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家谱编修中的文化认祖方法

汾阳谱客

（一）概念

文化认祖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重要修谱方法。文化认祖是指将中国历史上下传衍流失考，或者上溯与衍传均失考的名人作为共同祖先，认定为文化先祖的方法。

文化先祖是指开姓始祖和在清以前的经史子集、方志野史和历代考古中发现的名人，但其下传衍流失考，或者其上溯世系或者下传衍流均失考的其他先祖。

（二）中国家谱的历史概况催生文化认祖方法的诞生

当代家谱的编修方法源自宋朝。由于记载士族门第高低的家谱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化为灰烬，宋代官府又不再开设谱局，人们不但不知先祖世系，也不知道稍远一点的家族间昭穆伦次。对此，宋朝一批士大夫忧心如焚。

苏洵（1009－1066）说：“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

宋代大理学家张载(1020－1077)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庆历年间（1051年）毕升发明印刷术，为国家修史、地方修志、百姓修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尊祖敬宗收族，管摄天下人心，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计，一批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文天祥都在没有旧谱的情况下，主持编修族谱时都是从他们能记住的先祖写起，或从父亲开始写起，或从祖父开始写起，或从曾祖父开始写起，或从高祖父开始写起，总之是白手起家，从头开始编撰自己的家谱。

欧阳修（1007－1072）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的过程中，以“大宗之法”编修皇族家谱《宗室世系》上溯数可达八代、十代甚至百代。正是主持编篡国史的经历，使得欧阳修十分重视家谱，他在修定《新唐书》后，当然也发现了《宰相世系》中有关自己的远祖世系并不清楚，于是他只能以其已知的五世祖为始祖，并用“小宗之法”编修了自己的家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的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

不久家族显赫的苏洵也始修并编成《苏氏族谱》。

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因此，初修家谱都只能从其可知之祖写起，只采用“小宗之法”。欧、苏体例的创新，重在图表的创新，这使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百姓仿效欧苏谱例，开始采用“小宗之法”编写家谱。作为宋代的宗族典籍，家谱元编修已经扩散到平民族群。



民间统宗统系的家谱源于明嘉靖皇帝以后，明初家谱的体例得到了发展，增加了“序、跋、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内容。民间修谱多沿袭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

自嘉靖推恩允许民间建祠堂以后，民间建祠堂之风兴起，由于姓族间的竞争攀比，又使得民间祠堂的规模越来越大，一般姓族不堪重负。为缓解筹资压力，民间又逐步兴起了连宗修祠之风。而联宗建祠的成功，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联宗修谱之风，家谱的体例增加了“祠堂、祠产”的内容。

从旧谱及其谱序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各个姓氏都是在明嘉靖以后才开始出现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大宗谱，这说明随意上溯，攀缘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是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推恩允许民间建祠堂以后开始出现的。

清朝以后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统宗统系现象最为泛滥的时期。清朝设宗人府，掌管皇族和百官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各姓各氏只有少数家谱采用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大部分家谱为彰显门第，采用宋朝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随意上溯，趋附名门，攀援望族，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十分泛滥。

由于统宗统系的谱牒影响到了封建世袭、继承制度的实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江西巡抚辅德的上奏引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谱禁。

谱禁规定：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禁止妄自攀附，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超过五代的上溯之祖视为伪托，朝廷分封或者选官时不仅不予采信，而且还要追究伪托冒认上祖者的欺君罔上之罪。所有新编族谱必须呈送地方官府审查，对于上溯内容有违者一律删节毁版。

谱禁期间，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1016姓的所谓始祖荒诞不经，这些家谱也全部遭到了删节或毁版处理。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

清嘉庆、道光以后，统宗统系现象再度泛滥，各姓各氏均采用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联宗修谱，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为荣，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虽然明清以后采用“大宗之法”编修的谱牒的上溯世系荒诞不经，但清代谱牒的体例却得到充分发展。清朝谱牒的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

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传记、著述、家规、家法、家训、族规、恩荣录、凡例、字辈、谱论、科举、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家谱不至中断，还规定了“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



