编织，也有用苍鹰羽毛编织的。木制神扇上面，有刀刻的原始图案，途上土漆；竹编的神扇，则以土漆描绘图案。图案除原始的线条外，多以彝族所崇敬的鹰和虎为主。毕摩做祭祀时，除了舞刀、弄箭、挥铃，更多的时候是摇扇。此刻毕摩的动作很有讲究：神扇向内挥动时，意为召请神灵；向外挥动时，意为驱赶邪魔。

⑵.食俗：

千里彝山，胜境天成。独具魅力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带，是彝族人民世居的地区。彝族人民凭借这里的多彩的自然环境、丰厚的资源，用勤劳的智慧，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习俗，书写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彝族居住的地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植物和动物资源极为丰富。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彝族以种植荞麦、大麦、小麦、玉米、燕麦、土豆为主；在溪谷和湖盆山区、平坝则以种稻谷为主，玉米和其它作物为辅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部分地区、滇西北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及贵州的威宁县一带，最古老的农作物为荞麦，次为燕麦、水稻、小麦、大麦、土豆等。蔬菜以圆根为古老，其次才是萝卜、青菜、白菜等。畜牧业以猪、羊为主，同时畜养牛、马、鸡等。凉山、昭通、毕节这些地方的来族多食用荞麦饼、米饭、玉米饭，无论猪、羊肉做成“砣砣”或大块肉都喜欢，喜欢喝用肉汤做成的酸菜汤。

云南彝族在烹饪方面以滇南、滇中、昆明、玉溪、楚雄等地的彝族包含很有特色。

滇南是彝族人口分布较多的地区，而石屏、建水、开远等地彝族的农作物生产水平发达。农业主要是以水稻为主，玉米、小麦为辅。沿湖地区兼事捕鱼，以大米为主食，也用麦粉做成面条、烤饼食。肉类食物主要的有猪肉、鸡肉、鸭肉、鱼肉。进入冬季后他们多杀过年猪腌成腊肉供常年吃。

滇西地区的彝族人主要以水稻、玉米为主食，以荞麦、小麦为辅，同时他们也还种植大豆、蚕豆。他们的食品加工很有特点。小麦面粉，一般做成饼(粑粑)或者面条。

居住在经济发达的滇中、昆明、玉溪、楚雄等地的彝族，大米、玉米、小麦都以不同的比例作为主食，一年四季有蔬菜，畜牧业产品也占有一定的份量。粮食和菜肴的品种及其食用习俗也多类似。分布在滇池湖盆地区的昆明彝族(于郡)，因受四周汉族的影响，食俗与汉族相同之处甚多。主食以稻米为主，他们用木甑蒸饭，佐以面食主，产鱼季节，以捕鱼当菜。所吃的蔬菜主要有白菜、青菜、南瓜、萝卜、乔豆、茄子、辣椒、刀豆等。滇中地区的彝族喜用青菜腌菜和晒萝卜干，供缺菜季节吃。还利用小麦帛面酱：先将麦面的粑粑放于麻袋里，然后埋在米糖中，使其发醇后拿出晾干，再磨碎，辣椒面和盐酿造。

川、滇、黔、桂彝族一般都要杀猪食，特别是杀过年猪。按照彝家的食俗规矩，猪头要分成两半腌帛好，一半是留着主人家自己吃或者招待客人，另一半过年后的几天内，算吉日由女婿送给自己的岳父母。共它部位的猪肉除过年吃的外，一般全部腌成腊肉慢慢吃。昆明郊区和宣威、威宁(贵州)、冕宁(凉山)的彝族人杀猪后还要自腌火腿，其中宣威的火腿驰名全国。彝族腌制火腿的方法是：用酒揉猪腿，再用炒过的盐揉，以便除去分，掩上半个月，再用盐吸去猪腿中残存的水分，挂起阴干，便成了火腿。威宁彝族加工腌制火腿，还喜用烟熏。冕宁彝族将腌制的火腿埋藏在谷物中，有的存放三年、五年，煮、蒸食味都极好，色红透明。猪肠，彝族都喜用它来腌制香肠。云南彝族将猪肠直接腌制，采用晒干方法保存，供农忙或有客人时吃。猪肝，他们习惯拌生吃，其吃法是将猪肝切碎，用熟猪油、醋、辣椒、大蒜泥、酒拌着吃。猪血，各地区的彝族人一般在杀猪前，先在盆里放盐水，使其凝结成块，吃时放入辣椒、花椒等佐料，可煮汤吃，也可煎着吃。

