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姓迁徙分布

芳汀

迁徙分布：
1.满族的渊源：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是时，肃慎种族迤逦西进，在南者为勿吉，据夫余故地；在北者为黑水靺鞨据有北夫余故地。据夫余故地的勿吉，后同夫余一部分融合，从而形成后来的粟末靺鞨；而另一部分勿吉，与北大余即豆莫娄融合，从而形成后来的黑水靺鞨。

从这时起，直至隋唐五代，在辽宁东部、吉林和黑龙江大部，通古斯人占了主导地位。这是这一时期东北民族的重大变化。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域的室韦、豆莫娄、乌洛侯、肃慎、勿吉诸族，不仅彼此相通，还各自结交中原，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同时，中原王朝对这些民族的分布情况和生活习俗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进而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立了一系列行政机构，伴随管理的加强和交往的密切，先进而丰富的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给东北各族的历史进程以重要而积极的影响。靺鞨族取代了勿吉族的地位，进而称雄于黑龙江中下游和长白山以东以北地区的。至于勿吉族，依旧还分布在这一带森林中，他们就是后来的那些窝集部人。

“靺鞨”之名，初见于史籍《北齐书》。靺鞨，是貊族同音词，是貊族与貉族融合而成的。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族名的类似情况，还有如真番族、满番族、满离族、黄头室韦族、黄头女真族、如者室韦族、兀者女真族，回跋族。

貊族与貉族，进入东北后逐渐结合成为新的民族。邑娄取代肃慎，勿吉取代邑娄，取代勿吉，是一条较为清晰的演进轨迹。从总体来看，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居民，无疑是肃慎族后裔。就居民成分而言，靺鞨族是肃慎族后裔的这一结论，自然也是成立的。所以在史籍《隋书》中说：“靺鞨即古之肃慎氏。”在史籍《唐书》中也说：“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

在靺鞨族中，最大的部落有七个：

白山部，以长白山得名，分布在松花江发源处；

粟末部，在长白山之北，分布在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延边；

号室部，在拂涅之东，分布在绥芬河流域的黑龙江依兰县；

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分布在吉林扶余、榆树县、黑龙江双城、五常县；

安车骨部，与金代的“按出虎”为一音之转，分布在阿什河流域；

拂涅部，在伯咄之东，分布在牡丹江流域宁安县；

黑水部，黑水即今黑龙江，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富察氏就属于黑水部的一支氏族部落。

他们之中，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是粟末部和黑水部。总的说来，靺鞨诸部的分布区域，大致是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

到了唐朝时期，靺鞨最终形成两大集团：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分别在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的管辖之下。至唐朝中叶，安禄山曾做过平卢节度使，黑水靺鞨、渤海靺鞨两支靺鞨也在他的管辖之下。

靺鞨族是在肃慎故地发展起来的，而靺鞨族分布区域又多肃慎居民，因而社会生产必有地域上传承特点。靺鞨诸部落的社会经济，与北魏时的勿吉大略相同。不过，由于靺鞨族部落众多，分布极广，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

靺鞨文化遗址，广泛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每一处遗址存在有诸多细微的差异，反映了靺鞨各部在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各自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同一勿吉文化和夫余、沃沮之类不同文化的融合。靺鞨的陶器极富特色，一般为泥质陶，也有夹砂陶，有手制，也有轮制，陶罐多敞口和侈口，短颈，斜壁深腹，平底，口沿上大多附加堆纹，在颈、肩部往往饰以篦点纹、凸弦纹和水波纹。

靺鞨人使用铁器已很普遍，出土最多的是吉林大海猛遗址、黑龙江中游的靺鞨遗址。大量铁制武器和生产工具的出土，反映了靺鞨工匠在金属加工方面的高超技术，也说明靺鞨族是勤劳善战的民族。不过，靺鞨人还没有最终摆脱和排斥石器，在遗址中也零星出土了刮削器、石镞、砺石。在靺鞨人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马骨、猪骨。马是靺鞨人的骑乘、运载和狩猎工具，猪是他们的重要衣食之源。这表明了靺鞨人的经济生活，乃是畜牧、农耕和狩猎并存。这也是靺鞨文化所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

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黑水靺鞨，仍以原始的渔猎经济为主。有少量的农业，种植粟、麦、稞、还会用米酿酒。猪仍然是主要财富，是区分贫富的标志。富人死后，要用上百头猪祭祀，穷人只用几头猪了事。

黑水靺鞨素以劲健剽悍著称，习惯于编发辫，头上插有雉尾冠饰，缀野猪牙串于脖子和腰间；擅长于步战，手持一尺二寸长的矢石砻，就是过去肃慎人的“楉矢”遗制；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先挖一个地穴，穴顶支架起木头，覆盖上泥土，外形像一个坟丘，这就是他们居住的半地穴式房屋。夏则出随水草，冬则人处穴中。唐朝在黑水靺鞨设置勃利州、黑水军、黑水都督府，类似于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做法。

