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唐贤秋 唐蒋云露 曹宇轩
唐蒋云露 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曹宇轩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日磾之明”据史书记载 ,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的一位匈奴族王子金日磾在归汉后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谦逊为人、谨慎处世、忠诚为官的一个著名历史典故。这一典故尽管只是中华民 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却因其丰富的伦理内涵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分子 ,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现有研究成果中 ,或从民族社 会学视角探讨金日磾从匈奴王族王子归汉后如 何一步步从养马人成长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及对其家世所产生的影响。或从民族历史学视角归因金日磾如何从“异族”匈奴王子归汉后成为“大汉”重臣 。或从民族政治学视角述论金日磾印象及其对唐代民族政治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或从语言学视角解释金日磾的“日”为何 读作mi。或从政治社会学视角比较霍光与金日磾在对待权力、名利、修身、齐家等方面的不同态度因而导致不同的家族命运 , 启迪后人如何塑造良好家风 。抑或从政治伦理学视角细究金日磾律己律家 ,如何将自己修成一代名臣, 并使得自己和家庭善始善终。现有研究成果对金日磾为人处世为官的多学科多角度探讨, 有助于我们形成对金日磾这一特殊历史人物的综合印象。在中国历史上 , 金日磾既非帝王将相 ,也非思想名家 ,他之所以能被载入史书而被后人铭记和研究 , 是因为他以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塑造了“日磾之明”。金日磾身份和经历的特殊性在于:他是匈奴族人 ,先是匈奴族王子,归汉后沦落为汉朝底层负责养马的奴隶, 而后一步步成长为汉武帝身边的红人, 深受汉武帝宠信,成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之一。而“日磾之明”又是促使金日磾从人生底层重新走向人生顶峰的关键密码, 这一历史典故蕴涵了丰富的伦理精神和人文价值。它不仅为一般的道德主体在为人处世直至做官等方面树立了践行伦理精神的榜样，也为具有民族身份标识的特殊道德主体在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增进民族交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日磾之明”历史叙事的伦理文化读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打开一扇观赏中国传统文化浩瀚海洋的独特视窗，也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交融的历史记忆。
一、“日磾之明”的由来及其历史叙事与认知
“日磾之明”历史典故，出自《后汉书》与《宋 书》。《后汉书》记载:“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曰: ‘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说的是汉魏时期，杨修任丞相府主簿，他“漏泄言教，交关诸侯”，被曹操所杀 。由于曹操的发家主要依靠士族集团 ，而杨修是东汉士族大户弘农杨氏之后、太尉杨彪之子，曹操担心杨修之死会引来弘农杨氏家族的怨恨，进而引起士族集团的不满。有一天曹操遇见太尉杨彪 ，见他身体消瘦得厉害 ，遂故作惊讶并佯装关心地问:“太尉近来何 故如此消瘦?”杨彪自然知道这是曹操试探性的明知故问，但他又不能流露出自己的不满，只能自责地回答曹操说: 为自己没有金日磾那样的先见之明而惭愧不已。但毕竟还有一种作为父亲应有的“老牛舐犊之爱”。曹操听此，脸上也现出怜悯之状 ，并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对杨彪丧 子之痛表示同情。《宋书》记载:南朝时期，刘宋王朝黄门侍郎羊玄保，其子羊戎才华横溢，成为 有名的辩士，但他却行为放荡，口无遮拦，目空一切，缺乏操行。玄保曾为此担心地说:“此儿必亡我家。”尽管如此，玄保并未对儿子羊戎采取任何止损措施。待儿子长大做官至通直郎时，羊戎依然我行我素，与王僧达一起谤议时政，引起朝廷震怒，被宋孝武帝赐死。羊戎死后，孝武帝召见羊玄保，在严肃问责的同时，也试探他有何反应 。玄保为儿子羊戎狂妄不羁引来杀身之祸 而悔恨不已，但他不能也不敢对此表达怨愤，依然向孝武帝谢罪说:“臣无日磾之明，以此上负。”也就是说，他后悔没有金日磾那样的明智，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而感到羞愧难当，辜负了皇上的栽培之恩。汉末杨彪与南朝羊玄保，此两位相差二百多年的人都愧称无“日磾之 明”。那么，到底何谓“日磾之明”?这需要从汉武帝北击匈奴说起。
日磾，即金日磾，字翁叔，汉武帝时期著名政治家。他本来是匈奴人 ，为匈奴族休屠王太子。匈奴是古代生活在内蒙古高原擅长骑术、非 常勇猛的一个游牧民族。汉初，生活在北边的匈奴人经常入侵骚扰西汉边境 ，给西汉政权造成极大威胁。为了解除北边匈奴侵扰之忧，西汉元 狩二年(前 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骑兵一万，自陇西出发北击匈奴，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切断匈奴右臂，执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单于大怒，认为浑邪王、休屠王丢尽了匈奴人的颜面，“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 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但休屠王在降汉途中反悔，继而被浑邪王所杀 。于是浑邪王合并两支队伍，号称十万人，归降西汉。时年14岁的休屠王子日磾，不得不与母亲和弟弟一起随浑邪王降汉。归汉后，浑邪王被封为漯阴侯，统领万户。而日磾则与母阏氏、弟伦一起“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
