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晓白：(公元1927～1981年)，女；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中共情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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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晓白：(公元1927～1981年)，女；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中共情报工作者。
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被调到社会部。她去的时候，李成写了封信给许明——孔原的夫人、社会部所属部门领导，信中提到把申晓白介绍给王炎堂。王炎堂和李成同在枣园工作过，是最要好的朋友。王炎堂去看了申晓白，很满意。
申晓白到社会部后，分在书报简讯社，搞人物档案工作。这是情报工作中重要的基础工作。
王炎堂也是个出了名的美男子，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帅，脾气也好，再加上有李成和许明的介绍，申晓白对他印象也很不错，两人很快就经常来往了。在枣园，申晓白住山上，王炎堂住山下，相见也方便。
1947年1月底，李克农为他们主持婚礼，申伯纯、郭西都参加了婚礼，此时他们恰好在延安做起义将领参观团的工作。3月，胡宗南真的打过来时，他们就分开了，申晓白先撤的。胡宗南在3月19号占领延安，王炎堂于3月17号才撤离。1947年10月，在临县生儿子小明。1948年3月，他们离开临县，向河北平山方向行军，又是分别走的。申晓白带着孩子跟着老弱妇孺先行，王炎堂跟着工作班子后走。带着孩子行军，很艰苦。晚上孩子闹，睡不好，早上还得早起。白天，孩子用牲口驮着，一个牲口驮两个篮子，一边一个小孩。走一段，就要停下来，把牲口垛子卸下来，喂完奶再走，非常辛苦。有一次行军，走到滹沱河边，引水渠的水很深的，路就在引水渠旁边，很窄的小道。毛驴走上去，垛子滑了下来，险些掉进河里，幸亏有人给挡住了。1949年春，在朱豪，中央机关所在地闹白喉。一经诊断，就赶紧到石家庄去买白喉血清，等买回来，前面得病的两个孩子已经死了，小明是第三个，眼看也就不行了，正准备把喉咙切开，药赶到了，全都用在小明身上，小明总算活了过来，当时申晓白人都快崩溃了。战争时期的生活本来就很艰苦，在战争年代做一个母亲就更不容易了，母亲的慈爱，战士的坚强，无形地融合在了一起。
申晓白的生命虽然只有短暂的五十四年，但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她身后留下的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个母亲，她将生命延续给子子孙孙。战士的生命是无价的，是不能用时间衡量的；母亲的生命是永恒的，时间会对它做出回报。
丈夫王炎堂：1923年生，陕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王炎堂到了延安，进了陕北公学第九队。不久，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党校毕业后，又到马列学院学了两个月，然后被调到社会部。参加了第三期社会部情报人员训练班，又学了两个月，1939年1月正式开始工作。
1939年，王炎堂才十六岁，思想非常纯洁，一年基础知识的学习，在他头脑里深深扎根的是：一、作为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组织，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二、终身献给党的情报事业。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秘密斗争，这与公开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一样，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从事情报工作必须要有献身精神。王炎堂的工作岗位是社会部办公室的文书、秘书。文书、秘书是协助领导工作的，工作性质很重要，工作内容却很平常：抄写记录，收发电报，文件整理，刻蜡版，油印材料等。王炎堂做每一项工作都认认真真，全力以赴，并且注意从工作中学习。他管理文件，每天都接触大量的材料，日本的、国民党的、党内的，东西很多，他有意识地去熟悉它们，不断地积累，逐渐记住了许多东西。有人问，或查找个什么，他都能找到，慢慢地在社会部获得了外号，叫“活字典”，成了领导最信得过的工作人员之一。
1946年11月得知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延安立即大疏散，清理文件，将必须要保留的文件整理了二十个大箱子，十个牲口驮，还有老弱妇孺，一起转移到瓦窑堡。1947年1月，又得悉国民党要空投伞兵，毛主席命令：把文件减少到最少，不要丢掉，烧掉80％，他们坚决执行。李克农派王炎堂负责文件的销毁。警卫团派了个大车，王炎堂连夜赶往瓦窑堡。80％，就这么一句话，怎么掌握，什么要，什么不要，不知道，真令人着急！一共三天三夜，在老乡家里，关起门来，白天在屋里清理，晚上在院子烧，除了王炎堂，只有一个看文件的警卫同志。三天里，王炎堂只有一个概念：“80％，留最该留的东西。”一件件地审阅，没有什么标准，凭着日常积累的业务能力，他的判断就是标准，二十箱留了四箱。就是这四箱东西，成了后人的“宝贝”。由于社会部严格执行主席的指示，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没有出现丝毫纰漏。
随着战争的发展，情报工作也进一步深化。1941年，根据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精神，中央情报部(社会部)非常重视抓情报业务建设，强调加强系统的调查研究。王炎堂此时不仅仅是经手大量文件，也不仅限于整理情报、撰写通报，同时还注重分析研究情报，并逐渐成了这一方面的专家。
在战争年代，机密情报往往会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系统的调查材料，就不能对情报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没有全面的调查研究，就不能正确地制定方针政策。比如，“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造成，除了主管部门康生要负责任以及领导方法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单位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什么是特务，以致把复兴社、CC、三青团等同于职业的特务组织。后来，在“甄别”工作中，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特意邀请通报科科长王炎堂讲课，专门介绍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情。听课以后，边保干部大有收获，甄别工作有了实施的依据，走上正确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