地处松花江上游的粟末靺鞨，适宜于农耕，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水平，比其他各部要发达得多。在中原王朝影响下，粟末靺鞨率先跨入阶级社会，进而迅速封建化。社会内部的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对邻居的财富产生了强烈的贪占欲望，战争于是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有部分粟末靺鞨南迁，他们的酋帅做了唐朝的官员，而留居故地的大量粟末靺鞨，则成为后来后渤海国(唐朝时期渤海都督府)的主体民族。

契丹强盛，攻灭渤海，黑水靺鞨从辽国，改称五国部，成为辽朝监领下的松散的部落联盟。

在宋、元时期，女真族形成和崛起，从根本上改变广东北地区的历史，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宋朝人说女真族“本名朱里真，番语讹为女真”。可见，朱里真是汉名。为避辽兴宗耶律真的讳，改称女直，也写作女质。

女真族一名，最早出现在公元七世纪。《金史》是这样记述女真族的起源的：女真族的始祖函普，有兄阿古迪弟保活里。在唐朝贞观年间，因氏族离散，年逾六十岁的函普，从高丽旧居出走。他的哥哥信佛，留在了高丽，只有保活里随他出来。走到完颜部时，正巧碰上人们互争财物，械斗不已，函普出面调停，平息了事态。作为酬谢，完颜部送给了他一头青牛。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他又用这头青牛作为聘礼，和完颜部的一个六十岁老妇人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生了二男一女，他和他的子女们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完颜部人。

完颜部居住在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流域，女真族是由这一带的朱里真人组成的，与采集珍珠的居民有关。完颜一词，是从汉语“蜿蜒”音转的女真语。依傍绥滨蜿蜒河而居的黑水靺鞨一支，如星散一般分布各地以后，就以蜿蜒河之名来作为姓氏。“蜿蜒”、“完颜”乃是同音异写。所以，完颜部作为黑水靺鞨一支，是从蜿蜒河畔辗转游徙，迁移至阿什河之滨的。天长日久，女真语“完颜”演变为汉语的“王”。完颜氏，是女真族中的王族。女真族从长白山移居黑龙江中游，而完颜部就定居在完达山。完达山，相传是完颜部人女真王到过的地方，主峰在黑龙江中游北岸的俄国境内。

在辽代，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有七十二部落”，地方数千里，人口超过十万户，散居山谷之间。渐渐地，女真族由分散的氏族部落统一起来。部是从部落发展来的，族由氏族血缘关系改组而成。不相统一的部落，发展到“远近相服”而推举了“酋领”的部族，酋领必然派出自己家族成员，到那些归附的部落取代原来首领的职权，于是出现了以氏代姓、统属其部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辽代女真族分布范围较广：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居于咸州(今辽宁开原)东北至束沫江(今第二松花江)之间，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称之为“回跋”或“回霸”；居于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夫余石头城子)东北，直至黑龙江中下游的称之为“生女真”；居乌苏里江以东而近东海(日本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

契丹人对女真族的政策，是实行“分而治之”。他们把强宗大姓骗至辽东半岛，编入契丹国籍，称为“合苏馆”，又作曷苏馆、合苏衮、是女真语“藩篱”的意思。这些人就是“熟女真”。另一部分留居粟末水(松花江北流段)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之东，这些人就是“生女真”。黑水靺鞨后裔，是生女真的主体。后来建立了金朝的完颜部，就是生女真的一支，亦是黑水靺鞨的直系后裔。

辽代的生女真长期没有本族文字，通常还是用结绳、刻木之类原始的方法记事。他们既不懂汉文，也不懂契丹文，至多通晓契丹语，仅仅凭记忆往来传话和充当翻译。至于成文的天文和历法就更谈不上了，只是凭借世代相传的经验来识辨四季和记忆自己的年龄。以“青草几度”来判断岁月，草青一次当作一年，自然本人也就增长了一岁。生女真人遇疾病，很少用药医治。同时，居处地势的复杂和生产生活的多样化，炼就了生女真人的娴熟骑术。《说郛》上说他们“骑上下崖如飞，渡江河不用舟楫，俘马而渡”，简直可以说是神奇至极了。农副产品除自用和就地交换外，还远运到宁江州的榷场上去出售，主要货物有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密腊、麻布之类。

生女真习惯于依山谷而居，住的是木板屋，大门一律东向。家家产户烧火炕，用来取暖、抗寒和除湿。他们久居深山，多饶林木，因陶器粗陋，瓷器又难得到，于是盛行使用木器，碟、盆、杓之类生活用具多为木制。女真人很喜欢饮酒，爱吃别具风味的肉菜粥糜，这是由鲜肉和野菜捣成的肉馅泥。他们还采摘芍药花的嫩芽做成鲜脆佳肴，味脆美，香久留。

生女真地处寒冷地带，衣裳多用各种皮毛制作，富人以貂鼠、狐貉皮为裘，贫者以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为衫。在婚姻形态上，大体确定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形式，同时存留诸如自寻配偶和抢婚的遗风，还表现为“男下女礼”，就是在女家举行结婚仪式，鼓励“入赘”。