汉武帝为了赢得对北方马背民族的主动权，非常注重战马的培育。有一次，汉武帝在朝中举行游宴观马会，日磾等数十位马夫牵着战马从宫殿上走过，后宫许多佳丽挤在两旁观看，马夫们“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身材魁伟，身高一米九，表情非常严肃，养的马又肥壮，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汉武帝当即召见日磾并问起他的情况 ，日磾便将自己的身世及归汉后成为养马奴等情况如实作答。汉武帝对此惊讶不已，感慨之余，当即下旨，封他为马监，并赐汤沐衣冠。因休屠王曾以金人祭天，武帝便赐日磾为金姓，取名金日磾。此后，金日磾的职位一路高升 ,先后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等 。金日磾得到皇帝宠信后 ,更加谨小慎微 , 在生活与工作中不敢也从未出现半点差错 。于是,“上甚信爱之 ,赏赐累千金 ,出则骖乘 ,入侍左右”,金日磾从此成为汉武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王公贵族对此感到不解 ,私下里议论纷纷 ,有人说:“陛下妄得一胡儿 ,反贵重之! ”意思是 ,皇上得到一个匈奴人 ,怎么如此看重他! 这些议论被传到汉武帝的耳中 , 汉武帝装作没有听见 ,反而更加器重金日磾了。
金日磾得到汉武帝器重后 , 他的两个儿子也深得汉武帝的喜爱 , 其长子还成为汉武帝的“弄儿”,常常陪伴其侧。有一次,“弄儿”很调皮地搂住汉武帝的脖子 ,金日磾看见后 ,非常着急并生气地瞪着他。“弄儿”看见父亲发怒的眼神 , 哭着跑开了。汉武帝见此 ,还责问金日磾何故要对孩子生气。“弄儿”长大后 ,行为有些放荡 ,某日在殿下与宫女追逐嬉戏打闹 , 这一幕恰被金日磾撞见 , 日磾“恶其淫乱 ,遂杀弄儿”。汉武帝知道此事后大怒 , 质问金日磾为何要这么做。 金日磾磕头谢罪 ,并向武帝哭诉怒杀“弄儿”的原委。汉武帝听后,“甚哀 ,为之泣 , 已而心敬日磾”。后人遂以“日磾之明”为典故 ,意在夸赞金日磾能够预见自己儿子行为放荡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 从而主动介入加以预防的一种处事能力。汉末杨彪与南朝羊玄保 ,都自愧无“日磾之明”,就是因为他们通过比较 ,知道自己作为父亲与金日磾的差距 , 后悔自己没有金日磾那样的先见之明 , 无法预知自己的儿子会捅下天大的窟窿而引来杀身之祸。
其实 ,杨彪与羊玄保所指的“日磾之明”,还不足以涵盖这一典故的全部内涵。要对“日磾之明”做一个清晰的全貌认知 ,需要对金日磾归汉以来各方面的行为表现做一个整体意义上的“ 时段”把握。“时段”是历史人类学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一种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布罗代尔认为 ,历史时间包括三个“时段”, 即“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短时段”又称“个 体时间”, 是指一些突发事件所经历的时间;“中 时段”又称“社会时间”,是指“局势”逐步形成的时间 ,指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现象起伏兴衰的活动周期和节奏;“长时段”又称“地理时间”,指长期稳 定或变化极缓的各类“结构”延续与发挥作用的时间 。据此,“日磾之明”,应该是金日磾归汉后用其一生的“时段”带给他人的综合印象。
金日磾对母亲很孝顺 , 即使在母亲去世以后 ,他依然躬行对母亲的孝敬之礼。他路过甘泉宫 ,看到母亲画像时,“常拜 ,乡之涕泣 ,然后乃去”。金日磾被皇上宠信之后 ,知恩图报 ,对皇上忠心耿耿。《汉书》记载 ,汉武帝在位后期 , 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即“戾太子事件”, 又称“巫蛊之祸”。武帝晚年 ,因年老多病 ,性情也变得多疑起来 。征和二年(前91),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以巫蛊诅咒武帝 ,且与阳石公主通奸, 激怒武帝。公孙贺父子下狱死 ,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还专门指派宠臣江充彻查巫蛊案 ,江充用酷刑和栽赃等手段逼人认罪 ,大臣百姓 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 , 数万人因此而受到牵连。太子刘据由于与江充有隙而遭到陷害 , 进而牵连到皇后卫子夫 。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 ,史称“巫蛊之祸”。后来 ,武帝从这一事件中醒悟过来 , 他得知皇后和太子蒙受了极大冤屈之后 ,特别后悔。一方面将“巫蛊之祸”肇事者江充宗族党羽等绳之以法 ; 另一方面将皇后卫子夫的陵寝园称为“思后园”,谥号“思后”,又为太子修建“思子宫”。 由于在“巫蛊之祸”中 ,侍中仆射马何罗与江充交好 ,马何罗的弟弟马通在污蔑太子时特别卖力而得到封赏。汉武帝后来怒诛江充宗族党羽的行动 ,引起马何罗兄弟的恐慌 ,马何罗兄弟担心受到株连 ,于是合谋行刺皇上。该行动被金日磾发现时, 他奋不顾身，“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金日磾由此以忠诚笃敬、孝行节操而闻名于天下。