所有这些，使得清时家谱的纂修体例更系统，更完善，但其世系和世序却出现了严重混乱。为祖先封官加爵者有之，为祖先取名安讳者有之，为祖先娶妾生子者有之，为祖先添兄加弟者有之，为祖先认父攀祖者有之，以春秋末人为西周时祖先者有之，以晋朝人为春秋时祖先者有之，以宋朝人为春秋战国时的祖先者有之，以明朝人为南北朝时的祖先者有之，所谓隋唐人以宋元人为祖更是比比皆是，其真实性无从谈起。民国修谱基本因袭了清代修谱的体例。在统宗统系方面还发展了清代修谱的陋习。

1949年以后，编修谱牒等宗族文化活动基本停止。1966年～1976年中，民间保存的大量极其珍贵的旧谱牒遭到了焚毁的厄运。宗族文化遗产更是遭到了极大破坏。

1985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末至今，随着祖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蓬勃兴起，民间修谱再度掀现了高潮。但这波修谱的谱牒质量却明显不如清代。

且在世系方面故意弄虚作假、进一步统宗统系的陋习较之于明清时期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姓氏，要想一代不少的真实珠串链接到开姓始祖，都是不可能的。

要想把《宗谱》打造成为具有史料价值和不朽生命力的文化典籍，就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使其内容真实可信，要使族谱内容真实可信，就必须将下传衍流无考的历代先祖列为文化先祖，与血缘先祖分列编纂。

（三）各地旧谱统宗、统系、统名人的实状催生文化认祖方法的诞生

各地族谱，事实上都是采用欧阳修当年编修皇族家谱---《宗室世系》的“大宗之法”所编的大宗谱。除谱中人名时序混乱、时代倒置，为先祖娶妻、纳妾、生子、封官、封爵、加功名，伪造、杜撰先祖所处时代还没有的地名、官名、官署名外，还暴露出的一个最典型、最突出的问题是：同一历史人物，各大世系杜撰的父祖不同、配偶不同、子孙也不同，进而争相攀附以为己祖。对于时空衔接不上的，就伪造、杜撰或者挪借外系之祖为祖。如果让这种情况沿续在《宗谱》中，不但《宗谱》真实性和史料价值不存，也必将使《宗谱》沦为外姓或子孙后代的笑柄。

所以创造“文化认祖”和“血缘认祖”分列并存的“谱法”，不再简单沿袭各姓氏传统的统宗统系的修方法，不再为追求“源远”而杜撰冒认先祖，不再为虚荣而依附名门望族，不再为上接而谬接外系，从下往上追溯，重开基祖，重最早的坟墓碑记等实物，重最早的祠堂神主牌，重各世系最早的老谱，重各世系最早的谱序，以各世系第一个写谱人所溯之始祖为始祖。实事求是，回归和还原最早的历史记载，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潮流。



（四）确认和编纂文化认祖的方法

1、确认开姓始祖的方法：

以经史子集等所有古籍中最早记述姓的来源的记载确定姓的来源，以全国绝大多数族人公认的穆公为开姓始祖的名讳。

2、确认和编纂文化先祖的方法：

以经史子集和清朝以前的方志野史收录的历代名人为文化先祖。因历代绝大多数名人的血缘世系已无法考证，也无法完全甄别他们的昭穆关系，故文化先祖不在世系图和世系录中珠串链接，而是用现代语文体以传志的方法记录，与血缘先祖分列编纂。

（五）积极意义

修谱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编纂《大宗谱》的目的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真正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必须要最大限度的把开姓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先祖收录到《宗谱》中来。

许多姓氏得姓三千多年，但来源并非一脉，要以血缘认祖的方式，追本溯源至几千年前，将全球千万支派系的同一姓氏几百万人宗亲，统一到一个先祖名下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姓氏，是由各民族的姓氏融合而成的一个大家庭。

以小宗之法编修各支系各房派的家谱；以县市或跨县市编修分谱，这是血缘认祖的范畴，将经史子集、方志野史有载和历代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人名收录进《宗谱》这是文化认祖的范畴。血缘认祖和文化认祖两种方式分列并存的修谱方法，在《宗谱》中的成功实践，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欧苏谱例的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