而生女真中最强大的完颜部，又分十二部，以部为氏。

函普的后人，担负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绥可时期，已定居安出虎水(黑龙江阿什河流域)，种植五谷，制造舟车，建筑房屋，学会了烧炭和炼铁。乌古迺时期，史称“自景祖(乌古迺)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乌古迺奠定的基础，为他的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女真族的强大，引起辽王朝的不安。不仅派重兵防御，大辽皇帝还年年东巡。辽国每年要向女真族征收贡马万匹，契丹贵族强买女真族的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他们还随意强抢、殴打女真人。辽国和契丹贵族的残暴，自然也引起了女真人的不满、愤怒和反抗。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不仅统一了女真各部，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壮大了武装力量，还领导了当时东北的汉族、渤海族、契丹族、室韦族、铁骊族、兀惹族人民共同反辽的武装斗争。他生前还和南宋王朝达成协议，南北夹攻辽军，协助南宋收回燕云十六州。宋、金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频繁。

阿骨打在繁忙的战争年代，仍很注意农业生产，对黑龙江流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做了不少努力。在他生前还创制了女真文字。公元1125年宋、金两国联合攻灭辽国。后来，宋、金双方缔约，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崛起于白山黑水的金国，拥有了北部中国的广大版图。

金朝采用了宋，辽官制。在地方上，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制并行。猛安谋克，是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

金朝有十九路总管府，分掌各路兵马和居民。东北地区分属北京路、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以今辽宁宁城县为中心，领辽西地区和吉林北部。上京路以今黑龙江阿城县为中心，领吉林北部、中部及长春、黑龙江。东京路以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管辖辽东广阔地带。

女真族在夺取了辽国政权以后，强令中原人口搬迁到黑龙江流域。这里，土地平坦肥沃，人来多了以后，出现了到处有村落、庄稼满田野的兴旺景象。农业生产技术有所发展，如松花江畔的肇州、冷山一带，不仅种植五谷和蔬菜，还从外地移植回鹘豆、西瓜、红芍药、桃树、李树。

金兵从中原掳掠来一些木匠、造船匠，学习修造中原式的运粮船。他们还广泛应用中原建筑的工艺流程和风格。开矿、冶炼也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矿洞规模之大，冶铁炉之多，还有金银制品、陶瓷烧制、铁制农具的生产技术，大大超过辽代。几乎与中原一样，只是质量稍有不及而已。如铸铜以铜镜居多，工艺一般虽较粗糙，不过也有像在黑龙江阿城县出土的双龙纹铜镜这样的精品。

金国也有了自铸的铜钱，包括“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还发行了叫“小钞”、“交钞”的纸币。商业贸易以国家经营为主，以盐为大宗。只有一些金、银首饰的经营，归私人商家经营。金、银器上的“上京翟家记”字款，说明上京的翟家是自产自销的私人银号。

女真族不仅有本民族的语言，还有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文字最早是由一个叫完颜希尹创制的，他仿照汉字楷书，参照契丹文而创制了女真大字。后来，又颁行一种女真小字，是仿照契丹字和汉字的偏旁创制而成。这种女真小字流行很广。流传至今的女真文已经不多，吉林扶余县石碑崴子屯有一通碑，叫《大金得胜陀颂碑》，是目前最为珍贵的女真文实物。女真文字一直沿用到明朝，凡是在女真族地区任职的文武官员，晋京朝见的奏疏、表章，一律要用女真文字书写。在中国文字史上，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一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女真贵族不仅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还自觉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金国建国之初，女真族的文化还很落后。入主中原后，征集到大批汉族图书，一批汉族文人前来归附，使女真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女真贵族自幼学习汉族语文和各种文化知识，朝廷还采用骈体文写诏谕和奏章。唐、宋诗词，也是金国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女真贵族完颜踌，能诗善画，他在《思归诗》中有“新诗淡似鹅黄酒，归思浓如鸭绿江”这样颇为风趣的诗句。

金国女真族的歌舞音乐也受中原影响，常用乐器有的箫、琵琶、笙、鼓之类。宫廷乐工、歌女也能表演柳永的《望海潮》一类的乐曲。

女真族信奉珊蛮教。珊蛮，即萨满。在女真语中，把巫婆叫珊蛮。所以，珊蛮教实际是一种巫术。重要的是，后来的满洲人也信奉珊蛮教。金国女真人也接受了佛教和道教，于是各地出现了许多佛寺和佛塔。

公元1234年在蒙古人铁马金戈的有力打击下，盛极一时的大金国土崩瓦解。先前徙居中原、华北和辽东的女真族迅速被同化。而那些留居在故地的女真族，似乎一夜之间作鸟兽散，重又分散为众多的部落，接受来自元朝新政权的统治。

在元代，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称之为混同江，元朝在这里设立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邻、荸苦江五个万户府；又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阿速古千户所，在滨海地区设鲸海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兀者野人、乞列迷万户府。一般情况是，万户府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又有百户所。这些女真部落，“各仍旧俗，无市并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朝皇帝朱棣派人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招抚女真族。女真，原作“朱里真”，又作“朱里扯特”、“主儿彻惕”、“主儿扯惕”、“拙尔察歹”，满语称之为“珠申”、“诸申”。