金日磾于是获得皇上完全信赖 ，甚至在汉武帝弥留之际 ，金日磾成为托孤辅政之重臣。 《汉书》记载:“及上病，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磾。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辅政岁余，病困，大将军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绶。一日，薨，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至茂陵，谥曰敬侯。”
以上为《汉书》记载的关于金日磾归降汉朝后如何从底层养马人一步步成为皇帝身边“红人”的几个生活细节。“历史似乎由大量的细节所构成……但这些大量细节远非是现实的全部，远非是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的复杂构成材料。”“历史学作为不同时间观念的辩证法”，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实在”。基于此，我们可以对“日磾之明”作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和概念认知，即“日磾之明”绝非只是金日磾怒杀儿子事件的“短时段”印象，而应该是指金日磾归汉以后用其一生的“社会时间”在为人、处世、为官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皇上尽忠、对母亲尽孝、对自己和子女严格、对工作尽职尽责等方面的全部形象 ，是对金日磾明事理的能力与德性的全面综合概括。
二、“日磾之明”历史叙事蕴涵的伦理文化
“日磾之明”的历史叙事，虽然只是几个生活细节片段，但将这些细节片段连接起来，展现出的则是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和复杂的伦理文化。对历史现象进行“文化解释”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它“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通过文化解释，“能够有效描述人们客观的伦理行为及主观上的道德认知”。它不仅描述人类群体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也“描 述个体所具体应用的伦理道德”。
“日磾之明”历史叙事，呈现的是金日磾个体生活所展开的历史画卷。历史研究“不能割裂历史的全貌，打乱历史的脉络，应该恢复历史的现场感，按历史发展的脉络叙事”。历史研究对象并非抽象的历史，而应当是人的历史，特别是个体的人的历史。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 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强调“人”的历史，其实是从人的微观社会出发，通过 研究社会中个体人的生命历程来折射与凝聚 “大”社会的共性 。历史典故“日磾之明”的主人公金日磾 ，其个体寿命并不长 (他于公元前135年出生 ，于公元前86 年病逝 ，享年仅49 岁)。然而，他在这不到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人生命运的巨大变化 。他经历了作为匈奴族王子高贵而难忘的童年 ，被父亲休屠王带着跨上剽悍的战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驰 ，刺激而快乐 。他目睹了汉王朝与匈奴战争的刀光剑影，父亲休屠王及浑邪王战败，汉军“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从而引起匈奴单于不满，浑邪王与父亲休屠王于惊恐之中密谋降汉 ，他又目睹了父亲休屠王在降汉途中反悔被杀的血腥场面。那一刻，日磾头上的擎天之柱突然倒塌，为他与家人遮风挡雨的“天”瞬间垮塌下来，感到无助的日磾 ，不得不与母亲和弟弟一起随浑邪王归汉。浑邪王由于降汉意志坚决而受到褒奖，并由此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而父亲休屠王因降汉途中反悔被杀而累及妻小 ，尚未成年的日磾与其母阏氏、弟伦一起沦为奴隶 。后来，命运之神眷顾日磾 ，他最终升级为汉武帝弥留之际的托孤重臣之一。在领受托孤辅政之命后，他依然忠心耿耿地辅佐幼主汉昭帝 ，直至他病死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样，金日磾在汉代生活三十余年的历史叙事 ，展现出来的却是中国历史上汉武盛世的一幅宏大历史画卷 。这一历史画卷不仅反映了金日磾个体生活空间所涉及的伦理关系 ，还蕴涵着金日磾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伦理道德遵循。
首先来看“日磾之明”历史叙事所展示的金日磾个体生活所涉及的伦理关系 。金日磾个体生活经历了不同区域，所谓区域，刘志伟认为: “区域是历史时期人们的活动空间，不是研究者划定的固定范围 ，而是人们在自己的活动过程 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限。历史研究 的主体始终是历史时期在区域空间进行历史过程创造的人。”张小也则认为，区域“是从研究 主题引申出来的由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界定出来的空间”，是指“一种历史建构，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关涉到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互动过程 ，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 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
