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姓联谊纪事：王维舟在抗战时期所作贡献及当代价值

王和知

李蓉兰、王荣成、邓小林

摘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在长达14年的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王维舟在长征前壮大红军，拓展苏区，川东游击根据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长征中，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给朱德送五匹战马，向毛泽东畅叙衷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0月王维舟所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进驻庆阳，直至1946年4月。他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的光荣历史使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王维舟；抗战时期；贡献；当代价值

王维舟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的主要贡献

王维舟在长征前的主要贡献

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项英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认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临时中央倾向项英的意见，让中央代表团带来指示：必要时中央红军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另辟根据地，并引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地方。

1、重组川东游击军，开辟川东游击根据地，坚持革命武装斗争

1931年5月28日，王维舟参加了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的会议。省委决定：以四川红军第1路、2路、3路游击队余部为基础，在川东重新组建游击军，1931年6月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在川东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1932年5月游击军改名为川东红军游击队新编第一路，同月至1933年11月任总指挥，并任中共梁达中心县委执委，军委书记等职。长期坚持川东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开辟川东游击根据地。[1]

2、主动联系，率部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任军长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于川、陕边区。王维舟率游击军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2]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还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和肯定。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指出：“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3]共产国际远东局认为，“四川省的苏区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的红军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战士数量上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并不亚于中央苏区红军”；“江西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苏区）问题就提到了首要地位。”川陕苏区“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4]

1933年9月王维舟率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川东游击根据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年秋，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得胜山召开会议研究宣（汉）达（县）战役的战略部署。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夺取宣达战役的胜利，王维舟主动派人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了解宣达战役的部署。10月，主力红军在川东游击军的大力配合下打响了宣达战役。10月17日，主力红军进入宣汉县境，在川东游击队和各路游击队伍的配合下先后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至27日，宣汉全境解放，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川东游击军的迅猛壮大，成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三十三军。1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在宣汉县西门操场成立，同月至1935年6月王维舟任军长。

3、重视文化教育，建立宣传机构，加强革命思想宣传

“没有宏文播真理，哪有川东兴义师?”朱德曾回忆：“维舟同志曾在本县作了一个时期小学校长，而这个学校便作为他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因此他团结了一批青年学生、群众，在川东北很快建立了近万人的游击队。”[5]1933年，王维舟等宏文师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在宣达战役中“与红四面方军里应外合，协同作战，消灭了四川老牌军阀刘存厚之全部力量”[6]。宏文校培养的人才成为了川东北地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党组织和川东游击军等的骨干，他们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是川东北地区革命事业的主力军。可以说，没有宏文校，就没有川东义师的兴起。

王维舟很重视红33军的宣传教育。首先建立宣传教育机构，根据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宣传内容，主要利用文字、文艺、口头等方式进行教育，加强对队伍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以便于军队更好的执行命令、协同作战，坚定革命理想。

4、壮大队伍，拓展苏区，参加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1933年10月4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统领四川各路军阀围剿红四方面军，企图挽回川陕苏区败局。11月初，刘湘令其部下指挥开江、开县、城口等地民团共5万余人，向红四、三十三军阵地进攻。在此期间，红三十三军初成立，敌人认为红三十三军新编部队，装备不足、战斗力不强，不堪一击，对其发动猛烈攻击。但红三十三军在王维舟的带领下，给敌人迎头痛击，多次赢得阻击战的胜利。

此外王维舟配合红四方面军壮大红军，拓展苏区，川陕苏区其版图东起城口、万源，西至嘉陵江，北抵陕西镇巴、宁强，南控达县、渠县，纵横四五百里，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万，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毛泽东关于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苏区”、“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7]的这个评价，既是权威的，也是客观的。

（二）王维舟在长征中的主要贡献

1、坚定信念，参加长征，同张国焘错误思想作斗争

1935年5月，王维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魏传统回顾：张国焘哪能信任您，调职离军，到后方赋自。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您才渡过难关。您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我们会合又相聚在卢山。还是毛主席正确，抗日救国挥师北还。[8]

