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葆初《创修韦氏前贤谱言行录合纂世系序》（译文）

韦谱轩

原著：韦葆初

谱系学说，哪里才只有一种类型呢？有将千万个姓氏合谱的，可联结久远而利于天下人；也有总括一姓汇集而谱的，可联结家族而利于后嗣子孙。其撰谱类型不同，则用意各不相同。若考据从古至今的族谱，是可以大致列举出不同类别的。

古时的人们十分看重宗族谱系，巨臣旺族都有《世本》（记载世系起源的谱牒），并向上呈递交由专职史事的“太史”官掌管，所以《周礼·春官·小史》中说周朝有一种被称为“小史”的礼官，专门司职于“定世系、辨昭穆”；而春秋时期左邱明在以孔子《春秋》为纲，所写的编年史著作《左传》里也有言说“因生赐姓、胙土命氏”，从那时起世族谱系就已经开始灿然明白、有条不紊了。到了秦朝由于焚书坑儒、消灭学术，公侯贵族、官高位显者的后嗣子孙们，均已经找不到自己原来的宗族谱系了。待到汉朝创兴，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太史令，于是提出简化《世本》编写《史记》，因为周朝的世本谱牒清楚记录了世族大家，转回去（越过秦朝）就知道各个氏姓是从哪里来的。

汉朝尊崇儒官而不看重是否贵族出身，魏时则崇尚贵族氏姓而轻视寒门庶族，各个时代所推崇的也都有所不同。到晋朝时则崇尚家世门第，在那时每逢官吏推举选拔，必定以谱牒为依据，稽查世系起籍，并考辩谱牒真伪，所以为官者必定是因袭世族的后裔，作谱学者又一定是世代承袭的职官，因此就有了贾弼、王宏创立的谱学出现了（晋朝贾弼始创谱学写有《姓氏簿状》）。南北朝时期，宋、齐、梁等国效法前朝，于是东南的顾、陆、朱、张，关西的裴、韦、柳、薛、杨、杜，都被称为一方豪族大姓。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31年）特别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勘正姓氏撰写《氏族志》，广征天下谱牒，质询众多历史典籍，考据士庶真伪，辨别祖宗昭穆，评定姓氏次第，按官爵分为九等，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族次之，总共二百九十三姓。待到唐高宗时期，不幸遭遇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挟依艳后武则天，许、李等一起重编《姓氏录》，并将原存于各地官府，记载了朝政实录的《氏族志》全部收回焚毁，从此《氏族志》失却传承。然而，世家大族终究是难被湮没的，后来唐肃宗时期的柳芳（字仲敷）任史官，在史馆秉笔编修国史，还是以《氏族志》所写为依据。所以，推崇官阶还是尊崇姓氏，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体例制度；但是如若采取欺诈，那就是在掩盖真相了，这就会造成门第士族混乱，而庶人百姓僭越规矩。因此，如果不能弄通历代学说，就不可与其谈论谱学的事情。自五代以来，开科取士不再问出身是否世家门第，婚姻嫁娶不再问出身是否官宦阀阅，于是谱学逐渐散落遗失，史学的掌握管理也不再传承。

唐初路敬淳编《姓略》、唐玄宗时柳冲等著《姓氏系录》、清代萧智汉编《历代明贤烈女氏姓谱》，这些都是脍炙人口，且被人们赞美和传送的名篇，正所谓“将千万个姓氏合谱，联千古而利天下人”。从此以外，族谱、家谱和专谱，都是写一族姓氏，而外姓不再参与进去，征集各史册联结一姓成谱。将韦姓历世祖宗昭穆进行考校记载成谱，开始于隋朝时的韦鼎；而那种联结五服的表谱式的族谱，如果出五服就不能达到详细描述了，这种表谱形式的族谱，则起自初唐时的曾兴开始。韦鼎为楚王太傅韦孟裔孙，在隋文帝时期韦鼎考校昭穆，起自韦孟以下作《韦氏族谱》七卷；而曾兴是宗圣曾子（曾参）的裔孙，唐太宗时作《曾氏家谱》数卷。从此以后，家谱族谱就一同在世上出现了。

