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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在文化方面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等等。本篇论文主要从唐代崔姓诗人中选取崔湜、崔日用、崔元翰三位诗人，以他们为例，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来了解当时崔姓诗人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 郡望博陵崔氏 崔湜 崔日用 崔元翰
目录
一、 引言 3
二、 崔姓起源 3
三、 唐代博陵崔氏的地位 3
四、 诗人入仕后的生存状态
1、崔湜
2、崔日用
3、崔元翰
五、 诗作反映的诗人生存状态
六、结论 11
七、致谢语 11
八、参考文献 12
一、引言
崔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一大姓氏，唐代崔氏族人大多学富五车，并且人才辈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更是史不绝书。崔姓起源于西周，西汉时期，崔氏已是山东境内的一大望族；到了魏晋南北朝，崔氏依旧以门第高贵、族大人众而著；唐朝时期，崔氏的兴旺不仅因为门第，还受惠于家学家风，凭借着族人的聪明才智，依旧在朝政和文学方面发挥作用。可以说崔氏家族对唐朝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其地位举足轻重，本篇论文研究的对象即是唐朝的崔姓诗人。据《唐诗大辞典》记载，崔姓诗人共有119位，基于本文的研究性质，即重点考察有一定文学成就的崔氏士人，故在此谨选择博陵崔氏三位诗人:崔湜、崔日用、崔元翰，以他们为代表，以点代面，以个案代替群体，从文学的角度，通过对诗人家族及生平的研究、对其诗作的细心审读，从而来了解在初唐到中唐崔氏诗人在当时的生存状态。
二、 崔姓起源
崔姓为山东士族大姓崔、卢、王、谢诸姓之首。据史料记载，崔姓出自姜姓，西周初年，姜姓后人子牙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今山东北部）。姜太公之子在周成王时为齐丁公。齐丁公嫡子季子本该继承齐国国君之位，却让位给其弟叔乙，自己食采于崔邑（今山东章丘）。其后世子孙便以邑为氏，是为崔姓。崔季子为崔姓的得姓始祖，所以崔姓是发源于山东境内。“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孙夭，生杼，为齐正卿，谥武子。生三子，子成，子强，皆为庆封所杀。子明奔鲁，生良，十五世孙意如，为秦大夫，封东莱侯，二子，业、仲牟”[1]。 季子后人一直仕齐国卿大夫。秦汉时，季子后裔崔意如任秦国（都今陕西咸阳）大夫，封东莱侯。长子崔伯基为西汉东莱侯，居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县东北，一说近山东武城县西），后又分衍出清河大房、清河小房等支派。次子崔仲牟为汉汶阳侯，居博陵安平（今属河北），后分衍出博陵安平房、博陵大房等支派，此两大著房是从一个“根”上分出来的两个支，故崔门有清河崔氏、博陵崔氏两大郡望。由此可见，崔氏家族不仅人丁兴盛、家族庞大，堪称当时的高门大姓。
三、 唐代博陵崔氏的地位
本节主要通过对诗人一些基本情况的整理、分析，来表明博陵崔氏在当时的地位和声望。
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就好比是七翘板的两端，有二者相互平衡之时，也有一高一低的时候。北朝之前，博陵崔氏的社会地位和清河崔氏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不相伯仲。虽然到了北朝的时候，博陵崔氏的社会地位略逊色于清河崔氏，但并不影响博陵崔氏在唐代朝政和文学上的地位，而恰恰是由于改朝换代，统治者需要更新当前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更由于优良文化底蕴，这样一来反而使得博陵崔氏在唐代显赫一时。笔者认为可以从崔姓诗人身上得到考证。
表一 唐代崔姓诗人
诗人 籍贯 官职 进士出身 《全唐诗》存诗
崔元略 郡望博陵安平 尚书左仆射（宰相） 是 1首
崔元翰 郡望博陵安平 比部郎中 是 7首
崔日用 郡望博陵安平 吏部尚书 是 12首
崔日知 郡望博陵安平 潞州长史 明经登第 2首
崔文邕yong 郡望博陵安平 铜山县尉 是 1首
崔立之 郡望博陵安平 国子博士 是 3首
崔玄亮 郡望博陵安平 右散骑常侍 是 2首
崔玄童 郡望博陵安平 相州刺史 绝伦科登第 1首
崔远 郡望博陵安平 中书侍郎 是 1首
崔宗之 郡望博陵安平 右司郎中 是 1首
崔峒 郡望博陵安平 州刺史 是 1首
崔恭 郡望博陵安平 河东节度副使 无 1首
崔涤 定州安喜 秘书监 无 1首
崔棁zhuo 深州安平 太常卿 是 7首
崔涯 郡望博陵安平 无 无 10首
崔液 郡望博陵安平 吏部员外郎 是 12首
崔湜 定州安喜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是 32首
崔澹 郡望博陵安平 吏部侍郎 无 1首
崔膺 郡望博陵安平 节度使之门客 无 2首
崔瓘guan 郡望博陵安平 湖南观察使 无 1首
崔邠bin 郡望清河东武城 礼部侍郎 是 2首
崔安潜 郡望清河东武城 吏部尚书 是 1首
崔护 郡望清河东武城 岭南节度使 是 6首
崔岐 郡望清河东武城 江阴主簿 是 2首
崔枢 郡望清河东武城 秘书监 是 2首
崔珏 郡望清河东武城 侍御史 是 15首
崔泰之 郡望清河东武城 工部尚书 无 4首
崔耿 郡望清河东武城 安南都护 无 1首