1933年至1934年间，张国焘在红三十三军内部开展了“肃反”运动，许多同志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一批优秀的红军干部、战士被杀害、处决。1934年11月，王维舟被张国焘通知参加会议，不料却遭遇“冷烫”，王维舟虽未被免去红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但却实已失去对军队的指挥权。虽然自己和自己的部队遭遇张国焘的无情打击，但王维舟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对党忠诚的原则，同徐向前一道指挥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歼灭敌人，迷惑敌人。他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无视部队和将领的意见，野心毕露，执行错误的决定。王维舟据理力争，保持初心，待时机成熟后，向毛主席揭露其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的损失。1936年11月王维舟在保安拜会毛主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张国焘挑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关系，分裂党中央、歧视红三十三军、残酷杀害大批红军将士的罪恶事实。

2、长征途中，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1935年1月22日，中央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密切协同野战军（中央红军）作战，先击破川敌。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立即向西进攻。红三十三军奉命担任红四方面军西进后卫，主要任务是：阻击追敌，掩护红四方面军总部（含政治部、经理部、总医院及伤病员，以下简称总部）向西转移。从此，红三十三军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在长征中，王维舟积极响应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决策部署，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途径少数民族聚集地时，他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统战政策，针对历史遗留的隔阂问题，因地施策，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工农红军所用。进入草地后，王维舟奉命迎接中央红军和毛主席。随后，因张国焘的野心，与中央红军分离，但王维舟依然奋斗在抗战的第一线。

通过长征，王维舟和他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战友进一步明确：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①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王维舟在驻防庆阳期间的主要贡献

1936年6月1日，党中央决定红军大学定名中国抗日红军大学，7月2日，校址由瓦窑堡迁至保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王维舟1937年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他坚持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自觉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副旅长。1938年12月至1945年8月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旅长，率部进驻陇东，执行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开展生产自给运动。1940年至1942年12月兼任陕甘宁边区②陇东分区③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9]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6年3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八五旅旅长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陇东分区司令员。1945年9月至1948年3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任陇东警备区司令员。[10]

1937年10月至1946年4月，王维舟和他的战友耿飚、陈伯钧、甘谓汉、马文瑞等率八路军三八五旅驻防庆阳④，旅部驻扎庆城县城，其七七0团、警备第二团、警备第七团先后在庆城县的驿马关、赤城、白马铺以及镇原、宁县、合水、环县、华池等地驻防。驻防庆阳十年间，在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和庆阳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三八五旅遏制了日本侵略者西渡黄河的企图，肃清了边区匪患，粉碎了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和军事摩擦。同时，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开荒屯田，发展生产，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驻地人民群众负担，有力支援了边区建设。[11]

（一）广泛团结民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王维舟率领三八五旅来到庆阳，为了动员民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积极向群众传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如刷标语、开会、讲故事、搞文艺活动等，有效地传播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王维舟还专门成立了民众运动科，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自卫军的工作。同时，他也及时告知全国的革命形势，号召广大群众要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抗日共同努力。在王维舟的动员下，广大群众积极加入民运科的相关组织，各项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青年男子纷纷请求加入八路军队伍，立志上前线抗敌。王维舟也提倡大力减租减息，组织部队帮助照顾贫苦百姓，逢年过节，带领大家慰问烈军属，有力推动了抗日民众运动的开展。

王维舟常对干部战士讲：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极争取驻地民众的大力支持，是三八五旅驻防庆阳期间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1938年初成立了宣传队、皮影戏团。宣传队员们悉心编排了以宣传抗战主题的话剧、歌剧、舞蹈、秧歌、快板、皮影戏等类型的文艺节目，利用军民集会、重大节庆、乡间庙会、下基层慰问等机会，积极演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广大官兵的抗日斗志。

对陇东当地士绅和国民党军队上层进步官兵，王维舟主动和他们联系，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民主政治主张，积极争取他们的抗日立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宣传和引导，部分进步士绅、地主的觉悟得到提高，他们在为部队捐献物资、支持抗战的同时，主动减租减息，减轻贫雇农民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效果，部队还出面和地主豪绅交涉，筹集资金，买回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这些做法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坚定了陇东群众热爱边区、热爱共产党、坚持抗日救国的思想和信心。

（二）保卫边区反对摩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陇东兵民铸铁壁铜墙

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始终未放弃限制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发展的方针。他们在陇东也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企图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限制人民的抗日和民主活动。