明朝时期，先后设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奴儿干部司三百八十四卫，统辖整个东北地区。女真族分布在松花江以东，黑龙江下游以西，濒临日本海，南界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区。明初，依照分布区域，把女真族划作三大集团：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以原渤海国建州为部名，分布在长白山、牡丹江、绥芬河之间，以今吉林珲舂县、黑龙江宁安县为聚居地。建州女真原为居住在黑龙江三姓(今依兰)的火儿阿部。明初，火儿阿部酋长阿哈出，赐名李思诚，任建州卫指挥。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阿哈出死后，他的儿子释家奴，赐名李显忠，世袭父职。宣德年间，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率部从三姓迁至宁古塔，又迁至婆猪江(今浑江)一带。正统初，因受海西女真、朝鲜的侵扰，又迁到苏子河上游的灶突山(今辽宁新宾县呼兰哈达)附近。建州女真另一支，为居住在三姓附近的斡朵里部，酋长为猛哥帖木耳(孟特穆)，永乐八年，因野人女真侵扰而南迁，几经转迁，于正统初重新集结于浑河流域。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朝设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万历年间，明朝先后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公元1583～1593年努尔哈赤用兵十一年，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中心，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公元1599～1616年又相继统一扈伦四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以赫图阿拉为兴京，史称后金。

海西女真，沿用元朝地名，因居地在东海之西而得名，分布在松花江下游的吉林扶余县至黑龙江阿城县一带。海西之名始见于元朝，泛指海西诸卫的女真人。海西女真有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又有山夷、江夷之分。山夷依山作窟，即熟女真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哈达、叶赫属山夷，而辉发、乌拉则属江夷。后迁至呼兰河流域，呼兰与呼伦(扈伦)为音转，又称呼伦四部。到公元十七世纪初，为努尔哈赤所统一。

野人女真，同样是沿袭元代旧名，是女真中比较落后的一部分，故冠以“野人”之称，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及乌苏里江以东。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东海窝集部，分为萨哈连、呼尔哈、瓦尔喀、库尔喀四部。而呼尔哈部，是建州女真的老家所在。后来，留居原地的仍为呼尔哈部，而迁走的就是建州女真。

明朝女真族是重新组合的民族。建州卫、毛怜卫的女真族，多是渤海族遗民，从事农耕定居生活，种谷纺线，饮食服用，与汉族没有多大区别。海西女真人，多是金国完颜部后裔，同样也从事耕稼，他们倚山作寨，亲属聚居在一起。野人女真，又称女真野人，是女真族同赫哲族、鄂伦春族融合而成的一支，风俗与海西女真相同，所不同的是，“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

2006年3月29日，富治中、富致民二兄弟称：他们老家苏家屯区大沟乡莽公坟村，现存一甬清朝石碑，是他们祖茔惟一遗留下的文物。记者闻讯后，当即随同富氏二兄弟一道，前往莽公坟村勘查石碑。

苏家屯区大沟乡莽公坟村，位于沈阳城东南约35公里处。经过一番寻找，大家终于在一座悬挂着“沈阳市诚信天然矿泉水厂”牌子的院落里，发现了一甬石碑。这便是富治中、富致民所说的祖茔地“莽公坟”石碑。经查看，该石碑为石灰岩材质，残长244厘米、残宽106厘米、残厚35厘米，为大型石碑。尽管该石碑业已风化、破损，但其四周腾龙云纹依然清晰可见。

有碑身就会有碑头、碑座。于是，大家又开始寻找碑头、碑座。结果在该院落东邻、悬挂着“大沟乡莽公坟村完全小学”牌子的院落里，发现了该石碑的碑头、碑座。记者看到，该碑头令人惋惜地被压在水槽子下面，残损严重，却仍然可见雕工精致的盘龙纹饰、阴文“诰封”篆字和满文。该碑头残高90厘米、残宽134厘米、残厚35厘米。距碑头东北半米远处，“螭首龟趺”碑座被埋在土里，仅仅露出一部分，但已令人痛心地风化出沟纹。距离两个院落北一公里处，为一座丘陵。富治中、富致民介绍说，丘陵的向阳坡上，便是富家的祖茔地。

据富国春整理的“富氏宗族谱书”记载，“莽公”为该家族的一世祖“莽色公”。在“富氏家谱”中，富治中、富致民排列在十一辈。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史学专家佟介绍说，据《奉天通志》记载，“莽色公”为“纳殷地方富察氏”人，满洲白旗。当时，满族有“长白山三部”，即长白山、纳殷、诛舍里，分布于现在的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地区。从顺治九年考取满族进士分析，“莽色”应为清朝入关之前，就居住在苏家屯区大沟乡莽公坟村。“莽色”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然后转为“盛京户部侍郎”。他任官时间在康熙二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间，为正三品文官。康熙二十七年之后“莽色”任职情况，史料并无记载，据推测，可能当时“莽色”已经谢世，更有可能因病“乞休”，辞官回乡休养。