崔郾 郡望清河东武城 陕虢观察使 是 1首
崔群 郡望清河东武城 吏部尚书 是 2首
崔璞 郡望清河东武城 右散骑常侍 无 2首
崔璐 郡望清河东武城 无 是 1首
表一的所有内容均出自《唐诗大辞典》，排除籍贯不详者，以及《全唐诗》中没有收录诗文者,根据诗人各自所属博陵和清河两个郡望整理而成。笔者在此表当中将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做比较，目的不在于表明唐代博陵崔氏的地位比清河崔氏高，而主要在于说明唐代博陵崔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且其地位也不逊于清河崔氏。
官位的高低不仅显示着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标示着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像博陵崔氏以儒学传家的，其文学地位也会对政治地位产生影响。凭借家族的声望，优良的文化传承，博陵崔氏在唐代声名逐渐显赫，不仅有一定的文学成就，而且在朝中位高权重。表一中博陵安平崔氏有的是以诗文著名，如崔涯、崔峒；有的既是诗人又是朝中的权臣，或握有实权，或拥有重兵，官位也都仅次或接近于宰相，如尚书左仆射崔元略、右散骑常侍崔玄亮、中书侍郎崔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湜、吏部尚书崔日用、太常卿崔棁；有的工于文学且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如崔元翰，他还是崔氏状元中唯一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表中所罗列的20位博陵崔姓诗人，其中12位是进士出身，1位明经登第，1位绝伦科登第，9位是朝廷的重臣。进士出身者必须精通诗文，而良好的文学造诣来自于家族优良的文化。可见博陵崔姓诗人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此表中可见一斑。
最早支持李唐创业者，是博陵崔氏的崔民干。唐高祖（618-626）登基，即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掌机要，博陵崔氏各房，也因任官而先后迁居[2]。唐朝宰相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也透露了博陵崔氏有一支迁居获鹿（今河北鹿泉市）。“鹿泉，出井陉口南山下。皇唐贵族有土门崔家,为天下甲族，今土门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 [3] 。由此可知，唐太宗时期的甲族崔氏是博陵安平崔氏，所以更证明博陵崔氏在当时已是声名显赫。
四、 诗人入仕后的生存状态
本节主要从诗人的生平事迹出发，通过对诗人仕途的分析来了解诗人当时的生存状态。
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其子孙继承家学，继续为官，到了东汉中叶便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家族的文化不仅是整个家族的核心，也是家族得以世代传承的重要因素。并且家族的文化地位会影响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家族的文化包含家学、家风两个方面。家学指世代累积下来的文化底蕴，如文学、史学、天文、书法等，博陵崔氏在东汉就有文学家崔骃、书法家崔瑗、政论家崔寔；家风是家传思想也就是儒家伦理思想，像博陵崔氏就是以儒学传家。
博陵崔氏一直以来是名门望族，在东汉的时候已以儒学闻名于世，更是北朝的第一流士族，这是史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虽然博陵崔氏的社会地位在北朝的时候略逊色于清河崔氏，但并不影响它在北朝乃至唐代的声望和地位。博陵崔氏的家学为它的族人在今后仕途的发展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尽管当时唐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不管庶族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从而打破了旧的豪门士族子孙承家学而为官的局面，但是寒士阶层的崛起并没有影响到崔氏家族，崔氏士人凭借着优良的家学仍然以自己在文学诗词方面的造诣荣登进士，而继续在朝中担任要职，这不得不让人佩服。笔者在下文提到的三位崔姓诗人正是这样的人才。
1、崔湜
崔湜（671-713）是定州安喜人，郡望博陵安平。二十岁考中进士，后来升为兵部侍郎。没过多久又被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官职。崔湜在主持铨选时，多有违失，被御史李尚隐弹劾，以罪被贬外州司马，因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为其申辩，仍官复原职。到了韦氏称制的时候，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710-712）时候为华州刺史。后因太平公主引荐为中书令。崔湜的弟弟崔液官至户部侍郎，其父崔揖官至礼部侍郎，崔揖的父亲也就是崔湜的祖父是崔仁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崔仁师在太宗朝、高宗朝时任宰相，一家三代都是朝中的重臣权臣，并且一家三侍郎也是当时少有的。