自1939年起，国民党多次挑起事端，大搞摩擦，加紧军事反共活动，到处屠杀抗战军民，陕甘宁边区成为其攻击的重点地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王维舟采取三种斗争策略：一是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与国民党谈判；三是绝不轻言让步，也就如毛主席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共产党领导下，王维舟指挥陇东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三八五旅和中共陇东党政组织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进行了有力地回击，捣毁了国民党在庆阳、合水两县的地方政权机关，驱逐了国民党势力，三八五旅和陇东地方武装力量也在斗争中得到加强，边区的行政区划得到巩固和统一，陇东的民主政权组织得到稳固和加强，进而保卫了边区，支援了前线，巩固了抗日后方。

（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一把䦆头一杆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王维舟在《我的回忆》中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我担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红军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一带进行改编的时候，令我旅留守，进驻陇东三河镇。一个月后又进驻陇东庆阳一带。三个月后，旅长王宏坤调抗大学习，由我任旅长兼政委。时在一九三八年，三八五旅驻守陇东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巩固八路军的总后方和生产自给。”[12]在王维舟看来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就是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军民收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八路军留守兵团组建之初，干部战士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个战士平均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衣着都很破烂，有的甚至夏着棉衣，冬着单裤，赤脚履冰雪。1940年11月，国民党撕毁两党合作抗战之初达成的协议，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经费，企图借边区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自然灾害多、得不到外援等不利因素，困死、饿死陕甘宁边区军民。面对困难，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精兵简政、自力更生、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壮大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正确决策，并立即在全边区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三八五旅广大指战员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执行旅部发出的“一把镢头一杆抢，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13]的命令，积极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不仅在军事上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陇东的一次次围攻，而且在经济上彻底粉碎了对陇东的严密封锁，进一步发展壮大了部队与地方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为改善部队生活状况和发展地方经济，王维舟指挥部队大面积开荒屯田，发展农业。同时办工厂、开商店、大力发展工商业。根据当地资源，生产部队和群众生产、生活用品，在供应驻地军民的同时，外销筹措部队经费。为了彻底解决部队的粮食自给问题，1941年王维舟指挥七七0团到大凤川一带开荒屯田，创办农场，向土地要粮。王维舟率先垂范，勘察土地、草拟计划、规定任务，作干部战士思想动员大会，宣传开荒种地的重要意义。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群策群力，热火朝天的在大凤川周围百余里的荒山干起来。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七七O团在大凤川开荒34000亩生产粮食数千石，战士全部住上了新营房，粮食、菜蔬自给有余，多余的粮食送往延安，送往抗日前线。[14]昔日荒凉偏僻的大凤川，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另一个“南泥湾”。

1943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马文瑞与习仲勋等22名革命贡献大、群众威信好的高级干部，被选为模范，受到隆重奖励。[15]此外，毛泽东还为王维舟亲笔书赠“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布质奖章，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

（四）从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知识学习入手，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

1987年元月，魏传统回顾：靠政治思想工作，使群众觉醒过来，他们就不会瞎念咒语，跟着地主豪绅干……[16]

“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和积蓄干部”是留守兵团组建之初，中共中央军委下达的重要任务之一。1938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战备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克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每个战土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为保证今后战斗任务的完成创造条件”[17]的指示。王维舟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和留守兵团的这一指示，从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知识学习、规章制度建设、作战技术训练等方面，认真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不仅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军事素养、文化水平，促进了驻防任务的圆满完成，也为大面积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对日全面反攻培养了大批干部。[18]

王维舟多次强调，加强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三八五旅部队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鉴于三八五旅绝大部分干部和战士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游击习气较重，纪律松懈和不团结的问题，王维舟和指战员一起制定了严密的学习计划，明确旅、团、连级干部及战士的政治学习内容，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规定全体干部要参加各级组织的学习小组，定期学习，集中探讨，共同提高。

加强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是三八五旅部队教育的项经常性工作，也是军队建设的项重要内容。部队改编之初，全旅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营连干部不识字者占50%以上，战士中文盲和半文盲更为普遍。王维舟采用在红三十三军教习战士识字的方法，利用练兵、作战、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学习活动。至1942年底，部队战士基本上摘掉了文盲帽子，干部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王维舟大力发展教育，改善边区教育落后的局面，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37年到1945年，陇东分区共新建民办小学160所，私学88所，在校学生达到5172人。其中庆阳县基本实现了每乡有一所民办小学，有部分行政村就有一所民办小学。[19]，为改善陇东分区教育结构，解决小学升学困难等问题，王维舟等驻守干部一致决定创办陇东中学。1940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政府筹措经费、招收学员，历时5多个月完成陇东中学的建设工作。9月1日陇东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亲笔题写了“陇东中学”校名，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分别为学校题了词。