史学家介绍说，“纳殷富察氏”家族中，曾经出现过不少大学士、高官，如福敏大学士等等。“莽色”是清朝入关后，仍然留在沈阳的官员。当时，在清朝的吏部、刑部、户部、兵部、工部、礼部“六部”中，沈阳作为陪都盛京，惟独没设任免、考核官员的“吏部”，呈现“五部”行政管理体制格局。“莽色”供职的“盛京户部”，负责管理当时沈阳的财政、土地、税务等，其部门十分重要。

永奇是根据康熙皇帝的“诰封”，为父亲“莽色”立碑的。只有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诰封”，才有权批准某某在墓前“立碑于道”。由此可见，“莽色”的职位不低、业绩不小，为当时沈阳的名门望族之一。

作为沈阳早期的满族进士、文豪、官宦，“莽色”从小便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在当时难能可贵。从清朝延续至今，该村庄一直以莽色祖茔命名村名“莽公坟村”，更是十分罕见，可见“莽色”及其“纳殷富察氏”家族，在当时沈阳的名望和影响。

距今306年的“莽公石碑”为珍贵文物，为研究沈阳地区的满族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2.满族的迁徙分布

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爱新觉罗氏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家族，包括努尔哈赤的六祖以及他们二十二个儿子所组成的家庭。

辽国还特别设了一些王府，目的在于以女真治女真。

北女真分布在辽河中游一带，辽设北女真国大王府、北女真兵马司管辖；南女真：分布在辽东半岛上，辽设南女真国大王府、南女真汤河司管辖；鸭绿江女真：分布在鸭绿江一带，辽设鸭绿江女真大王府管辖；长白山女真部：分布在长白山一带，辽设长白山女真大王府管辖；蒲卢毛朵部；分布在海兰江流域，辽设蒲卢毛朵部大王府管辖。

生女真，部落众多，居处更为分散。

完颜部；世居安出虎水(阿术浒、安术虎、案出浒)，分布在黑龙江哈尔滨东郊阿什河；

温都部，分布在来流水(今拉林河)以南，匹古敦水(今蜚克图河)以北地区；

蒲察部，分布在阿什河及伊通县境内；

斡勒部，分布在阿什河之北；

徒单部，分布在黑龙江木兰县布雅密河(今白杨木河)流域；

泥庞古部，分布在黑龙江呼兰县境内；

术甲部；世居琶里郭水，分布在木兰县佛特库河(今黄泥河)流域；

加古部，分布在黑龙江五常县境内的活龙河流域；

术虎部(乌虎部)，分布在来流水流域；

乌萨扎部，分布在来流水流域；

裴满部，分布在五常县境内；

乌林答部，分布在瑚尔哈河(今牡丹江)的支流海浪河(今海兰河)流域；

唐括部，分布在黑龙江五岳河附近；

达鲁古部；世居洮儿河、嫩江下游一带，分布在吉林前郭县境内；

纥石烈部，分布在星显水(今吉林延边布尔哈图河)、陶温水(今汤旺河)、徒笼古水(今多陇乌河)流域；

温迪痕部，分布在统门水(今图们江)、胡论水(今活龙河)、移离闵(今饮马河)流域；

乌古伦部，邻近奥屯部、乌塔部；

乌塔部，邻近乌古伦部；

陀满部，分布在图们江附近；

乌延部，分布在蝉舂河(今延边嘎呀河)、星显水、阿不塞水流域；

斡准部，分布在苏滨水(今绥芬河)流域；

职德部，分布在绥芬河流域；

含国部，分布在乌苏里江上游一带；

兀勒部；世居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合流处的东兀勒河一带；

主偎部，分布在扎伊芬河流域；

秃答部，分布在都尔河流域；

鳖古部，分布在布库河及松花江、黑龙江汇流处；

婆离八部，又称颇里八部，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伯力一带。

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灭亡止，后金、清朝一共存在二百九十六年，经历了十一代十二位皇帝。在这近三个世纪中，后金、清朝的皇帝，拥有众多的后妃，他们的子孙也拥有远超过常人妻室的妃妾，加上中国崇尚多子多孙的古老传统习俗，因而爱新觉罗家族子孙繁衍十分迅速。

有学者认为，清朝入关前，在第二代皇太极时期，皇族成员约有一百人；到第三代顺治时期，皇族成员是四百一十九人；到第四代康熙时期，皇族成员约有四百九十人；到第五代雍正时期，皇族成员已超过一千人；到第七代嘉庆时期，皇族已近四千七百人。清朝灭亡以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皇族后裔已达二万人。1936出版的《爱新觉罗宗谱》，收集了这个家族几百年来的世袭繁衍材料。自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努尔哈赤这一支系的后裔，仅男性就有近三万四千多人，整个宗室的后裔有四万六千多人，还有觉罗系统的后裔计三万四千多人，合计有八万多人，而这还仅仅是男性。如按皇子与皇女的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在三个世纪中，宗室的后裔有八万多人，觉罗的后裔有近六万人，整个爱新觉罗家族计有后裔近十四万人。不难看出，这近三百年的时间，爱新觉罗家族，是处于一个拥有特权的时期，子孙繁衍的速度是很快的。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七十多年间，爱新觉罗家族流散各地，皇族身分已成了历史，政府行为的修谱已无可能，纯正的血统已无保障，婚姻状况也日趋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家谱问世，家族人口的统计已很困难。