据此，金日磾个体生活的区域，是由草原上 童年“时段”的游牧生活空间，向汉代底层的养马人“时段”生活空间，再向汉廷官场“时段”生活空间演变的。不同“时段”的生活空间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不同 。在草原童年“时段”游牧生活空间 ，他接受的是父亲休屠王对他实行的严格 生存训练 ，母亲阏氏对他进行的严格为人处世 教育，他享受着匈奴王子所带来的各种荣耀，也接触过匈奴族对天神的祭拜仪式。在汉代底层养马人“时段”生活空间，他与其他养马人一样，以养马维持生计。他与其他养马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匈奴人之子，从小在草原上与马打交道，熟悉马的脾性，懂得马对草料的偏好，因而他养出来的马，每一匹都肥壮彪悍。在汉廷官场“时段”生活空间，尽管他已成为汉代重臣，但他时刻在提醒着自己是匈奴族出身。他与皇上、同僚及王公贵族等相处 ，不仅表现出他为了自己和家人平安的生存智慧 ，而且也试图努力展现出一个匈奴族后人应有的良好形象 。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皇上的关系 ，也特别谨慎地处理与朝廷同僚、王公贵族等之间的关系。他对皇上尽忠，对王公贵族恭敬，对同僚谦让，即使是对宫廷使女也保持礼节。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 家庭成员始终保持一颗谦恭敬畏之心 ，以保全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马何罗谋逆中舍命护主尽忠，感动了汉武帝，并得到了他的完全信赖。在汉武帝看来，金日磾虽然是匈奴人 ，但他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品质与舍身尽忠的行为表明，他是值得信赖、值得托付的人。这正是金日磾以匈奴人身份能够成为汉武帝托孤重臣之一的重要原因。金日磾的谦恭敬畏之心，也感动了王公贵族、大臣，从而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尊重。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也可以与汉人同心共事 ，和平共处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也正是在汉武帝托孤之际，大臣霍光力荐金日磾主政的重要原因。只是金日磾极力谦让，他答应只是协助并全力配合霍光辅政 ，并继续尽心尽力尽职效忠幼主 。他的这一品行也感动了幼主汉昭帝。以至在金日磾死后，汉昭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让他陪葬在汉武帝陵—茂陵。在后人看来，金日磾生前是汉武帝非常信赖的身边忠臣 ，他死后依然成为汉武帝永久的忠诚守护者。从而表明，金日磾个体生命 历程中的“个体时间”—“短时段”，与“社会时间”—“中时段”，已经完成向“地理时间”— “长时段”的转变 。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时 段”理论，在金日磾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也成为汉人与匈奴人共同打造和谐民族关系的一个历史“时段”见证。
再来看“ 日磾之明”历史叙事所蕴含的金日磾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伦理道德遵循 。从伦理道德层面关注人的行为价值 ，解释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伦理道德现象 ，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关切。历史研究关注道德现象的根本目的， 是更好理解现实社会的历史进程 ,用以“指导我们应当做什么和应当避免什么”,从而赋予历史研究以深刻的伦理意义。历史典故“日磾之明”的关键在于“明”,即金日磾以“明”作为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核心密码。这不仅蕴含了 丰富的伦理价值, 也充分体现了金日磾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伦理遵循。我们认为,“日磾之明”既是一种先见之明 ,也是一种自知之明。
从现象来看,“日磾之明 ”是金日磾的一种先见之明。这是后人关于“日磾之明”的一般认识 。即认为金日磾能够对某种消极行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作出预警, 从而能自觉主动地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前文提到的后汉杨彪和南朝羊玄保自称愧无“日磾之明”,就是指他们后悔没有金日磾那样的先见之明, 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止损 ,才导致他们的儿子殒命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所带来的痛楚 , 从杨彪夫妇致曹操夫妇的信中可以窥见。杨彪曾在致曹操信中解释“老牛敌犊之爱 ”时伤心自责地说:“恒虑小儿必致倾 败 。……闻慰之日 ,心肠酷裂 ,凡人情谁能不尔? 深惟其失 ,用以自释。”杨彪夫人袁氏也在致曹操夫人卞氏信中痛心地说:“小儿疏细 , 谬蒙采拾 ,未有上报 ,果自招罪戾 ,念之痛楚 ,五内伤裂 ……怜其始立之年 ,毕命埃土 ,遗育孤幼。”从杨彪夫妇伤心之痛反观“日磾之明”,不得不让人对 金日磾的先见之明赞叹不已。
从本质上说,“日磾之明 ”是金日磾的一种 自知之明。即金日磾始终明白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 ,来做什么 ,要到哪里去 。这些关于人生哲学的终极之思, 金日磾不一定能用高深的理论解释出来 , 但他却用自己的生活实践做出了明确回答。那就是:自己是匈奴人的后代 ,虽然曾贵 为匈奴王子,但那早已成为过去。从父亲休屠王降汉途中反悔被杀的那一刻起 , 他便撑起了因父亲死亡而垮塌下来的家庭天空。为了全家人能活命 ,他不得不跟随浑邪王降汉。为了全家人平安 ,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守汉朝的一切规矩 , 踏实做事 ,老实做人 ,忠诚为官。