崔湜刚开始在朝中执政的时候，“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4]。可见崔湜的聪明才智，在诗文方面的才华，已为他为官打下了基础。崔湜之所以可以跻身官场，除了上文笔者所说出身家学底蕴丰厚的高门望族，也是通过科举考试，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在诗词方面的才华，经过认可才可以进士登第，踏入仕途。崔湜曾任中书舍人，在隋唐时，中书舍人在中书省掌制诰（拟草诏旨），多以有文学资望者充任，由此可见，崔湜是有一定的文学资望的，是凭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得到当局赏识的。在武则天时期，因为政治与文化的需要，武后广纳人才，因而产生了一些文士集团。“珠英学士”便是较为著名的一个，个中成员都是能诗善文之士。这个集团的文学创作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至整个唐代的文学史都有很大的影响，崔湜正是“珠英学士”的一员。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崔湜是凭借着博陵崔氏家族的家学家风，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得以在朝政方面有所作为。
崔湜之所以在官位上步步高升，除了正面也有负面的因素。负面的因素，笔者认为首先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致。“俄而中宗疏忌功臣，于三思日渐恩宠”[5]，当朝统治者不但不重用相信有功之臣，反而偏信奸臣，所以在这种乱世下，崔湜的投机心理开始萌发，觉得靠真才实学是很难升官发达，对仕途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转而投靠武三思，出卖当时的宰相桓彦范、敬晖。“时桓彦范、敬晖等既知国政，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使伺其动静……湜乃反以桓、敬等计议潜告三思。寻迁中书舍人”[6]。也就是因为附武三思，所以湜才骤迁中书舍人，权力日重。第二个负面的因素，归咎于崔湜的人品。自古诗人多风流，崔湜曾与两个著名的女人有过关系。昭容上官氏曾与崔湜有过一段露水之缘，“时昭容上官氏屡出外宅，湜托附之”[7]。于是上官婉儿便将崔湜举荐给中宗，“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寻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8]。崔湜一方面是靠着上官婉儿才迅速当上宰相的位置。后来因罪被贬又得以复职也是上官婉儿为其求情。太平公主仰慕崔湜的才华，倾倒于他的容止端雅，而对其产生爱慕之情。而崔湜不惜以自己的妻子施美人计来巴结李隆基，后来得以与太平公主结鱼水之欢，“湜既私附太平公主”[9]。后为太平公主所引，才又复迁中书门下三品。虽然崔湜的人品不好，但如果不是他太有文学才华，又怎么会得到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的青睐和赏识。所以尽管他跻身官场有负面的因素，也都是和他的文学才华有关，也是情非得已。
2、崔日用
崔日用（673-722），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祖籍博陵安平。二十岁考上进士，被授予芮城尉。后因宗楚客推荐，被提升为新丰尉。没过多久，又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中宗时（683-684），附武三思而得以迅速升迁为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后来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韦后称制。日用害怕自己惹火烧身，于是帮助玄宗讨平韦氏，“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释郎，参知军务，封齐国公”[10]。后因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合而罢相。玄宗（712-756）时期，助其平太平公主之乱，而又被授予吏部尚书的官职。开元五年（717）转汝州刺史，十年（722）徙并州大都督长史，死后被赠礼部尚书，后又赠荆州大都督。
崔日用在文学方面也颇有才华，中宗生日的时候“日用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11]。答曰：“夫诗者，动田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12]。日用把自己的忠诚之心寓于诗文当中示玄宗，借以讽喻，得到玄宗的肯定，于是以衣裳等赏赐给崔日用。日用不仅有文学才华，而且才智过人。
“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因会宴，日用撰词云云，中宗以金鱼赐之” [13]。日用作诗曰：“台中鼠子直须谙，信足跳梁上壁龛。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若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因为这首诗，中宗将金鱼赐给了崔日用。故事中的诗后来被收入全唐诗中，卷869，题为《乞金鱼词》。故事中所谓的“鱼”，是一种装在“鱼袋”中的“鱼符”，唐代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官员才有资格随身佩戴。崔日用想要“鱼”却不明说，通过一首诗很巧妙很委婉地向中宗表明心迹，来得到“金鱼”，文采和智慧实在是让人佩服。由此也足见崔日用当时在朝廷当中的地位。