不过，一种趋势是很明显的，爱新觉罗氏的人口，仍然还在不断膨胀，血缘关系也由近及远，逐渐形成众多分支。据估计，如今爱新觉罗氏大致有三十万～四十万人。



3.满族的生活习性：

⑴.旗袍与马褂儿：

由于寒冷的生活环境和射猎生活的需要，过去满族人无论男女，均多穿"马蹄袖"袍褂。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以后，它成为旗人的装束，所以后来人们就叫它旗袍(满语称衣介)。

旗袍有单、棉、皮之分。清朝初期，其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箭袖(满语称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旗袍的外面还习惯套一件圆领、身长及脐、袖长及肘的短褂。因这种短褂最初是骑射时穿的，既便于骑马，又能抵御风寒，故名马褂儿。清初，马褂儿是八旗士兵的军装，后来民间也渐渐流行，具有了礼服的性质，式样、面料也更加繁多。

满族入关以后，由于受汉族大领大袖服饰的影响，其式样开始发生变化。箭袖变成了喇叭袖，四面开衩变成了左右两侧开衩，下摆由宽大变为收敛。传统的箭袖袍已由常服变为礼服，只有官员入朝、一般旗人外出时才穿着。嘉庆、道光以后，箭袖袍越来越少。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老的箭袖袍已完全被直筒式的宽襟大袖长袍所取代。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受新式服装潮流的影响，男式旗袍基本被淘汰，女式旗袍又由宽袖变成窄袖，直筒变成紧身贴腰，下摆回收，长及踝骨，变得更加爽身合体。并且逐渐成为满、汉等民族妇女通用的服装款式之一，至今仍深受人们的喜爱。

⑵.发冠与旗鞋：

二十世纪以来，满族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传统的服饰已十分鲜见了。但从电影、电视和博物馆里，我们还常常可以欣赏到往日旗装的风采。其中妇女头上又宽又长、似扇非扇、似冠非冠的头饰-发冠十分引人注目。

过去，满族妇女幼年时同男孩一样，多剃去头顶四周头发，只留颅后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一直到成年方蓄发留辫。婚后则开始绾大盆头、架子头、两把头等式发髻，其中以两把头较为典型。两把头就是把头发束在头顶，分成两绺，各绾成一个发髻，然后再将后面的余发绾成一个"燕尾式"的长扁髻。平时，发髻上横插长二三十厘米、宽二三厘米的被称为"大扁方"的头簪，喜庆吉日或接待贵客时便要戴上发冠了。

发冠是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的长约三十多厘米、宽约十多厘米的扇形冠。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之上即可。上面还常绣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此头饰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发冠，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之身体挺直，再加上长长的旗袍和高底旗鞋，使她们走起路来纤纤碎步，分外稳重、文雅。

除旗袍、发冠外，满族妇女的旗鞋也极富特色。这种绣花的旗鞋以木为底，史称高底鞋，或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跟底的形状通常有两种，一种上敞下敛，呈倒梯形花盆状。另一种是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花盆底和马蹄底因此而得名，又统称高底鞋。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穗子，长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多为十三四岁以上的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现在都已不穿了。

满族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习俗。关于这种高底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过去满族妇女经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为防虫蛇叮咬，便在鞋底绑缚木块，后来制做的日益精巧，发展成了高底鞋。另外还有一种传说，说是满族的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占领的城池，便学着白鹤的样子，在鞋上绑上了高高的树杈子，终于取得了胜利，达到了报仇雪恨、发展壮大的目的。人们为了不忘那些苦难的日子，纪念高脚木鞋的功劳，妇女们便穿上了这种鞋，并世代相传，越做越精致美观，成了后来这种样子。

⑶.六合一统瓜皮帽：

过去，满族人常戴一种名为瓜皮帽的小帽。瓜皮帽，又称帽头儿，其形状上尖下宽，为六瓣缝合而成。底边镶一个约3厘米宽的小檐，有的甚至无檐，只用一片织金缎包边。冬春时一般用黑素缎为面，夏秋则多用黑实地纱为面。帽顶缀有一个丝绒结成的疙瘩，黑红不一，俗称"算盘结"。帽檐下方的正中钉有一个标志，称“帽正”，有珍珠、玛瑙的，也有小银片、玻璃的。相传这种帽最早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因其为六瓣缝合，取六合，即天地四方统一之意，故盛行起来。满族入关以后，受汉族文化影响，也取其“六合统一”之意，开始戴用此帽，而且颇为流行。现在，在有关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电视、电视剧中，我们仍能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⑷.满洲饽饽与满汉全席：