第一 ,踏实敬业。敬业是对从业者的基本道德要求 ,是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金日磾特别珍惜自己的职业岗位 ,哪怕是在作为养马人期间 ,他都踏踏实实做事 ,尽职尽责 ,精心养马。金日磾后来受到汉武帝赏识并一路升官之后 , 他工作依然始终尽职尽责 ,兢兢业业,“未尝有过失”。
第二 ,忠诚为本。臣道是封建社会对为臣伦理的根本要求 ,即为人臣必须忠诚事君。金日磾明白这一道理。他在得到汉武帝宠信而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臣后 ,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异族为官 ,朝内并无根基却受宠日隆 。如果某一天皇上不再宠信自己或者不高兴了 ,那么过去一切逾矩的行为 ,都有可能作为陈年旧账被翻出来一起清算。他也目睹了曾受到汉武帝宠信的江充 , 因狂妄自大 ,兴风作浪 ,掀起“巫蛊之 祸”,最终被汉武帝问罪处斩 ,这一教训不能不让金日磾引以为鉴。因此 , 金日磾更加小心谨慎 ,努力恪守为臣尽忠之道。他还教育子女严守 规矩,“常以忠孝礼义整齐家风 , 并以此来笃敬寤主”。这正是金日磾当年见到“弄儿”用手搂住皇上的脖子时 ,吓得面如土色而怒目瞪视“弄 儿”的原因所在。金日磾坚持将忠道贯穿在他侍奉皇帝的每时每刻 ,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候 ,也能挺身而出 。于是便有了金日磾奋不顾身力擒叛臣马何罗的“壮举”。
第三 ,恭敬谦让。金日磾在处理人我关系 , 始终秉持恭敬谦让的原则。他在处理与王公贵族乃至同僚关系问题上 ,遵循谨慎、恭敬、谦让之道 , 当王公贵族对汉武帝宠信金日磾之举感到不解时 , 他以工作谨慎不出现过失来证明自己。当汉武帝托孤授权之时 ,他依旧秉持谦让之道 ,坚称自己“不如光”。
第四 ,笃慎自律。金日磾从归汉被没入官那一刻起 ,就非常清楚地懂得 , 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生存、平安与幸福和谐 ,而不是追逐名利和各种欲望的满足 。所以 ,他处世时刻谨慎 ,常常克己自律。于是 ,便有了当初赏马会上令汉武帝称奇的场面:数十人牵马过殿下 ,莫不窃视后宫佳丽 时,“日磾独不敢”。也便有了金日磾跟随汉武帝身边数年 ,却让汉武帝感到特别“奇异”的现象: 日磾“目不忤视数十年。赐出宫女 ,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 ,不肯”。甚至在汉武帝留下的遗诏中 , 以金日磾讨灭马何罗之功封他为秺侯时 ,金日磾却因为汉昭帝年幼而坚辞不受封 ,等等。而这些机会在许多人看来 ,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 ,金日磾却对这些都能严格自律而 淡然处之 ,皆因他有“自知者明”。金日磾因为自知而知足 , 因为知足而知止 ,这正是“日磾之明”的真正要义所在。王夫之《读通鉴论》曰: “金日磾 ,降夷也 ,而可为大臣 ,德威胜也。”此“德威”, 是指金日磾因为具有自知之明而恪守忠孝等伦理规范 , 进而成为品德高尚之人而产生的威望。可见,“日磾之明”成为历史典故流传至今 ,是因金日磾的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
三、“日磾之明”的文化成因、局限与影响
(
一
)
“日磾之明”的文化成因
从历史中寻找文化, 以探求历史的文化符号及其缘由和意义, 这是历史研究的又一重要任务。因为“历史不是一堆简单历史事件的罗列 和堆砌”,而是历史文化的凝结融合。就“日磾之明”而言, 不仅本身具有丰富的伦理文化内涵 ,且这一典故的形成 ,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认为 ,金日磾之所以能“明”,主要是因为他从小受到母亲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 ,在归汉后又接受了浓厚的汉文化。同时,“日磾之明”也是汉武帝知人之明造就的。
第一 , 金日磾从小受到母亲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 ,为他的处世为人打下坚实的基础。金日磾母亲阏氏是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女性, 她曾作为匈奴族休屠王夫人生活在匈奴族上层社会并享受着尊贵生活 。后因休屠王被杀而不得不带着两个未成年儿子一起沦为汉朝底层的奴隶 ,突然遭遇的变故并未击垮这位坚强的母亲 , 她“虽然处于卑贱之中 ,却坚持以高尚的操守教育子孙后代”。《汉书》载金日磾母亲阏氏“教诲两子 ,甚有法度”。阏氏教子的“法度”究竟为何 ,史书并未记载 。但可以肯定的是 , 阏氏教子不是一般的“有法度”,而是“甚有法度”。有学者通过阏氏子孙后代大有作为的历史事实 , 结合阏氏的生活变迁境遇 ,认为阏氏的教子“法 度”除了“忠孝”二字外 ,还具有其他丰富的内涵 ,如“机警”“谨慎”“好学”。也有学者认为 , 阏氏教子的“法度”还包括“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机警谨慎、居安思危”“认同中原文化 ,成就忠孝之名 ”等内容。我们认为 , 阏氏教子的“法度”,在于教育儿子为人处世之道。生活的变故促使阏氏教育儿子为人要谦虚谨慎 , 在儒家文化盛行的汉王朝生存, 促使她教育儿子要明规矩 ,如为人子要尽孝 ,为人臣要尽忠 ,为人兄要友爱 ,与人交往要谦逊有礼讲信用 ,等等 。对此 ,唐代诗人元稹赞许阏氏“仁而训子 ,教日磾 竭诚之操”。并赞许金日磾孝敬母亲之诚 , “感日磾见图而泣”。可以说 ,金日磾在复杂生活场景中表现出来的忠孝、谨慎、谦逊等品质 ,是他母亲教子“有法度”所结出的善果。