居住在川、滇、黔、桂山区或者半山区的彝族人普遍喜欢饲养山羊、绵羊。羊是他们肉食来源之一，彝族无论杀或吃羊肉，都有些特殊的饮食习俗。杀山羊可以用刀；而杀绵羊禁用刀，只能用木棒将羊脖打断，再用手掐死。羊肝和羊胃要单独用来祭祀祖灵，然后烯来吃。羊身、四肢和内脏、头、蹄均煮熟待客。有的地区羊头和4只羊蹄第二天煮着吃；羊脑在彝家的习惯上全归老人吃的。处于生育期的青年妇女禁止吃公羊，仅能吃母羊和阉羊，牧羊人禁吃羊尾巴。还有一些地区彝族杀羊食时，将羊血拌萝卡丝腌起来，要吃时用瓷碗盛着，放在饭上蒸熟，其味特别鲜美。云南彝族还喜欢饲养奶羊，他们饮用羊奶，用羊奶加工制作多种乳制品。

彝族吃鸡以砣砣鸡回锅、清炖为主。凉山彝族和贵州威宁的彝族吃鸡一般砍成砣砣，拌上佐料。凉山彝族还常用砣砣鸡回锅、辣子鸡待客。云南彝族过去用陶锅煮鸡，一般不用刀切，而用手将鸡肉撕成条块。特别要准备一碗，用鸡汤做成辣椒水，辣椒水内还要放少许花椒、大蒜以及炒过的盐。吃时，将撒成条块的鸡肉蘸着辣椒水吃。此外，鸡头一般老人吃，鸡翅膀给小女吃，老人说她们吃了会梳头，鸡腿一般给小孩吃，但小孩不能吃鸡爪、鸡血。云南彝族吃鸡还有一个习惯，杀鸡前先要备好一个放凉开水和盐的碗，使鸡血凝成块，然后将花椒面、辣椒面、醋、香油倒在鸡血里拌着吃，味很好。

分布在滇池和抚仙湖附近的彝族人，鱼是他们的主要菜肴之一。他们烹饪鱼肴的经验非常丰富，常将吃不完的鱼虾腌制起或将其炒干，储存备吃。最常烹饪的是糟鱼，其做法是选用大鱼，切成块状，先蘸酒，再涂以盐、辣椒和花椒面，多面手放进陶罐腌上。平常要吃时取出一些蒸或煮都可以。

彝族宴席自(唐朝)南诏开始就已隆重盛大。当时盛行的宴席据史书记载有“全牛席”、“全羊席”“综合席”，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南诏国当时的宫廷名菜“全猪席”。它是将小肥乳猪烤熟，跪卧于大木盘内，头尾用木叉拘起，置圆桌上，给宾客每人提供1把九，各自切吃，席间还常伴以管弦歌舞助兴。

在彝族宴席中最有名的菜肴，首推“四滴水”，其程序是先陈上凉菜四盘：火腿、卤猪肝(或者吹盘)、灰蛋、紫介肉(或凉鸡)。其次陈上八样锦八盘：桂花蛋、炒尤鱼丝、炒公爆肉(或火爆鸡丁)、红烧肘子、炖鹿筋、清蒸鸡、烧海参、脆皮鱼。再次陈上三鲜汤、八宝饭(八宝饭是以香糯米为主，加冬瓜蜜饯、大枣、莲子、皂角米、桂元肉、洗沙、艺麻、红绿丝、核桃片、艾苡仁)。最后以铜锅陈上连脚带肘的煮熊掌4只，使爪子抓露搭铜锅边，伸扬四方，名为“熊爪会”，象征“招财抓喜”。燕窝汤一盆，以燕窝为主，加龙眼、冰糖，象征银浪滚珠，名为“聚宝堆银”，客人食此，互相祝贺财源茂盛，吉祥临门。