满洲饽饽是满族的传统食品。流行于东北等地。满族人民把馒头、包子等面食统称为饽饽。其式样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黄米饽饽：用黄粘米加配料制成。随制作的季节和所加配料不同，分豆面饽饽(春天，将黄米磨成面，加豆面蒸制而成)、椴叶饽饽(夏天，椴是一种乔木，叶大似木槿，卵形，叶清香。椴叶饽饽的做法是用粘米面和成面团，擀成如包饺子样的面皮，包上小豆馅，再用椴叶裹上，上笼屉蒸熟即成。还有苏叶饽饽，做法同椴叶饽饽，只是用苏子叶代替椴叶)、粘糕饽饽(秋天，用黄米面夹豆泥蒸熟而成)。

馓子：用荞面或粘高梁粉和面，揉搓成细条状，放笼屉上蒸或者用油煎、炸，熟后，拌卤酱成汤，入口筋道好吃。满族祭祀时，常供馓子。

打糕：以粘高梁、大小黄米、江米的粘性体物为原料，把米上屉蒸熟成粘饭，取出淋上清水，放在打糕石上用木榔头捶打成团面。做时须撒拌熟黄豆粉，即可揉制成各式各样的饼类。吃时，蘸糖与蜂蜜食用，十分可口。

淋浆糕：将粘高梁面、江米面、黄米面搅拌均匀后，舀在布袋中，使淋成的汁滴在容器里，淋好后，上笼屉蒸熟，切成方块或菱形块即可食用。其质地细腻、松软，味道香甜。

洒糕：粘米面为原料。将屉放到锅上，按屉面大小，先洒上一层小豆，然后撒上一层粘米面，蒸熟后再撒第二层。如此反复，一直撒到与屉帮大体相同的高度为止，最上面再铺上一层小豆。待此层小豆蒸熟，糕便做得，其味甘美香细。

萨其玛：驰名全国的满族糕点，其前身是搓条饽饽。做法与打糕大体同，即把蒸熟的米饭放在打糕石上用木锤反复打成面团，之后蘸熟黄豆面搓拉成条形，油炸后切成块，洒上一层熟黄豆面或白糖即成。此外，还有金丝糕、太阳糕、凉糕、驴打滚等。

满汉全席是享誉中外的清朝宫廷宴席。因集满、汉两族烹调技艺精华于一席而得名。据说始于乾隆年间，主要采用满族的烧、烤、蒸和汉族的炸、炒等烹饪方法，大量名菜、名点兼收并蓄。全席菜式多达二百多款，其中热菜一百三十四道，冷拼四十八道，以及数十种各式点心。原料多为各地贡品，有山珍、海味、珍禽、异兽、鲜蔬、名果等，取精用宏，争奇斗胜。餐具亦十分讲究，以金杯、银盘、玉盏、象牙筷等珍品为主。辛亥革命以后已大为减化。

⑸.救驾传说与敬狗崇乌鸦：

在东北等气候寒冷的地区，铺狗皮褥子、带狗皮帽子的现象过去十分普遍。但满族却禁忌杀狗、食狗肉、戴狗皮帽子，也不允许外族人戴狗皮帽子进家。据说这是出于对狗的敬重，源于狗救驾的故事。传说当年罕王(努尔哈赤)遇险，是一条狗救了他的命，使他死里逃生。为感谢狗的救命之恩，他吩咐部下：“山中有的是山猫野兽，尽可以打来吃，但是，今后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狗死了要把它埋葬了，因为狗通人性，能救主，是义犬”。从此爱犬、敬犬便成了满族的习尚。

还有一则传说，一次罕王被明军追捕，藏身于芦苇丛中。明军纵火烧芦苇，罕王连累带呛昏倒于地。在这万分危急之时，一条黄狗奋不顾身，迅速往返于水塘和罕王之间，用身体沾来水，打滚将罕王周围的火扑灭。罕王得救了，但黄狗却累死在罕王身边。明军前来搜寻时，一群乌鸦又落在罕王身上，明军以为乌鸦正在叼啄死尸，便撤兵回营。罕王醒来后，明白是黄狗和乌鸦救了他。从此，他告诫族人属下，一定要爱护狗和乌鸦，不能伤害它们。因此，满族人不仅不食乌鸦之肉，还有饲喂乌鸦、祭祀乌鸦之俗。

不过，满族人祭乌鸦、敬奉乌鸦神实际上是原始图腾崇拜的一种遗风，乌鸦救主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形式而已。

⑹.努尔哈赤与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年)，即清太祖，姓爱新觉罗，建州左卫(今辽宁新宾县境)人。世为女真族建州部首领，通汉、蒙文字，受汉文化影响较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统一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后改兴京，今辽宁新宾西)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亲率八旗劲旅公开反明，次年农历3月，取得对明军主力杜松部的决定性胜利，从此，后金从防守转入进攻阶段。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率八旗军及蒙古兵大举攻明军，占沈阳、辽阳，次年又克西平堡、广宁等要地。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农历2月，迁都沈阳。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率八旗兵进攻锦州、宁远，在宁元为明将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亦受重伤，于当年八月死亡。由八子皇太极袭位。