“中宗宴，日用起舞自歌云云。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馆学士。制曰：‘日用书穷万卷，学富三冬。’日用舞蹈拜谢”[14]。日用作诗曰：“东馆总是鹓鸾，南台自多杞梓。日用读书万卷，何忍不蒙学士？墨制帘下出来，微臣眼看喜死。” 故事中的诗后被收入全唐诗中,卷869，题为《又赐宴自歌》。《新唐书•崔日用传》说中宗时崔日用结纳权宠，也就是附武三思，“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修文馆学士”[15]。同上文笔者提到一样，崔日用又是通过作诗向中宗求得文馆学士一职，可见日用在诗文方面的文学才华和他的智慧是很受中宗的赏识的，否则怎能一而再地通过诗赋来求得自己想要的名誉和官职呢。
将崔日用与崔湜做比较，其实两人的生平经历大致相同，均出自博陵安平，都生活在初唐到盛唐这一诗歌繁荣的时期，在文学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二人同是进士出身，在政治方面也都有不顺利的时候，都因为附武三思而得以在仕途上骤迁发达。但不同的是崔湜总有贵人相助，而崔日用则是凭借自己的才智、忠诚，帮助统治者平叛党才得以升官发达。“日用才辩过人，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16]。虽然二人仕途稍有坎坷，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甚至可以说是旺盛。这不得不归功于他们的望族身份，还有祖上的优良的家学。由此可知，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其实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
3、崔元翰
笔者接下来要说的最后一位诗人是崔元翰（729-795），他是文学家，进士出身，也是崔氏状元中唯一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17]，光凭这一点就令人称奇。也就是凭着自己的才学，才有“北平王马燧在太原，闻其名，致礼命之，又为燧府掌书记”[18]。后入朝为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
然而崔元翰在仕途上并没有节节高升，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在于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僚，将一门心思放在文学上，而且生性耿直，并且文学家都有些侍才傲物，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不为世所容。“元翰苦心文章，好学不倦。既介耿直，故少交游，唯秉一操，伏膺翰墨” [19]；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崔元翰的祖父崔承扬官至凤阁舍人，父亲崔良佐官至湖城主簿，后来归隐。可见崔元翰和崔湜一样，祖上都是为官之人，都有一定的文学资望。但或许是崔良佐的仕途不顺而影响了崔元翰，使他决心放弃高官厚禄，潜心研究文学；再者，将崔元翰与崔湜、崔日用做个比较，崔元翰到五十岁（779）才中进士，而后两者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士及第了。虽然他和后两者是处于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但是崔元翰通经史、工于诗文，如果他也像崔湜和崔日用一样二十岁去考进士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及第，反而到了五十岁才登第，这或许只能说明他并不急于入仕，并不想干预朝政。只是到了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755-763），盛唐逐渐走向中唐，开始衰落，或许是不忍心看着朝廷奸臣当道导致王朝衰败，亦或是想以己所学施展抱负，崔元翰才考进士，进而入朝为官，想一展所学。“然性太刚褊简傲，不能取容于时，每发言论，略无阿徇，忤执政旨故掌诰二年，而官不迁”[20]。等到发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于是罢去了知制诰，而做了一个比部郎中。从而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上面，于是就成了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21]。“执友博陵崔元翰哀之，乃为铭于墓门，识其邱陇”[22]。可见崔元翰与梁肃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否则何来“挚友”一说。 另因为崔元翰属博陵崔氏，而博陵崔氏是以儒学传家，故崔元翰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无可厚非。当然这只是笔者根据他的生平经历做出的一点猜测而已。