北宋欧阳修，字永叔，因循承袭过去作宗谱，采取五世一提、九世再提始祖的方法（即每五世一图，第二图五世至九世，第三图九世至十三世，以此类推到现存者为止），详情自然就列出来了。到五世而列出，就特别详细了他以下的本支所出；同一祖宗之下的另一支再提时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常说的欧式“宗谱”了。北宋苏洵，自号老泉，更新作族谱的方法，以作谱的人为断，上至其高祖，高祖开始的五世以内详细记载列出，而高祖再以上的不必详细，是因为出服后关系较远了；后来续修族谱的，世代都只记载到他的高祖，而高祖之父一代则迁到原谱，只要收藏保存的原有旧谱没有毁坏即可查阅，这就是主张五世则迁的苏式“小宗之法”编谱。欧阳修和苏洵两大家，变通修家谱的方法是贵在从简，然而与韦鼎编谱法相比则是较为狭隘了。明朝的归昆山谱乃是一种广大宗谱，其方法是自始祖以下的世系名讳，没有不详细记载的，而不再拘泥于嫡长子的宗法制度，然而这种广大宗谱的形式却将宗法秩序自然包含在其中了。今天的人们编谱，大都按照这种方式，但一般是能详细则详细，不能详细的就让其存疑且暂缺文句罢了。明朝的吕叔简编谱之法，则更是将大宗（过去的嫡长子子孙为大宗）小宗（除嫡长子以外子孙）均合为总谱，而是以门谱进行分支。合谱是不分大宗小宗，子孙均等；在合谱之上再按照分支门谱记载则更加清晰完美了。吕叔简还说：编谱宜每世一修，修谱要由文风好、德行高的贤明之士执掌。这种方法尤其不容易，这难道不正是总括一姓汇集而谱，就可联结家族而利于后嗣子孙吗？在此以后的世家大族，虽然未必都十分注重谱学，但一定特别看重谱牒（家谱）就象过去一样重视。

大凡姓氏均有原因分支而来，也必定有其从属所出。亦或是受封于某国，起籍于某地，迁居了几次，播迁于何时；亦或是授予了某官职，居住于某房，传承了几世。如若不追本溯源、沿袭流传，则姓氏分支怎么能进行考证呢？如果不据实记载和明晰清楚朝代，则家族世系怎么能进行考据呢？一旦失却考据，就没有可以凭依的资料用来编写族谱了。

追述前朝历代祖先之德行，编成韦氏一姓之总谱，所担忧的是：隋朝谱牒已经在过去就湮没而不可得了，《唐书世表》又没有对之后的事情进行连续编纂。纵然本支韦氏的言行略能记录一些实际情况，但前代先贤的功德记录仍然有很多散落遗失了。譬如树木一样，由树干而到枝叶；比方溪水一样，由源头而到支流。儒学之士读书会追怀过去的事情，想见古人的嘉言善行，往往不惜搜罗，为此去考证古人的乡居籍贯，详细了解他们的家族世系，向上追溯其历代祖先的贤德英明，向下详悉其后代子孙的困顿贤达，因此可以推想而知他的处事为人。这也就是常说的：过去之事可供后世之人效法借鉴，观察别人也就可以对照自己的道理。何况我韦姓一族的历朝前代贤达，业绩显著早已彪炳史册，经书学业堪称儒家宗师，渊源师承自然有其来处。而如果畏惧害怕乃至于就象探求千寻之高的建木树（一种圣树）根本一样困难，亦或象探寻九曲黄河的源头一样不容易，于是就甘心同籍谈（又称籍父，人名）一样，受别人讥讽为数典忘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纵然有很多困难，编谱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葆初我虽然喜好谱学，然而生性愚笨藏书不多，如果不去搜罗汇集，更难达到完美齐备。心中早有向往已经很久了，于是笔墨耕耘并奔走于藏书之家，每次历经藏书丰富的地方（邺架曹仓），就收集抄录前贤志传，事无巨细均完备采集，毫无遗漏。这种举动办法，自从道光癸卯（1843）年开始，直到咸丰庚申（1860）年，历经十八寒暑，一共五次易稿。当谱还未编成之时，屡次携手对证族中明理通达之人，往来数次，集思广益，一定要得到允诺许可之后才能放心。个人想，对于前贤世家只需记录他们的大概，而对于本支宗族分支及其所在地则应该记录详细。于是与族中达人协商，分别采撷各分支的世系言行。只是我族迁蜀始祖，仅仅明确了时代，而未能详知所属宗派。自迁蜀始祖以后的三世中，也没有显达荣耀的人物在元朝崭露，幸而自明朝迄今大约二十余世，都没有再出现记录脱漏的情况。自明迄今的这段时间中，老成稳重的硕彦名儒，须眉士女，有的记录于谱牒中，有的记载于各省志、郡志或县志中，凡是这个人的道德品行没有亏欠于有关风俗教化，则都效仿记录惯例，编列十条，节选摘录、搜采编辑，添加附着在《前贤谱》后面，籍此以做为本族子孙的楷模典范，并在前面取名为《韦氏家谱言行录》。并编《凡例》、写《总括》，提纲挈领、把揽要点，冠于全书的开头部分，共为四卷。《世系垂丝图》若干卷，《艺文》若干卷，依次分别刊载，就把这个作为《韦氏族谱》罢了。后辈晚生学者，果真能够从前代贤人的嘉言懿行和历世的人物典范中，躬行实践并仿照实行，踵事增华，这不正是韦族的殷切期望了吗？

时值咸丰十一年（1861）岁次辛酉二月清明日，涪陵养拙山人韦葆初西崖氏（葆初号西崖），谨序于隆化书室，时年五十八岁。戊戌仲夏韦泽训译于成都。