⑶.婚嫁：

男女青年互相认识，称心如意，情投意合，男方父母就请媒人，带上酒去女方家说亲。酒的多少，依女方家的人数而定，以够用而稍有余为原则。女方父母即使非常满意，也要找些理由，多方推辞，不能一提就答应。这个过程叫吃“吃口酒”。“吃口酒”时，要邀请本家族长辈，先祭奠祖先，而后边吃边议论婚事。以表示婚事公开，又听取家族的意见。

订婚后何时娶讨，由媒人带齐“吃口酒“时商定的衣物、首饰通知对方。礼银可分数次付。娶讨之日，新郎不去接亲，只请媒人和亲友相帮。

①迎亲：

迎亲迎亲要举行仪式。男方在门外摆一张方桌，上放香案、花瓶、喜酒，新娘到来时，唢呐吹奏《迎亲调》表示欢迎。这时新郎新娘一齐向送亲亲友作揖致谢，敬献喜酒。而后，新郎由陪郎领着先向岳丈、继而向舅舅、姐夫、姑父等亲友跪拜。他们则给新郎挂上红彩。

②抢亲：

进亲进亲仪式在青棚里举行。娶亲的前一天，男方在院子中心，用松枝搭一个青棚。棚门披红挂彩，棚内，上方正中摆一张单桌，上放一个装满米的瓶子，瓶子上插一小节松枝，这就是彝家的喜神牌位。青棚里的活动最使人留连忘返。讨亲这天晚上，主人须请歌手在青棚里唱《青棚调》。听众不分宾主老少，大家围座，欢聚一堂。演唱《青棚调》要通宵达旦，天亮时才能唱“关龙”。如果唱完前四间，还不见天亮，歌手要即兴演唱或加唱《十二属》、《十二艺》之类的祝贺词。演唱“关龙”时，主人家的当家人，要端着“喜神牌位”，跟着歌手亦步亦趋，遍游青棚。

进门送亲的人马在迎亲仪式结束后就要离开了。这时在堂屋门前，摆一张彝家特有的用竹篾编制的约五十公分高的方桌，上放一个装满米的瓶子，上插三枝小松柏，中间那枝结六个疙瘩，其余两枝，一枝夹块小食盐，一支夹块小石片。瓶子在左边摆酒，右边摆水，前面摆斋饭、刀头、茶、酒等物。首先，新郎由上而下地解开松枝上的三个疙瘩。然后，新娘把桌上的酒壶、水壶、石块、食盐拿到新房中去。这表示新郎新娘通情达理，和好百年，手脚麻利，善做家务。进门仪式结束，新郎新娘进入喜房中，由祖父、祖母来唱交杯酒。先是由新郎含一口酒喷在新娘脸上，再由新娘含一口酒喷在新郎脸上，表示已成婚及婚后互相忍让，团结治家。

离婚男女双方感情不合劝解无效，可以离婚。彝族的传统离婚，用一节约三寸长，五分粗的松木，中间刻上“×”号，从中均匀地剖成两片，将这两片松木同时丢在地上，要丢成阴阳两相，然后阴相的一片交给男方，阳相的一片交给女方。各自保存，以为凭证，不得反悔。

⑷.丧葬：

彝族的丧葬，古代实行火葬，明清后斩改为土葬，夭折者有树葬、路葬、弃葬等葬法，老人死后有“接气”、“报丧”、“吊丧”、“献药”、“祭奠”、“指路”、“招魂”、“起灵”、“献水”、“制祖灵”等仪式。