健全制度、令行禁止，是三八五旅部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实行新的编制序列后，把整顿纪律、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纳入部队正规化建设日程。按照留守兵团的指示，三八五旅旅、团、营各级先后建立并认真执行了《政治教育制度》《拥政爱民公约》等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还建立健全了部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民主集中制制度，注重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

军事训练是部队正规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驻防庆阳十年期间，王维舟充分利用驻防部队流动性小，有利于开展系统性的军事训练这一优势，利用生产、战斗间隙，坚持开展军事训练，切实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军事素养。

（五）建政权除匪患，军民携手共同发展，喜迎抗战胜利，大举反攻扩大解放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庆阳盗匪四起，民生凋敝，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三八五旅驻防庆阳之后，与陇东特委、陇东分区及驻地民众道，建立政权，根除匪患，开荒屯田，建厂开店，逐步在庆阳创造了一个工农业生产和商贸流通较大发展的良好局面，实现了丰衣足食，改善了军民生产生活状况，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建设政权，奠定庆阳发展的政治基础。王维舟精心组织、积极筹备，成立了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三县抗日民主政府，有效加强了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政权建设。积极推广、实施中央“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政方针，先后进行了三次民主普选，建立了各级参议会，使“三三制”建政原则得到认真贯彻落实，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铲除匪患，保障边区庆阳的社会安定。民国时期，陇东庆阳、环县北部一带土匪多达数十股。他们频繁出没，为害百姓，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安定和军民生产生活。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的指示，王维舟率三八五旅所部和陇东地方保安部队对其进行了清剿，到1942年，庆阳地区匪患基本清除，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良田，人民安居乐业，该地面貌焕然一新。

建办医院，奠定庆阳卫生事业的发展基础。三八五旅进驻庆阳前，全区医疗卫生状况落后，公立医院少，收费昂贵。三八五旅进驻庆阳后，王维舟要求尽快解决此问题，于是在陇东分区先后建起医院和药社9处，培养了一大批医务工作者。他们一边救治伤员一边广泛宣传，教育群众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讲究卫生，预防疾病，为推动庆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

（六）王善人亲民爱民勤政为民，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87年元月，魏传统回顾：日寇投降我到庆阳，由您主持干部训练班，陇东群众称呼王善人，他们尊敬您出自肺腑。您为群众排难解纷，您和人民亲密无间。满城出动为您送行，男女老少含着泪眼。我永远难忘，您离开庆阳，告别群众的那一天。[21]

王维舟旅长留守庆阳期间亲民、爱民、勤政为民，全体指战员亦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尽量减轻群众负担。同时，关心照顾当地群众，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军民鱼水情深。

三八五旅驻防庆阳之初，为了不给驻地群众增加负担，年过半百的旅长王维舟与副旅长兼参谋长耿飚一道，带领旅部及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从1937年冬季开始，在庆阳县城的田家城、麻家湾沿城墙山崖挖窑洞，历经半年，共挖窑洞119孔，解决了旅部及直属机关的住宿困难。

旅长王维舟在庆阳驻防的十年中，时刻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公买公卖，拥政爱民，做到军民一家。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王维舟更是时刻放在心上，关心如同亲人，他专门从延安请来医生给当地一老太太治疗甲状腺肿大疾病，给挖“白板土”⑤充饥的教子川民兵连长史华的妻子救济钱粮和衣服，给背柴人让路…被陇东人民誉为“王善人”。[22]1945年4月至6月，王维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6月9日、10日，两天选举结果正式中委四十四名，候补三十三名，总共七十七名。其数字也十分凑巧，开的是七大，选的是七十七名，打的日本是七七抗战。[23]