第二 , 中原儒道文化的深刻影响 ,促使金日磾自觉主动地将儒家忠孝礼义等规范和道家知足知止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金日磾与母亲阏氏及弟弟伦归汉到达长安时, 正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大力倡导儒学之时。儒学强调人伦关系及人伦规范,认为君臣之间是“君使臣”和“臣事君”的关系。主张“君使臣以礼 , 臣事君以忠”,强调为臣应当“以道事君”,“事君 ,能致其身”,儒家特别强调修 己与克己 ,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提倡“克己复礼”“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甚至认为:“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同时，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的儒术，已是根据时代需要将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融合的儒术 。其中，道家学说以道为核心，把合于道作为终极追求目标，强调修心养性、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对于个人修养心性而言，强调“知常”“知足”“知止”，主张“不自见”“不自是 ” “不自矜”。即了解社会常道和自然法则，懂得知足，懂得适可而止，不自我表现，不自以为是，不骄傲自满。因为，“满招损，谦得益”“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等等。汉武帝时期将儒道融合的文化，无疑对金日磾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他坚持以入世的态度积极做事 ，以出世的态度谦逊做人，淡泊名利，修心自律，谨慎为人，与人不争，从而成就了他的忠孝之名。有学者这样评价说:“他虽受托孤之重，却不敢自专，并因曾是匈奴太子而格外自重，自称不如霍光。忠臣而兼孝子，孝子而兼忠臣。”
第三，汉武帝的知人之明，是成就“日磾之明”的关键因素。“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日磾之明”是金日磾自知之明与汉武帝知人之明互动的结果 。汉武帝是一位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成汉武盛世的出现。特别是，汉武帝求贤若渴，通过建立察举制，令郡国举孝廉及贤良方正人才。这种措施实施后，各类优秀人才聚集在汉武王朝，《史记》记载了汉武帝时期人才聚集的盛况:“群臣慕乡，异人并出。 ……日磾出于降虏。”又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各类人才的聚集，为汉武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金日磾作为一个降虏，能被汉武帝发现并被破格一路提拔，正是汉武帝重视人才的结果。这一方面说明，金日磾德才兼备，具有忠孝品质，正符合汉武帝举孝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武帝具有知人之明的品质 。正如有学者说的:“虽然金日磾日益得到武帝的亲近，但他仍然严于律己，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或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情。武帝看在眼里，越来越信任和喜爱他 … …”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即汉武帝在通过文治武功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后 ，试图通过道德力量来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汉武帝对金日磾做出的一系列“非常之举”了。如汉武帝在赏马会上了解金日磾情况后，当即下旨封日磾为马监，并赐汤沐衣冠，之后便“甚信爱”他，一路提拔，出入相随 。而汉武帝爱屋及乌 ，也特别喜欢金日磾的儿子且将 其作为“弄儿”，此举蕴含的深意是汉武帝决心通过自上而下的示范，为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促进民族交融做出榜样。同时，他希冀通过对金日磾的重用，向匈奴族及汉周边其他民族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 即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框架下，不同民族可以和平相处。
汉武帝试图运用道德力量来促进民族交融的努力 ，还表现在他以最高礼节对待金日磾母亲阏氏的一些敬重之举。汉武帝在了解到金日磾的母亲阏氏教子很有法度之后 ，特意下旨对她予以嘉奖。在金日磾母亲病逝后，汉武帝还特意下诏为她作了一幅署名为“休屠王阏氏”的画像悬挂在甘泉宫，以示纪念。甘泉宫是汉武帝仅次于长安未央宫的重要活动场所 ，包括祭祀活动在内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已故者的画像能陈列于甘泉宫是一种荣耀 ，此前只有功勋卓著的元老才能享此殊荣 。汉武帝对金日磾母亲阏氏如此敬重，一方面是因为汉以孝治天下，“汉家旧典，崇贵母氏”，汉武帝希冀通过对阏氏含辛茹苦教子有方的肯定 ，在天下树立一种榜样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金日磾及其家人的道德关怀 ， 向外传递汉武帝对待其 他民族亲如兄弟的信息 , 体现了汉武帝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融、巩固大一统的政治用意 和良苦用心。《茂陵故事》一书这样评价:“汉武帝知人善用 ,金日 (磾)忠心辅政 ,这段两千年 前兄弟民族友好团结的佳话 , 一直在人民中流传。”
(
二
)
“日磾之明”的历史局限