①年纪与十二属相：

接气是指老人弥留之际，子女要守着老人，在老人快要“落气”时，子女要用一只大公鸡对口“接气”，也有的由长子对着老人的口哈气，以示“接气”。接气后表示老人已去世。彝族的报丧方法是鸣枪或鸣炮，村人听到枪声，便会主动前来帮忙。

“告丧”是向死者的后家告之死者去世的消息，告丧人到后家后，先在后家堂屋里磕头，告之丧讯，主人招呼报丧人坐定，另设一空坐位，意为亡者灵魂就坐，接着捉一鸡让报丧人用左手杀死后切成块煮，鸡头、鸡翅、鸡腿用一根筷子串起挂在门框上，吃过饭后由直系亲属拉一只羊，请一班乐师和亲友杠着魂幡孝旗，敲锣打鼓，吹响长号、唢呐，前去吊丧。

“打断气羊”彝语叫“哥则曲”，意为断气的伴，是在老人亡故后，丧家拉来一只绵羊，抱在死者头上绕九圈后，用木棍把羊打死，把羊头对着死者的头放在一起，长者念祭词“你死了，你的魂要到祖先的魂那里生活你带走这只绵羊，作为你的财产，拿去给祖灵作见面礼”，念毕之后，杀羊烧肉祭死者亡灵。

“献药”，就是由毕摩依死者生前所患之病配成药剂，在灵位前架一竹槽，死者家属跪在灵位前用一小勺，一面由毕摩育《献药经》，一边将药汁注入竹槽中流出，意为给死者喂药，认为亡灵即可病愈。

②送魂线路：

“指路”是彝族送葬仪式上为亡灵指明通往祖地道路的祭祀活动，指路时灵柩放在树枝插成的望乡台之前。孝子跪两旁，毕摩念《指路经》边向致祭亲友身上撒米粒。诵毕，由死者的女婿或后家跪在弓箭处，将所备之箭向前方直射。由毕摩拿一只新笔，蘸着雄鸡冠上的血，用一个面镜照着纸扎的金童玉女，点画耳目口鼻之窍孔，然后便开始发柩，或火葬或土葬。

“火葬”，火葬时，要在预先选好的火葬地点挖一个坑，上放备好的白柴，烧男尸时堆9层柴，烧女尸时堆七层柴。子女亲友器灵一阵后，将尸体抬上柴堆。尸体的头向北方，男尸面向东方，女尸面向西方，点火焚化。火化后把尸灰捡起撒在山头竹林间，用卵石把火化地点围上一圈。最后由毕摩用红绿线系山竹根一节，及绵羊毛少许，盛入一个小布袋内，装入用竹子编成的小篾箩内制作为祖灵祭祀供奉在家中，整个丧葬程序便结束了。

⑸.火把节：

盛夏，当大凉山绿草如茵，荞子花红遍的时候，四川彝族地区一年一度的盛大“火把节”就来到了。时间一般在农历的6月24～26日这三天。有时也略有提前或推后，这要由寨子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按照古老的记时历法来确定。

“火把节”对彝族同胞来说，如同汉族的春节一样，特别隆重。彝族人有句谚语：“火把节没有看错了的，彝族年没有过错了的”。其所以在彝族人心目如此重要，是因为有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火把”保住了彝族人的家园，带来了彝族地区的年年丰收。

相传，天神安体古兹每年命下界按他的意愿交税纳贡，并要献童男童女。他派遗的使者凶神斯惹阿比在人间凶残成性，无恶不作，人民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后来，有位英雄阿体拉巴降临了，他率领百姓杀死了凶神，又放火烧毁了天庭通往人间的唯一天梯。天神安体古兹大怒，就放天虫到人间，饕餮五谷，骚扰牛羊，要以饥饿惩罚百姓。英雄阿体拉巴集中大家的智慧，割来箭竹、蒿禾、山草、扎成捆捆火把，举火烧死了所有的害虫，保住了庄稼，也保住了家园。从此，彝家每年夏末收获之前，都要燃点火把，纪念他们心中的英雄阿体拉巴，后来便形成了“持火照天以祈丰年”的习俗。

