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公元1906～1986年)，福建福清人。著名现代学者、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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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独健：(公元1906～1986年)，福建福清人。著名现代学者、教育家。

著名的北京大学所在地燕园曾经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这幅下联中所说的，便是翁独健。

翁独健于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

1939年回国，先后担任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务。

翁独健是个瘸腿的人，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独健”。这个名字有两重意思，一方面说自己是个只有一条腿的人，跟其他人比起来，有个挺大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用这一条腿，走出一点成绩。

翁独健出身贫困，他的父亲是农村的一个穷牧师。从小父亲的学习就比较好。1928年，在一些亲戚的资助下，翁独健到了北京，当时还叫北平，考上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历史系里授课的名师很多，有陈垣、洪业、邓之诚等人。翁独健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陈垣先生说，外国人标榜汉学在法国巴黎，日本人不服气，要把它抢到东京去。“汉学研究中心在外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应该把它抢回北京。”这件事对于翁独健的触动很大。当时外国汉学的研究都侧重元史，所以翁独健就下决心研究元史，不久就写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因为才华出众，翁独健深受当时系主任洪煨莲先生的喜爱。

翁独健和洪煨莲先生的事情，是翁独健经常说起的。对于恩师，翁独健非常感念。翁独健上学的时候，洪煨莲先生很喜欢这个学生，就帮着他联系到国外留学的机会，在联系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告诉过翁独健，直到后来有了结果才告诉翁独健。后来翁独健还曾经和王钟翰先生一起整理洪煨莲先生的传略。

翁独健上学的时候，跟他一个寝室的同学吴世昌，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他们的同学邓嗣禹当时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作了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横批取自《左传》：“盲跛相助”。这副对联当时在燕京流传很广。对联中说到的吴世昌教授，去世后骨灰正好和翁独健的骨灰都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且在一个灵堂里面。好多老人都觉得他们俩有缘分，活着的时候在一起上学，死了之后还在一块儿。

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的人并不是很多，翁独健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听翁独健的夫人讲，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历史系读书，但是主攻的方向不一样。翁夫人比翁独健小两岁，是不同届的同学。当时两个人虽然认识，不过并没有好起来。后来妈妈也出国留学，那时候翁独健也在美国，两个人也不在一个学校，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费城。翁夫人在写论文的时候碰到了问题，想到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说起的翁独健，就写信去请教。后来两个人就好上了。当时也说不上是谁先追求谁，好像是相互吸引。翁夫人家里是没落地主，当年之所以从四川到北京来，是因为当时的军阀要逼她做姨太太，靠了一位传教的老太太的帮助，来到北京，上了燕京大学。后来那个老太太知道翁夫人找了一个“瘸子”，有一次她和翁夫人一起坐车，看到外面一个瘸子在走路，那个老太太就跟翁夫人说：“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生活是多么困难！”

可是翁夫人一点都没有犹豫，还是嫁给了翁独健那个瘸子，不但瘸，而且没钱。翁独健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又去了法国继续读书。因为结婚，翁夫人就又继续自己的学业，跟着翁独健一起去了法国。

翁独健学成之后，又回到燕京任教，在学生们的眼里，他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师。1945年，燕京大学刚刚在北平复校，翁独健担任新生的导师。有一次有五、六个学生到家里来，翁独健和翁夫人都很热情地招待他们。后来他们就经常到家里来，好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一个学生说到翁独健没有一个男孩子……翁独健说：“生女儿好！将来跟着女儿过日子，女婿不是总会听儿子的话吗？如果是儿子，那就得听媳妇的话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一场尴尬就这样被翁独健化解了。

翁独健当时不到四十岁。据他的学生会议，那时候他上课穿西装，领带后片常常比前片长出一段。每次进教室后，总是先走到黑板的那一头，把他的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讲台前，拿开叼在嘴里的烟斗，猛地抬头，另一只手往后一捋他浓黑的头发：“诸位！”这一声喊，便把学生们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之后他便开讲了。他把历史这门学问讲得通俗易懂，很多他当年的学生，还记得他说的“历史是‘七何’之学”：“要弄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为何？还要问个然则何如？”

1947～1948年之间，翁独健已经和中共地下党有了联系。当时翁独健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把窗帘拉上之后，就开始在里面偷偷地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把声音开得很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翁独健还曾经是燕京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翁独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同时担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两边兼着。刚解放的时候，大城市的教育局长，都是由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而在燕京大学的校长角色上，翁独健比较能够被老燕京的人们接受。据章诒和回忆，有一次燕京大学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陆先生急得要撞墙，被翁独健一把抱住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章诒和总是跑去和翁独健聊天，翁独健也喜欢跟她聊。

在翁独健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因为参加革命比较早，又因为统战需要，去做了行政工作。学术活动不得不中断了。但他自己不这么看。

翁独健早年专攻蒙元史，在蒙元史研究工作中成就突出。他与已故的韩儒林、邵循正两位先生各以开创性成就，把中国蒙元史研究推到新的阶段。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史料翔实，论述精辟，文字凝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他曾先后受聘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文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民族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卷主编，国家大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委员，《辞海》民族分册编委，“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主编等职。他主持校点了近二百七十万字的《元史》，校勘出讹误千余条，使之成为迄今最好的版本。他还组织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拉拖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以及《马可-波罗行记注释》等书的译校工作，并主持修订、撰写《蒙古族简史》，编辑了《全元诗》，成绩卓著，是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

刚解放的时候，翁独健一家人还是住在燕大，一直到1953年，翁独健才搬到城里来，开始完全做教育局的工作。

1986年，翁独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