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国同构社会 , 忠孝伦理始终居于统帅一切的支配地位。“日磾之明”作为封建专制时代的一个产物 ,无疑有其历史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现是 ,金日磾把不听话的大儿子给活活打死 , 后人却认为这是他的先见之明 , 即为了防止更大灾难出现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觉止损的做法 。但这种做法不免让人感觉金日磾的这种所谓先见之明是多么的残酷!对此,《汉书》的解释是 ,金日磾“恶其淫乱”,《资治通鉴》的解释也是说 , 日磾“恶其淫 乱”, 即担心儿子行为放荡而日后引来杀身之祸 。为了避免招致祸患 , 他不得不忍痛杀死这个不肖之子。《宋书》更是耐人寻味地解释:“故虽事有惊俗 ,而理必获申……日磾杀儿无讥 ,以 其忠也。”就是说 ,一些事情尽管违反常理 ,但总会有其存在的理由 , 金日磾杀死儿子而不在社会上受到非议 , 那是他对皇帝尽忠的缘故 。那么 , 世人能以对皇上尽忠之故而随意杀死自己的儿子吗?《宋书》对此回答说:“不可明矣。…… 无所多辩也。”就是说 ,这虽是无法言明的事情 ,但无需作过多的辩论解释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两难问题 。今人蒹葭对此事的解释颇有道理 ,谓金日磾“也许他并没有想要杀儿子 , 然而却不小心将积压多年的血气和野性释放了出来 ,带着剑气穿过了儿子身体。带血的长剑砸在青砖地板的铿锵声中 , 这位大汉重臣那浅色的眼眸是否又看到了十四岁那年父亲喷涌而出的鲜血?亲人的脸重合在一起 ,青葱的焉支山淡出视野 ,眼泪砸落在地上”。
金日磾到底是在愤怒中失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还是他在愤怒中狠心杀死自己的儿子, 史书 并未记载 ,也无据可考 。但不容置疑的是 ,金日磾当时的确很愤怒 , 而且他在事实上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汉武帝也曾对金日磾杀死儿子的举动感到异常愤怒 ,但并未追究 ,而是默认了这一做法。在汉武帝看来 ,金日磾杀死儿子之举是为了避免给皇上带来麻烦 ,是对皇上尽忠的表现 , 而这正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需要。在当时 , 汉武帝已将儒术推向“独尊”地位 ,并将儒术精炼为“三纲五常”,认为“三纲五常”是“天道”要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臣民对“三纲五常”的遵守 ,必然是对天道的遵循。“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又是所有道德规范的总纲 ,是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忠孝纲常定律。于是 ,君要臣死 ,臣不得 不死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至此 ,我们终于明白,金日磾杀死儿子后 ,汉武帝虽然悲伤但并不追究他 ,相反 ,还“心存敬意”。同时 ,社会上也对金日磾杀儿之举“无讥”,并奉为先见之明 ,是因为有深厚的伦理纲常文化作为支撑 ,使得“日磾之明”深深地刻下封建纲常的烙印。
(
三
)
“日磾之明”的历史影响
“ 日磾之明 ”伦理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以“日磾之明”历史典故的形式在历史上流传 , 从而为后人提供处世为人做 官的历史智慧和历史借鉴 , 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对金氏家族后人的影响 。金日磾做事尽职、为官尽忠、为人谦让、处世谨慎等品德 ,不仅使他自己得以善终 ,也福及他的家族后人。同时 , 金日磾从严齐家所形成的家风传统也使其家族后人大受其益。金日磾家族后代子孙 ,相继活跃在汉代政治舞台上达七世之久。班固对此评价说:“金日磾夷狄亡国 ,羁虏汉庭 ,而以笃敬 寤主 ,忠信自著 ,勒功上将 ,传国后嗣 ,世名忠孝 ,七世内侍 ,何其盛也!”而与金日磾同时成为托孤重臣的霍光, 也曾因功劳卓著而深得汉武帝信任。但由于他在辅政功高、位显、权重之时 “不学亡术”,又“久专大柄 ,不知避去”,即 不懂“知足”和“知止”,放任家族争权 ,最后在霍光身死之后 ,宗族招致诛夷之祸。由此可以反观“日磾之明”带给家族后人无限荣光的积极影响 ,甚至有最新研究成果认为 ,金氏家族血统延续还远播于域外,“今韩国 、朝鲜的一些金姓居民 ,也是金姓家族的后裔”,“金姓如今已是朝鲜半岛一个人才辈出的大姓”。
二是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影响。“忠”是金日磾的一个突出品质 ,是成就“日磾之明”的内核。金日磾因为对汉武帝和汉昭帝尽忠 ,在汉朝获得极大的尊重和信任 , 这种民族和谐关系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引起了后来北方少数民族的极大兴趣。在东汉末年,匈奴单于羌渠的儿子、于扶罗单于的弟弟刘宣 ,朴纯少言 ,好学修洁 , 曾拜师于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孙炎。刘宣不舍昼夜潜心钻研中原儒家经典 , 希冀能为汉匈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孙炎由此称赞他说:“宣若遇汉武 ,当逾于金日磾也。”就是说 , 如果刘宣也能遇见像汉武帝那样知人善任的皇帝 , 那么刘宣的成就和影响一定会超过金日磾。在南北朝时期 ,北魏孝文帝在了解金日磾的历史故事之后, 受到中原文化的吸引而迁都洛阳 ,以此促进民族融合。他曾在与大臣陆睿谈及迁都洛阳的对话中 , 表达了希冀像汉武帝对待金日磾那样促进民族融合的愿望。陆睿回答说:“金日磾不入仕汉朝 ,何能七世知名? ”就是说 ,金日磾能世代留名 ,是因为他深受汉文化影响。