如今的“火把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彝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特色，又有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情。

火把节的内容一般有：斗牛、斗羊、斗鸡、选美、赛马、摔跤、跳“朵落荷”(即跳达体舞)、对歌、火把游行等等活动。

斗牛，是火把节的一件大事，是彝族人斗志斗勇的集中表现。还在节日来到的一个多月以前，凉山村村寨寨就已准备好个大健壮的公牛，专门派人进行精心饲养，加喂豆浆、苞谷、大米，并进行角斗的训练。比赛那天早晨，还要选两个大洋芋在火塘中烤熟，立即插在牛角上，待牛角发软后，再把牛角削尖(这样牛不疼，也好削)，以利于拼斗。出征时，还要请毕摩(巫师)念经，俨如送勇士奔赴战场。斗牛在宽敞的草地上进行，两方的主人都以木棒击地，并发出“啊、啊”的吆喝声驱牛迎战，四周观众呐喊助阵。姑娘们则唱起“公牛啊公牛，火把节里快勇敢角斗，错过吉利日子，枷担就会永远套在你的肩头……”的古老民谣。赛场群情振奋，呼声震天，亢奋的公牛扬尾奋蹄，鏖战激烈……得胜的牛要披红挂彩，绕场而行，驯牛者脸上光彩，全寨人也为之增辉。

斗牛之后是斗羊。每对大公绵羊上场后即“扬角”出击，乒乒乓乓，互不相让，围观人群大声吆喝，鼓励奋进。

斗鸡场面不如斗牛壮观但很有趣味。两只大红公鸡被主人从笼中抱出来，一听到角斗的信号，身上的毛就根根直立，红冠子涨得要出血一般。两鸡对峙片刻，其中一只便会“咯咯”地大叫一声扑上前去，啄、跳、闪、跑、飞，不乏惊心动魄之感。赛马、摔跤则是彝族“惹布子”(小伙子)勇敢、力量、技巧的大展示。场外的父老乡亲、特别是“阿咪子”(姑娘)在期盼着。“阿咪子”们唱道：“骏马啊骏马，火把节你扬鞭奋蹄，奔驰草场，骑手英姿刻在蓝天上……”取得第一的骑手，不仅是大家尊敬的英雄，还会得到姑娘的青睐。谁若连获三届冠军，寨子中的人就会为他披红戴花。在来年比赛时，人们还会用一根绳子象征性地缚住他的双肩，绕场显示其神勇，这是彝族人民最高荣誉的象征。

摔跤、斗牛是彝族小伙子们力量的表现，而“朵洛荷”则是姑娘们的专利了。姑娘们以寨子为单位，身穿整齐的民族节日盛装，手撑黄油布伞，互相牵着衣裙，围成圆圈，边舞边唱。这是她们比服装、比歌喉、比舞姿的盛会。此时，最激动不过的是那些“惹布子”们，他们在人群中穿来挤去，选择自己的意中人。

点火把，是火把节里最隆重的一项活动。节日到来之前，人们从山上砍回箭竹或割回蒿草，晒干扎成火把。一家有二个孩子的扎七支火把，每个孩子三把，父亲一把。火把节头一天傍晚，父亲在自己的火塘为长子或长女点燃火把后，让其带出家门，为等候在坝子上的弟妹们点火。然后，各家的小男孩、小女孩，“惹布子”、“阿咪子”就集体到其它赛子可以看得见的山坡上去，比赛哪个寨子最先点燃火把。各村寨有约定俗成的草场、坝子，那里有堆码好的一堆堆柴禾，人们点燃火把在村寨田野山坡上游行后就来到这里，点燃篝火，举着火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饮酒……尽情欢乐，通宵达旦。远远望去，火把游曳，篝火闪烁，笑声、歌声、鼓点声融在一起，正如元代诗人文璋甫诗所描绘：“云披红日怡含山，列炬参差竞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如此三天，夜夜如此。