⑺.八旗旗帜：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应征为兵。源于满族的牛录制。努尔哈赤将原来牛录这一临时性的生产和军事组织，根据战争的需要，改编成长期的正式组织。规定三百人一牛录，每牛录设一牛录额真(值领)，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构成一个固山，即旗，首领为固山额真(都统)。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建立黄、白、红、兰四旗，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合称满洲八旗。努尔哈赤指定其子侄为代表，分统八旗，称为固山贝勒。1635年，增进蒙古八旗，公元1642年，增加了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但仍习惯称为八旗。八旗制度具有军事、政治和生产职能。八旗成员称“旗人”。清朝灭亡后，八旗制度也随之消亡。

⑻.尊祖敬宗修家谱：

家谱，又称谱书或谱子，是各个家族记载本族祖先源流、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

满族自古十分重视家谱的修撰。他们认为，修家谱可以分明辈数和序列尊卑，可以昭示家训、表彰功德，可以让"后世尊祖敬宗者"所仿效。可以说，家谱是满族血缘家族的青史，也是维护血缘关系内部家族统治的纽带。

满族的家谱是按着姓氏，一代一代用纸张、布帛书写或印刷而成的。包括谱书和谱单两种。弱小或贫穷的家族，一般只用一张纸或布帛依次论辈填写祖先的名字，由先到后，由古至今，逐层分支，形成宝塔形，先后辈数，一目了然。这种单张图表形的，称作“谱单”。而富有或豪门望族，则编修成册，称为“谱书”。谱书或印刷，或抄写，不仅有谱图表，还附有谱序、家训、坟茔等项目。规模越大的谱书，内容越详细。一般都有谱序、族源、谱系、祭祀礼仪、家训(婚丧嫁娶之规矩)、典型(先烈、官宦传记)、坟茔、恩赐(诰命、敕书)、命名定式(范辈字号)等等。家谱一般由家族长保存，家族分支也可修撰。

据说，满族修撰家谱之俗始于努尔哈赤时代。当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以后，便命额尔德尼用其刚刚创制的满文记录重大事件。额尔德尼是个勤勉、谨慎、聪明而又博学多才之人。从此，他便兢兢业业，把努尔哈赤的“一切善政”，包括政治措施、军事行动、宫廷生活等一一记载下来，这便是满族最早的档案，也是爱新觉罗家族最早的家谱。

过去，满族人修家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一般多选择在“龙、虎年”进行。届时，族人相聚，杀猪宰羊，祭祖、祭天，隆重热烈。如今，修家谱之俗虽仍在延续，但其礼仪与程序已大大简化。

⑼.原始多神的萨满教：

萨满教是原始宗教晚期形式之一。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因满－通古斯语族各部落巫师被称为“萨满”(意为“激动”、“不安”或“狂怒之人”)而得名。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在科学上也被称作“灵气萨满教”，曾广泛流行于西伯利亚和亚洲腹心地带(包括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信仰该教各族间虽无共同经典、神名和统一组织，但彼此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特征。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界，即天上为神灵所居，中间为人类所居，阴间为魔鬼和祖先神所居；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神鬼主宰，神灵赐福，魔鬼布祸；相信氏族等萨满神能保护族人，其代理人和化身萨满作为人和神鬼中介，具有特殊品格和神通，能为本族消灾求福，有全氏族等共同参加的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在中国东北，满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以及部分蒙古族均信仰该教。历史上朝鲜、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裕固等民族也曾信仰该教，且影响较大。

满族的萨满教比较典型，延续、传承的时间也很长。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少地方还保留着一系列繁缛的祭祀活动，如祭祖、祭天、祭星等，而且还有职业巫师－－萨满及法衣、神具等。由于人们笃信萨满，遇有疾病或困苦灾难，必先请萨满跳神驱鬼降魔，消灾祈福。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这些宗教活动已基本消失。

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雪地走”与“采珍珠”：

满族民间有许多体育与娱乐活动。雪地走与采珍珠便是其中的两项。

雪地走为女子传统体育活动，参赛者需身着旗袍，脚穿高底旗鞋竞走，以先到达终点者为胜。因着高底鞋走路如踏雪而行，故名。

采珍珠也是传统体育活动。流行于东北地区。比赛方法：参赛者分为两队，每队六人。场地长方形，中线两侧依次为水区、限制区、封锁区和得分区，以一球为“珍珠”。每队有一人为“渔网”，手持网兜于得分区内接球(捕捞珍珠)。另各出两人为“蚌”，手持蚌形木拍站在对方“渔网”前面，拦截投向“渔网”的球。其余三人为“采珠人”，下“水”(中场)与对方争夺“珍珠”，抢到后便设法躲过对方队员的拦截，把珍珠投到本队网中。每投入一球(采珍珠一颗)得一分，十分为一局，三局定胜负。

珍珠，满语称"尼楚赫"，满族人视之为光明和幸福的象征。据说，过去满族的先民女人曾在牡丹江里采珍珠，此活动便是模仿这种生产劳动而形成的。其运动器材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不严格，非常适合民间开展，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至今，在一些满族聚居的地方仍很流行。

丰富多采的满族文化，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同时，满族文化在锡伯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蒙古族等兄弟民族中间传播，有利于民族团结，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