纵观三位崔姓诗人的生平和家族背景，不难发现，出身姓氏旺盛，门第高贵家族的诗人，其仕途都是比较顺利、旺盛的。在唐代，统治者多以文学取士，文学成了士族进入仕途，获取官职的工具，而科举就成了入仕的途径。唐代科举主要有明经和进士两个科目，然而明经主要考的是记诵，比进士以诗赋取士容易，所以时人多以进士的地位比较高，故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是崇尚文学。而山东士族博陵崔氏这种高门大姓原本以儒学传家的，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了得到官职功名，也不得不投身到科举考试的行列之中，但又因其在文化上有优势，可以借此爬到比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渐渐地就由原本的贵族，文化世家转变为文学世家。
五、 诗作反映的诗人生存状态
本节从三位诗人的诗歌出发，来了解从诗歌中反映出来的诗人的生存状态。
比较三位诗人的作品，可以发现以奉和应制酬赠之作居多。如：
崔湜：《奉和幸韦嗣立山庄应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 》、《奉和登骊山高顶寓目应制 》、《侍宴长宁公主东庄应制》、《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白鹿观应制》、《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慈恩寺九日应制》、《送梁卿王郎中使东蕃吊册》、《饯唐州高使君赴任》、《襄阳早秋寄岑侍郎》、《赠苏少府赴任江南余时还京》、《秦州薛都督挽》、《酬杜麟台春思》、《寄天台司马先生》；7 w# W! k: Q/ G' F& Q9 W* I
崔日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奉和圣制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奉和圣制龙池篇》、《夜宴安乐公主宅》；3 y8 u; ]# R9 t1 d5 z7 I3 }
崔元翰：《杂言奉和圣制至承光院见自生藤感其得地因以成咏应制》、《奉和圣制三日书怀因以示百寮》、《奉和圣制重阳旦日百寮曲江宴示怀》、《奉和圣制中元日题奉敬寺》、《奉和登玄武楼观射即事书怀赐孟涉应制》。
崔湜32首诗中就有9首是奉和应制之作，7首为酬赠之作；崔日用12首诗中作有8首奉和应制之作；崔元翰7首诗中作有5首，是封建时代臣僚奉皇帝所作、所和的诗。奉和应制的作品在三位诗人的诗文当中都占了半数，这与他们在朝中的身份是有关系的。统治者为了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为了后世留名，为了文化和政治的需要，需要培养忠于朝廷，又要在文学方面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诗人。笔者在前文提到崔湜是武则天的“珠英学士”集团的一员，而珠英学士一般被认为是御用文人和宫廷文人；而崔日用与崔元翰更是朝中的权臣重臣，所以他们的诗作大多都是代表朝廷的利益，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歌舞升平之类的宫廷题材的应制诗。因而诗的内容比较浅薄并无太大的意义可言，无非就是辞藻华丽，并且奉和应制诗的内容多为记录朝廷中的大事，如帝王出游、宴请之类的，所以文辞富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酬赠诗的对象也都是为官之人，由此可知，诗人当时生活的圈子大多是在宫廷之内，社交圈子无非也就是君臣之交、臣臣之交。另外一方面，三位诗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没有国破家亡的忧思；在仕途上也很顺利，所以也没必要有什么羁旅飘泊的感慨。但是笔者认为有一点不好的就是，诗人不是为自己而作诗，不是为自己的内心而作诗，不是有感而发作诗，而是为帝王作诗，为王朝作诗，为政治作诗，文学变成了为政治服务。虽然偶尔也有写景如《唐都尉山池》、写边塞生活如《大漠行》、即事如《襄城即事》以及咏物《雨中对后檐丛竹》的诗作，但只是寥寥无几，着实浪费了诗人的文学才华。
稍有不同的是崔湜的这首《景龙二年余自门下平章事削阶授江州员外司马寻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阳途中言志》，这是崔湜被贬官襄州刺史，在赴襄阳的途中所做的言志诗。这是诗人在政治上经历挫折后所作，也是唯一一首不以宫廷为题材，而是真正意义上抒写个人情怀，富有真情实感的作品。但即使如此，诗里面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叙说自己的生平经历，而后总结说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官位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诗人已经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情感，这在以写宫廷为题材的诗人中算是一个突破，也是一个好的开头。
崔日用另两首《乞金鱼词》和《又赐宴自歌》，都是在中宗的宴会上所作。一首是为求得代表名誉地位的“金鱼”、一首是为求得文馆学士一职。虽然在作诗的用意技巧上略胜一畴，但是仍不能排除文学是为政治所服务的这种倾向，文学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存在的。