火把节的最后一天，由父亲点燃火把，围着火塘和屋内转圈，念些祈祷庄稼丰收，牛羊肥壮、全家安康的话语，转出门后再给儿女点燃火把，然后全寨子家家户户的火把汇聚成火龙，沿着祖祖辈辈举火把的路线，来到篝火堆前，每个家庭围坐一起，由父亲用树枝搭起五对架子，每架前摆九粒小石子，虔诚的祈祷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整个火把节活动结束后，大人孩子欢欢喜喜与早早候在寨口的长辈和孩子们的母亲欢聚家中，共享“火把节”最后一夜的欢乐。



5.凉山彝族传统性文化述论：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马英林署文：文化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文化。长期以来，它成为一种禁区。在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中国，不论是汉族还是彝族，都存有种种禁忌，性问题受到掩饰和回避，人们对“性”这一字眼和话题特别敏感。人类的性行为、性心理、性观念被严重扭曲，得不到科学的评价。今天，当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人类越加注重反思和正确评价自身，并使之更有益地为自身服务，因而，性文化也就被人们当作研究的对象在科学领域里有了一席之地。

学者马英林指出，居住在中国西南部凉山地区，直至1956年仍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彝族的性文化。这里的彝族性文化，由于受它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模式等诸因素影响，因此，更具民族性特征。总的来说，彝族对性问题通常采取掩饰和回避，羞于启齿。笔者拟此文旨在于从民族学角度探析凉山彝族传统性教育、性道德以及性生活在恋爱、婚姻和家庭中的表现，文章采取详于述而略于论的方法，以期帮助我们对彝族性学问题的全貌有所了解，这对丰富人类性科学知识、研究性学文化现象具有一定价值。

由于彝族学领域至今还是一个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诸如“凉山彝族恋爱、婚姻观的历史与现状及对策”、“对凉山彝族进行婚前生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凉山农村已婚夫妻计划生育常识普及的紧迫性”、“凉山彝族生育调节的历史与现状”、“凉山彝族对性功能障碍的认识及传统治疗法”、“彝族地区主要流行的性病及传统疗法”、“凉山彝族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凉山彝族对妇女生育魂的崇拜”、“凉山彝族浓厚的母系遗风”、“凉山彝族生殖崇拜研究”等问题留待另叙，并诚请各学科、各民族的学者从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角度去开拓研究。

⑴.凉山彝族性教育：

性文化既然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文化，那么，教育也应当同其它教育一样，必须接受一种正确思想的指导。这正如今天我们对事物的现象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一样，我们不可能等到这些研究取得最后的成果后才开始进行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一个人在与另一异性的相互关系中得到性的感受，不论是幻想中得到，还是实际上得到。他的性状况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受的性教育、性观念等有关。凉山彝族因对性问题采取的是掩饰和回避的态度，所以对性教育也就采取在特殊范围对特定人员进行。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情况看，彝族未婚青年掌握性知识的渠道主要是从一些已婚男女那里了解，但很有限，尤其对人体生理知识，他们更是知之甚少，因而对许多现象只能通过宗教的形式来解释和解决。因此，人们往往对性问题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的观念。

凉山彝族平时善用极其含蓄的言行来表达性感情、理念性感情和接纳性感情，对性问题的直接接触及，唯有在青年的成人仪式、招魂促育仪式、治疗性功能障碍仪式和超渡祖灵仪式等特殊场所的仪式中例外，这时的主要目的带性教育的重要内涵，仪式中都有性器官和性生活的具体描述和动作，但这丝毫没有猥亵的意味。这一切都是为了后代人丁兴旺，所以人们十分认真、虔诚地对待。为了避免难堪，参加仪式者会因性别和年龄不同而不参加某些仪式。

凉山彝族性教育仪式种类繁多，因限于篇幅，笔者只重谈女子成人仪式和超渡祖灵仪式中的性教育。首先我们看性教育在彝族女子成人仪式中的反映。

作为彝族女子成熟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