孝文帝深以为然 ,更加坚定了迁都洛阳的意志 , 决定让鲜卑人改称汉姓 , 学习中原文 化 ,取长补短,“渐染美俗 , 闻见广博”, 以此促进汉人与鲜卑人的民族文化融合。在南朝 ,刘宋朝宋文帝曾与大臣杜坦在谈论历史时 , 也特别提到金日磾 ,并赞叹他“忠孝淳深”,却为“今世无复如此辈人”而感叹。杜坦从刘宋朝用人的角度分析了原因:“日磾胡人 ,身为牧圉 ,便超入内侍 , 齿列名贤 。圣朝虽复拨才 , 臣恐未必能也。”就是说 ,金日磾作为一个归汉的少数民族养马人却能在汉代得到提拔重用 , 那是因为汉代善于知人用人之故。而刘宋朝虽然也提拔人才 ,但不一定有汉武帝那种知人用人之举。宋文帝认为杜坦所言极是 ,于是 ,重视提拔各类人才 ,努力促进民族融合 ,终于出现“元嘉之治”。在唐代 , 统治者特别重视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 并将忠心耿耿守护大唐江山的少数民族将领比作金日磾。如唐太宗时期 ,突厥将领阿史那 忠 ,本姓阿史那 ,他在归唐后 ,忠于唐朝 ,为了守护大唐江山 ,在前线奋勇作战 ,以擒突厥颉利可汗之功 ,被唐太宗先后拜左屯卫将军、上护军薛国公、内检校长州都督、上柱国右武卫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 ,擢右骁卫大将军 ,并被赐名为“ 忠”。《旧唐书》载曰:阿史那忠“所历皆以清谨见称 ,时人比之金日磾”。《新唐书》也载:阿史那忠“宿卫四十八年 ,无纤隙 ,人比之金日磾”。阿史那忠去世后 ,被赐予最高待遇 ,陪葬唐太宗墓陵—昭陵 。他在生前死后所获的荣誉和待遇,足见阿史那忠在促成唐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维护民族团结中的重要地位所在 。又如唐代中期名将、铁勒族人浑瑊 ,精于骑射 ,武功过人 ,多次率领军队平定叛乱 ,为稳定唐代江山立下赫赫战功。尽管他位至将相 , 但从未有自矜之色 ,深得唐德宗的信任,“忠勤 谨慎 ,功高不伐……物论方之金日磾 ,故深为德宗委信 ,猜间不能入 ,君子多之”,从而得以终生保持功名。《新唐书》也谓瑊“天性忠谨 , 功高而志益下 ,岁时贡奉 ,必躬阅视。每有赐予 , 下拜跽受 ,常若在帝前 ,世方之金日磾 ,故帝终始信待”。可见“日磾之明”对唐代民族交融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
总之,“日磾之明”历史叙事及其伦理文化表明 ,金日磾因其“明”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 积极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他因忠于汉朝 ,辅佐昭帝 , 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 而“金日磾以民族团结为重的精神 , 深受各族人民称颂”。
余
论
“日磾之明”历史典故尽管发生在两千多年前 ,但它所蕴含的伦理文化 ,已深深扎根到中华民族多民族交融历史文化之中, 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因子。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因子的“日磾之明”蕴涵的伦理文化 ,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必定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 ,焕发出耀眼的现代价值光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 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 想精华 ,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很有益处”。“日磾之明”以其“明”为内核的伦理文化 , 成为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养分。当前 ,党的二十大已经为我们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蓝图 , 吹响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号角。但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 ,使得“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 时期”,要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扬弃“日磾之明”,始终 做一个明白人。明大义而不失方向 ,明道理而不逾规矩 , 明是非善恶美丑之分而不出现价值迷茫。所谓明大义 ,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而对党忠诚 , 坚持人民至上而站稳政治立场 ,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坚定信仰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坚定“四个自信”,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所谓明是非善恶美丑之分 , 就是要对于各种价值观混乱现象加以甄别疏导 , 并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价值观的健康发展。而对于故意颠倒是非、善恶美丑不分的现象 ,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所谓明道理 ,就是要始终明 白遵守政治规矩、法律规矩与道德规矩的大道理 ,遵纪守法 ,做明礼遵规之人、明理向上之人、 明德自律之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