王维舟亲民爱民，民众也时刻将他放在心上。庆阳民间流传下来了一些民歌，真实记述了三八五旅当年离开庆阳时的情景。逼真地反映了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和庆阳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一首题为《欢送旅长》的民歌这样写道：听说旅长走，百姓都去留。长街摆满瓜果酒，北关摆到南街口，多少话啊没说完，依依难分手。我们爱你好作风，来去清白不染尘。忠心耿耿为革命，为党为国‘善人心’。旅长旅长你放心走，你的话儿我们记心头。你的纺车我们接，你的粪筐代代留。一双双眼啊一双双手，眼流热泪手握手。人留红心花留苔，旅长把陇东人民要常记怀。布鞋炒面请带上，这是百姓一片心。延安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都问候。

三、王维舟在抗战时期所作贡献的当代价值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在长达14年的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到1945年9月结束，经历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维舟在长征前重新组建游击军，坚持川东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开辟川东游击根据地，壮大川东游击军、率领红三十三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军事斗争，参加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和嘉陵江战役。在长征途中，坚定信念，积极同张国焘错误思想作斗争。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进驻庆阳，直至1946年4月。王维舟驻防庆阳10年间，三八五旅这支光荣的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的光荣历史使命，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维舟在驻防庆阳十年间，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培养了耿飚、陈伯钧、甘渭汉、马文瑞、黄罗斌、冼恒汉、高朗亭、贺庆积、李家益、苏精诚、方强、谢扶民、刘随春、张震球、曹传赞、张才千、肖元礼、周仁杰、刘永源、曹广化、袁渊、吴保山、贺长清、魏传统等一大批干部和人才。

王维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参加斗争，圆满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神圣使命，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的优良思想和行为，为老区人民留下了诸如响应党的号召、坚定革命信念，崇尚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崇尚艰苦奋斗、努力完成使命，官兵团结平等、彼此互尊互爱，力行亲民爱民、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革命传统和精神，为老区精神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新时期学习和宣传王维舟精神，感受革命前辈不畏艰险、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高尚精神，对于加强新时期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抗日战争：指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到1945年9月结束，经历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252页。

②陕甘宁边区：边区范围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规划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归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

③陇东分区：1940年1年9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决定，成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行政，并决定成立三县抗日民主政府。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管理庆环、陇东两分区之大政问题。4月20日，王维舟任专员、朱开铨任副专员兼庆阳县长，宣布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划归陇东分区专员公署管辖。1941年12月9日，陕甘宁边区党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建置，共辖28个县，陇东分区分区有华池、曲子、环县、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时属关中，1949年7月划归陇东分区。

④文中所称庆阳，指今庆阳市，2002年8月庆阳地区撤销后设立的地级市，辖庆城县、环县、华池县、合水县、宁县、正宁县、镇原县、西峰区7县1区。文中所称庆阳县，今庆城县，2002年8月由庆阳县改称。

⑤白板土：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黄土，饥荒之年，饥民借以充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16页。

[2]廖乐山：《王维舟与毛泽东》[A]、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王维舟的一生》[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32页。

[3]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415页。

[4]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川陕苏区研究—红军入川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5]朱德：《祝维舟同志56寿辰》，解放日报，1942年6月3日。

[6]吴玉章：《庆祝王维舟同志56寿辰》[N]、解放日报，1942年6月3日。

[7]毛泽东：《论川陕革命根据地》[A]、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岳忠：《四川省志·附录》[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212页。

[8]魏传统：《难忘的先驱—纪念王维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A]、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王维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C]、1987年版，扉页。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16-217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17页。

[11]章百家：《序》[A]、雷兴伟：《三八五旅在庆阳》[C]、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第1页。

[12]王维舟：《我的回忆》[N]、《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34—35页。

[13]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1996年8月版，第14页。

[14]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1998年版，第四卷第345页。

[15]《解放日报》，1943年6月3日一版。

[16]魏传统：《难忘的先驱——纪念王维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A]、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王维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C]、1987年版，扉页。

[17]肖劲光：《一支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劲旅—回忆抗日战争中留守兵团》，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69页。

[18]雷兴伟：《三八五旅在庆阳》[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第49页。

[19]刘文戈：《庆阳革命史略》[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232——236页。

[20]雷兴伟：《三八五旅在庆阳》[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第67页。

[21]雷兴伟：《三八五旅在庆阳》[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第71页。

[22]雷兴伟：《三八五旅在庆阳》[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第72页。

[23]陈伯钧：《陈伯钧日记·文选》（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