宫廷题材的诗人在朝中都是显贵，而像博陵崔氏这种名门望族，不说它在唐代之前的社会地位比其他郡望略逊一畴，从唐代伊始它就已经声名显赫，并伴随着唐代兴盛而逐渐壮大，不管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在当时的文学方面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每有所倡，天下无不蔚然成风。所以像奉和应制这种文辞富丽的诗风就会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种风气，诗作皆以此为美。可能是当时的文学家意识到了这种诗在内容上并无实际的意义，也没有教育作用，所以到了中唐的时候就出现了文章应该为政教服务，批判华丽文风，主张文章应该复古的古文运动。虽然有记载崔元翰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但因其所存诗作仅有几首，并且没有涉及古文运动的内容，所以从诗歌当中无从考证。只是在他写给独孤及的《与常州独孤使君书》中说：“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其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23]。提到文章要注重教化，涉及了古文运动早期的思想。
六、结论
崔姓历史悠久，崔氏家族更是自古以来的一大高门世家，涌现出许多诗人、宰相、状元和文学家。唐代可谓是崔氏家族的鼎盛时期，崔姓诗人、宰相不在少数。本篇论文主要选取三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博陵崔姓诗人：崔湜、崔日用、崔元翰。通过对诗人生平的分析，对其文学作品审读，从而来了解崔姓诗人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从而得出以下的结论：姓氏的旺盛、家学底蕴丰厚对诗人在文学以及仕途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及帮助。出身于家族文化深厚的望族诗人不仅文学造诣高而且仕途顺利。他们的文化地位、文学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
七、致谢语
此次能够顺利地完成毕业论文，得助于钱建状老师的悉心指导。钱老师在我选题和选材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的建议，也提供了较多参考书目；在初稿完成之后，帮我的论文做了非常细致的修改，所以在此非常感谢钱建状老师！
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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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J].《历史研究》，2003年04期，4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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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李昉 等．《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十四，杂录二 [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5]「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5 Q! D1 w. l2 a" Z8 x- r
[6]「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6 h( ?0 F% W }% v, g- j
[10]「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清」曹寅、彭定求等奉敕编纂．《全唐诗》卷八六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清」曹寅、彭定求等奉敕编纂．《全唐诗》卷八六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四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0 [7 q4 w. A6 d0 A0 Q% a/ j
[16]「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唐代的科举考试三级分别是解试，省试，殿试，有时没有殿试.
[18]「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八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八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8 M4 _2 t2 h' h2 M/ V4 G3 O! e! @5 N
[20]「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八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 注：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相继出现一批崇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据可考的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崔元翰等
[22]「清」董浩 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清」董浩 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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